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况
观音岩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通江县朱元乡（图一）。通江县今属巴中市管辖，东连万源市，南接巴中市平昌县，西临巴州区、南江县，北通陕西省汉中市南郊以及西乡、镇巴二县。历史上从汉中入蜀的古米仓道穿境而过。境内摩崖石刻造像丰富，以盛唐造像为盛[1]，此后时有开凿。其中，距通江县城东55公里的朱元乡观音岩，海拔约365米，在其西侧崖壁脚下开凿有上、下两层共4龛摩崖造像，面向西北，最低标高基本与路面齐平。1987年，通江县文物管理部门对其进行过简单的清理、摄影和记录，但资料迄今未见公布。2012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7~8月，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单位联合组成调查队，对观音岩摩崖造像点进行了详细调查和记录。兹将此次调查情况简报如下。
二、龛像
观音岩摩崖造像紧临通往通江县城的347国道东侧，北面约5米处有一座民居，南面为农田（图二、三）。崖壁上有4龛造像，本文编为1～4号，其中1、2号龛位于上层，分别为一菩萨一童子与一佛二童子造像，两龛上部还有两道横向凿痕，贯穿崖面；3号龛面积很小，位于1号龛左下方[2]，内已磨平，推测原刻题铭，惜无字迹残存；4号龛位于2号龛正下方，龛内浮雕两通圆首碑，碑文漫漶（图四）。目前，当地民众在崖壁前搭建了二层楼阁式龛檐，使龛像免受雨水侵蚀。
（一）1号龛
内容为一菩萨一童子一瓶。单层尖拱形龛，平截面呈弧形，出檐呈尖拱形。龛宽110、高172、深42厘米。龛向290°。龛楣内层饰细密的缠枝纹，外层两支卷草于龛顶中间收束，末端垂下，形成壸门样式。龛内造像有后代妆彩痕迹。龛外壁右侧有上下两个榫孔（封三）。
龛内正壁造一尊观音菩萨坐像，像高123厘米，连座高163厘米。像结跏趺坐于台座上，双手于腹前相叠，似托一瓶，腹部中心有一个方形榫孔。菩萨面部方圆，两颊饱满，双目微凸，鼻梁宽短，鼻翼多肉，下巴处有一道弧形纹，两耳硕大。头戴僧帽形冠，冠饰卷草纹，中间有化佛，风化严重，仅可见轮廓。缯带垂至两肩，右侧一条掩于耳后，左侧一条从耳前垂下。颈部三道蚕纹，项戴璎珞。菩萨身着双领下垂式广袖中衣，下摆覆于座前，胸下束带打结，领口敞开，露出裙腰。右肩似又覆搭上衣一角。左手戴连珠腕钏。台座呈石灰岩溶洞状，其褶皱式凸起似为莲茎与莲瓣。
左侧龛内壁与外壁面交界处上部有一瓶，高25厘米，立于祥云上。瓶微敛口、束颈、鼓腹，腹下部内收，圈足。瓶内插一束花，上立一鸟。鸟喙略长，尾巴上翘，身朝右前方，回首转向后方（图五）。
右侧龛内壁与外壁面交界处下部有一童子立像，双手于胸前捧宝盒，跣足立于祥云上，像高63厘米，连云座高94厘米。童子光头，面圆。上身似赤裸，下着裙，腰部束带打结，裙腰外翻，帔帛自肩前绕至脑后，两端飘舞。双臂戴连珠纹臂钏、腕钏。
（二）2号龛
内容为一佛二童子。单层拱形龛，平截面呈弧形，出檐平直。龛宽193、高218、深53厘米。龛向280°。龛楣内层饰卷草，外层饰卷草与云纹相结合纹样。龛内造像有后代妆彩痕迹，龛内正壁左上角有一榫孔，龛外壁左侧有上、下两个榫孔（图六）。
龛内正壁造一尊佛坐像，像高175厘米，连座高218厘米。像结跏趺坐于莲座上，双手于腹前施禅定印，腹部中心有一个方形榫孔。佛残存圆形头光，有缘道一圈，螺发，高肉髻呈桃形，头部较方，双目凸出，面颊丰腴，呈微笑状，双耳硕大，下巴处有一道弧形纹，颈部有两道蚕纹。佛身着覆肩袒右式袈裟，袈裟覆搭右肩一角，绕过右腋下搭上左肩。下着涅槃僧，裙腰高及胸部，胸下束带。露出的右臂戴臂钏及腕钏，右脚踝戴环。莲座为方形双层仰莲座，莲瓣平长。整体线条粗犷。
龛左右两侧下部各造一尊童子立像，面向侧前方，跣足立于祥云上，双手均于胸前捧一块布帛，上置物，其中左侧童子为一方盒，右侧为一圆形物。左侧像外侧有一榫孔，像高68厘米，连云座高108厘米。右侧像高68厘米，连云座高118厘米。两童子均光头，长圆脸，呈微笑状。上身赤裸，下着双层短裙，内衬裤，腰部束带打结。帔帛自肩前绕至脑后，两端飘舞。双臂戴臂钏、腕钏（图七）。
（三）3号龛
为空龛，内壁面打磨平整。方形单层龛，龛底外侧脱落，宽62、残高50、深6厘米。龛向290°。龛下部有一道横向凹槽，右下方有二个方形榫孔。
（四）4号龛
内容为两通圆首碑。方形龛，平截面呈横长方形。龛宽302、高232、深57厘米。龛向280°。龛外侧上壁左右端各有一个方形榫孔。左右壁风化磨损严重，右壁上部隐约有一个方形缺口，左壁竖排一列长方形榫孔。龛下部凿出四级台阶，左右端各留有一个方形榫孔（图八）。
龛内正面浮雕出横向并列的两通石碑，碑身风化磨损严重，只有少数几字依稀可辨。龛内左右侧壁亦残存字痕。左侧碑圆首，碑座方形，碑宽149、通高200厘米。碑顶部与左上部各有一个方形榫孔。右侧碑圆首，碑座方形，碑宽119、通高230厘米。
三、年代
（一）与四川地区摩崖造像比较
观音岩摩崖造像现存四龛，其中1、2号造像龛无题记，3号空龛，4号龛虽雕有两通碑刻，但残存字迹已难于辨认，故无明确的纪年。查阅已有文献，1998年出版的《通江县志》中认为该摩崖造像系元代雕刻，但未说明依据[3]。四川地区摩崖造像在南宋后很长一段时期几乎绝迹，明中后期开始增多，现存被认为元代造像的仅有三处，且年代尚有争议并保存不佳[4]。1、2号龛造像在四川地区的摩崖造像中未发现类似者，但某些特征在宋、明两代的造像中又能找到一些影子。
首先，1号龛的菩萨像与四川地区宋代摩崖菩萨像，典型者如大足北山佛湾的149号龛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如意轮观音、136号龛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至十六年（1146年）宝印观音（图九）、125号龛南宋数珠手观音[5]，安岳圆觉洞的7号龛净瓶观音[6]、14号龛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莲花手观音相比，宝冠装饰与雕刻手法与宋代的镂空饰有化佛的高花冠相类，但形状不同，且未有其繁复精细；体型不如宋代修身典雅；服饰未见繁复璎珞。与四川地区明代摩崖菩萨像，典型者如大足千佛岩的7、8号龛观音、11号龛佛左侧观音[7]，安岳华严洞华严三圣窟口左侧不空羂索观音[8]相比，宝冠形制相异，明代冠中央尖起；服饰相近，均着双领下垂式外衣，佛装相类，少璎珞，但衣纹厚重，写实性较明代强。其中，大足千佛岩11号龛左侧观音像与观音岩1号龛菩萨像的衣着、璎珞以及双手捧净瓶的姿势均很相似（图一〇）。此外，大足千佛岩7号龛左侧壁浅浮雕宝瓶，右侧壁刻一鸟的组合与观音岩1号龛左侧的宝瓶与鸟高浮雕题材相近，只是刻法不同。
其次，2号龛的佛像与四川地区宋代摩崖佛像，典型者如安岳圆觉洞10号龛释迦像[9]，大足大佛湾17号龛大方便佛[10]，安岳千佛寨24号龛阿弥陀佛[11]相比，2号龛佛的桃形肉髻与宋代佛的低平螺发相异；面部方圆、丰腴呈微笑状与宋代圆润细腻不同；双耳硕大，无耳饰，与宋代相似；体型较宋代宽厚壮硕；身着覆肩袒右式袈裟与宋代褒衣博带式或通肩式袈裟不同；衣纹厚重，立体感强则与宋代相类。与四川地区明代摩崖佛像，典型者如泸县玉蟾山30号龛佛[12]，大足千佛岩
4号龛永乐元年（1403年）十二佛[13]，荣昌铜鼓山3号龛万历年间大佛[14]相比，桃形肉髻与明代佛低矮肉髻或无肉髻亦相异；最外层袈裟覆搭右肩，为明代常见，衣纹厚重，与明代阴线刻不同。
总之，将观音岩1、2号龛的观音像与佛像所体现的特征，置于整个四川地区石窟寺与摩崖造像序列中看，与宋代比，从龛型到造像风格均变化较明显，与明代造像则有部分相似之处。至于桃形肉髻、袈裟披覆方式等特征很可能是受到藏传佛教造像风格的影响。
（二）与杭州飞来峰摩崖造像比较
全国范围内现存的元代摩崖造像以杭州飞来峰造像最为丰富、典型，其中包括汉式、藏式的菩萨、佛像。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观音岩1号龛菩萨造像与飞来峰35号龛汉式菩萨像[15]均面部方圆；头戴宝冠，冠较高，上侈下敛，雕刻精细；均着双领下垂式大衣，衣摆覆于座前（图一一）。1号龛台座呈石灰岩溶洞状，与飞来峰水月观95号龛、54号龛，特别是22号龛台座相似，均为汉式造像台座样式[16]。
观音岩2号龛佛与飞来峰64号龛藏式阿弥陀佛像[17]均额方颊圆，肉髻呈桃形，螺发[18]；均肩宽体硕，脚趾刻划清晰；均身着覆肩袒右式袈裟，唯观音岩佛袈裟宽大，衣褶明显，飞来峰佛衣薄贴体，衣缘饰纹样；莲座均为扁平复瓣仰莲座，由于风化，已不辨2号佛莲座是否如飞来峰佛莲座上沿一样，也有一圈连珠纹（图一二）。因此，观音岩1号龛为元代汉式菩萨像，2号龛为元代藏式佛像的可能性很大。
四、结语
蒙元争夺南宋巴蜀地区从1227年初入当时四川阶州（今甘肃武都东）到1279年合州钓鱼城（今重庆合川县东）降陷为止，前后总共持续了五十二年[19]。此后，藏传佛教作为元朝廷确立的国教在该地区积极推广起来。通江地区是元军较早占领的川北地区之一，观音岩摩崖造像作为藏传佛教推广下的产物，具有元代汉、藏式造像的诸多特征，与四川地区宋代摩崖造像相比发生了嬗变，而为日后明代所继承，在元代摩崖造像遗存极为少见的四川地区显得尤为可贵。
附记：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项目编号：13ZD&101）阶段性成果之一。
来自：《文物》 2019年07期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通江县文物局、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调查：邓天平、余靖、干倩倩、邓宏亚、赵川、王丹 摄影：邓宏亚 绘图：赵川、邓宏亚 执笔：白彬、邓宏亚、王丹、邓天平、雷玉华
[1]包括诺江镇佛耳崖、东山乡白乳溪、文胜乡佛尔岩、文胜乡马家岩、杨柏乡佛尔岩塬、董溪乡土墙坝佛儿岩、涪阳镇狮儿梁佛儿岩等。
[2]本文的左、右侧，均以龛像的左、右为准，即与观看者相反的方向。
[3]通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通江县志》，第81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4]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中，有三处摩崖造像时代被记为元代，分别是三台县大佛寺、遂宁安居区大佛岩、巴中通江县梭垭梁。参见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中），第353、419、952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三台县大佛寺，现存一尊汉式弥勒佛，年代尚有争议；遂宁安居区大佛岩，现存造像已被改刻、妆彩，虽有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妆彩记一条，但不足以说明造像为元代所造；巴中通江县梭垭梁，保存较差，元代造像基本无存，现存多为汉式罗汉像。
[5]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等编《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北山石窟卷》，第75、99、123页，重庆出版社，1999年。
[6]刘长久《中国西南石窟艺术》，第81~8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7]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地区元明清佛教摩崖龛像》，《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
[8]同[6]，第175页。
[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安岳县圆觉洞摩崖石刻造像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10]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等编《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宝顶石窟卷（上）》，第84页，重庆出版社，1999年。
[11]王达军《安岳石窟》，第132页，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年。
[12]王鑫《玉蟾山石窟佛光深处有菩提》，《中国西部》2015年第11期。
[13]同[7]。 [14]同[7]。
[15]杭州市历史博物馆等编《飞来峰造像》，第202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16]同[15]，第166~168页；朱晨《中国龛窟造像史上最后的光亮——杭州飞来峰元代造像研究》，第65、66页，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7]同[15]，第129页。
[18]这种发型是藏传佛教佛像的显著特征之一。参见赖天兵《杭州飞来峰元代石刻造像艺术》，《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
[19]陈世松《试论蒙古取蜀时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原因》，《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