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群众工作的历程、要素与效果

川陕苏区的创建路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的十二大苏区中别具一格。它不是在当地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逐渐发展壮大的基础上，由当地党组织领导创建的苏区，而是由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转战川陕边，由外来的党组织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外来的武装力量红四方面军，领导发动群众在战胜敌人的基础上创建的苏区。川陕苏区发展历程虽然曲折艰辛，但在较短时间内即走向鼎盛，重要原因之一是其群众工作取得重大成效。川陕苏区处于党的群众路线形成时期，其群众工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成功案例支撑。随着“脱离群众”危险的提出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持续深入开展，从“以史鉴今”出发，有必要重温川陕苏区群众工作的发展历程、重要因素和成效具象。

一、历程：演变发展的三个阶段

川陕苏区历时两年六个月。1932年12月11日夜，红四方面军胜利进入上元观、私渡河、钟家沟，结束了历时两个月行程三千里的长途跋涉，开始筹划创建新根据地，标志川陕苏区的开端。1935年5月初，为打破蒋介石的合围计划接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江油附近召开高级会议研究行动方针，作出撤出川陕根据地的决定，标志川陕苏区的结束。以群众工作的主要方式及取得的效果为划分标准，川陕苏区的群众工作演进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红军进入川陕边之际。1932年12月至1933年2月，红军先抵达陕南地区，开创陕南根据地，继而进军川北，相继解放通江、巴中、南江三县，开创川陕根据地。此期群众工作主要力量：一是在红军到来前川陕边已建立的共产党地方组织和活动的共产党员。陕西方面成立了中共陕南特委和城固、西乡、洋县等县委，四川方面成立了中共巴中中心县委，还有苟寿南等个别不隶属于这些党组织的党员。当地党组织和党员在红军到来时已开展了宣传和迎接红军的群众工作。二是红四方面军。红军“从部队中抽出了数千名工作积极、作风正派、有一定地方工作经验的党团员，组成若干支工作队，分赴各地，分区负责发动群众。”“红军一方面休整，一方面大搞宣传，扩大革命影响，在上元观召开了数百人的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红军的性质和政策。”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1932年12月29日颁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此期群众工作着力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号召群众配合支持红军。中共陕南特委1932年12月20日发出的《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发动群众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创建汉南新苏区》的紧急通知，集中体现了这一工作重心。此期群众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广大人民群众受到很大的鼓舞，都积极行动起来，配合和支援红军。”

（二）第二阶段

苏区成立初期和反“三路围攻”期间。1933年2月至6月，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标志着川陕苏区正式成立。继而进行了连续四个月的反“三路围攻”战役并取得胜利。此期群众工作主要力量：一是红军。“红军担负着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红军三大任务歌》唱到：“发动群众斗争，言语态度和平，宣传红军主张，扩大政治影响，不拿工农一针一线，作一完成红色战士。”二是新成立的中共川陕省委和各县（特别市、特别区）委等地方党组织。县级以上地方党组织设有宣传部，宣传部下设宣传队、钻花队、粉笔队、贴发队、木工组等，这些机构承担着专职宣传群众任务。此期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对群众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将共产党的政纲与主张，最浅近、通俗、生动的在各种斗争中去宣传、组织和煽动。”要“发展教育、读报班、识字班、讨论会、俱乐部、工农演讲所、（蓝）衣剧团等工作。特别是童子团要在红五月内至少每人认一百字”。此期群众工作得到初步加强和改进。宣传范围更广，如由赤江和红江两县苏维埃1933年1月创刊的《川北穷人》改为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在全川陕省发行。开拓了宣传渠道，开始大量制作石刻标语和创作红色歌谣。组织和教育群众工作初步开展。建立了运输队、担架队、制鞋队、慰问队等支前组织和列宁小学、业余学校、工人子弟学校等教学机构。群众工作成效也更加明显，壮大红军的工作“有了不少的成绩”，“扩大1万红军的数目”“已经完成”。

（三）第三阶段

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后的苏区时期。1933年6月至1935年5月，召开了红四方面军木门军事会议、清江军事会议和毛浴党政工作会议，中共川陕省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以及川陕省第二次和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苏区进行了三次进攻战役和反“六路围攻”战役，取得重大胜利。为实施“川陕甘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发动了广昭战役和陕南战役，继而成功进行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开辟了嘉陵江以西苏区。此期群众工作力量极大加强，除红军和地方党组织依然是群众工作的核心力量外，苏维埃政府和群团组织在群众工作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区苏维埃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发展全区文化教育，将上级印发的报纸、布告、宣传、标语分发各乡，设立布告处，办理俱乐部；乡、村苏维埃经常召集全村群众大会和‘十家代表’会议，传达上级苏维埃的各种决议和法令，解决全村发生的一切问题，并发展全村的文化教育，解释苏维埃的一切法令，进行读报识字等工作；村苏维埃以下由‘十家代表’传达村苏维埃决议，动员和督促执行，并经常向十家公民解释苏维埃一切法令；各级工会成立宣传队，印标语、传单、画报等，宣传苏维埃土地法、劳动法令和其他一切政纲法令。”“党政军各级干部一起上阵，就连普通红军战士也要向群众宣传革命的主张，做工农革命的宣传员。”此期《中共川陕省党第二次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和《目前政治形势和粉碎国民党“包剿”的决议》对群众工作提出了更具体的新要求，“要将党的政纲和理论，通俗化的在群众中大大的宣传和煽动，大量的把各种斗争中最积极最勇敢的雇工、贫农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建立工会组织和实行劳动法令。”要“广泛的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的重心应当是发展社会教育，各处都办工余学校、俱乐部、识字班、读报班，加紧识字运动，使苏区工农大众能识字，有计划的建立各地列宁小学。建立出版工作，大批的出版共产主义的书籍。”此期群众工作取得极大成效，“群众不分男女老少，都有自己可以参加的团体组织，并通过组织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草案）》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在群众工作中，有相当成绩，坚决执行了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扩大了大数量的新红军。”

二、要素：工作开展的四个导向

所谓群众工作，泛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为特定目标而努力的过程。党的群众工作是指党为完成自身的历史任务、为维护和实现群众的利益而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过程。“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是党的群众工作十分重要的方式，对部分群众予以适当惩戒作为辅助，也是提高群众工作成效必不可少的措施。川陕苏区的宣传、组织、教育和适当惩戒等群众工作方式，都内含着四个要素。

（一）目标导向

群众工作旨在实现“三位一体”的目标。进行川陕苏区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是当时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各级党组织直接的目标，战胜军阀围剿的武装斗争是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在红军进入川陕边之际，《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发动群众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创建汉南新苏区》要求党组织“抓紧群众切身要求，领导群众斗争与红四方面军配合。建立西乡、城固、洋县、褒城、南郑、宁羌（强）新苏区。”“动员雇农贫农分配豪绅地主粮食、土地，游击队积极解除豪绅地主武装，组织攻击白军小部队，破坏敌人交通，抢夺敌人粮秣，配合红四方面军行动”。在苏区成立初期和反“三路围攻”期间，《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在战争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动员大量的雇农、贫农及可靠的中农到红军去，党必须输送好的工农干部到红军去，建立川陕新的红军。党要切实扩大和加强游击部队，党要建立赤卫队，领导并建立少先队、童子团的组织，这种组织都要带有很大的军事性的力量，尤其是动员群众来配合红军行动。”“党的一切组织发展，都基于斗争中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因此，党的宣传工作成为开展斗争发展组织的导火线。党对自己的政纲和主张、苏维埃问题、红军问题以及一切问题，都要有充分的宣传煽动工作。”《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要求，“红五月内要扩大红军二万人，苏维埃要切实执行优待红军条例，并组织热烈的拥护红军、慰问红军等工作，积极动员□□踊跃参加红军，领导群众参加红军，在政治上大大的鼓动宣传。”在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后的苏区时期，《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指出，“最近将来必须完成第一期动员，动员□万新的红军战士,将缴得敌人的□万支枪托将起来。”《目前政治形势和粉碎国民党“包剿”的决议》要求，“形成群众的党，使党成为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立即动员五万新兵到红军中去，发展全苏区内外的游击战争网”。从上述要求出发，发动、组织和教育群众起来“打倒田颂尧”、“消灭刘湘”和实现“工农专政”、“建设苏区”等，成为贯穿整个群众工作的主线。

（二）客体导向

群众工作直击群众的急迫需要和改善群众的现实状况。首先，群众工作在满足群众最急迫需求的基础上开展。“占总人口85%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人民仅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每逢春秋两季前后，伤寒、痢疾、天花、时瘟等疾病流行，农民无处就医，只有求神拜佛，死亡率很高。”1933年9月发布的《关于土地、粮食、肃反问题的布告》指出：“田分给谁、粮食就归谁收，田就归分得者永远私有。”苏区的“打土豪”斗争和土地分配以及粮食生产和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等，满足了群众最基本最急迫的生存需求，满足了群众对土地的需求。其次，群众工作直击群众的基本需求，宣传“跟着红军有饭吃！”最后，群众工作着力改变群众落后状况。川陕边“文盲在90%以上，劳动妇女则为100%”，“成年男子90%以上的吸食鸦片，壮丁几乎没有找出没有烟瘾的，连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没有不染上这种嗜好的，成年妇女吸烟者约占70%。”为此，苏区全面普及群众教育，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区苏维埃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发展全区文化教育，将上级印发的报纸、布告、宣传、标语分发各乡，设立布告处，办理俱乐部”，“在较大的场镇设立阅报室，陈列《红军》《共产党》《苏维埃》《斧头》《少年先锋》等各种苏区报刊供群众阅读。”“农村的每一个村镇和城镇各厂矿车间，都办有识字班，每天晚上组织不能脱产学习和上学的大人孩子识字读书，同样使用列宁学校的课本。”还开展戒烟运动，教唱《戒烟歌》，实行对“开设烟馆者，每月照三等收税”的惩戒性辅助措施，通过戒烟增强群众身体健康。

（三）问题导向

群众工作始终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红军进入川陕边之际，红军按鄂豫皖时期的号召“打富人”，川陕边的群众误以为是“打妇人”，因而产生惧怕，红军和地方党组织迅速将其改为了“打发财人”或“打家”，后来称为“打土豪”。在苏区成立初期和反“三路围攻”期间，《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针对“现在许多苏维埃还只是一个空机关或成为一个招待所”的问题，提出“这是要坚决纠正的。要大大的准备全省苏维埃大会的工作，并根据这次大会的各种文件、各种决议案，作广大的宣传鼓动。”针对“工会、雇工会和贫农团的组织和工作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尤其是没有经常的工作”的问题，提出“成立工会党团、团组，发动工人的斗争”和“工会要做白区工人运动和扩大红军工作”的要求。在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后的苏区时期，《中共川陕省党第二次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进一步要求，“转变苏维埃的工作，成为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党应经过苏维埃来团结和教育群众，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同时，针对“（部分群众）一般的充满了以红军是外来客或者湖南、湖北军队的认识，没有看到红军即本地穷人自己军队的深刻了解”的问题，指出“这种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将使扩大红军受到影响。党应立刻动员去运用各种通俗解释，使群众了解当地穷人与红军的不可分离，使群众自知与红军打成一片。”“同时教育群众了解苏维埃政权是坚决与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斗争，是真正工农群众得益的维护者。”《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也要求，“一部分群众还认为红军是外来势力，必须加紧向群众进行耐心的通俗解释工作。在党、团、红军中，都要尽量提拔当地工农干部。”按照这些要求，苏区大力宣传“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政党！”“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是仪陇人！”以此消除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排斥心理。川陕省少共宣传部1934年6月根据反“六路围攻”的形势需要，为列宁学校编印的教材《少先队课本》两册。第一册《革命三字经》共161句483字。第二册《消灭刘湘三字经》共158句474字。两册书鲜明对比了共产党和红军与国民党和军阀给群众带来的两个不同世界。

（四）优势导向

群众工作充分利用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民风民俗优势。一是川陕边具有山高石大和石器众多的自然地理优势，苏区充分利用石壁、石墙和石器等，在其上刻制大量标语，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据不完全统计，“在川北、陕南和长征沿线，当年镌刻石刻标语达1万多幅，其中川陕苏区7000余幅，新中国建立后尚存4000多幅，其中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就有3000多幅。”“（原）川陕苏区内保存完好的红军石刻标语还有2233幅，其中巴中市境内近1000幅”。被称为红军石刻标语之王的“赤化全川”和“平分土地”均镌刻在川陕苏区。二是川陕边具有民众自编自唱自演伴随劳作的歌舞戏剧的民风优势，苏区创作了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劳作题材的歌舞戏剧，赋予革命内涵，创作了大量革命题材的歌舞戏剧。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印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收录川陕苏区诗歌、戏剧作品达431首（部），如《“背老二”诉歌》《不怕牺牲向前冲》《妇女歌》《劝郞当红军》《送郎歌》等。诗歌、戏剧内容全面涵盖了党和红军的性质和纲领，苏区的军事建设和对敌斗争，以及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各项建设等各个领域，连追悼会也有《追悼歌》。

三、效果：群众支持的五个表象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到，“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二十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苦群众与白军兵士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起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这使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川陕边区劳苦群众倾向于苏维埃革命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表象之一

群众热情欢迎红军。在红军到来时，已受到当地先前成立的地方党组织和活动的党员宣传和组织的群众热情欢迎红军。许世友回忆，1932年12月21日上午，“快接近（通江县）两河口时，忽然听到噼里啪啦的响声，山谷回应，犹如枪炮齐鸣。”“赶到街口一看，原来是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已经占领了两河口，镇上的老百姓放鞭炮欢迎我军，家家户户的门口铺满了鞭炮的纸屑，满街满巷弥漫着爆竹的烟气。”1933年1月23日早晨，“我们团作为师的前卫部队，正在向巴中挺进，忽然，侦察员带着两个老乡来见我，说：‘巴中的敌人逃到平梁城去了，他们是代表巴中人民来欢迎红军的。’”“再往前走一会儿，看见巴河两岸彩旗飞舞，人头攒动。他们一看到我们，就吆喝起来：‘红军来了！欢迎红军！’无数鞭炮顿时响成一片。”“刚上岸，人们就一拥而上，端茶送水，问疲道乏，还给我们披红，连我的枣红马也被披上红布，从码头到城里，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巴中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

（二）表象之二

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共有5次群众参军热潮，仅这5次热潮中参军人数达10万之多。第一次是“截止1933年2月底，仅南江、通江两县参加红军的人数达4100多人。红11师33团进驻得胜山时仅千余人，两个多月后，发展到近3000人。各部队员额充实，不少连队扩充到二三百人”。第二次是“木门军事会议后仅一个月，红军人数增加到4万余人。”第三次是“由于老区和新区群众成群结队地参加红军及地方武装的升级，部队兵员大大充实。到（1933年）十月底，方面军原来四个师扩编的四个军，除第三十一军尚缺一个团外，其他各军都按照三三制的编制补齐，共计有十二个师，三十五个团，约七万人。”“地方武装除陆续调补主力红军外，到十月底仍有一万五千余人，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武装约有数十万人。”第四次是“原计划扩大20000名红军的任务到（1935年）1月间也基本完成，部队兵员得到充实。”第五次是在嘉陵江以西“农村的穷苦青年积极报名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阆南地区，成立了7个游击大队，共1500余人，并组成独立师，余岱生任师长。剑阁县参加红军的青年共1109人；绵阳县刘家、玉河一带，参加红军的100人；柏林乡四村谢生礼一家六弟兄，全都参加红军。江油县参加红军的达6000余人。”

（三）表象之三

群众积极配合作战。在反“三路围攻”战役中，群众“为保卫自己的政权、土地、家园而纷纷投入反围攻斗争”，“参加运输队、担架队、制鞋队、慰问队等支前组织”，“仅参加运粮和抢运伤员的群众就达5000余人”。在三次进攻战役中，“根据地人民组织起运输队、担架队、卫生队、慰劳队，向前方运送粮食、弹药，向后方运送伤病员和战利品。地方武装配合部队打仗并维持社会治安，从而使红军得以集中主力大量消灭敌人。”在反“六路围攻”战役中，“农民把仅有的口粮供应部队，自己则以野菜充饥。陕南、城口边境高山地区的苏区人民把自己的嫩苞谷、青麦子、鲜洋芋、四季豆也送到万源前线给红军食用。在前线打得火热的时候，群众往往敲锣打鼓，举着红旗，欢送新战士入伍。”

（四）表象之四

群众努力建设苏区。一是积极参与土地革命。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后，“农民感到红军不走了，军阀完蛋了”，因此“对土地发生了很大兴趣，觉得自己田地越多越好”，“农民更大胆无虑，坚强勇敢地站起来面对面地向地主、富农作斗争，同时也主动向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检举揭发一些干部在土改中的舞弊行为。”二是积极投身根据地建设。“获得土地的苏区农民在川陕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在一些人多地少的地区，农民们还自发开荒种地，扩大种植面积，种上早熟作物，增产粮食。”毛泽东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肯定“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群众积极参与交通运输和大力发展军需民用工业。傅崇碧回忆，“一九三三年十月，红军打下了达县，缴获了老军阀刘存厚经营了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的全套机器设备。还有长短枪八千多支、子弹五百多万发，十余门炮、两部电台，一百多万块银元，还有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多套等大批军用物资”，“光是几个厂的各种机器，就有一百三十多台，总计几十万斤”，“参加运输的上万名根据地群众，不怕困难，不畏艰险，背的背，抬的抬，拉的拉，推的推，沿途劈坡开路，遇水架桥，用蚂蚁搬山的精神，日夜不停歇，硬是把一部部沉重的机器运到了通江。”这些物资设备为苏区后勤保障基地建设奠定了基础。

（五）表象之五

群众深情思念红军。红军撤离后的川陕边广大群众，即使在国民党和军阀残酷的反攻倒算之下，仍以力所能及的方式表达对党和红军的思念之情。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红军遗留下来的党政军文件、党代会代表证、红军发给的土地证、优待证、苏维埃货币、红军的石刻标语等秘密保存下来。巴中县和平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龚正举的妻子龚罗氏将苏区土地册隐藏起来，面对还乡团的残酷吊打和百般拷问，始终不交出。还乡团气急败坏，用刺刀在她乳房划出“丁”字口，鲜血直流。痛昏后醒来的龚罗氏见反动派已经离开，爬到堂屋找到藏在香炉底下的土地册，把它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上，鲜血染红了土地册。这份“带血的土地册”至今保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里。南江县光雾山镇与陕西省交界之处有一大石头，站在上面“北可观秦川八百里，南可望巴蜀千里疆”。附近群众每当想起红军就爬到大石头上，遥望北方，祈祷祝福，希望红军快点回来。久而久之，这块大石头被群众叫做“望红台”。

（来自：巴中日报，作者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