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来到川北地区。红军一到，就发出布告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的父老兄弟的，红军就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穷人自己的队伍，赶快组织起来，打倒地主资产阶级，向他们作斗争吧！把地主资产阶级抢占我们的财产土地夺回来吧！我们穷人要翻身做主人啦！”
我们听说是自己的队伍，高兴得跳起来了，你抱我，我抱你地说：“我们自己有队伍来了！我们翻过来了！”我们这帮子穷孩子给地主扛活，地主都跑了，我们怎么办呢？尤其像我这个自小就失去父母的孤儿，到哪里去呢？我和穷哥们商量：“红军不是说了，叫我们赶快组织起来抓地主、夺回财产和土地吗？”“对！组织起来。正好这天来了十几个红军到乡村宣传、写标语，年龄同我们差不多，都是小兵。他们也穿得不好，脚上穿的是草鞋。我们就问红军，怎样组织法？组织起来干什么？红军说：20岁以上的组织赤卫队，15岁以上的组织少年先锋队。
任务是站岗、堵卡、抓坏人和地富，破除封建迷信，自己选干部，地主的粮食，可以吃，也可以分给穷人。听了红军的宣传，在红军的帮助下，我们组织起来了，共有30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少先队，下设3个班，我被选为二班班长。组织起来后，有时同红军在一起，听红军给我们讲革命道理。大家还讨论制定了几条纪律和规则。第一条就是要集体吃、集体住，不能回家；第二条是没收地主的东西，一针一线不能私得，要归公；第三条是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要一一遵守，歌子要学会唱，违犯者轻的批评，重的开除。
组织起来就要武装。大刀、火药枪是我们少先队的装备。我们先学稍息立正，左右转法，尔后摊赳赳、气昂昂地出去搜山，抓土豪，堵卡放哨、盘问行人，抓敌密探。我们少先队分为两个卡。我那个班共有8人，2人不在，只有6人。
两条梭镖，一把马刀，有一支火药枪，还无火药，不能用。河对面山上住的敌人，天天向我们打枪，红军才来不久，驻地又远离我们三四十里，敌人来了怎么办？我们堵的卡是在半山腰，离敌人驻地只有四五里路，但要翻一个大深沟。怎么办呢？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敌人呢？晚上把寨门关得紧紧的，用石条堵着，白天搬来很多石头，放在寨门路旁，准备好放滚石，对付敌人。夜晚在寨门上四处观望、听动静。疲劳极了，想睡，又不敢睡，就这样守了半个月。有天半夜，下面老是“嗖嗖”地响，不知是人还是野兽。下面石岩里还有火光，一看便觉不对劲，知道是人，是敌人，怎么办？我们这6个毛孩子，最大的才17岁多，要去人上山，到村里给人送信，一人不敢走，也只好去两人，这样只剩下我们4个人了。不一会，看到下面黑乎乎的，又有东西在响，这时我们只好把几十块石头放滚下去了，只听到石头滚声、人跑声，原来是敌人来搞侦察，结果挨了滚石，狼狈奔驰逃了，这是我们首次向敌人进行战斗并取得的胜利。
少先队组织起来，就这样下去吗？不行，得找出路去。哪里有出路哟，只有找红军！我想，既然同敌人已经拼上啦，何不参加红军，去打更大的胜仗呢？在家看土地是看不住的，只有拿起枪来上战场。心里这样想，正好红军的工作组也来了，听说我们想当红军，他们高兴地说：
“好呀！你们的想法，正是我们要向你们宣传的。”我们郎山寨少年先锋队30多人，一起到了九子坡（现在的至诚镇）街上参加了红军。我们共来了120几人。编成一个青年连，连长指导员是红军派来的，我们三十几人编为二排。我任二排六班班长。不久又编为10师29团一营三连，连干部和排长是老红军，副排长是选的，正副班长是原来的，未变。当时，我们双手接过枪来，可高兴啦，每人还发三粒子弹。
我们领枪后，连长、指导员给我们讲政治课。第一课就是讲，为什么天下的人，有的穷有的富，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对我们教育，又能
懂，又好接受。第二课是讲为什么要当红军？当红军有哪些好处？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为什么人服务？又组织大家以班为单位讨论。指导员还教我们唱歌。至今我还记得有这样几句：
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处处为人民：
打败白狗保家乡，不获胜利不回程。
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爱国爱人民，
人民欢呼迎红军，红军打仗灭敌人。
第三课连长给我们讲，红军要遵守纪律，我们是人民的红军，要爱护人民，要有铁的纪律，才能打胜仗。红军战士的一切行动，都要听指挥、服从组织、尊重领导，要讲团结友爱、不分官兵都要平等相待。连长又教我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第四课是讲如何保管爱护枪弹，红军每支枪，都是来之不易的，从敌人手里夺过一支枪，不知要流血牺牲多少人，所以枪是我们革命战士的第二条生命，要像保护眼睛那样保护它。
后来，我们这个连奉命去执行运粮任务，到草坝场和长乐寨之间的山区背粮，一是试验我们能不能吃苦，二是搞行军拉练来考验我们，三是加强组织纪律性的锻炼。我们在出发前，团里调来了十几个湖北老兵，他们分到每班任副班长。来到我们六班的副班长姓李，他比我大一点，十八岁，他就成了我班的军师。有一天我连分三个地点去扛粮，我排到长乐寨右山下一个半山腰去扛粮，可能山上的敌人看见了，敌人从右面下山来打我们。我们事先没有防备，也无经验，正在前进就突然碰到了这伙敌人。我们刚过了一个小河沟，上去才百几十米有块坟地，立即趴在坟堆上，利用地形同敌人战斗开了，我打了一枪，就拉不开枪栓。敌人在叫“冲呀！抓活的”，我在坟堆拼命拉，把人急得要命，用脚蹬枪栓，也没有蹬开。这时敌人只有二三十米就冲上来了，我甩了两颗手榴弹，又继续拉我的枪栓，整个班已退到后面田坎上，我一人还在那整枪。敌人喊“捉活的！”排长怕敌人把我搞掉，我的乡友何光顺说：
“开征还没有下来！全排掩护。”副班长上来把我一把拉倒就往回跑。下来后，排长批评说：“差点叫敌人把你抓走了。”我第一次上战场，虽然不懂怎样打仗，但一点也不怕，如敌人真上来了，我还有颗手榴弹。
最后我们退到小河沟这面来，敌人扑了个空，也只好逃走了。
1933年八九月份，红军的胜利形势发展得特别快，一直打到达县、大竹、宣汉、开县、新宁（现在的开江县）县大坝子，我们红四军、三十三军从宣汉的青筋场直打到开县、新宁，这是一次战略进攻战，仗越打越大。每天前进几十里，敌人逃跑得比兔子还快。开始打的是刘存厚的部队，打到新宁县城北郊时，同刘湘的主力部队接火了。敌人有炮和飞机配合了，我也是第一次挨敌人的炮弹和见到飞机。飞机像老鹰，司号员吹了隐蔽号，我们也不懂，只顾站着看，听飞机转圈圈号叫。老同志跑来叫隐蔽，说飞机上有敌人、我还不相信，心想那么小一点怎能有人呢？如今想来多好笑。
在新宁这一仗，打得大呢，几个师都在那一片，敌人主力也在这里。我们这个团在最前面，一个营冲不去，再上一个营，几个营、几个团都在那打、天又下着雨，在一个阵地上坚持了三天三夜。这一仗打得硬呀！伤亡也大，我们一起出来当兵的殷家、赵家、何家、吴家都有死和伤的战友。尤其是何光顺、何光海、何天保，在何家山是我的好朋友，出来我们又是最好的战友，他们都牺牲了。
战斗相持无进展。一天下午，传令兵叫天黑撤出战斗向宣汉方向走，在战场上打红了眼的同志，哪个愿意撤下来呢？都不愿退下。领导说：“军人执行命令如铁如山，要坚决服从，撤出是为了引进敌人在我预定地方打他，消灭他。”走了一晚，天刚明，到了一个小乡镇，上级通知叫马上上山构筑工事，炊事员送来饭，管他有菜没菜，我们都先干了几碗。没有菜，吃来也香得很。还好，修完工事，下午休息，倒在地上就睡着了。正睡得香甜时，又拂晓了。第二天又开到另一条大山梁上去做工事了。这个战线拉得比较宽、长，南面打到达县和大竹地区。刘存厚、田颂尧的部队几乎全部被我红军消灭，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四川造，换成了汉阳造了（有人叫湖北条子），子弹这下我们也多了，身上就捆了好长的子弹袋，装得满满的，三四百发。
这一战役打了一两个月，不久我们又被调到镇龙观前30几里的城隍庙一带修筑工事，坚守那条山岳地带的阵地。我们团全部在那条山上，一个大深沟对面就是敌人，白天不能筑工事，只能晚间做。这条山都修成工事，前三道，后三道。我们在这一带住了3个来月、就是在交通壕和工事内睡觉，也没有铺的盖的。更没有棉衣棉裤穿，就是弄得点稻草铺在工事内，搂着枪睡。冷极了，两个人背靠背地互相取暖。上要没发过鞋袜，红军战士都是自个儿打草鞋穿。
我在四川当兵近三年，有90%以上的时间没有住房子。不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严寒的冬天，都在一些山上工事内生活，几乎经常吃不到什么菜，就更谈不上吃肉了。在前线的部队，弄好了，两三个月能吃一次肉，就算不错了。群众养猪的也不多，就是有了猪，也要先送给后方的伤病员吃。就这样，我们都感觉比在地富家干活好得多，我们的身体也比较结实，大家的精神饱满得很，除了挖工事、站岗、放哨外，有的说笑，唱歌子，还要向敌人喊话做宣传工作。
一次，33团三营的阵地，不留神，叫敌人钻空子夜袭得逞，占领了后山主要阵地。天还未亮，我们正在操场跑步出早操，听见后山顶上打枪，我们还认为33团搞演习，没当回事。后来，听得枪声越来越不对劲，阵地前面也打起枪来了，工事着火了，连长急忙命令我们，跑步回去吃饭，刚端起碗，敌人的子弹“嗖嗖”地向我们打来了，营区的紧急调令号吹得很急，我们一个个就跑步扑上阵地，向敌人开展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敌人占领了神皇庙前的制高点，也是整个战线的高峰，地形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29团为了夺回这座主峰，这天一连发起几十次冲锋，打上去，敌人反扑下来，就这样来回争夺城隍庙制高点几十次。
我们这个连的连长上阵，第一个冲锋就受重伤，指导员牺牲了，这个连一天就换了4位连长。牺牲的牺牲，受伤的受伤，营长、团长都受伤了，指导员、副营长有的牺牲了，有的负伤。这次敌人的主力也是集中在这一个方向，我们冲上去，打死一群，便又上来一批。就这样，歼敌虽很多，我们的伤亡也相当大。我们这个营打到下午四五点钟时，为了坚决夺回被丢失的阵地，全营通讯人员、炊事人员都集中组织起来才几十人。干部全牺牲了，一个老炊事班长自告奋勇任连长，他说：“大家，听我的指挥，我们在天黑前一定要坚决冲上去把高地夺回来，为英勇阵亡的同志报仇！”大家同声说：“你指挥吧，我们坚决服从。”正在这时，军、师的交通队也赶来了，他们的火力是较强的，他们支援我们，一起冲上山去。这一天打得相当激烈，刺刀、手榴弹一起上，杀声震天，枪炮齐鸣，敌人也拼命地挣扎着。打得最凶时，我也受了伤，被抬了下来。
当时，我被抬到后面镇龙观一个小山村，几家人，住了几十个伤号，我住的一间房子里，一进屋全铺着稻草，睡了有十几个伤员。我们的孙连长也在。他头部负重伤，说胡话：“狠狠地打！杀呀！冲呀！”我们忙喊：“连长，连长！”可是他啥也不知道，找医生，哪来的医生呢，只有一个卫生员，也没有什么药。打了一天没有吃喝，要点东西吃，群众做的稀饭送来吃了一碗。都疲劳了，要睡，我靠着连长身边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身边的连长已经死了，翻过身，摸身边的另一个伤员，身上凉凉的，也死了。我坐起来，看看我们的连长，再看看房内的其他伤号同志，知道夜里已经死了4个同志。
这时，卫生员来上药，叫我吃点饭，说是担架来了，要送我们到后方去，我回答：“不！我要上前方！”另外有个伤轻一点的，也说不到后方，要上前方。但我被打了腿，不能走，所以，组织上硬把我送到王坪总医院。到了总医院8连，在一个河边，伤员也多，条件也差，也没有
什么药，只是每天用硼酸水洗洗伤，上点纱布条。重伤员吃稀饭和米糊，轻伤员吃干饭。正好，我的好朋友，也是好战友何光顺同志，前次负重伤，打伤了腰还未好。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上山去采草药回来，放在口内嚼烂，糊在我伤口上，为了好得快一些，我们好早点上前线。
有个青年伤了腿神经，走路不便，他天天在医院闹，非上前线不可。好多伤员都没有完全好，就急着要求出院，回连队投入战斗。前面下来的伤员说：“前方的仗打得很激烈，同志们打得很顽强。”听说敌人要进占我们的根据地，大家同声愤恨地说：“占根据地，白日做梦！我们上前线，他来多少，我们消灭他多少。”我的战友们一起到院部去办出院手续，不巧伤口又在化脓，医生不准走，过了几天，我们几个人跑到院部去，要求非出院不可，我们说：“叫走也要走，不叫走我们也要走。”弄得院领导只好让我们一起出院了。
我们回到军部，不叫我们回原29团，调到11师32团去。我和光顺同志到32团一营二连。这次我们刚到前方不久，反攻开始了，突破镇龙观一线阵地后，整个敌人全面溃退，我们每天追几十里。有时白天晚上都一股劲地追敌人，一直追到达县城，敌人才固守展开阵地战。我们红军在这次进攻追击战中，我的好友何光顺同志第二次又负伤。32团团部住在达县北面铁山半山腰，我们这个营坚守在双河场一线，同凤凰山的敌人对峙，每天晚间都到敌人阵地前去摸哨，有时插到敌人后方去捉敌人，弄情报。就这样我们在这一带小仗不断地坚持了半年多时间。
1935年春，奉上级的命令，收阵地，向西北转移，实际上是开始撤离川陕苏区。
（根据林开征回忆录）
林开征，四川通江县人，生于1915年。1932年12月参加少先队，次年1月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第10师28团新兵连，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重庆警备区司令员（军职）、党委书记、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大校。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