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颂尧二十九军防区“通南巴”三县苛捐杂税考
南江县捐税费
民国二年（1914）、南江县开始征收地方附加警备队费，民国四年（1916），南江又征团练费、警团经费，每正银1两附加银元3.7元，每年定额收银元5872元；民国十七年（1929），南江县仅县办警察局、团练局、县警备大队所征经费就达到银币10883元，比10年前多了1.85倍，再加上各区、乡办团练层层加码，层层征款，全县户平承担团务费多达3-10元；在修建南江县城的“王公祠”时，全县每人捐款折合0.8个银元。
“田赋如山倒，汉子压弯腰”，民国七年（1919），南江县田赋征银1395.54两，每两征银合1.6元，收银元2232.54元，但到民国十八年（1930），除正税每两征银元1.6元外，田赋附加税高达每两征银20.2元，是正税的13倍，至民国十九年（1931）田赋急增到一年14征，民国二十年（1932）初，则已预征到1978年。民国九年（1921）、南江县知事董珩（陆军21师步兵81团团长）加重田赋与捐税，由过去1年2征加到1年4征，“一两征银要交35个银元”，激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满，部份地方发生了抗捐税斗争。南江县田赋还要征收田赋附加，如自治附加，每正税银一两附加银元0.3元，年收银元418.6元；公安附加，每正税银一两附加银元7.8元，年收银元10883.65元；教育附加，每正税银一两附加银元3.2元，年收银元4465.88元；财务附加，每正税银一两附加银元2.1元、年收银元3930.21元；救济抚恤附加，每正税银一两附加银元0.8元，年收银元1116.27元；临时军用费附加，每正税银一两附加银元2元，年收银元3163.79元。南江下两要500斤大粮才折合一两征银，一两征银要交27个银元，再加上征银的30%为“傍粮捐”，一两征银实际要交35个银元，连南江县沙溪场（今南江红光）大户，马姓族长马厚安，打下谷子也不足缴纳田赋，贵民区从民国十九年（1931）起，田赋改为1年5征，镇子区“二包包户”（中农）要花全年总收入的50%到60%纳税。
民国二十年（1932），南江“特别捐”较民国十年（1922）增加了30倍，达到43.8万元银元，仅烟捐一种，一户中农要交60元，年征数次，户平10元到100元，总计征烟款30万元之多，全县种鸦片烟的田土面积占了县总土地面积的70%，南江李正良在回忆录《千万峰峦脚底清》写道：“我佃五、六背田种，要缴六、七块（银元）的烟款，银价上涨，开始一个银元折1.8吊铜钱，后涨到3.2吊，最后涨到10吊，就是要1000个铜元。可是人人种烟，又不值价，一两烟才卖0.5-0.7元，贩子还中间剥削，常常压价。”南江一排年征“排捐”100元，镇子区每排每年征“排捐”140元。
民国十一年（1923），田颂尧在南江派军款28万元，不久，又增加一倍，全县人平交款5.6元。民国二十年（1932），南江第一期军款平均每户要缴纳150至200元（银元），数目达到历年最高峰，除农民被逼交军款外，县城里的商人也被摊派，同年9月，南江县城内商人被罚印花税几百倍，又临时筹措军款一千多元，军阀政府逼着县商会主席找开席坐铺的在“号上”借，连着增加工商税，如“协同裕”商号一次加税六十块银元。
民国二十年（1932），南江县捐税品目就增加到130多种，令人瞠目，年征银元30万元，全县实际税额在五年时间里，增加了三十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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