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挥师大西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穿着各式服装、佩戴各种符号的“国军”嫡系部队和杂牌军，从中原河南、西北甘肃与陕西，翻越秦岭、大巴山，一批一批经过广元、南江、通江，向川中或川西成都方向集结。
在南江县，以“建天”“建地”“建人”为番号的国民党军三个团，拉丁派款，欲倚大巴山为天险，做垂死挣扎，但当地群众一点也不配合。国民党军逗留数日，见人心背逆，自知失道寡助，随后撤离，向广元方向开赴。
“建天”“建地”“建人”三团离去，时隔数日，国民党127军旋即又从巴中县恩阳场向旺苍、广元方向逃窜。因127军军长姓赵，人称“赵军”。沿途一些地方武装趁“赵军”溃败之际，常常对未跟上大部队的少股溃军发起突袭，抢劫其装备及枪支弹药。溃军无奈地将抢劫自己的地方武装称为“土八路”。
127军几乎都是河南人，听不懂大巴山区的方言。溃军行进至南江县正直街道上场，向街上的居民问路，了解前方情况。一士兵问一个姓方的老太婆前面有无“土八路”，老太婆回答说街上这一段石板路走完前面全是“土巴路”（泥巴路）。溃军闻之，谈虎色变，惊恐万状，没有退路可去，只有硬着头皮小心谨慎地往前走。行至普济、旺苍一带，得知“刘邓大军”入川，于是立即返回，盘踞在今旺苍县木门，南江县和平、正直一带，进退无路，静观其变。
二
1949年12月25日，也就是农历冬月初六日，适逢正直场当场天。像以往一样，街上赶场的人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临近中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180师541团侦察班战士，神不知鬼不觉，仿佛从天而降，突然从中街缺口处冲进街道，朝天鸣枪示警，叮嘱赶场群众马上离开街道。赶场的乡民听到枪声和见到军人，立即潮水一样退去，街道顿时空无一人。此时，国民党127军约一排士兵正在上场头巡逻，忽然听到中街枪响，见赶场群众四散，不明原因，也立即退出上场头，撤至二百米开外的红庙子，居高临下，观察动静。他们很快从哨兵那儿得知，解放军到正直了。127军这一排人龟缩于庙内，士气颓丧，不敢开枪，大气也不敢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180师541团是12月19日占领南江县城后，向成都进军，途经正直场的。侦察班率先进入场镇后，大队人马随后进入正直街道。一些战士用粉笔在街道两边居民的木门上写下“张家塆驻此”“李家塆驻此”，共计十余套民房门上写上了这样的字样。解放军战士又在教员谭永达家的门上写下“一三九旅旅部驻此”字样。据谭永达晚年回忆，当时听说共产党的政策是“三生有幸”，即对先生（教师）、医生、学生勿犯——事实上，对老百姓均无犯。解放军军容整齐、纪律严明、平易近人，作为教员，他一点也不畏惧，很快就与住在他家的解放军攀谈起来。他们态度温和，言语朴实。谭永达注意到他们的服装上并无军衔标记，问他们的职务，他们只是笼统地告诉他是解放军战士，出于纪律或保密原因，并不告诉谭永达他们的真实职务。他们向谭永达了解正直场各种情况，谭一一作了简要汇报并介绍自己教书的情况。他们向谭宣传了解放军对待群众的政策，随后在正直街道张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的“约法八章”，使街道居民家喻户晓，安定民心。
随着解放军进驻正直街道，解放军、国民党军两军立即形成对峙状态——解放军前哨驻扎街道上场头正直小学校外面，国民党军127军前哨驻扎红庙子门前，两军前哨仅一箭之遥，双方大声说话彼此均能听得明白。
谭永达事后获悉，驻扎正直街道的解放军并非一个旅的编制，而只是60军180师541团的一个营。也就是说，设在自己家里的“一三九旅旅部”其实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180师541团的一个营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60军前身是华北军区8纵队。该纵队是由太行军区和太岳军区部分部队发展而来的。1947年8月1日，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第22旅和太岳军区第23旅以及太岳直属机关和第19、第20、第21军分区3个基干团合编，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下辖第22、第23、第24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诞生后，立即投入全国解放战争大反攻。1947年10月，首战山西运城，以劣势装备同装备精良且有坚固设防的阎锡山部作战。先以37天的时间扫清运城外围，继于12月28日占领运城。1948年5月，晋冀豫野战军第8纵队改为“华北野战军第8纵队”，隶属华北军区第1兵团，参加了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该纵队第23旅在临汾战役中，英勇奋战，首先登城，被华北军区第1兵团授予“光荣的临汾旅”称号。194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8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隶属华北军区第18兵团。王新亭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张祖谅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周仲英任副政治委员、桂绍彬任政治部主任。第22旅改称第178师，胡正平任师长、刘聚奎任政治委员；第23旅改称第179师，黄定基任师长、萧新春任政治委员；第24旅改称第180师，邓仕俊任师长、王观潮任政治委员。1949年4月25日，该军随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挥师西北、西南。
营长马天才，南江县长池坝（今长赤）人。他是1933年红四方面军第30军在南江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参加红军的。他参加过长征，南征北战，戎马倥偬。“刘邓大军”挥师大西南，他随60军180师541团翻秦岭、越巴山入川，先后占领南郑、南江县城，而后行军经过家乡附近的正直（正直、长池相邻）前往成都。除了马营长住在谭永达家外，还有营教导员张鸿玉。他们知道国民党127军接近一个整编军的兵力，因此有意将一个营对外宣称一个旅。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自古以来，乃兵家常事。兵书上说“兵不厌诈”。善用兵者，常能以少胜多、以寡敌众，即此“虚实”之谓也。
马天才、张鸿玉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抢占先机，安排兵力，部署了从正直场龙耳山、经牌坊梁到正直场街道约十里的战线，防御国民党127军的进攻。
国民党127军前身系河南省地方保安团。1949年初，国民党为加强中原地区防御力量，将河南省的地方保安团合编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27军，隶属国民革命军19兵团。军长赵子立、副军长张振江、参谋长王黎醒。第127军下辖309师（师长田中田）、310师（师长田铣棠）、311师（师长刘子仁）。1949年5月15日，309师在湖北贺胜桥、金口参加了国民革命军19兵团司令长官张轸领导的起义，接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310师、311师在军长赵子立带领下溃逃四川，两个师兵力一万余人，各种枪支一万余支。
赵子立，生于1908年，号一峰,河南永城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先后任中尉营副、上尉参谋、少校团附、中校主任。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第1兵团少将高级参谋兼作战科科长，1939年10月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少将处长，1943年12月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参谋长，1945年2月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参谋长；内战时期，1946年9月任陆军大学中将兵学教官兼乙级将官班主任，1947年12月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九江指挥所中将高级参谋，1948年1月任第5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兼河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4月任第19兵团中将副司令、5月任第127军军长、6月任河南省政府主席。
作为败军之将，逃亡路上，赵子立如丧家之犬，狼狈不堪。这时，在南江县正直场突然又遇上了对手解放军。127军全体官兵闻风丧胆，虽然驻扎在今旺苍木门，南江和平、正直一带的兵力数十倍于解放军，但已没有多少战斗力，均不堪一击，故不敢轻举妄动，冒昧进攻。
马天才认为，如果摆开战场一决雄雌，127军必败无疑。然后战事一开，枪弹横飞、硝烟弥漫，难免伤亡周围百姓，不如迫使其投降，更为有利。于是命令解放军前哨向127军前哨宣传解放军对待投降部队的政策，收拾人心，瓦解敌军士气。并强调，127军全体官兵如果有投降诚意，军长可直接到正直街道“一三九旅旅部”洽谈投降事宜，一定保障其人身安全。
三
两军前哨在正直街道场头相持三日后，也就是1949年12月28日，127军军长赵子立、副军长张振江、参谋长王黎醒等高级将领徒手骑马来到解放军前哨说明来意，要求会见解放军首长。前哨战士立即报告马天才，经同意后，放行赵子立一行。赵子立等人在解放军战士带领下，来到“一三九旅旅部”与马天才、张鸿玉等会面。因马天才、张鸿玉将指挥部设在谭永达家，经过几天的观察、了解和接触，觉得谭永达有文化、思想觉悟比较高，又是熟悉情况的当地人，对他充满信任，指挥部开会研究战事也请他旁听与建议。这次，127军高级将领前来洽谈投降事宜，马天才也没有让谭永达回避。由于谭永达后房不甚宽敞，加上参与洽谈的双方人多，洽谈地点临时改在谭永达邻居何慕庚的后房。据谭永达晚年回忆，127军军长赵子立身材矮小肥胖。他率副军长及参谋长等人进入房间后，等候多时的马天才、张鸿玉等人热情接待。双方落座后，赵子立便站起身来，一一给马天才、张鸿玉等人出示自己的名片，给站在一边的谭永达也递了一张。名片右上第一行书写“一二七军军长”六字，挨行书写“河南省政府主席”七字，名片中间书“赵子立”三字。
洽谈一开始，赵子立便提出投诚条件，要求解放军必须满足“三个保证”，即保证127军全体官兵生命安全、保证不没收127军全体官兵的私人财物、保证不侮辱127军全体官兵的人格。
马天才对赵子立也提出“三项要求”，即要求127军全体官兵上缴的武器完好无损、要求127军交出全部档案、要求127军现有全体官兵全部投降，通过花名册点名，做到一人不缺。
双方先后提出条件后，马天才再详细宣讲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待投降部队的一系列优待政策。
赵子立说：“我们是一个接近整编军的部队。我们弃暗投明，请求贵军以起义部队对待我们。”
马天才说：“你们已处于我军团团围困之中，无处逃窜。枪声一响，你部即全军覆没，这是现实。我军对‘起义’‘投降’这两个概念在政策上虽然是有区别的，但对待上都奉行人道主义原则。你军目前确实没有战斗力，日暮穷途，无路可走，只有缴械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
赵子立沉默良久，审时度势后说：“我们回去研究后再回话。”
一行人便起身离开。
二日后，赵子立率原班人马再来“一三九旅旅部”，同意投降。双方商讨了投降的进行式及细节，解放军同意127军以排为单位，全副武装及个人携带物品进入投降地点——正直小学操场。当时，学校师生已先期离校。
投降时，127军陆续进入一个排到操场上，随即官兵站成三列横队，依次解下武器，退后五步右转，在解放军战士押送下，前往巴中县恩阳场——那里已布置好了接待处。
127军官兵在正直小学投降后，在恩阳等候改编。解放军收缴各种枪械一万余支，弹药不计其数。这些武器全部码放于正直小学礼堂里，随后用木船运往恩阳。127军投降官兵在恩阳集中后，再前往南充，参加政治学习，接受教育改造。经过学习教育，清除了少数冥顽不化的官兵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军，原正职改任副职。1951年春，南江县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部分改编人员又回正直等地驻防。
四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一个营的兵力迫使国民党一个军投降，这在解放战争史上堪称奇迹。最值得庆幸的是，避免了一场残酷的交战，保护了一方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127军的投降也加快了全川的解放进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顺利进军大西南扫清了障碍。贺龙在成都接见赵子立等人，对他的行为表示赞赏并予以慰问。
1950年7月8日，败退台湾的国民政府以“投匪叛国”罪，对赵子立实施免官、夺勋并通缉。
关于率部投诚一事，赵子立晚年如是说：“当时政局危如累卵，民心已失，军心也散，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上面既没有撤我们去台湾的意思，也顾不上我们。我个人去台湾问题不大，但一万多部属怎么办？抛弃我的部属，我的良心会一辈子不安。127军当时的处境极为艰难，既有白崇禧、张群遥控，又受孙震、孙元良节制，可谁都不管供给。部队作战物资补给，一万余人吃、喝、穿及薪饷来源，压力极大。顾及属下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要对得起他们，唯有‘起义’这条路可走。”
127军被解放军改编后，赵子立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之后，刘伯承聘调赵子立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教，担任军职以上将领、高级战术教学工作，解放军许多高级将领如李德生、杨成武、杨得志等都曾与其相识。赵子立教学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很有特点，深受刘伯承好评，刘称赞他治学严谨、工作兢兢业业，并勉励他为解放军的军事教育多作贡献。
“镇反”运动开始后，赵子立被逮捕判刑，先后被关押在河南、北京和陕西等地，1975年3月获得特赦。叶剑英元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赵子立等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平反决定，明确他们的爱国起义人员身份，恢复名誉，落实政策。赵子立先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等职务。先被安排在北京市永定门外全国政协家属楼居住，王耀武、黄维等人是他的邻居，后来在木樨地分得一套高干公寓。他平时忙于政协和党派活动，休闲时也读读写写，著《帷幄春秋》一书。1992年2月1日病故于北京。
作者：浩子 来自：http://www.bznews.org/wenhua/202005/3557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