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颂尧二十九军防区“通南巴”三县苛捐杂税考

民国“防区制”下的四川，群魔乱舞，战火纷飞，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刘湘、杨森、邓锡侯、刘存厚、刘文辉、刘成勋、田颂尧、罗泽洲、李家钰、赖心辉等大小军阀分设防区，占地为王，各自为政，各开饷源，残酷压迫剥削百姓，任意征发，把持捐税，提取粮饷，控制财政，横征暴敛，夺取地盘，争雄四川，致使民力不胜，民不堪负。本文主要对田颂尧29军防区内的通江县、南江县、巴中县的苛捐杂税情况进行考证。

29军防区范围

民国七年（1919）12月30日，北洋政府任命田颂尧为陆军(国军)第21师师长，民国九年（1921）2月18日，四川督军熊克武与第1、第2、第3军军长但懋辛、刘湘、刘成勋联名通电宣布刘存厚罪状，再次发动驱刘之战，田颂尧随刘存厚退往通江、南江、巴中等县，田颂尧部驻巴中，后回驻阆中，民国十年（1922），田颂尧加入中国国民党。

民国十四年（1926）至十五年（1927）北伐战争高潮中，四川军阀倒旗易帜，纷纷换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招牌。民国十五年（1927）3月，田颂尧在潼川（今三台）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副军长孙震兼任第一路司令，田颂尧自兼第二路司令，兵工厂总办王思忠兼第三路司令，成都设行营；民国十六年（1928），29军大规模扩编；民国十九年（1931），田颂尧29军再度扩编，副军长孙震兼任川西北屯垦军司令，29军下辖董宋珩第1师、曾宪栋第2师、罗乃琼第3师（驻巴中）、王铭章第4师，黄正贵第5师，李炜如第1路、刘汉雄第2路、何德隅第3路，有21个旅，3个独立旅，1个特务司令，总兵力为53000余人。29军利用在本防区内征收的田赋捐税，自由扩军，至民国二十年（1932）底，增至7个师、60个步兵团，总兵力达到60000余人。

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前，田颂尧29军防区有通江、南江、巴中、阆中、仪陇、广元、苍溪、仪陇、南部、中江、罗江、潼川、昭化、平武、绵阳、德阳、蓬溪（一部分）、成都之一部等川西北26县，29军有这么多的官兵，防区却只有川西北26个县，平均下来，一个县29军驻军人数为2300余人，兵多地窄，连年的战争需要大量捐税钱款来养活军队，维持军饷，扩大势力，发动战争，较大战争中如民国二十年（1932），24军军长刘文辉在军阀混战中，巧妙地夺得四川省政府主席及川康边防总指挥的头衔，广拓防地，相继收编邓锡侯28军的陈宏文、陈枢龙两师及邓和旅，并宰割李其相、罗泽洲等杂牌军阀，田颂尧的王惠庵师也为之收编，田颂尧与20军杨森、21军刘湘、23军刘存厚、28军邓锡侯、四川边防军李家钰、新23师罗泽洲等组成联军，共同对付和排挤刘文辉，全省大小军阀多数卷入这场混战，交战双方动用兵力达30万之众。田颂尧倾其全力，调兵遣将，向川西集结30个团的主要军力援助刘湘作战，参加长达一年之久的“二刘”（刘文辉、刘湘）混战。民国二十年（1932）11月14日，29军刘汉雄、何瞻如两部与埋伏在草堂寺、红牌楼间的24军12旅刘元瑭部遭遇，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打响“成都巷战”第一枪，为争夺成都，双方投入兵力近10万人，打得鸡飞狗跳，难解难分，十天之内，阵亡7000余人。

《民国川事纪要》统计，从民国元年（1912）到民国二十三年（1935），在这23年里，四川军阀展开大小混战479次，每年爆发20多次，几乎平均每月2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达到29次，混战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为祸之烈，都是全国最甚的。黄炎培眼见四川之惨景，写下：“刀兵二十二年多，蜀乱从头数岂讹，战役四百七十九，伤心父老泪滂沱”。

连年扩军，月月打仗，这么频繁的战争，军阀们要耗费很多财力，那么，庞大的军费从哪里来？为敛取钱财，购枪买炮，扩军备战，互争地盘，四川军阀、官吏挖空心思，巧立名目，“今天立一道税局，明天立一道关卡”，公私局卡，遍于津路，催科胥吏，踵接民间，增捐加税，年年翻新，年年累征，对巴蜀民众强行课征摊派种类繁多的捐税，可以说无孔不入，剥削手段无穷，真所谓“行者逐处纳买路之钱，居者不时缴新立之税”。

民国四年（1916），四川军费开支由800万元猛增至3001.96万元，增加3.75倍；民国二十年（1932），全川军费支出3423.17万元，占四川财政总支出的67.81%；军费开支从民国元年（1912）610万元增至民国二十二年（1934）9000余万元，扩大了15倍。1932年12月29日上海《申报》披露：“五年来，川陕人民共计负担军费达十一亿七千五百万元，人民膏血为军阀吸吮干净”。民国初年，川军不过5个师，民国六年（1918），扩编成8个师；民国九年（1921），增至3个军、12个师，9个混成旅，1个边防军，1个川边镇守使；民国十二年（1924）12月，川军有28个师，37个旅又十余个团，不下25万人，不到几年，又快速增到40多万人。“二刘”混战结束后，川军达到40个师，290个团，130万人，前后25年，川军竟激增26倍。

田颂尧防区捐税费

在四川军阀中，田颂尧29军防区捐税费名目繁多，多如牛毛，数都数不过来，无货不税，无物不捐，其捐之苛，其税之杂，一物数捐，一捐数征，天天都有税，天天都有捐，甚至有时“一日三捐”（即一天派款三次），催捐索税，抢税估提，派垫强索，无休止的榨取人民血汗与财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将穷苦百姓逼到死亡边缘。在田颂尧的防区，捐税奇重，各种捐税费长期名列榜首，为四川各军防区之冠，成为众口交谪，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不下百余种：

税主要有：酒税、油税、肉税、契税、矿税、国税（田赋）、营业税、临商税、护商税、印花税、货物税、烟酒税、桐油税、食盐税、验契税、渔业税、斗市税、屠宰税、佃当税、人头税、牙行税、过境税、过道税、屠厘金、猪牛市税、牛羊肉税、房地产税，卷烟统税、麦粉统税、棉纱统税、火柴统税、水泥统税、建设附加税、营业牌照税、宴席娱乐税等。

捐主要有：糖捐、茶捐、庙捐、房捐、当捐、船捐、鱼捐、戏捐、警捐、特别捐、救国捐、请兵捐、枪支捐、保甲捐、兴学捐、青苗捐、桑蚕捐、丝蚕捐、筵席捐、酒桶捐、办学捐、排山捐、铁路捐、火线捐、被服捐、腰牌捐、门牌捐、白炭捐、清乡捐、人口捐、春贴捐、公益捐、百货捐、邮政捐、茶馆捐、店铺捐、娱乐捐、码头捐、车舆捐、公债捐、历书捐、中资捐、骡马捐、厘金统捐、自新证捐、禁烟查缉捐等。

费主要有：学费、团排费、团务费、保卫费、募兵费、碉堡费、国难费、铁肩费（夫役款）、枪支费、子弹费、青山费、粮食费、差遣费、招待费、马干费、马路费、公告费、场镇费、孔庙费、造路费、舆马费、保甲费、巡警费、实业费、自治费、壮丁费、维持费、委员费、月职费、常练经费、自治经费、实业经费、附加市政费、蚕务公告费、棺材相济费、修桥补路费、蚕桑农场经费、国民学校经费、黑耳称息、白耳称息、虫蜡称息等。

田颂尧29军把浑身的招数耍出来，制定一些稀奇古怪的捐税，可谓是花样百出，旷古奇闻，举世罕见，如“牛头税”：按饲养牛羊头数纳税，南江县治城杨在和养牛两头，闻牛头有税，赶紧卖掉1头，而所得卖牛款还不缴留下1头牛的“牛头税”；官吏红白喜事，要交“筵席捐”；用于公益事业，要缴“救国捐”“办学捐”等；“人头税”：按人口平摊；市场买卖，对执掌“公”斗“公”秤的人交“斗市税”；砍山自排耳子要交产值10%的“排山捐”；对抽不出壮丁的家户要收“壮丁费”。

四川军阀打着“寓禁于征”的幌子，把鸦片当成摇钱树，从种植、运销到出售、吸食各个环节都巧立名目，征收的烟捐税也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从“种”到“吸”有二十余种，如起运税、落地税、过境税、内销税、外销税、销售税、出售税、窝捐、秤捐、排捐、泥捐、特别捐（又称大烟捐）、栽种捐、征亩捐、红灯捐、黑灯捐、吸户捐、许吸捐、禁烟捐、谷背捐、土药捐、烟苗捐、懒民捐、瘾民捐、锅炉捐、烟秤息等，这些税捐在征收时，还另有各种品目的“附加”与费，如“印花附加”“江防附加”“某某军附加”“某某地方附加”“统费”“护送费”“登记费”等，这“附加”则“随大小军阀自订”，既没有统一税率，也没有统一名目，以军阀个人好恶，自立名目。

军阀强迫巴中县每年缴纳“特别捐”100万两，通江县70万两，南江县30万两，这三地“特别捐”总数达到200万两（银元），成为通南巴地区人民最沉重的负担，田颂尧在巴中还设收烟捐的禁烟查缉局。1927年6月，巴中县爆发了学生反抗军阀的抗捐运动。1930年3月《西南评论》载：这年头，田颂尧部旅长邢季卿，不顾当年巴中收成不好，除照旧搜刮8万多元“特别捐”外，“复估着民众腊月内缴齐开拔费4万元。年关在迩，人民经济十分困难……邢旅长派兵下乡，肆意吊打锁押，逼着老百姓在腊月内缴清款项，巴中人民处此暴君铁蹄之下，只有当尽卖尽，缴纳苛捐而已”。1933年3月22日天津《大公报》载：“田颂尧防区，一年征税捐十至二十次，其中烟捐最重”。

除了烟捐税，军款摊派也重，派的时间既不确定，数目多寡更无一定之规，想派就派，想派多少就派多少，军部可以派，师、旅、团也可以派，更有甚者，甲军上午刚强行索走，下午乙军开来，不承认甲军征款之事实。民国十五年（1927），田颂尧派第3师旅长谢庶常驻防巴中，按田颂尧的命令，设联团办事处在巴中武官衙门，谢庶常为处长，副处长为通江王翼名，南江梁玉书，巴中罗经元，派款扩军，三县成立三个团，三千多人，联团经费百万元由三县分摊，一次派给巴中50万，通江30万，南江20万，共100万大洋，人平负担2元多，引起三县人民强烈反抗。民国十六年（1928）7月，巴中县学生愤怒捣毁了联团办事处，反对百万大摊款。

除田赋外，农民还要交纳警丁谷、军积谷（政府、军队所需粮食向农户筹集），如南江县每年收9500石（合计285万斤），下两区一年征军积谷多达149石（约合10万斤）。

1932年，四川各军阀忙着增加捐税，办兵工厂，抓备战，抢地盘，夺油水。1932年9月27日《四川省委关于反对四川军阀备战增捐的协议》载：“全川军阀普遍竞赛势的抽取无奇不有的捐税，搜刮战费，二十一军刘湘在抽收剿共费，清乡费之外，更抽三百万的军费……二十九军田颂尧也在抽收国难费，并把各县的粮税预征到了民国五十四年”。军阀对田赋实行“预征制”，邓锡侯在1931年征到1961年，1935年杨森预征到1989年，刘文辉征到1985年，田颂尧征到1987年，刘湘征到1975年，刘存厚竟预征100年以上，预征至2030年。

田颂尧独霸川北，不择手段，搜刮民财，把通南巴地区的老百姓整惨了，通南巴地区一无所有的赤贫户竟占50%-60%。百姓一提起田颂尧就切齿痛恨，都骂田颂尧的队伍是“川棒老二”，骂田颂尧本人吃百姓肉，喝百姓血，长的一白二胖是“田冬瓜”“龟孙子”等，有人取名为赵（造反）衡（恨）田（田颂尧），百姓还骂“满天飞乌鸦，军阀遭天杀”。

贫民为交纳捐税，“屋里光光，肚里空空”，倾家荡产，无奈之下，借高利贷，债台高筑，最后，落得引抱幼孩，沿街求卖，抛儿弃女，卖儿鬻女，妻离子散，背井离乡、讨口要饭的结局，川北一句谚语形容了当时民众的状况：

匪如梳，兵如蓖，团练犹如刀刀剃，
卖猪牛，卖田地，倾家荡产还债利，
捐捐捐，利利利，如今只剩一口气。

通江县捐税费

从民国三年（1915）年起，通江县随粮附加团练费，由征收局代征，全县征额按税4042.4两，每两地方行政费30文，团练费4000文，团费3000文，每粮一柱征钱9000文，全县每年办团收费37384串。通江县孔庙费附加于正税，每正税银1两，附加钱1000文，每年收钱3043串。学费附加于契税，照契价钱加收2%，每屠猪1支，肉税征钱400文，旋又附加公告费100文。

民国元年（1912），通江县丁粮3042.54两，正税每丁银1.6元，附加每两丁粮征银1.6元，后来，丁粮银加征至每两丁银折合大洋5.44元，全县丁粮银11764.85两，折合大洋16402.87仙；民国八年（1920），通江成为田颂尧29军防区，该军到县后筹粮提款，预借，以次年粮税作抵，开初田赋每年征2次，每次全县田赋正额1.64万元，接着改为每年4征、5征、7征、8征；民国十九年（1931），通江县田赋一年14征，粮款征额标准由原来每年粮额征2.6元提高到6元，增加3.4元，田赋预征到1987年。

民国六年（1918），通江的“特别捐”一次就为30万元，到田颂尧建立防区后，通江就达到70万两，通江全县种烟，罂花遍地，如刘坪场、瓦室铺一带70%的土地种上鸦片烟，有的地方几乎是全部种烟，民国十年（1922），通江烟禁复开，县抽“禁烟”罚金以供军食；民国十二年（1924），禁烟查缉局辖通江，各场概设验卡征收“烟土税”，税率每担1000两，征大洋20元，对不出口者征收“烟秤息”，每两征钱6文，“烟馆捐”开始按灯的盘数计，后改按月视其营业之大小及销路淡旺为等差，少则数元，多或十余元，以县属场数计，多则数百元，少则数十元，烟馆分三等，甲等月征12元，乙等8元，丙等4元。民国十五年（1927）7月1日，通江奉川陕边防督办署令，改凡有瘾者皆征之。民国十七年（1929），通江仅收“禁烟”罚金就达840万元。

当时的通江县不到20万人口，田颂尧29军每年要搜刮26万大洋，全县人均负担1块多大洋。民国十七年（1929），田颂尧区事务部在通江县提收军款达25.5万元，粮税、契税等28.06万元。驻守通江的田颂尧部1师税梯青旅驻泥溪的刘连长，在派款时层层加码，连最穷的农民一年要派两次款，每次多达一、二十块大洋，交不起的就吊打，并派人把穷人的猪牛羊及一切用品抢光，人被吊打致残、至死者甚多。

南江县捐税费

民国二年（1914）、南江县开始征收地方附加警备队费，民国四年（1916），南江又征团练费、警团经费，每正银1两附加银元3.7元，每年定额收银元5872元；民国十七年（1929），南江县仅县办警察局、团练局、县警备大队所征经费就达到银币10883元，比10年前多了1.85倍，再加上各区、乡办团练层层加码，层层征款，全县户平承担团务费多达3-10元；在修建南江县城的“王公祠”时，全县每人捐款折合0.8个银元。

“田赋如山倒，汉子压弯腰”，民国七年（1919），南江县田赋征银1395.54两，每两征银合1.6元，收银元2232.54元，但到民国十八年（1930），除正税每两征银元1.6元外，田赋附加税高达每两征银20.2元，是正税的13倍，至民国十九年（1931）田赋急增到一年14征，民国二十年（1932）初，则已预征到1978年。民国九年（1921）、南江县知事董珩（陆军21师步兵81团团长）加重田赋与捐税，由过去1年2征加到1年4征，“一两征银要交35个银元”，激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满，部份地方发生了抗捐税斗争。南江县田赋还要征收田赋附加，如自治附加，每正税银一两附加银元0.3元，年收银元418.6元；公安附加，每正税银一两附加银元7.8元，年收银元10883.65元；教育附加，每正税银一两附加银元3.2元，年收银元4465.88元；财务附加，每正税银一两附加银元2.1元、年收银元3930.21元；救济抚恤附加，每正税银一两附加银元0.8元，年收银元1116.27元；临时军用费附加，每正税银一两附加银元2元，年收银元3163.79元。南江下两要500斤大粮才折合一两征银，一两征银要交27个银元，再加上征银的30%为“傍粮捐”，一两征银实际要交35个银元，连南江县沙溪场（今南江红光）大户，马姓族长马厚安，打下谷子也不足缴纳田赋，贵民区从民国十九年（1931）起，田赋改为1年5征，镇子区“二包包户”（中农）要花全年总收入的50%到60%纳税。

民国二十年（1932），南江“特别捐”较民国十年（1922）增加了30倍，达到43.8万元银元，仅烟捐一种，一户中农要交60元，年征数次，户平10元到100元，总计征烟款30万元之多，全县种鸦片烟的田土面积占了县总土地面积的70%，南江李正良在回忆录《千万峰峦脚底清》写道：“我佃五、六背田种，要缴六、七块（银元）的烟款，银价上涨，开始一个银元折1.8吊铜钱，后涨到3.2吊，最后涨到10吊，就是要1000个铜元。可是人人种烟，又不值价，一两烟才卖0.5-0.7元，贩子还中间剥削，常常压价。”南江一排年征“排捐”100元，镇子区每排每年征“排捐”140元。

民国十一年（1923），田颂尧在南江派军款28万元，不久，又增加一倍，全县人平交款5.6元。民国二十年（1932），南江第一期军款平均每户要缴纳150至200元（银元），数目达到历年最高峰，除农民被逼交军款外，县城里的商人也被摊派，同年9月，南江县城内商人被罚印花税几百倍，又临时筹措军款一千多元，军阀政府逼着县商会主席找开席坐铺的在“号上”借，连着增加工商税，如“协同裕”商号一次加税六十块银元。

民国二十年（1932），南江县捐税品目就增加到130多种，令人瞠目，年征银元30万元，全县实际税额在五年时间里，增加了三十余倍。

巴中县捐税费

除捐税众多，附加费多于正税，民国元年（1912）至十七年（1928），巴中县“契税”每1000串征银75文，外贴官契每张征银1.042两、验契费每张银元1.2元、契格每张100文，附加于契税的各种费则收115文，其中：团练费收60文、学费收6文，远远超过正税，附加于契税等费除学费、团练费外，还有巡警费、自治费、实业费、农会费、联立学费、农业贷金、蚕桑农场经费等9项。民国六年（1918），巴中县税收由驻军自收自支，为敛聚钱财，常派员直接催收，稍有反抗，重则关打吊押，轻者罚款没收财产；民国七年（1919），驻军扩大征收范围，实行“过卡完税”制，货物每经1卡，纳税捐1次，各乡场镇设有公斗、公秤，牙行经纪介绍，买卖双方成交后，任由一方交纳手续费1%，称为“斗息”“秤息”“木捐”“牲畜捐”“牙捐”，时有160多种。民国八年（1920），巴中县烟费征收银元226元，酒费征收银元411元，牌照税征收银元721元，驻军自制印花税票，严令商民贴用，强派勒销，就地征收，民国十五年（1927），始办卷烟统税和麦粉特税，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二十四年（1936），统捐、菜油税共征银元25487元。巴中县交“特别捐”平均每户一年要缴大洋24元，据不完全统计，江口地区鸦片产量达百万两以上，烟田占粮田面积的37.5%，粉壁乡下园坝周成喜40背田种烟15.5背，刘德喜20背，种烟8背，王宝基21背，种烟8.5背。

“拌桶一响，黄谷万两，风簸一响，眼泪长淌”，民国元年（1912），巴中县豁免无主丁粮后，收银22328.9两，民国四年（1916），改征银元，正副税每征银元1元，加收解费0.1元，地方附加、按粮额计摊，随赋征收，正副税、解费合计征收银元39298.88元；民国十五年（1927）后，巴中县田赋年年预征，民国十八年（1930），全县田赋征银元119716元，从民国十九年（1931）起，田赋由原一年3征增到14征，还附征教育、公安、建设、团务、司法、党务、民生工厂、地税课费等。巴中县江口场（今平昌县江口镇）粮税由一年3征，增到一年14征。

民国十六年（1928），巴中县田赋征收局长郑晓岚（税梯青旅团长），征田赋沿袭旧规，毫厘归分，抹尾吃零，加重人民负担，10月，巴中县城爆发第三次学生运动，学生联合罢课，一路呼喊“打倒郑晓岚”口号，冲入征收局烧毁全县数百本收粮底册（廒册），减轻了四千七百多两征银的浮冒浮担。

革命志士王鳌溪（巴中县恩阳场罐子沟人，文才出众，后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9岁）在《宕梁旬刊》上发表一副醒世民联，揭露了田颂尧的罪恶：

好了他田家（指田颂尧），苦了我田家（指种田人）。说声派款，县长派、区长派、估派滥派、指名官派、胡乱鬼派，硬起心肠由你派；因为想地皮，所以刮地皮。论到收捐，场上收、门上收，明收暗收，不择手收、只怕天收，谨防尸骨无人收。

田颂尧29军苛捐杂税引发了1932年秋冬季声势浩大的南江、通江人民的抗捐斗争。南江、通江抗捐斗争迫使军阀政府疲于对付混乱局面，也为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鸣锣开道，点燃了迎接红军的礼炮。

(王晓波,来自《巴中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