巴中之“湖广填四川”的故事及来历

在巴中民间,广泛流传着“湖广填四川”的故事。一些老人常在茶余饭后讲述着祖先们是怎样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到四川,是怎样反捆着手被押进四川的。他们说,而今四川人有两个习惯都与祖先被押着人川有关:
一是人们散步或停留时,总爱把两手反扣在背后,据说这是祖先被反剪双手押人四川一路养成的习惯,遗留给了后人。
二是把上厕所说成“解手”,也是因为祖先进川时被捆着手,在途中需要大小便时,就向押送的官兵请求解手,于是后人们便,习以为常地把上厕所叫做“解手”了。
“湖广填四川”的人是否是被捆着押入四川的?无足够的史证。也许有官府强行移民的做法;也许有一家人移往四川时,年轻人不愿去,父辈担心他们半路逃离,押着一路前往。
“湖广填四川”是一个移民的大话题,在巴中,主要是说清朝初期的移民。湖广,是指今湖北、湖南两省。元朝设置湖广行中书省,包括今湖南全境及湖北、广东、广西的部分地方。明朝的:湖广布政使司,将今广东、广西辖地分出,只包括今湖北、湖存地,仍叫湖广。清朝初年,也称为湖广省,到雍正时,才分为湖土北、湖南二省。但两湖总督仍有湖广总督之称。所谓“湖广填四川”,就是指湖北、湖南两省人口迁居四川。
其实清初迁入四川的外省人口,不只是湖北、湖南,还有其他一些省的人,如朱德元帅的祖先原籍是广东韶关,清康清康熙末年到川北,定居仪陇马鞍场大湾。而其中以两湖的人人川居多。
据《巴中县志》载,巴中移民,不是起于“湖广填四川”。早在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有李寿自贵州安顺一带引僚入蜀,次年诸僚至巴西渠州,汉昌一带始有僚人。其后蜀汉地区僚人居其半。古巴州乡间山野多有“蛮洞子”,据说就是僚人死后安葬的洞穴。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僚人同当地土著人融合同化了。不过,清朝初、中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巴中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
清世祖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各地奉命招民垦田。清圣祖康熙十年(1671年),清廷颁行四川招民条例,命各省贫民携带妻、子人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可谓是清初“湖广填四川”开始。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在四川实行招民垦荒,10年起科,就是移民开荒者,耕种满10年才征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廷又规定凡留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其地亩给为永业,后来人们称“插占为业”,就是垦荒者自己划占一片土地为自己垦殖的田业。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令各省编审人丁,将增加之数进行统计上报,另立清册,永不加赋;这一年湖广人民来川垦荒者甚多,湖广人民来巴州垦荒者自此年开始,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清世宗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准各省人川人民每户酌分水田30亩,或旱田50亩。
从清世祖顺治末年到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60多年间,入川移民达100多万,其中因湖广人民移居四川的占多数,所以“湖广填四川”成了后代川人、包括巴中一带的人对移民的通用语。而且现今巴中一带很多人都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湖北麻城、孝感。是否都是来自麻城、孝感?据考证,不一定都是来自那个地方,而是当时麻城、孝感是移民集中起程前往四川的出发地之一。由于一些移民文化程度低,或者人年轻,移居后对自己具体的出生地淡忘,而对移民的出发地印象深刻,所以大都说他们是来自麻城、孝感。
一些史学家研究,秦灭巴蜀后,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四川大规模的移民有6次之多。
第一次发生在秦灭巴蜀到灭六国之后。秦始皇迁六国富豪人蜀,如徙赵国卓氏,齐国程郑,秦国罪人吕不韦等人入蜀。
第二次发生在东汉末年到西晋时期。东汉中原战乱,南阳、三辅居民数万家避乱入蜀,被益州牧刘焉收编为“东川兵”。三国时刘备带荆州兵万余人入川。西晋元康七年(297年),雍州、秦州大旱,次年略阳、天水、扶风、始平、武都、阳平等6郡流民数万家逃饥入蜀。
第三次发生在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后,金兵南下,陕、豫、甘等地难民纷纷入四川避难。
第四次发生在元末明初,红巾军起义后,近20年战乱。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湖北地区红巾军明玉珍部千人及随军乡民入川。明初,四川人口稀少,明王朝平定四川后,开始进行有组织的移民活动,主要是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部分人口多的地方的人移往四川。这是第一次“湖广填四川”。
第五次发生在清初,就是前面所说的清初移民活动,也是四川巴中人民印象最深的“湖广填四川”,应当说是第二次“湖广填川”。
第六次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东北、华北、华东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迁移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东部人口也随之内迁。
以上六次移民,唯清朝初期规模最大,在四川人民中影响最深。为什么会发生这次重大的移民活动?主要原因是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战乱、天灾、瘟疫接连不断,四川境内人口急剧减少。据通江县志载,清圣祖康熙四十年(1701年)清查丁口时,全县摊丁人亩数仅“九百七十三丁三分”,折合4867人。四川人烟稀少,大片田土荒芜,人口较多的湖广移民入川,成为历史的必然。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清朝初期的“溉广填川”是否是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引起的?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是陕西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的农民,于崇祯三年(1630年),率领米脂18寨农民起义,自称“八大王”,因身长面黄,人称“黄虎”,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他率领的农民军杀贪官污吏,诛土豪劣绅,所到之处,农民欢迎。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他十分痛恨,给他造了不少坏輿论,说什么“八大王”剿四川见人就杀,杀得鸡犬不留。张献忠为什么要剿四川?据说是因为张献忠儿时曾随父贩枣至四川内江,把驴子拴在一绅士的坊侧,粪尿污了石柱,绅士命仆人鞭打张献忠的父亲,张献忠怒目不敢争抗,临走时发誓说:“将来我再来时,要把尔等杀尽,方泄我恨。”又说,张献忠起义后,带兵从湖北进入四川时,在川、鄂边交界处的碚石扎营,第二天他在两省交界的地方大便,先在四川境内扯草揩擦,正好抓着藿麻(即荨麻草——带毒刺的蝎子草,又名蛤蟆草),手背臀部都被刺痛。他又伸手到湖北境内扯草,但草并不刺手。张献忠就问湖北人,为什么四川的草刺人?回答说,这草叫藿麻。张献忠顿时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说:“四川人真厉害,连草都这么凶!我就从这里杀起。”还谣传张献忠是“天煞星”下凡,并编出童谣唱道:“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使瘟疫在后头,”还有的说,张献忠好杀人,因为他有“神经病”。
实事求是说,张献忠人川确实杀了一些人,杀的多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军和反对起义军的人,但四川人口剧减,绝不是张献忠人川杀少了的,不能归咎于张献忠的农民起义,
明末清初四川遭受长期的大规模战乱达数十年,张献忠亲率起义军两次人蜀先后只是5年短暂时间,而战乱最长的则是清军、地方武装对起义军的围剿和张献忠部反围剿的拉锯战;继而是南明军与清军的战争,以及南明军将领内部之间的相互争夺厮杀;其后是吴三桂反清,叛军与清军在四川的拉锯战,又称“三藩之战”。这些战乱,持续30余年,反反复复,四川人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屠杀。正如郭沫若指出的那样:(《(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说法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互相厮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引自《张献忠屠蜀辨》)。
张献忠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从湖北谷城经陕西安康(兴安、平利)率军由渔渡溪第一次攻入四川,用“以走制胜”的战术拖垮敌人。但在太平即今万源县玛瑙山与明军左良玉相战而败,牺牲3500多人,3月,官军贺人龙、李国奇部又大败张献忠,起义军又牺牲1300多人。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率部转战川北、川东在开县击破明军后入湖北。第一次人川在川东北部分地方活动仅两年时间。清世祖顺治元年至顺治三年(1644年~1646年)约3年时间,张献忠第二次攻人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农民政权,1646年8月,被官军逐出成都,赶到川北,是年11月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豪格部突袭,张献忠不幸中箭牺牲。张献忠这两次人川只有5年时间,他根本不可能亲率其部把四川杀得鸡犬不留。
1923年成书的《清代通史》所述:“献忠性嗜杀,屠戮之残,亘古无闻……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川中人迹殆尽。”可谓是离奇的夸大。明朝万历六年(1518年),四川人口仅310万,全国人口也才6069万,张献忠人川时,四川人口也不过三四百万,怎么能杀出6亿多人来?真是弥天大谎。
那么屠杀四川人民的主要凶手究竟是谁?一是张献忠牺牲后,四川大部分地区为明军占有,他们变本加厉镇压农民起义,其内部互相攻伐,争权夺利,扩充地盘,拥兵自重,给四川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清初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说得具体:“(残明书军)闻贼北去,相与倡言恢复……日以挞粮为名,日出抢掠,其难更酷于贼……每得一人,绑刺炮烙,必得财物而后已……故民虽免于)9刃,而死于拷掠者十常八九也……粮罄尽……已有人相食者,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
再是张献忠牺牲后,清军一方面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方面与明军交锋,斗争十分残酷.《东华录》顺治七载,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突袭张献忠,“斩首数万计”;顺治四年(1647年)十一月,“清军将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去,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顺治九年(1652年),清军在保宁“擒斩(王)复臣及伪将等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圩。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才占领大部分四川。
还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派王屏藩攻入四川,对四川的破坏也大。-据《艳濒囊》卷五《王屏藩扰乱川陕》一文记:“所在地方,劫掠财贿,有不从者,即诬以罪,倾其身……广(元)、南(江)、通(江)、巴(州)、太平(万源)诸州县,宏(指王屏藩的北路将军谭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
以上三段时间,满人与汉人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汉人与汉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四川人民被大量杀戮。加之在这段时间里,四川天灾、瘟疫严重。《蜀碧》卷四记,顺治五年(1648年),四川“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目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又据新修《苍溪县志,大事记》载,顺治初年大旱、大饥、大疫席卷大半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特重。顺治四年(1647年),“饥饿频仍,苍溪似洪荒之世。次年,又连遭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据一些地方传,当时四川一些地方还遭虎灾。川南泸州,岸上有数十虎鱼贯而行。富顺县境内,“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在荣县,张懋尝主仆8人至荣县上任,城中四处无人,天尚未黑,群虎窜出,8人之中,5人葬身虎口。川北的南充县“群虎自山中出……”刘石溪在《蜀龟鉴》中述:郸I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引自王纲《清代四川史》)。由此不难看出,战乱、天灾、瘟疫,是四川人丁剧减的直接原因。
清初从湖广人川的移民,据说是走时自己带着本家前三代人的灵牌(死了的)或神位(没死的),作为到四川后敬奉祖宗的偶像,立在堂屋的神龛上,每逢佳节,必备香蜡纸帛和供品在神龛前跪拜。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间人籍巴州一带的湖广人,到了民国末年,已经是第9代、10代或11代人了。现在的巴中人(包括通江、南江、平昌),在清代以前的土著居民是很少的,土著賨人仅存十之有二。巴州区《鼎山志•附录,考辨》中述道:“传说‘八大王’张献忠来鼎山,鼎山寨集张、梁、白、赵、董、谯、周、何、严、王这10姓人,在何老三的领导下,拒险自己获救……这10姓人就是后来鼎山的土著人口,其余则是湖广填四川来的客家人。”访问不少老人,都承认这一说法。但经查阅这10姓人的家史、族谱、碑记,则不尽然,这10姓人的大多数,先祖还是湖广填四川来的。就连何老三之弟何三禹的后裔,也说他先祖是湖广填四川来的,有何应立的碑文可核。在巴州区顶山一带,据说巩、康、刘三姓是土著人,因为刘姓祖婆朱氏与康姓结为夫妻,生二子,一姓康,一姓刘,所以后来每逢大的祭祀,刘姓敲锣打鼓去康家祠堂祭祖,且互不通婚。
清初规模空前的南北各省客民人川垦殖,使四川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在战乱、灾荒、瘟疫的废墟上,恢复并发展了四川的经济社会。垦田数从康熙十年(1671年)的14810顷猛增到雍正六年(1728年)的431221顷,50余年问,耕地面积增加了29倍有奇。粮食、经济作物均获得前所未有的增长。丝绸业、矿业,盐井、造纸、酿酒等手工业生产也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移民入川,对四川的文化、习俗影响很大。最初移民人川在宗教、文化、方言、婚嫁、衣、食、住、行等方面均维持原籍方I式,移民社会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习俗。在四川遍布各地的客籍会馆、公所,就是保留下来的独特的移民异地文明。客籍会馆往往是入川各地客商集资建造,移民将其作为酬神演戏、联络同乡、款叙乡情的主要场所。所立会馆,两湖叫“禹王宫”,两粤叫“南华宫”,福建叫“天后宫”,江左(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叫“万寿宫”。地方官叫“客长”,“设客民之长以约束之”,凡居民人等,小有牙角,即会客长、街保评议是非。在这种情况下,人多势众就强,就是一些土著居民,也依附和冒充人川最多的湖广省和麻城县籍人,以求得庇护和支持,于是就形成了“川地多楚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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