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巴中县的票号、当铺、银楼与钱庄

民国防区时代的巴中,米仓古道商旅往来不绝,山货、盐货辗转流通。现代银行尚未深入大巴山腹地,票号、钱庄、当铺、银楼构成本土旧式金融体系,文庙街、小街子、外西街,以及水码头恩阳场,银钱汇兑、质押借贷、银料熔炼的行当鳞次栉比。军阀混战裹挟商业起落,富商崛起又倏然倾颓,一街银钱盛衰,照见巴城动荡的市井岁月。

票号:商号兼营汇兑,兴废系于军政

民初巴中并无专业票号,大宗汇兑多由大商号兼营票汇业务。

“复兴和”是民初巴中首屈一指的商号,于县城文庙街设立三处分号,流动资金银币3万元,雇员四十余人,置街房五十余间、田地四百余亩,农商兼营,实力冠于一县。民国九年,遭驻军郑启和勒索大洋二十万元,重压之下彻底破产。

民国十三年前后,吴裕卿创办庆丰泰,同样落址文庙街,开设票汇。分号遍及南江、通江、南充、成都、重庆、上海,资金雄厚,信誉卓著,开出汇票票价较同业高出百分之五至十五,数年间一跃成为巴中首富,民间流传俗语:复兴和的田多,庆丰泰的钱多。

民国十九年,军阀田颂尧部将总号设于保宁的鼎丰祯分号开进巴中县城小街子。该机构收取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军款与赋税,办理汇兑,代理川西北银行巴中办事处,售卖申票、渝票、省票。民国二十一年,趁庆丰泰经营遇困,鼎丰祯凭借军方势力,强令一次性兑付其储存汇票两万元,叠加驻军存款二十一万元银币,直接拖垮庆丰泰。自此鼎丰祯独占巴中金融市场,直至1932年底红军入巴方才关闭。

民国二十四年之后,本地商人自立字号达三十余家,经商同时兼做汇票,流通合川票、顺庆票、营山票、绥定票、申票、南郑票、渝票、省票等各式票据,民间汇兑业态趋于多元。

当铺:质押济急,寥寥一家

典当行业在巴中并不发达。民国七年,驻军纵队长郑启和的岳父晏海儒,在外西街严公庙附近开设本地可考唯一当铺,以实物质押放款,具体停业时间已无文献可考。战乱年月,百姓遇灾荒困厄,变卖器物维持生计,当铺便是民间周转救急之所。

银楼:熔炼银料,雕琢市井银饰

民国七年之后,凤祥、金宝、秀华数家银楼相继开业。业务以银锭改铸为主,大锭化小、碎银聚整,打制银簪、银镯等民间首饰,同时鉴别白银真伪,兼营白银买卖兑换。山乡百姓婚嫁、节庆所用银器,大多出自城内银楼的匠人手底,是乡土社会白银流通与手工工艺结合的重要行当。

钱庄:县城与场镇并举,军政、商股两种模式

巴中钱庄分为县城官绅钱庄,与恩阳、渔溪寺、花丛垭等场镇集股字号两类。

民国七年,郑启和在文庙街修建两楼一底楼房“别游天”,楼上开设赌场,楼下设立义浦钱庄。主要收纳各类捐税,经营汇兑借贷,业务辐射通江、南江。民国九年郑启和兵败离去,钱庄随之关停。

抗战时期,沦陷流落巴中的湖北商人杨丹秋,协助乡绅莫颜如,于恩阳回龙场开办互利字号,连通重庆、南充,前后经营四年,资本实行集股,每股二十万元。民国三十四年初,恩阳正街胡佑碧开设互惠钱庄,存续一年两个月。民国三十五年,雷洪生在恩阳河坝街董之华宅内开办信诚字号,经营约三年,每股股金十万元。渔溪寺、花丛垭等乡场,亦出现民间集股钱庄。这类场镇钱庄以存款、放贷为本,按股分红,服务码头商贩与乡绅农户,依托米仓古道水码头而兴。

万国储蓄会:外来有奖储蓄机构

民国十七年,法商背景的万国储蓄会落户巴中新街董兴顺宅,即今中城街巴州镇派出所旧址,曾经代理川西北银行纸币兑换。该机构以有奖储蓄吸纳民间资金,在全国广设分支,但是在巴中本地业务惨淡,不久便宣告倒闭。

后记

纵观民国巴中旧式金融业,兴衰深受防区军阀势力左右。大商号票号可一朝富甲一方,也可因军方勒索顷刻崩塌;官办分号依仗武力挤压民间资本;县城银楼、当铺服务城乡日用;恩阳等水码头的集股钱庄,则适配古道商贸流转。红军入川之后,旧有票号钱庄相继退出历史舞台。这些老商号的起落,既是米仓古道商贸繁华的见证,也是动荡年代四川县域经济真实的切片。

撰稿:

祝志全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 研究员

刘   敏    四川省乡村振兴与社区治理实践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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