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能光(1915-1996)四川通江县永安镇人。1915年10月24日，生于四川省通江县永安镇苦草坝一户贫寒人家。
一、参加红军
1932年12月底，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西征三千里，翻越大巴山，来到通江县苦草坝，成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总后勤中心，建立了近百处军事、政权、经济等各类行政管理机构和生产建设工厂。
1933年2月，红军陆续在苦草坝设立店铺。同年3月，伍能光参加了红军。由于伍能光一家从祖父那辈开始就是做纺织生意的，并且在当地有铺面，红军部队便让伍能光到总后勤中心的经济公社七分社工作，负责收购棉花、布匹、药材、金银铜铁锡具，组织和管理纺织厂，并兼任纺织技术指导。
伍家的铺面成了红军的第一个纺织车间，父亲伍才元、妻子向成心和弟弟伍能辉各操作一台织布机为红军织布、打绑腿。
1933年下半年，伍能光被红军提升为后勤连副司务长兼账务员。此时红军已发展到七八万人，同时扩建了兵工厂和造币厂，在苦草坝街上设立了工农银行分行，对外开展各种兑换业务，整个后勤供给工作十分艰苦，伍能光很多时候忙得跟妻子见面的时间都抽不出来。
1934年底，红军已经做好转移的准备。伍能光接受的指示是以兑换货币为主要任务，迅速将苏区货币兑换成国民党币，除武器、弹药、粮食、医药、被服外，将所有大宗什物尽量变卖成国民党币。1935年春节刚过，红军开始大规模撤退，伍能光的队伍是第二批出发的，出发的时候夫妻二人各走一方。谁也没有想到，夫妻这一别就几十年没见上面。
伍能光随部队辗转一年，顺利走完了长征之路。随同伍能光一起走的同街老乡，除在草池返回家的几个外，全部牺牲在长征路上。1936年8月，红军到达哈达铺时，伍能光被调往西北党校（后来的中央党校）任校部司务长，一直到抗战胜利。
二、延安烧炭
延安中央党校于1942年2月1日开学，于1947年3月结束，在短短的几年间，全校成立了6个部，有3000多名学员和3000多名工作人员，共约6000余人。
延安中央党校的任务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组织干部学习文件，清理思想，总结经验，批判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顿学风、文风和党风，培养干部；一条是把干部队伍进行休整，养伤治病，恢复健康。这两条任务，决定了延安中央党校必须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伍能光作为延安中央党校的工作人员，从1943年3月至1945年11月，在党校整风期间搞后勤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整风，受到的教育是极其深刻的。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物质条件下，后勤保障工作的困难是很多的。延安中央党校的6个分部，分散在延安城外南北相距20多公里的6处地方。党校设立校务部，6个分部各设总务处，其下设生产科、供给科、管理科、会计科等后勤工作班子，按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开展了一系列后勤保障工作。伍能光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第一个问题是木炭供给。
延安冬季寒冷，有3个月时间需用木炭取暖。当时党校规定每个窑洞一天发5斤木炭全校一个冬季约需木炭200余万斤，由各分部派人进劳山砍柴伐木，建窑烧炭。
为保障二分部的木炭供给，伍能光和崔福善（后改名崔哲）、孔怀智、林克昌带领五六十人，随身只带镢头等工具，到劳山深处只有四五户人家的杨庄科村，自己建窑、伐木、烧炭。
那时候，延安四野的山林，除个别属于私人所有，绝大多数都属于无主者，只要你有力气，尽可以去砍伐搬运。这里的山林
非常大，常常是走一整天都走在人烟荒芜、不见一座房子的森林里。在这个地区里，山深林茂，大地一片秋天的棕色。野鸡、野鹿、野山羊和野猪在林子里安心地觅食。有时甚至看到老虎从一处乱丛棵子跑到另一处乱丛棵子去。
伐木烧炭，远离延安街市，深入沟壑山林，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个月。伍能光和烧炭队住在一个破土地庙里面，旁边是一个老乡的场院，场院里面有两口窑，窑都塌了，周围都是乱七八糟的。烧炭队就把土地庙当作了伙房，拿了一口锅去，将旁边的土窑洞略作修整，当成了宿舍。窑洞没有门，没有窗户，就是个大开
门。晚上刮风，耳朵边上都是风的呼叫声，早上起来，一头一脸的灰尘。尽管如此，伍能光和烧炭队员们坚定的烧炭决心，是任何艰难困苦也无法阻挡得住的。
进山时每个人发一个没有开刃的斧头。依照专门请来指导的老师傅的意见，第一个任务是磨斧头，大家先到河滩里去捡石头，权当磨石用。斧头没有柄，也是按照行家的指导，选伐合适的树木经火炙烤后装上木柄，一把斧头就做成了。
伍能光模仿当地人，首先在土坡上挖出高近两米，宽两米多的炭窑。打窑是需要专业技术的，大体是在一个倾斜四十五度角的山坡上，切下一块，把土面打开，整出一个平台，再在剖面上挖窑洞。先挖一个门，打进去，再挖一个洞，很深的洞，门要小，门下旁边还要修一个像牛犄角一样的边洞，外面大里面小，是做引火通风用的。炭窑上面还得挖一个出口，做烟囱出烟和水汽蒸发之用。
炭窑做好后，伍能光把大伙分散在森林里开始伐木，把倒下来的树木斩头去梢，将其中段砍成一米多长不带枝叶的材料，拖到窑里，按一定的层次程序装窑。
炭窑点火，是一道精细的活路，得一天一夜才能引着。外面是干柴，塞在牛犄角洞里面，点着以后慢慢慢慢地用这个火烤里面的木头，从湿烤到干，灰烟冒三天，转青烟，渐渐地觉得发出火苗。三四天以后，炭窑当初冒出来的烟带有水蒸汽，是白的，几个昼夜，烟就变黄，再变青，待到一缕缕蓝烟出现，到最后这个烟是几乎看不见了，往上冒着全是青纯的气，这个时候就该封窑了，就用土把烟眼和风洞完全封闭，七天后开窑透气，再冷却三天，大功告成。
对烧窑火候的把握，需要有专门的师傅看火。烧过了头，留下的都是灰，没有炭了；烧不透，封火过早，炭里面还有木头夹在一起，这叫生炭，取暖时会冒烟呛人，甚至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所以掌握火候是个专门技术，由师傅口传心授，自己去体会摸索和实践。
为了保证木炭的质量，伍能光在装窑前砍伐树木时，对树种是有选择的。烧炭的木材，主要选择枫树和杜梨树。树龄都在八十到一百年，有两人合抱那么粗。杜梨树木质坚硬，烧出来的炭质量是最好的。有一棵两个人搂不过来的大杜梨树，砍倒以后，树干高有两三米长。装窑时放在炭窑中间，烧完以后，树干已经变成一块两米高的大木炭了，里边的花纹就像菊花瓣一样。
接下来的活计是扒窑出炭。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工作，炭窑前，一阵难闻的烟气从炭窑里喷散出来，使人立刻感到窒息得咳嗽起来，人们赶快把嘴巴闭紧，用毛巾把口鼻包住，挥汗如雨又秩序井然地将炭出完。出窑的炭需要马上打包，防止阳光下长期裸放而被氧化。最后的工作是将打包过的木炭从山里运输到延安。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伍能光知人善用。在延安的时候，党校二部的工作人员崔哲还未改名，当时他叫崔福善，倔强耿直，与同事之间关系紧张，在劳动组合时，许多部门都感到难以安排他的工作。伍能光知道后，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你们不要崔福善，我要！”他对崔福善说：“我相信你是个好同志，你不要背思想包袱，放开手脚工作，用工作成绩来证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崔福善非常感动，遂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繁重的烧炭工作中。他吃在窑上，睡在窑上，每天除了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他日夜辛劳在伐木烧炭工作中，以致衣服都因荆棘挂破、肩扛背驮磨破而成条条缕缕。到了炭烧好用大车运输到二部时，一辆大车满装1200斤炭，一天一个来回，而崔福善想办法一车装上1500斤炭，两天三个来回。1944年底，党校召开群英代表大会，表彰先进人物，崔福善因工作成绩特别突出，被评上了特等劳动英雄。那次全校共评出特等劳动英雄48名，甲等139名，乙等210名。
延安的9年，在伍能光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三、服务武汉
（一）解决教育“二部制”
1949年5月，伍能光进入刚刚解放的武汉市，担任市财政局长，并被任命为市政府党组成员（当时武汉市是直辖市）。1950年4月又被任命为市政府委员。1956年起，伍能光任武汉市副市长和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书记，先后分管财政、金融、贸易、城市建设、基本建设、工业生产、郊区农业、交通运输等，往往同时管几个方面的工作
1949年5月27日伍能光接管武汉市旧财政局时，除了文书档案外，只有1100块银元和已成废纸的旧币，这就是当时的全部家当。很多适龄儿童特别是工农子弟因校舍不足不能上学，对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1950年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在部分小学施行“二部制”，即两个班的学生分成上午下午在同一个教室上课，即半天上课，半天在家，暂时解决校舍不足问题。这就是“二部制”的起因。
1952年又决定在行政领导力量较强、条件较好又地处市中心的学校试行“二部制”。于是，市一中、二中和市一女中、四女中共试招“二部制”班78个班，学生3900人。到1955年，实行“二部制”班的中学有17所，167个班，学生9077人。1956年，“二部制”又扩至473个班，学生增至27478人，占全市初中班数的57.5%，学生数的60.5%。“二部制”学校和学生迅速增多，教学质量就难以得到保证，这是伍能光极为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实行“二部制”的同时，市委、市政府把修建校舍放在重要位置。
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伍能光感到当务之急是尽量安排资金，
修建扩建各类学校校舍，这其中对中小学校舍的修建扩建过程，与我们党一贯重视教育工作、重视培养下一代、改善教学条件的政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抓小学。从解放初至1957年，共新建小学21所，扩建47所。同时，中学校舍也逐步得到改善，1950年起扩建老校，1954年起开始建新校。对新建的重点学校，从选址、施工直到
落成，伍能光都尽量抽时间到现场察看。对每所学校的建成，伍能光一方面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感到离实际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1958年“大跃进”时，有些同志提出“普及大学”的不切实际的口号，而就在这个期间，“二部制”学生又有大量增长。当时伍能光在许多场合谈到要解决“二部制”问题。
针对“二部制”问题，“二五”期间武汉市委接受了伍能光提出的“普及初中，发展高中”的意见，尽量挤出资金，建了一些校舍，逐步解决了“二部制”问题。1958年，全市已有小学429所，比“一五”时期增加了113所，到1963年又增加到618所。也就是在这一年，市区小学全部取消了“二部制”。初中“二部制”也逐年减少，到1965年，中学增至165所，比“一五”时期增加103所。这一年初中“二部制”的学校减到10所，学生5284人，只占全市初中学生的3.7%。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等各方面受到冲击，建校工作有些停滞，致使“二部制”有些回升。到1978年再开始减少“二部制”，直到1985年全市初中才全部停止了“二部制”。
回顾武汉市中小学“二部制”这段曲折的过程，前前后后经过了35年，时间是长了些。但这是因当时的实际情况所局限，其间伍能光尽了很大努力，为武汉的孩子们有全天上学的校舍而奔劳，做好了他该做的工作。
（二）围垦东西湖
武汉的城郊型农业起步于“一五”期间，“二五”时期形成一定规模，1963～1966年得到了较大发展。
1961～1977年，伍能光在武汉市主管农业工作长达17年之久。从1957年9月到1958年7月，由伍能光具体主持了亚洲最大的城郊型农场、武汉市副食品生产基地——东西湖农场的围垦工程。应该说从那时起，伍能光就参与领导了武汉市的农业工作。
先说一下伍能光主管武汉市农业工作期间下的两着好棋。
一是依靠和支持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伍能光常对郊区干部说：“工作由你们干，我做你们的后勤部长”。冀晨曦是武汉市农业战线的主要负责人，他思维敏捷，敢于创新，在他担任东西湖农场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期间，提出了许多好的创议，在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实行“以粮为主，粮菜并重，大力发展副食品（包括畜牧业、渔业、林果业）”的生产方针，改变了原来单一种粮种棉忽视副食品生产的偏向，发挥了副食品基地的作用；推行“三包一
奖”（即包产值、包上交利润、包成本费用、超产和节约有奖）的生产管理体制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工资制度，改变了原来的管理体制和固定工资制度，打破了“大锅饭”，调动了生产队和农工的积极性，从而使东西湖农场的生产出现了新的面貌，为东西湖农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还有东西湖区委第一书记方敬之和常年在武汉农业战线上辛勤工作的周欣山、张培成、贾正群等，也都为郊区农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伍能光对他们的工作是尽力支持的。由于伍能光同时主管财贸工作，对郊区农业在经费和物质上的合理需要总是尽力予以解决。
二是深入农村，依靠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伍能光几乎跑遍了郊区的生产大队，叫得出许多大队干部的姓名，与基层干部和农民谈心，进行调查研究。他们信任伍能光，有问题主动找伍能光反映。这样，伍能光对农村的情况心中十分有数，决策时就能有的放矢。一次，后湖公社副主任贾新群向伍能光反映，后湖农民的饮水十分困难，常年在黄孝河边挖坑代井，喝城市的“下脚水”，急切盼望喝上自来水。
伍能光感到这关系到郊区数万农民的健康问题，农民积极支援了城市建设，政府应尽可能地解决农民的疾苦。经伍能光多方催促、协调以及有关部门的努力，政府投资40多万元，铺设郊区供水管网，给郊区大部分农村通了水，使广大农民喝上了自来水。政府关心农民的疾苦，更加激发了农民支援城市建设的积极性。
东西湖农场现在是武汉市副食品生产基地，不仅是国内、也是亚洲大城市近郊规模最大的农场群。解放前，东西湖本是芦苇丛生、钉螺密布、一望无垠的荒湖，“水涨白茫茫，水退一片荒”，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全境东西长38公里，南北宽22.5公里，总面积495.51平方公里。1949年这里只有3万多人居住，耕地约3万余亩。1950～1955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多次进行勘测调查，三次提出对东西湖进行蓄洪垦殖的意见。国务院曾将此项工作列为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时期湖北省的重点工程，后因经费不能落实而被搁置。
当湖北省委把围垦东西湖提上议事日程时，伍能光成为省委指定的围垦工程的具体领导人。
1957年10月4日，湖北省东西湖围垦工程指挥部成立，省长张体学任指挥长兼政治委员，伍能光作为副指挥长之一，主持指挥部的实际工作，由副指挥长贾正群负责日常工作，副指挥长陶述曾、涂允成分别担任正、副总工程师。同时还成立了中共湖北省东西湖围垦工程委员会，由伍能光担任第一书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围垦政治部主任王奎任第二书记，王在田任副书记。
武汉市东西湖的成功围垦，兴修了浩大的水利工程，保证了城市的副食品生产，带动了全市的经济发展。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框框下，伍能光敢于拍板负责，突破“大锅饭”体制，实行“按劳取酬”、“三包一奖”的生产管理体制，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工资制度，是要有非凡胆识的。
四、情系家乡
离家二十年，家乡那烽烟弥漫的情景和骨肉相连的亲人，始终在他脑海里难以消退。1951年，伍能光派秘书回家打探伍家消息。得知父亲伍才元正在病中，妻子向成心也已改嫁，他伤心欲绝，泪流满面。可是国家刚解放，工作繁忙，直到1955年，伍能光才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由于时间仓促，他竟没能与妻子向成心及父亲见上一面，就满怀遗憾和惆怅地回到了武汉。
1973年，伍能光通过多方筹措，将所有个人积蓄尽数取出，为家乡捐赠了一台水轮发电机、两台武汉嘎斯汽车和10台手扶拖拉机。从此，苦草坝人民有了汽车和拖拉机，告别了煤油灯照明的历史。
1984年被中央组织部批准为副省级待遇。中共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代表。1996年4月15日在武汉逝世，终年81岁。
参考文献
1.吕仲泓,伍能光同志二三事.武汉文史资料.2012
2.吕仲泓。延安中央党校的好管家——记边区劳动英雄伍能光.神剑
3.倪凌云.回忆伍能光领导武汉市渔业生产事略。武汉文史资料.1997
4.巴中在线.伍能光的传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