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美术史学者唐林为怀念同窗挚友温思美而作。文章以巴中中学高75级同学的视角切入，深情追忆了两人从1975年高中同窗、知青插队，到恢复高考后各自求学、成家立业的深厚情谊。作者通过“上山下乡的同路人”、“文学翻译的支持人”、“学术成果的推广人”及“后生晚辈的指路人”四个维度，详述了温思美作为杰出学者、民盟领导人，在求学路上的坚韧不拔，以及对家乡、朋友和后辈的无私提携与重情重义，以此缅怀这位令人敬仰的巴中骄子。
获悉温思美同学遽然离世的消息是在2025年2月5日中午，一个北京朋友转来的信息，真如晴天霹雳，难以置信，因为他从来以自己身体很棒为骄傲，因为他不到1个月前才过完自己67岁的生日，但经与思美妻弟的核实，这个消息确实无误：思美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2月5日3时45分在广州逝世，享年68岁。
2025年2月9日上午10时，思美的告别仪式在广州殡仪馆白云厅举行。
作为温思美的四川省巴中中学高75级高中同学，我和米娜、阳成龙、银乐书、王东风、赖兰萍等一行六人参加了这次告别仪式，来送我们共同的朋友温思美同学最后一程。
温思美是我们巴中中学高75级同学杰出的代表，是我们巴中中学的骄傲，是巴中这个主要以农业为主地区“耕读传家”的楷模之一，是巴中市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之一。
在巴中中学高75级（实为“届，“级”为习惯说法）同学中，我可能是与他接触时间最多也最频繁的同学，而在我的一生中，他更可称是我的至交好友。
在我写下上述文字时，那些亲切而温暖的前尘往事如潮水般在我的眼前一一涌现。
一、“上山下乡”的同路人
温思美是原四川省巴中县化成区石门公社（今巴中市巴州区玉堂办事处）人。1958年1月出生，小学和初中均在石门公社读书。1973年，通过会考，进入巴中中学高75级读高中，学制两年，前1年半，在2班，最后半年，在7班。我正式认识思美是在7班（也称为“写作班”，“文革”时期教育的特殊产物）。说起来，我们真正同学仅有半年时间，就下乡当知青了，不同的是，我因有城镇户口，是下乡知青，他是农村户口，是回乡知青（凡是读过路遥的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作品《人生》的，均知道这两个称呼背后的含义）。知青，无论下乡或回乡，当时都是一个令人绝望的词汇，当然回乡更绝望。绝望在那个年代是家常便饭。他比我长一岁。那一年，他17岁半，我16岁半。
碰巧的是，我下乡的地方是石门公社三大队三队，思美回乡的地方是石门公社三大队四队（当时县以下实行五级管理体制，即县、区、公3社、大队、生产队），同属一个生产大队，两个生产队挨得很近。这样，我们得以经常见面，有时在公社赶场的街上，有时在田间地头。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们才更加熟悉起来。我去过他的家（一个小小的院落，位于半山腰，竹林环绕，院坝前面有一个大大的池塘），认识了他们一家人：父亲温建龙（2012年去世），母亲黄国英（2017年去世），姐姐温思群（1994年去世）和弟弟温思宇（1985年湖南大学桥梁工程专业，今西安国机集团勘察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这是一个勤劳、节俭、和谐之家，在当地颇有声望。
思美1975年6月回乡之后，吃苦耐劳，人又聪明，因此很得时任公社党委书记彭振邦叔叔（因我的母亲与他曾是同事，因此我叫他叔叔，80年代初调动到达县市公安局工作）的赏识，当年12月就参加了工作，担任公社革委会干事，兼蘑菇技术员（文革期间所谓的“八大员”之一），让我很是羡慕。那一年，下乡到三大队的还有两位高75级的女同学，一队是阳成琼同学（后在巴中县百货公司工作），五队是李祖珍同学（后在巴中县粮油公司工作），思美作为本地人对她们都有关照。
幸运的是，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邓小平复出。1977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我和思美都参加了这次“文革”之后的第一次高考。高考是1977年12月举行，10月才发出通知，其间只有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我们都积极复习备考。记得他是住在巴中县人民银行何副行长（具体姓名不记得了）二楼宿舍里复习备考的，因为这位何行长的儿子何成银也参加高考，他也是石门公社人，老三届，与思美是石门公社的同事，农业技术员，两4人关系颇好，所以住在一个房间复习，之所以住在城里复习，主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回母校巴中中学向熟悉的老师们请教，如数学教师王文杰、语文教师文燕云、政治老师杨第云等。那段时间，我住在城里的家中，两处相隔仅一条小街的距离，所以我时常去巴中人民银行他的暂住复习处找他，商讨问题，因为他成绩一直比我好，知识点掌握得更多。那是我们认识以来最接近的一段时间，几乎天天都要见面。
更幸运的是，我们当年都考上了大学，他考取的是西南农学院（后更名为西南农业大学，今天的西南大学）农业经济系，而我成绩略逊一筹，只考了个大专叫达县师范学院（后改名为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天的四川文理学院）英文系。但是大家都欢天喜地（其实让我学英文，我非常怅然，我以前从没学过英文，ABCD也读不清楚，不过，考虑到上学期间，我几乎没有认真读过一天书，这已经是出乎意料的好了），毕竟跳出了“农门”嘛。这一年，石门公社有4位知青考上大专以上的高等院校，除了思美、我，还有何成银（四川农学院，今四川农业大学），另一位记不得名字了。喜报就贴公社两层楼房的大门口。好象在整个巴中县，石门公社是当年考上大学人数最多的公社。而在我们巴中中学整个高75级400名学生，那一年，好象只有十几个人考入大学（包括大专），考得最好的是梁显华同学（哈尔滨工业学院）和宋晓勇同学（重庆建筑学院）。据统计，1977年，中国高考报考人数达到了570万人，而最终录取的人数为27.297万人，录取率为4.8%（有些数据是4.9%）。我们真的是幸运者。
1978年2月，思美与我先后离开农村，各奔前程，他去重庆，我去达县（今四川达州市通川区）。
二、文学翻译的支持人
从1978年2月至2006年这段时间里，虽然我们相隔遥远，且地位逐渐悬殊，但却得到了他极大和无私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对我文学翻译的支持。
1981年2月至1987年5月，我达县师专毕业后分配至达县高级中学任教。教书之余，我爱上文学翻译（当时，作为一个中学教员，这是个奢侈的爱好，因为当时国内没有原版书，且原版书很昂贵）。思美在这方面给予了我他力所能及的最大支持。思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期间，从他非常有限的生活费中拿出一部分（他是官派留学生，学费及生活费6等均由当时的国家教委提供）给我买一些英文原版书寄给我，包括他正式参加工作后去美国考察开会期间购买的书籍，后来我陆续出版了长篇翻译小说《“火狐”落水之后》（与文军合作，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特种部队的幸存者》（华夏出版社1987）、《阴郁的女神》（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丛林梦幻》（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等数5部作品，均是由他寄给我的英文原版书籍而翻译的（当时在中国内地要想得到一本英文原版书，是非常困难的）。
尤其是发表于1984年的《儿童文学》杂志的翻译短篇小说《为我唱首歌吧》（与文军合作，文军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虽然仅3000字，却获得了极大的荣誉。这篇文章发表后即获1984年度的《儿童文学》翻译奖。这在当年，作为一个中学教师，应该算是一个了不得的成绩了，因为此刊物翻译奖殊为难得，上一年度的翻译奖获得者是翻译安徒生童话的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先生。此文后来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学语文阅读教材（前后10多年每年还给我300元的稿酬），并选入了近40种书籍，如《世界经典儿童文学精选》《儿童文学教程》《20世纪儿童文学名著鉴赏大典》等，甚至有一部书直接就以此文标题作为书名（方卫平，等），还上过《读者文摘》（今《读者》）的头条文章。
正是因为我的翻译著述成果，我得以在1987年5月，作为引进人才，从达县调动工作至刚刚成立不久的地级市的四川遂宁市文学戏剧创作办公室，基本上享受着一个专业的作家（翻译家）的待遇，而且最后在1997年工作调动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在我生活的轨迹转变之中，思美对我文学翻译的支持（更准确讲是“资助”）影响了我的一生。
三、学术成果的推广人
2015年，我写作的《四川美术史》（上册.先秦至隋唐卷）由巴蜀书社正式出版，反响较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四川省文联联合举办了“《四川美术史》座谈会”，各界评论也较高。不过，这种影响大多局限于四川地区，最多延伸至重庆地区，即所谓的巴蜀地区。为了扩大影响，我拜托思美烦请他的好朋友吴为山先生（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法兰西艺术院通讯院士）和陈振濂先生（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两位中国艺术界名人，为我这本《四川美术史》写几句话，温思美当即答应了，说他可以写信给他们去试一试，毕竟吴先生、陈先生是当代书画界的大腕，讨要一件墨宝并非易事。想不到，吴先生和陈先生的信札很快寄到了。思美的朋友可谓遍天下。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吴为山先生将书札写好后寄给思美，但思美久久没有收到，这可能是信封上有“吴为山书画”的字样惹的祸，因为吴为山太大名鼎鼎，因此估计是邮寄途中被什么人“打起吃了”。吴先生在思美的请求下只好原样重新写了一封。
2024年12月20日，陈振濂先生来成都的四川诗书画院讲座，我前去拜见他，向他当面致谢因思美托付而写的书札。陈先生对思美托付之事记忆犹新，握着我的手说：“我们是有默契的。”
现在，这两封信（书）札是我的珍藏品，也将是我的传家之宝。
2017年9月20日，《四川美术史》（中册.五代两宋卷）出版，四川省艺术院、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举办“《四川美术史》（中册）学术研讨会”，碰巧思美兄率广东政协访问团来四川考察，从阆中回来路过成都，应我之邀，他也来参加了这个研讨会。在会上，他以高中同学的身份，肯定了我跨界写作的研究成果。从官方角度来讲，作为副部级干部，他的“站台”为《四川美术史》增光添彩，也宣传了巴蜀文化。
不仅如此，这次研讨会后，思美还亲自出面，特意邀请了广东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田忠辉博士为我的拙著撰写了一篇论文《体大思精全面融通——评唐林<四川美术史>》，这篇文章后来发表于《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5期。
思美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朋友的成功，他都会感到高兴。无论什么时代，这样的品德殊为难得，极其珍贵。
四、后生晚辈的指路人
1994年5月至2018年1月，温思美历任民盟广东省委会副主委、主委，民盟中央常委、副主席、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在这期间，思美可称为我这个小家庭的精神导师和指路人。在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遇事不决找思美，这个惯例体现在我的儿子唐商恩身上，尤其如此。
2006年，我儿子高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当时，儿子已经得到了西南财经大学提前批录取的经济学基地班的录取通知书，稍后，又得到了澳门大学金融工程专业（这个专业后来改为“财务管理”）的Offer。当时，我和儿子都犹豫不决，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所大学，就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他没有具体讲哪一所大学好，只说：“澳门大学是澳门特区所办的唯一一所公立大学，具有相当的地区影响力。”他的建议让我儿子最终选择了澳门大学。这个决定最终证明是正确的。作为相对性格内向的我的儿子，在澳门这个东西方文明融合交汇之地，学会了独立学习、独立生活甚至独立思考，获得了四川省内地生唯一奖学金（每个省仅一名，按成绩确定，每个学期3万澳门币）；作为教练员，代表澳门大学，与梁静雯、孙广秦两位同学一起获得了第十三届“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冠军（这是澳门大学第一次获得该辩论赛的冠军），并代表澳门大学，去土耳其、新加坡等国家参加比赛，等等。
2009年，我儿子大学即将毕业，申请美国留学，思美亲自写了推荐信。作为国内著名的学者、大学领导人和美国名校康乃尔的毕业生，他的推荐信当然相当有份量，最终我儿子申请到了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金融学专业（当年，在Newswee美国大学综合排名中，这所大学名列11位，是新常春藤名校之一）。
2013年，我个人非常希望已经回到北京工作的儿子能够去“读博”（流行风潮）。恰逢思美率民盟中央调研组在四川调研，我和儿子去找思美，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如果年青人从事投资等实务，而不是进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做研究，大可不必去读博了，毕竟读博需要花时间、花精力、花资源。”事实证明，思美的话是正确的，这10来年，儿子辗转于新希望厚生资本、联想控股、复星等机构的投资部门，现在工作于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发展良好。
2021年5月16日，思美作为证婚人从广州专程回成都参加我儿子和媳妇张维琁在麓山国际的草坪婚礼，从中可见他对后辈的提携和鼓励。
据我所知，在这个方面，不止是我的儿子，他还帮助过一些巴中中学高中同学们的后代，他是一个很念旧的人，重情重义。
近10来年，由于思美的岳父岳母2010年底从四川开江县城迁到成都市的温江居住生活，思美、思美的夫人孙良媛（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管理学院首席专家））和他们的女儿温伊蕴常回成都看望家人，由此，我们见面的机会比以前相对多了起来（他的岳父孙成善、岳母张兴媛一家人热情好客，每次来回总是让人如沐春风）。除了每年春节我们一家照例去温江看望回乡探亲的他们一家人之外，我们两家人还曾一起去过四川南江的光雾山、乐山的峨眉山、眉山的七里坪、三苏祠等省内景点，甚至还应思美之邀，一起同游过吉林延边珲春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温思美以前的同仁、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葛剑平是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每次相见、相聚总是开心愉快。
今年春节前的2025年1月20日（农历腊月21日），我照例给他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成都，好大家聚一聚，他告诉我，他今年不回成都过年了，而是接他的岳母及一家人到广州过年，因为广州冬天相对潮湿的四川要暖和一些，对年已90岁的岳母身体更好。他说他准备在2025的3月底或4月初要回成都一趟，到时大家可以再见面。谁知道这次通话竟然成为我们无数次通话中的最后一次。
思美突然的去世，太猝不及防了，在我们巴中中学高75级同学们中引起了巨大震惊和反响，仅举几例微信朋友圈的留言如下：“壮志未酬身先去，冬雪春雨尽是哀！”（彭先云），“大爱无疆，功德无量”（银乐书）、“人间痛悼，天堂闪光”（岳中豪），“他的功德永远留在我们心中。”（米娜）“你的好永留人间，此刻唯有泪千行......”（税平）“他的一生为我们高中同学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思念。”（马蓉华），“思美同学的人格魅力永恒不变地存在于同学们心里。”（赖兰萍）“温思美是整个巴中中学精英之首，也是我们高75级的学友、兄长！痛惜！”（任佳玉）.......
其实，这些只是对思美怀念、哀悼、哀思文字之中，我能够看到的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其他更多更多更多的是我看不到的。在2025年2月9日广州殡仪馆白云厅告别仪式，宽敞的告别厅摆放了无数的花圈，重重叠叠，延伸至大门，白色的挽联上的姓名难以数计，由于容量有限，一些花圈的一个挽联上只好写着好几个人的姓名，其花圈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知道，那每个姓名的背后其实都蕴含着与思美交往一个故事甚至数个故事，或朋友，或同事，或同道，或同学，或学生，或同乡。
“学者楷模昭星汉思美永在贤士清风映日辉德范长存”，这是悬挂于思美告别仪式大厅正面的两幅巨大的的楷书挽联，这22个字是从中国大巴山偏远深处的四川巴中中学走出去的温思美同学令人骄傲的一生的写照与缩影，但他对于我个人来说，他是朋友、是挚友、是知己、是知音。思美已在“天空亮亮堂堂”的“天堂”，但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是一道温暖的光。
唐林 于2025年4月2日终稿
转自：四川艺术网，https://www.zgscys.com/news/20250825/17048.html
作者简介：唐林，四川巴中人，四川省巴中市巴中中学高75级学生。美术史学者、作家、翻译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四川美术史》上中下三册320万字等，被誉为“填补空白之作”“四川美术的大百科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