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记述了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璋烈士的生平。他出身满族农家，曾留学日本，后投身革命。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他因反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路线，年仅25岁便在巴中得胜山被杀害，其军事才能与忠诚丹心令人扼腕。
作者：白明高，转自《平昌文史资料》第三辑（1996年），本文介绍了舒玉璋的一生，分为走出逆境，从戎报国；东洋留学，潜心救国；身居虎穴，丹心向党；长途征战，身先士卒；舒展韬略，名篇传世；将星早陨，英名留芳6个部分，分为6页，资料详实，大约需要40分钟。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徐向前，曾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称赞“舒玉璋同志有很好的军事素养，是个好同志。”事实证明徐帅的评价是公正而客观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公正无私的党的好同志，红军的优秀指挥员，因为反对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创建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被杀害于巴中县得胜山（今平昌县得胜镇）年仅25岁。
一、走出逆境，从戎报国
舒玉璋，字锡候，号舒粥，乳名患德，满族，初中肆业，留日士官生，1908年农历九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县刘尔屯村的一个农家。远祖本系黑龙江鄂伦春族，满人统一东北后，迁居沈阳东郊，被迫改称满族。
在满族，姓舒穆采氏，简化舒姓。舒玉璋的祖父名舒稳采录庆福，父亲名舒穆采依经额，毕业于清朝北洋陆军速成学校，曾任张作霖陆军28师随营讲武堂教官，平生秉性直，仗义疏财，爱打抱不平，因反对该部一些贪官浩劫民财，侮辱妇女，而被解职回家务农;母亲赵氏（满族），好厚贤德，仁慈善良，生育儿女六人，长女舒贵贞，次女舒宝贞（均居台湾），长子舒玉璋，次子舒玉（曾任沈阳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省政协委员），小子舒玉琛（原北京法律大学毕业，其子女分居云南、湖北），幼女舒惠贞舒玉璋虽排行为三，但父母爱他胜过掌上明珠。当舒玉璋四、五岁时，父母就督促他认方块字、画数目字，背诵童诗，讲解“刺股悬梁”、“精忠报国”的历史故事。七岁入本村私塾学堂后，往往深更半夜温习功课，熟读满汉两族文字，习文弄武，深得家人和师友的厚爱。私塾陶先生夸他“患德好学，大有造化”，可见舒玉璋自幼这种聪颖过人的资质。家庭和学校的良好教养，给他后来锐敏地接受新事物创造了条件。
但遗憾的是玉璋刚满11岁那年（1919年）的三月，一场意外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家庭。玉璋的舅公因不满现实社会的弊病，触犯了军阀的“王法”，被判处死刑，法官要舒玉璋的父亲筹赎罪费银圆1千元。他父亲为扶危亲人，只好借高利贷交清赎罪费。贪官收到这笔使人瞠目的目款后，依旧维持所谓原判，而造成舒家人财两空。这时，高利贷者乘人之危，强行逼债，舒玉璋的父亲苦于走投无路一气之下，自缢于沈阳大南门里旅社内，丢下孤单力薄的事子和6个孩子。舒玉瘴的母亲在亲友的帮助下，化悲痛为力量，打起精神，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玉璋身上。卖尽家产，决心送玉璋入沈阳东台第一高等小学读书。年少的舒玉璋，一跨进这所新型的校门，并没因家庭悲剧在心灵上造成的创伤而悲观失望。反而他认为“世态炎凉多磨砺，家贫逆境出栋梁”。于是他将一切悲痛化作动力,一股脑儿钻研功课，勤奋学习，热心国事。
高小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沈阳第三中学。中学期，玉璋成绩斐然，各科名列前茅，而且受进步师生的启迪，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结果，还是因国家腐败，家庭的困窘，迫使舒玉璋辍学回家，在他后来从戎的生涯里才渐渐明白了这些道理。
1924年春节前夕，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的消息传到东北。大年三十晚上，舒玉璋毅然向母亲提出，有志男儿，焉能蜷缩在家，守土持业呢?学校不向我们穷家子弟开门，我只有到社会上去闯，去南国广州黄埔军校求学。母亲听后，心如火燎，忙找玉璋的姑妈婉言劝阻:“玉璋!这怎么行呢?父故母在，姊妹年幼，你咋能丢下不管，只身远游……”
经母亲和姑妈好说歹说，舒玉璋才归顺长辈的意愿，放弃去黄埔军校的念头。随同母亲前去拜见父亲生前的盟友郭松龄旅军（原东北军第三旅）恳求收下玉璋当兵。玉璋更衣入伍后，被编入该旅机枪队扛重机枪。旋开赴山海关前线，准备参与二次直奉战争。他十分反感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混战，但又无力抗衡，只好顺其自然，考入东北军教导队第三期学习。不久，转入东北军军官教育班第一期进修班。由于舒玉璋自强不息，刻苦练习，成绩优异，深得郭松龄的赏识。1924年11月，舒玉璋、舒开元、王茂翔等12名优等生被郭松龄旅长一并送往日本“成诚学校”学习日语，次年转入京都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步兵科深造。
二、东洋留学，潜心救国
舒玉璋一抵日本，获悉孙中山先生北上途经日本神户他抱着好奇的心情去神户高等女子学校聆听孙先生的演讲，他边听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赞叹不休地说:“吾当今日获益匪浅，感深备至。”从此，舒玉璋在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军国主义日渐强化的国度，“人在曹营，心在汉”。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抱着冷静而沉默的态度，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科学和文化知识。
舒玉璋刚学满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中国的野心更加露骨，强压东北军阀张作霖单独承认其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有关满蒙的条款，并纠集英、美各国屯军舰于塘沽，企图重演“八国联军”的丑剧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卑鄙阴谋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反帝、反奉运动影响下，就更加激起东北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愤怒声讨亲日派的卖国行径，直系军阀乘机再次发动了反奉战争。战局发展到1925年11月，奉军开明派将领郭松龄在滦州倒戈反奉，改称“东北国民军”，对前来调解的张学良说:“本以练精兵，御辱，无须兄弟干墙。可东洋如此嚣张，吾已忍无可忍，乃是情不得已”
郭松龄举义后，联络李景林部，同冯玉祥结盟，一同伐兵反击张作霖。郭军兵分三路，直通奉天。12月间，进抵沈阳附近。日本政府眼看傀儡危在且夕，便下令进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出动80架飞机，8000多名陆军参战。12月24日郭松龄于辽中老达房村兵败被杀，夫妇二人暴尸荒野。舒玉璋等人在日本获悉事变的真象后，痛心疾首，欲求提前归国，串联部队继续高举郭松龄的爱国旗帜，后经留日好友劝阻，且冯玉祥遵守信义继续郭松岭部供给舒玉璋等人的留学经费。舒玉璋这才放弃领学的念头，认为“学为救国救民之用，以奠郭氏夫妇和捐躯将士在天之灵”。
在一次集会上舒玉璋大赞孙中山先生的英明伟大，治军严明，品行端正富有民主主义思想和郭松岭旅长的爱国主义热忧，愤怒谴责那些破坏反泰同盟的罪魁祸首。他指出:历史证明自私自利的军阀是救不了中国的，也不能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训。从此，舒玉璋更加坚强地奋往直前，寻求救国救民之术。
他除抓紧学好校方规定的军事课外，还时常关心国内政治，广交进步人士，阅读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日本共产党主办的《赤旗》、制定的《二十七年纲领》，以及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经过他长期对国内外各种主义、各类党派的认真比较、选择，终于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观，信仰共产主义。他对好友王梦龄说:“唯有马列主义才能医治疮痪满目的中国;走俄国人民的道路方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实现中华之大统一”
舒玉璋在政治思想上的迅速升华，引起留日的共产党人的十分关注，并积极派人去亲近他，了解他，帮助他;而舒玉璋也多次主动靠近党的组织，提出进步要求。党的组织为考验这位年不过18岁的士官生，能否应付复杂多变的环境，1926年暑假，同意舒玉璋取道朝鲜秘密回国探望母亲并完成组织上赋予他的重任，收集敌情资料和革命发展状况。没料，他刚踏上祖国的边疆时，得知张作霖正苦恼于郭松龄事件，还继续通缉捉拿郭军倒戈的所有人士，其中就有舒玉璋等人在列。但早有所料的舒玉璋，已乔装成日本士官生的模样，留着仁丹胡，手执文明杖，口操日语，一路上谁也难辨别出他究竟是东洋人还是中国人。就连去沈阳火车站迎接他的亲生胞弟舒玉珊也一点认识不出兄长的面目。
归家的路上，兄弟俩一前一后，东躲西闪。弟误认为是日本军人找麻烦来了，兄怀疑是张作霖的暗探在跟踪盯梢。二人行至家门口，一家人望着舒玉璋目瞪口呆，拒之门外。直等舒玉璋将行李轻放在门口边，然后亲切地喊声:“亲娘!我是患德呀!”两扇门才慢慢打开。玉璋乐呵呵一笑“进乡情更却，不敢问来人”。弟弟一把拉紧兄长的手脱口而出“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客”，说得全家皆大欢喜。
舒玉璋在家一住十余日，涉足城乡，走亲访友，了解下层社会的动态，畅谈自已留日的生活、学习和对时局的看法。并一再强调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提醒亲友务必百倍警惕。一天晚上，玉璋的几位知心学友来家叙述郭氏夫妇的遭遇，学生、兵士被害的情况。舒玉璋痛切之情，昭然纸上，埋头写下:“痛我等学子，悼我遇难将土。被邪魔残害，莽莽神州，天道何在?凡我国人探国保家，贵无劳贷。”诺友谈后，颇受悠动!个个口诛，宜知奋勉伐，痛斥外强内奸的反革命行为。后安然度过假期，完成任务，顺利同到学校学习。
1926年旧历10月，旅日党组织，趁日本国内民主空气稍有解冻，日共筹备重新恢复建党的时机，舒玉璋经留日的中共党员王梦龄（广东人）的介绍，加入了中共旅日地下党组织。自感“从此真正获得了新生，找到了革命的航船，迈上了革命的大道…….”舒玉璋在学习、生活、工作上，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服从党组织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1927年秋，舒玉璋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本想归国培训革命军队，造就革命人才。没料，这时“宁汉合流”，国内局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舒玉璋的留学经费亦遭断绝，不少进步人士，纷纷逃往国外，党要舒玉璋克服一切困难，暂留日本做华侨工作，同日本人民一道反对日本政府得寸进尺侵略中国的斗争。于是，舒玉璋只好依靠学友的关系，四处去卖劳动，打工挣钱，作为宣传费用，书刻传单，赈济难民，鼓动群众，抗议日本向外侵略扩张。就这样，舒玉璋一直为党工作到1928年5月的“济南惨案”发生。
正义感、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激情，驱使这位刚直不阿的热血青年归心似箭，急欲要求归国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他说“力要用在刀刃上”，去从事党的“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战斗。有人劝阻他说:“你太年轻回国危险!不如侨居日本谋职。”甚至个别日本教官，鉴于舒玉璋学业优异，机智灵活，公开出面恐胁阻拦，可舒玉境不惧一切，坚定地回答:“人各有志，我有我的民族自尊心。我早系满人后裔，但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就应当有中国人的骨气，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丢头不丢志。”但是又如何摆脱羁绊，凑足路费而顺利回归祖国呢?这在舒玉璋的脑子里日夜盘旋、思索……最后想一妙计，做医生工作，伪称患病，住进东京养生园病院。舒玉璋向家中要钱的信中称:鱼龙分衍之际，我不做龙胜傍龙，虎胜傍虎的跳梁小了也不愿躲进避风港里，贪生怕死。实在想为母亲尽忠尽孝……。但身不由己，住进了医院……。舒玉璋的母亲得信后，望子早日康复归来，索性将仅有的土地房产全部抵押，换日币2700元（当时折合银圆7290元），汇给舒正璋治病，全家人依赖舒玉璋的姑母关舒氏过活。
舒玉璋收到慈母的款后，结清了医疗费，余款作路费绕道香港，途经广州回到沈阳。舒玉璋一拢家，亲友和玉璋的未婚妻林惠芬小姐一再规劝他早日成家立业，就地谋职而舒玉璋坚定地回答:“为得了小家，就为不了四万万同胞的大家。信念不许我这样做……”九天九夜的家常话叙罢后，舒玉璋又照常挺直腰板，走家串户，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发展革命力量。
舒玉璋离家去广州接受任务，他弟弟舒玉璜送行到沈阳火车站时，他还利用开车前的时间前去秘密点会唔同志，嘱咐战友，忠心为革命工作。返回车站时，悄声地对弟弟讲:“玉，哥哥本不赞成你穿上这套军装，但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又无可奈何，所以，哥的事情你不必过问。总之我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今后，你凡做任何事情,只要从好的愿望出发，就没有办不成功的事。”舒玉一直铭记住长兄留下的赐教，弟兄姐妹一同走向了抗已救国之道。无论是在艰苦抗日的岁月中，或是在国共两党拼搏的游涡里，舒玉琳不忘家兄的教诲，不顾自身安危，利用各种关系曾营救过百多名爱国人士、进步学生和共产党人出狱，并公开支持逼蒋抗日的南下学生请愿团。舒玉瓉老人在追忆这段历史时说:“正因为我是舒玉璋的胞弟，许多事件都把我牵进政治斗争的漩涡。“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两次抄我的家，通缉捉拿我，一家人流落关内。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嫌疑我系共魁舒玉璋派入国军内部的红色特务，在南京中央军校被捕入狱，三次过法场，吓得么妹舒惠贞神智颠倒。1937年夏，又回到傅作义部任教官。10月，山西北战场会议，巧遇徐向前将军，问及家兄的下落，徐将军难堪地回答:“被张国焘在四川杀了……’，顿时，我悲异常，痛心难忍，没有来得及问其死因。山西失陷后，舒玉璜为打听哥哥的死因，潜逃到四川成都中央陆军军校任中校战术教官。莫料，因招收东北学生，而被特务告密，蒋介石下令审讯舒玉瓉。1941年才逃往西康刘文辉部，旋任少将教官。
抗日胜利后，舒玉瓉到重庆打听家兄的死因和经过张国焘获悉便派人去刺杀舒玉瓉。刺客说:“他是国军少将哟。”张国焘回答:“中将也要铲草除根。”幸得“民盟”保护，舒玉瓉携家眷逃回沈阳。莫料“文革”中，又被打成“反属”，扣上“反革命”帽子。舒玉瓉的一切遭遇都是因为他与舒玉璋是一母所生的关系所致。也正说明舒玉瓉生前,在方方面面颇具影响，真令人深思……
三、身居虎穴，丹心向党
1928年6月，舒玉璋去广州接受党组织的任务时，正值海陆丰农民起义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与国民党“围剿”展开大规模游击战争时候，充满血腥恐怖的广州城，到处所见是抓共产党人的标语、通缉令，杀害革命人士的罪恶枪声不时震碎人们的旧梦。置身于这种危险境况下的舒玉璋，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他与中共地下党员王梦龄扮成国民党人，供参观黄埔军校旧址、“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墓”的机会秘密山九了工作，转达了上级布置的任务，从速奔向了各自的战斗岗位。舒玉璋离开广州前夕，在给弟弟舒玉瓉的信中说:“兄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弘扬黄埔精神，奉命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工作……”冯玉祥将军见到舒玉璋时，感慨万分地说：“你们一共十二人赴日本学习军事，唯有你舒玉璋看得起我来我部工作，故破格提升你为中校步兵科长，兼战术教官，你意下如何?”舒玉璋诚恳地回答:“将军既然信任我，玉璋不计禄位高低，誓为这支部队效力，为将军尽忠尽职!”
“那为什么?”冯玉祥开怀一笑，反问一句。
“因为将军开明大义，敢于革命，乃属正义之师。”舒玉璋斩钉截铁地回答。
冯玉祥恭而大笑:“那我还有啥子短处呢?”
“有，听说，将军有点独裁，信奉天主教，而且强迫部下亦信仰。”
冯玉祥默默点头，说了声“好好地干吧!”一年后，舒玉璋被提升为手枪旅上校旅长。舒玉璋初接触这支部队，觉得与其他军阀部队相比，确有差异，不愧是刘伯坚、丘侠富、邓希贤（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协助冯玉祥起死复生的军队，受过爱国的民主革命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这支部队始终受蒋介石所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舒玉璋抓住军内这一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不断地给广大官兵灌输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宣传鼓动部队官兵向专制独裁的卖国主义分子作斗争。时到1930年4月，新军阀为争权夺利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中原战争”。舒玉璋趁此联合邓宝珊率手枪旅起义，准备开赴豫西，配合起义的农民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不幸意图暴露，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于河南许昌地区击溃。
舒玉璋与邓宝珊爬在火车厢底下，连夜逃出险区，潜伏南京，躲进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佑任家避难。后经于佑任先生的掩护，送出虎穴，旋往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
1930年8月，舒玉璋回老家沈阳悼念死去的母亲，目睹家庭日趋困难，党组织同意舒玉璋将么弟舒玉琛接到北京，免费入北平宏达中学（后改称为东北中学）读书。舒玉琛利用学生身份为掩护，在兄长的安排下，为革命做了许多通讯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早晨，日本侵略军抄了舒玉璋的老家，并通缉捉拿舒玉璋、舒玉琛兄弟俩。翠日凌晨一家人悄悄逃入关内。舒玉由张学良部转入傅作义部学兵大队。此间，一家人不时在北京相聚，弟兄肝胆相照。舒玉在回忆录中写道:“长兄住北平尚贤公寓他主要干学运工作，经常东奔西走，变化莫测。有时利用我这个军为掩护，给中共地下党人送信，递便条。返回来的是一个白纸条或一本杂志、书，长兄收到心，用化学药水一抹，现出两行字，阅后即毁，相当机密。有时候，兄叫我坐人力车，他扮成力夫拉车，掩护他通过埠城门、西顺城街等关卡，去开会、送密码、传文件，直到1931年11月，舒玉璋被党组织派赴江苏淮阳的国民党第二十五路军任战术教官。临行时，长兄对我幺弟嘱咐:“我明日去江苏，照顾弟妹的重担，全落在你的肩上了，今后做任何事情要谨言慎行，不许暴露我的去问。幺弟要努力学习，做一个真正的人。”家兄的言行，至今耳濡目染，使我真正体会到一个产党员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自我牺牲的伟大精神!”
第天，舒玉琼弄来半新不旧的国军服装，告别了他战斗过一年的北京城，乘坐南行的火车走向新的战斗岗位。
当时，党中央鉴于梁冠英（河南人，解放后任苏州市政协委员，1968年病逝）部系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收编的杂牌军，调往苏北，归江苏清乡督办张之江指挥，广大官兵对蒋介石怀有不满情绪，故中央派舒玉璋等共产党人去该部开展兵运工作，发动基树田、董致和等团抗日反蒋，壮大抗日民主力量。一次舒玉璋针对张之江的反共训词，有讲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团结御敌的抗日主张。结果被国民党特务告密，认定舒玉璋是“异党分子”迫张之江下拘捕令。幸亏中共地下党员肃伯严（梁冠英的机要秘书）得到密码后，立即通知舒玉璋离境。舒玉璋连夜逃往上海后，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在苏北的工作情况，后被党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参谋主任。
四、长途征战，身先士卒
1931年12月，舒玉璋几经辗转，历尽艰辛，混过敌人重重关卡哨所，月底到达安徽省六安县三河镇。此时的三河镇未被红军攻克，而是国民党蒋介石“围剿”赤军的集结地。但是这里革命力量雄厚，群众基础很好。舒玉璋潜入这块赤白交界地，与中共地下党人接了头，了解了敌情，既而昼夜兼程，步入苏区。他在离开三河镇时，给他弟弟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兄冒尽风险，终于逃出了虎穴，到达了我应该到达的光明之地。兄，唯一目的是舒展救国救民之志，为中华之崛起。望弟妹勿念，各自为重。”
舒玉璋交了信后昼宿夜行，穿过敌人封锁线，到达赤区。他激情满怀地对同志们说:“这里与白区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自此，舒玉璋积极参与徐向前、曾中生、继勋等指挥的反敌第三次“围剿”战争。这次反敌“围剿”的大胜利，使鄂豫皖根据地扩大到四万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红军发展到45000余人，起着“南断长江，西控平汉，威逼武汉，震南京”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前来根据地担任中央和红军最高领导人的张国焘，竭力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大搞内部“肃反”，骄矜轻敌，漠视曾中生、徐向前、舒玉璋等人的正确意见，一味强调“坚决进攻”、“偏师之说”的谬论。结果使红军在反敌第四次“围剿”战中，节节失利，岌岌可危。1932年10月12日夜，红军主力两万余人，被迫向西突围，冲破敌人层层围追堵截，穿过鄂北和豫西南等六县边境涉过丹江，11月11日，红军损失四、五千人，进至鄂陕边漫川关险道，遭强敌堵截，敌中央军已从三面逼近，占据险要地势，安图将红军围歼于十里峡谷峭壁间。在此危急紧要关头，“张国焘动摇了，提出让部队分散突围。”当场遭到徐向前、曾中生、舒玉璋等人的强烈反对。徐向前说:“整块肉，敌人难吃掉若分成若干块，敌人就会一口一口咽下的……”徐总指挥的话音刚落，舒玉璋首当其冲地站起来说:“我们决不可知难而退，自取灭亡。常言道:失去头羊的羊群准会被狼一个一个吃掉。我坚决赞成徐总指挥和曾中生同志的集中突围的正确主张。”
正是这种正确主张得胜，才挽救了一万五千多红军指战员的生命。12日夜，舒玉璋跟随徐向前、陈昌浩等同志，一同去红34团和279团阵地，反复察看地形，找前线指挥员和当地老百姓精心研究，制定出了突围计划:“只听舒玉璋指点着地图说，报告陈政委、总指挥!突围就在这里吧。”陈昌浩、徐向前瞄了瞄作战地图，决心挑选几十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组成敢死队，乘风雪交加的深夜带上铁勾、绳索，悄悄从荆棘丛生的悬崖攀上，后援部队集中火力佯攻正面狭道口。敢死队乘势穿过敌人两旅的接合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北山口守敌，钳制反扑之敌。会后，舒玉璋语气沉重地对善于攻坚的34团长许世友说:“尊敬的团长同志!全军的安危在此一举，你豁出命来攻下北山口，给大伙杀出一条血路来呀!”许团长紧紧拉住舒玉璋的手说:“主任同志，我老许定不辜负众人之托……”深夜2时许，敢死队攀上十多丈高的悬崖边沿上,屏声静气等正面开火掩护。
霎时，枪声四起，炮声怒吼，划破了夜空，撕裂了山岗。激烈、残酷的战斗一直进行到13日中午，279团团长韩金城同志英勇牺牲，红军伤亡四、五百人，终于控制住了北山口要道，黄昏时分，部队才喜笑颜开，迈过崖腰上那条一尺多宽的险道，向西北疾进，连夜翻过1000米高的野狐岭。数日后，北出秦岭，抵达白雪莽舞的关中平原，西安敌人惊恐万状，急忙调遣75师抢先赶赴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尾追红军的5个师蜂拥扑向关中敌另两个师已云集陇海线星夜疾进，而马步芳的骑兵于周至县一带布防，截断了红军西进的道路。敌人狂叫:要“共匪”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境。
此时此境，红军是束手待毙，还是另辟生路?这是当时摆在红军面前的最大难题。舒玉璋挺身而出，要求徐总指挥转告张国焘主席:疲惫之军不能在平原上再跟装备精良之敌拼阵地战了，连师政委李先念都负伤了，再坚持向西北出击，会全军覆灭呀……，徐向前集大家意见，反复向张国焘解释后，于12月1日夜，部队才且战且退。一路上，指战员们宰杀战马充饥，强忍着饥寒折磨，舒玉璋将自己的外衣脱给伤病员穿上，自己披件破棉袄，边走边说:这点风雪算不了啥，我早就习以为常了!在舒玉璋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感召下，广大指战员历经七天七夜，翻越几座海拔2000多米高的大山，折回秦岭南麓，这才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有了喘息之机。但是一路作战，沿途牺牲、饥寒交迫，激起了广大指战员的愤懑。
当部队到达陕南小河口后，前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带着伤痛，前去匡继勋、余笃三、王振华、舒玉璋、朱光、刘杞、吴展、傅钟、张琴秋等高干密商，拟派人去中央反映张国焘的问题。请示中央采取措施，挽救危局。密商结果，改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大家的意见。这就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意见书》。张国焘为缓和广大指战员的不满情绪和扭转自身的孤立处境，于12月9日召开师以上干部的小河口会议。会上，曾中生、舒玉璋等同志又再次义正辞严地批评了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指出红军不应该无止境地向西边退却，应在川陕鄂边开辟新区，求得阵地，向外发展，以免拖垮部队。出人意外，张国焘竟表示虚心接受大家意见。还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任命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舒玉璋为参谋主任。莫料，张国秦玩弄的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将这些提出正确意见的同志视为“不满现有领导的反对派”。入川后，借“肃反”为名，一个一个地加以排斥打击，直至秘密杀害。当年代许世友、程世才等老将回忆这些提意见的同志,直抱着真诚相见，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一致以人民的利益重，以革命事业至尚。在革命的实践活动中，表现十分和极，斗争热情很好。后来在查阅舒玉璋的历史档案时一样记载着舒玉璋“除做好参谋主任的工作外，还兼负指挥大行李和管理后勤工作。行军作战，以身作则，团结同志很讲方法。”他对战士说:“你们个头矮小，体弱，我魁梧壮，我挑上这些笨重的玩意儿，可跟你们同步齐驱，并肩前进!”其实，舒玉璋挑上东西，也总是走在伤病员和体弱战士的后面，深怕有人掉队，一到宿营地，他就放下行李，喊上参谋干事和警卫员，一起侦察地形，了解敌情，勾勒出行军、作战的初步方案和示意图，供给最高指挥部决策。一遇敌情，战斗打响，他又奋不顾身，一马当先，深入前沿阵地，协助部属处理应急事宜，或设计进攻、坚守、退却的作战方案。
同志们多次关心他说:!“你也得爱惜自己的身子!他亮开嗓门笑着说:“怕什么?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当时有人称赞他说:“别看那满子（满人）平常沉默寡言性情有点暴躁，可是遇事有独特见解，敢言善谏，爱与人方便。”舒玉璋的这些风范，时至今日，王宏坤将军还记忆犹新地说:“舒玉璋是个好同志，生活简朴，性格直爽，爱直言上谏。对军事很有研究，主张远交近攻，注意统战工作尤其熟悉战术技术，写过许多军事论文，确属是位了不起的将才，他曾参与指挥过红军解放江口（平昌）、巴中的战半和反田颂尧“三路围攻战役，以及仪（陇）南（部）战役，我们在四川打了许多漂亮仗，这不能不承认与舒玉璋出谋献策分不开……”将帅们的评价，与当年舒玉璋发表在《干部必读》刊物上的军事论文十分贴切，也与徐向前元帅称赞“舒玉璋有很好的军事素养，遇事有独到见解……”完全合拍。
五、舒展韬略，名篇传世
1932年12月中旬，舒玉璋参加了总部在陕南召开的团职干部以上的中家沟会议。决定“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12月19日晨，舒玉璋随主力部队翻越巴山天险，他手拄着棍棒，挎上沉重的行李，口里哼着悠扬的歌声，迈着艰难的步子，披风沐雪，爬越上70里、中70里下70里的羊肠小道。26日，舒玉璋和红军总指挥部驻进通江县城，红军乘敌空虚，迅速向巴中和今平昌逼近。1933年2月1日，红军解放了南江县城，并继续向西发展。15日，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后，舒玉璋跟曾中生一道，积极收集四川军阀的资料，部队建制、序列、装备、训练素质和各个军阀作战的战略、战术、战斗特点、实战性能，以及山地战的地形特色和风土人情，然后用马列主义观点，从战略、战术上及时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提出了很多良好的建议，重点突出了远交近攻、游击战术以及对开创根据地的重要性，作了最精辟的论述。
舒玉璋在给总指挥部一份报告材料中指出:“红军基于在川陕边区有创造赤区的战略下，乃决定首先消灭田颂尧，然后侧方有刘存厚，后有陕军，应以一部应付该两方之敌，以免右侧方及后方受敌威胁，而我大部出击通南巴作战，乃为战略之需要。所以指挥必须统一动作。”这个建议，对入川不久的红四方面军来说，的确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作战方案。红四方面军在整个战场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是本着这个战略出发。当红军攻克巴中、南江后，蒋介石指令田颂尧集中6万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向刚站稳脚跟的红四方面军展开“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照舒玉璋同志的上述建议，决定以73师之216团驻于通江碑坝地区，监视并阻击陕南方面之敌，以红10师分布于通江东北之洪口场至竹峪关一线，防范刘存厚部和追击红军的刘恩茂部，以掩护苏区侧后安全。然后，红军采取“诱敌深入，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利用有利地势，于运动中阻击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2月16日，田颂尧下令左、中、右三路向川陕苏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同时，刘存厚部亦乘机向侧翼进攻，红军处于四面临敌。
这时，舒玉璋根据红军从鄂豫皖西征入川后的作战经验，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态势，抓住川军相互矛盾，官兵厌战的致命弱点，主动及时地向总指挥提出，采取“远交近攻，避实就虚”的战略原则;在战术上，主张“集中火力，夜间突击，各个击破”，继而穷追猛打地歼灭敌人。他的一系列正确建议，在实践战斗中得以充分的印证，在敌强我弱的劣势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红军广大指战员，历经四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粉碎了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毙伤俘虏敌旅长以下官兵74000余人。田颂尧被蒋介石“革职查办”，我根据地得以巩固发展，红军由入川时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近4万人马，舒玉璋继任总参谋主任职务，并于1933年6月，在通江新场坝出席了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8月1日，出席了在巴中召开的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红军历时四个月，取得了反三路围攻的大胜利，使南京政府大为震惊，四川军阀异常恐慌，北边的陕军孙蔚如和南面的杨森，以及东边王三春部，纷纷向红军求和妥协。这时蒋介石一面忙于攻中央苏区，一面又想控制四川，于是只好另换头目，重赏军饷，增拨飞机大炮，委任四川最大军阔头子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今”，集21万兵力，组织规模更大的“六路围攻”。红军趁敌人新的进攻到来之前，抓紧时间总结实战经验，整训部队。舒玉璋利用这一战隙时间，昼伏夜写，翻译了《追击要点》一书，作为教育广大指战员提高指挥能力和军事素质的教材，以创造新的战术，克服以往在战争中存在的弱点，即“只知打仗、冲锋，而不注重研究战术的倾向”。他在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我军此次伟大胜利而未能将田颂尧部全部消灭，使匪军能整顿其残部，而作数次抵抗，竞能退守一老窝嘉陵江沿线者，这不外是我军对追击要领缺乏研究，与决心迟缓之故也。”同对，舒玉璋也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我军指挥上的缺点:“当匪军左翼为我右翼军大大击溃后，而我左翼尚称有新部队增加（如12师特务团;吴家坪有匪军一团人）。致使我高级指挥官为之所感缓。敌人大部已退，残留少数于英灵山牵制我军，而我军悴然在该地一带停留两三日，未能用攻击手段消灭之……。敌明明溃乱，217团已经追到赵寨，而复半途停止。使敌苟延观光山者，不外只知自己疲劳，而不知敌人更加疲劳，或因顾虑过多，而不能迅速侦明情况，以适应追击时机也。诸如此类，不可胜举。兹特将追击之战术原则录后，以供同志之研究。”文章接着在一、二、三、四部份着重强调了指挥员切忌为敌现状所眩惑，发现敌有退却图，则迅速集中兵力，果断勇敢穷追猛打，逼近敌聚而之。
随后，舒玉璋又陆续撰写了《侧防机能之说明》。此主要强调:红军应根据川陕边的地理环境特殊性，要充分挥近战、夜战，配合正面攻击。他指出:“侧防者，即将动武器配合炮兵，伏没于阵地之突出部后侧方之高地落、森林、路边而能向我正面阵地前一两百米之处……或距离四、五百米处，待敌正面向我出击时，予以突然……这一战术在1933年2月春节期间的马鞍山反击战中得到挥，红军一夜之间深入敌警备二路司令部，击毙敌旅长郝庭以下官兵800余人，并开敌第七旅大部，震撼了全线军，总指挥王陵基被刘湘撤职。
1933年7月，舒玉璋在《军略、战略、战术战斗之释》一文中，指出:“军略受国策之使命，对某方面的战有单独行动使命之军团，有单独在战区管理地方行政、通、财政之行权。在军事方面，有临时休战参战及其它外手段等……如红四方面军基于党中央及中央政府所定的第略，认为在中国目前政治革命形势下，只有开展西北革命据地后方战略，因此，本军在川陕边区创造新的苏区实施中央的策略之方针，则谓之军略。”而“战略者，为实施军略达战争之目的……战术者，行军驻军警戒宿营战斗之方法也，所谓兵行千里而不殆，警戒不乏战斗力也……”舒玉璋为让广大指战员在实战中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这些理论，他还编写了《警急集合之说明》和《军事知识研究》。特别是他在《军事知识研究》中、分“火线构成及集中火力”、“援队及各预备队用途”、“夜间攻击之准备”等专题分类论述，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总结了各类形式的作战经验，上升到理论，在川陕苏区党的《干部必读》刊物上连载。
舒玉璋在军事上的高超建树和独到的战略战术原则，是他在长期战斗中不断积累、系统总结，吸取古今中外军事斗争经验的结果。其目的是培训广大红军指战员具有“智勇双全、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精神，所以，在当时，这些军事著作，普遍受到了红军指战员和游击队战士的欢迎。然而舒玉璋同志并不满足现有的成果，他趁红军开展了“仪（陇）南（部）战役”后的间隙，又继续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同志主持编写了不少有关军事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军事文章，以供红军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部培训部队和有计划地提高干部的军事理论素养的主要教材。广大红军和地方武装通过这类军事理论著作的学习，不仅提高了红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为红军相继开展“三次进攻战役和反刘湘“六路围攻”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对红军部队的建设和发展，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实践经验和军事理论，与后来徐帅总结红四方面军在长期战斗中所形成的“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密切相关。所以徐向前元帅生前反复称赞舒玉璋“有很好的军事素养，有独到见解..”一些老将也钦佩他是“难得的将才”他的军事论著和称誉保存至今，名传后世，并没有因岁月流逝而冲淡，也没因历史的偏见而湮没。
六、将星早陨，英名留芳
舒玉璋同志素有襟怀坦白，灵魂纯净，心胸透明，仗义直言的性格。他参加革命后，处处视党和群众的利益至尚不谋私利，不图权势，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这种不卑不亢的性格，高风亮节的英雄气魄，自然成了那些唯命是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嫉贤妒能的自私、狭隘、保守等人的眼中钉。舒玉璋到鄂豫皖苏区后，经过他实地调查研究，曾多次抵制过张国焘的忽“左”忽右的错误路线，这就埋下了被害的原因。时到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反“三路围攻”胜利后，陕军孙蔚如和川军杨森慑于红军的威力，保存自身的实力，主动提出与红军议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杨森派出谈判代表李林昭等人秘密前往江口至得胜山与红军代表舒玉璋等人谈判。莫料，谈判期间，红军乘敌猝不及防，一夜之间，冲破了杨森坚固的防线，毙俘杨军团长陈栋材、雍寿康以下官兵千余人，缴获长短枪支2500余件。这就是史称的“营（山）渠《县）战役”。杨森急忙调遣第三师王破基部和第四师范绍增部，配合杨森第3、4、6混成旅于营山、渠县积极组织反，红军折头向西发展，准备开展“宜（汉）达（县）战役””，歼灭老朽昏庸的刘存厚部。
战役开展前夕，红四方面军总指探部在今平昌具得胜山召开了各军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谈，研究制定宣达战得的昨出有针和部署。会议期，舒玉照总指挥的您图役作战前两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出发，提出丁我军不度意圆，从“打杨森的问题”。他认为这既有损红军的信誉，也扩大了红军的对立面，是策略上的错误。由此，舒玉璋与张国焘、陈昌浩的矛盾便公开化了，也是铸成舒玉璋被杀的直接原因。当年目睹现场的两位老红军干部李长宽（退休教师）、冯富远于1979年回忆说:“我们从前就因为摆谈红军杀了师长、舒主任、曾中生而被挨批斗’，戴上“反革命帽子’”其实这是事实，“壬申年秋，我于巴中初师毕业，无书可教更邀约了几位好友去陕南参加了红军，留总部搞后勤。第一次见到徐向前时，站在他身旁的是一位宽阔的肩膀、黝黑的方脸盘，看上去性格直爽、粗犷、行动多于言辞的人，人们称呼他舒主任。”入川途中，李长宽见舒主任肩背大包行李迈着沉重的步子。
入川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夕，排长要李长宽在俱乐部门上写副对联，李长宽想了许久，写下:“工亦乐农亦乐大家俱乐，你也来我也来豪绅没来。”横匾:“乐在其中”。刚贴好后，徐总和舒玉璋走来看后，伸指称赞，大加鼓励。事后，陈昌浩政委看后，先是夸奖，继而追问是谁写的?一听说是新入伍的李长宽。没料他猛回过头来，眉头一皱,“哼!你自报读三年书，咋有如此功力?看来你对革命不老实，暂罚你一个月苦工。”说罢，就扬长而去。
一个风雪天，李长宽跟劳苦队上山背柴，忽见徐总和舒主任从前线归来，他大声呼喊:“首长”。他俩下马询问一番后，李长宽只听舒主任生气地说了句:“乱弹琴”。当时李长宽不理解此话的含义，时隔几天后，李长宽被解出苦役，调总部工作。后来，李长宽在《干部必读》上，拜读了玉璋署名的军事论文，方知舒主任是位了不起的文武秀才。时到1933年10月初旬末，李长宽等二人被调去得胜山军事会议办伙食。突然，一天下午，陈昌浩与舒玉璋大吵大争起来，李长宽在窗外见陈昌浩火冒三丈，大声武气地说:“你这蛮子本性不改一贯不满现有领导的反党分子，对抗中央的右派势力!”这时，舒玉璋也是怒不可遏地反驳:“你才是一贯对抗中央压制民主的右派、两面派。你同意我去与杨森的代表谈判议和，并用鸦片换回大宗医药、枪弹，结果你又背着我们派兵去打别人，破坏互不侵犯协议……”陈昌浩劈桌子一巴掌:“你煽动军心，是现行反革命、日本特务，马上捆起来，交保卫局。”几个汉子一齐冲上，舒玉璋边挣扎边吼:“你们是军阀作风，法西斯，我要向中央揭发你们的罪行……”。冯富远接着说:“1975年冬,农民改土造田,在得胜江家梁挖出一副红军棺材，内有怀表、皮带扣，我认为那是舒玉璋的坟墓，而旷师长才是被勒死在通江的。”
这段公道自在人心的活资料，不仅证实了中央组织部办公室档案科提供的资料属实，而且翔实地印证了当年在场的徐向前元帅的回忆:“舒玉璋为人耿直，个性刚毅，工作勤勤恳恳，遇事有自己的看法。不同意打杨森，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仗已经打完了，也有时间坐下来，心平气和地研究。张国焘给他扣帽子是不对的，人家保留意见有什么错?他是共产党员嘛!有提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陈昌浩在火头上，我怎么劝都不行，结果硬是把舒玉璋关进了班房。政治委员决定一切，能随便抓人、杀人，搬的是苏联那一套害死人哪。我说，我没有参谋主任不行，要了几次，他都不理，后来听说以“反革命’罪名，把舒玉璋杀掉了。这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令人惋惜。”临刑时，舒玉璋不住的高喊:“我是共产党员，我不是反革命!党要救我呀……”
呐喊和枪声交织在一起，震撼了沉睡的山冈，撕裂了夜晚的星空。山冈为冤魂挥泪，星月为他哀鸣!哀鸣这位矢志救国救民的共产党员，功勋卓著的红军将才，仅仅是因为在党内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等人的独断专横、军阀作风，以维护党的尊严、纯洁、法规、民主而不幸早陨。凡是与这位将星战斗过、生活过的同志，都没有因为历史的沉沦，岁月的流逝，把自己给舒玉璋的殊荣厚爱冲淡，而是与徐帅一样，为之痛心疾首，虔诚默哀，誓从血的教训中，永远“继先驱之志，抒赤子之情;唱奋进之歌，走改革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