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一座城市的不同“看法”，作者：周书浩，来自其公众号“ 巴中文史丛谈”
明嘉靖九年（1530）某日，安宁州（今云南安宁市）籍举人、知州朱尹游巴州城西凤谷山，诗兴勃发，作《游西龛》诗：
朝出城南门，循溪陟西岭。 西岭郁岧峣，坳隐金仙境。 悬崖古墨存，白日蛇龙㷡。 岚霏湿空濛，泉涧咽清冷。 汲之瀹山茗，数啜心醒醒。 城郭瞰在襟，三墩联九井。 四野各嬉煦，犬鼠亦无警。 岂曰予所能，帝德实纲领。 获兹簿书余，怡情对新景。
《游西龛》描写了从州城至西龛沿途所见景物及太平盛世巴州的社会清平与州民的安居乐业。对一个地方官而言，此乃治理一方的美好愿望和最终目标，如今业已实现。但作者并没有贪功（“岂曰予所能”），而是将政绩归功于当朝皇帝（“帝德实纲领”）。在诗中，朱尹坚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呈现了一幅今人看不见的四百多年前的“巴州城全景图”，那就是“城郭瞰在襟，三墩联九井”——站在凤谷山上俯瞰巴州城，居高临下，州城近在咫尺，如同在胸襟前，城里城外一目了然。更壮观的景象则是“三墩联九井”。在此，视觉产生的张力囊括了更大范围的所见，也是今日不复见、只能借助想象完成的“巴州城全景图”。
三百年后，侯官（今属福建福州市）人、清嘉庆六年（1801）辛酉科进士、代理巴州知州朱锡谷修《巴州志》（即道光《巴州志》），在卷首《巴州城垣图序》中写道：
州（城）万峰环绕，独于凤谷山下展平一二十里，坐一城于其中而拱卫之，是方隅地脉之所蟠结荟聚也。凭高而望，如在釜底。市井阛阓，万瓦鳞次，历历可数。四龛耸秀，一水潆洄，唐宋名人游咏燕赏，遗迹斯在。明以后寥落矣。
凤谷山，今名西龛山。《（道光）巴州志》卷一《地理志•山川》：“西龛山，古名凤谷山。”《（嘉庆）四川通志》载凤谷山“在州西二里，为州（城）主山。顿起高峰，竦顶舒翼，峙于天表，固众山之特尊也。其麓逶迤而下，展为平野，州城适建其中”。明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之二十五《川北道•保宁府二•巴州》引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化成县设凤谷山下”。宋代巴州州治设化成县，今巴州区东城街道办事处部分街区就建在化成县治遗址上。
朱尹诗中的“三墩”“九井”，是指州城突出地表的自然景观及居民在凹于地表的井口取水的生活场景。“三墩”即州城内外空地上三个高大土丘：城南土丘名“土心子”，位于土星（心）街；城北土丘，位于文庙一侧（今文庙街巴州区人武部）；城西土丘，位于严公庙附近巴河南侧（今草坝街）。清嘉庆二年（1797）九月、十月，数股白莲教徒先后两次攻陷巴州城，城垣及城内主要建筑毁于一旦。嘉庆十三年（1808），知州李天培重建城垣，取土筑城，三个高大的土堆先后被削平。自此，巴州城内外再无“三墩”。也就是说，清中期后，“三墩”已从州城居民的视野里彻底消失。
赖虚实先生（1888—1948）曾在戏本《牡丹灯》中胪列巴州城内外“九井”。九井即桂花井（位于城东南今桂花井街）、拱北井（位于今巴州区政府后）、明鉴井（位于原巴中县电影公司）、长寿井（位于今鼓楼街）、受益井（位于原巴中县商业局）、鸣科井（位于今巴中中学操场）、白马井（位于今白马井街）、傅家井（位于今巴州区一小内）、鸳鸯井（位于鸡神庙附近）。以上九井之名系不同时期文人的命名，雅俗称呼历来各异。今天，上了年纪的巴城居民回忆曩昔繁盛时，常说“九井十八街”，言语中流露出抚今追昔的感慨，幸好“九井”还留存一二。至于说“十八街”，文星街、土星街还勉强保留着民国时期民居的样貌；东岳庙街、中城街、文庙街、钟鼓楼街、书院街等仅仅留着当年的街名，余者连街名都不可考证了。南泉寺街、草坝街在西城门外。如果以“城墙内的城市”来概括州城形态，显然，这些后来兴建而游离于城墙外的街巷，明显不属于“十八街”的范围——尽管以城墙内外来划分古代城市的形态与结构不确切且在学界尚有争议。
《广雅•释诂》：“瞰，视也。”李贤等人注《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上》释“瞰临城中”句中“瞰”字：“俯视曰瞰。”检讨唐宋以来文人仕宦在诗文中对巴州城的描述，“瞰”是常出现的意象，或者说一种文学动作，这和巴州城的历史地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州城周围八山〔从东往北依次为插旗山，塔子山（东龛支脉），化成山（南龛），风谷山（西龛），鹰嘴山（凤嘴山），平梁山（平梁寨），王望山（北山、王蒙山），北龛山（苏山、苏山坪）〕的存在，更是在地理意义上给文人墨客、鹤怨猿惊提供了视角上的支持。如果细致梳理并捕捉这种地理感，在历史纵深中再辅以诗性的遐想与表达，由包含有城市、地理、历史、文学等元素构成其基调，是撰写这篇文章的旨意。
学者章道生认为，对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来说，城墙一直极为重要，以致城市和城墙的传统用词是合一的，“城”这个汉字既代表城市，又代表城垣。〔见《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收入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叶光庭、徐自立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12月）〕
巴州夯土筑城有文献可考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汉和帝永元三年（91），迄今有一千九百三十年历史。
永元三年，益州巴郡分宕渠县（治今渠县土溪镇城坝）北境（渠江上游巴河流域）置汉昌县，治今巴州老城区。为汉昌县治后，继为大谷郡、巴州、清化郡及梁广县、化成县、巴县、巴中县、县级巴中市、巴中市巴州区治。
考汉昌县治具体位置，在今巴州区东城街道办事处钟鼓楼街与东岳庙街以东凸起地带，东、北濒巴河，南临状元溪，唯西面一梁连接米仓道。其城垣走向大致是：由今东岳庙街上口（旧有土地庙），沿新城街东行，至中城北街上段（原有丈余高坎），接原巴中县委后墙处为北城门；再东沿原巴中县委、县人武部后墙，经原县公安局、县政府、县委招待所（老宕梁公园）后坎上，再沿小东门街，至大东内街与大东外街交接处为东城门；转南，沿桂花井、巴州区一小（原万寿宫），穿土星街下段坎（其下原有十余级石梯），沿五十二号房石壁，接东城街一百三十五号附十号至附一号房（禹王宫大门及两侧，原巴中县粮食局办公楼后），穿中城南街，沿十九号房（原杨家公馆）右侧高坎，至南门街上段挨原鼓楼旅馆处为南城门；向西经原鼓楼旅馆、共和茶旅社后坎（其下均低丈余），转北沿东城巷坎上（原有石梯十余级），绕东城街二十五号房后，穿原巴中县进修校，沿钟鼓楼街后坎（其下为今巴师附小，即清代绿营守备署、游击署、千总署），衔接西城街与东岳庙街交钟鼓楼街的十字路口，右侧一号和二号房之间为西城门。在此范围内，台上为汉昌县古城旧址，台下为古城壕。汉昌古县署遗址在原巴中县政府内，背靠城墙，下临巴河，依古制南向。其城墙系挖掘环台地下沟洫中泥土沿台地边缘高险处夯筑而成，土墙周长约三百五十丈。
南北朝时期，萧梁、北魏于大谷郡治汉昌县和大谷郡北（原巴中县江北乡江北村五组）置巴州。至梁末，巴州城已分内、外城，有“琵琶城”之称。内城为汉城，外城为“琵琶”琴柱向西延伸部分，城址大致在今市高级中学（原巴师校）和原望江旅馆之间。城墙周长七百二十丈、高一点二丈，城壕深、宽各一点二丈。
学者马剑认为，在唐代前期、中期，今川渝地区多数城池的修筑并未受到重视，只是沿用了前代的旧城。至唐末五代，大量城市开始修造城池。宋初，今川渝地区对城墙修筑、补葺基本采取消极态度，任其倾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南宋中期。到南宋宁宗时（1195—1224），因安全形势恶化，诸多城市才修治城垣，改善城池年久失修败坏的面貌。〔见《何以为城：唐宋时期川渝地区筑城活动与城墙形态考察》，原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这一结论，正符合巴州在以前夯土筑城的基础上代之以土石筑城的历史事实。
五代后蜀广政四年（941），巴州重新修筑城墙，在四周垒石，建造城门及牙楼（城墙要隘处作防护的小楼）。宋天圣三年（1025），对毁损部分城垣再度修复。明成化年间（1465—1487），巴县〔洪武九年（1376）降巴州为巴县，正德九年（1514）复置巴州〕通判唐平、知县王成（嘉靖《保宁府志》作“王臣”）先后于土石结构的城墙外包砌以石，城墙高一丈二尺，周围四里，计七百二十丈，城壕深、广各一丈二尺，四城门上增修楼台；正德年间（1506—1521），分守参议黄瓒、佥事钱朝凤维修城垣；嘉靖十一年（1532），知州朱尹重修，复于四门外城壕上各建桥楼为六门：东门、小东门、旧南门、新南门、应科门、北门；嘉靖二十一年（1542），巴州同知李琛（字野亭）再次修缮，城高一丈五尺，周遭七百余尺，城垣日臻备固；崇祯末，毁于兵燹。清康熙三年（1664），重修城墙。乾隆二十九年（1764），扩建城门，重修城楼，并对四门城楼书名：东为“仁春门”，南为“永平门”，西为“承熏门”，北为“安澜门”，四城楼名皆含祥瑞之意。嘉庆二年（1797）九月、十月，州境白莲教徒前后两次围攻州城，城陷，城垣及城内主要建筑毁于一旦，州署迁平梁寨达八年之久，直到嘉庆十年（1805），州治才迁回原治。当时，修复州城之事上报户部，因中央政府财力吃紧，被列入缓建项目。嘉庆十三年（1808）李天培任巴州知州，重修城垣。选定基址时，将原州署西南一带缩进五分之一，东北仍依原州署旧址划定建设面积。新城垣高一丈五尺、厚一丈，周二里五分，计七百余丈（清代一丈合今市尺九尺六寸），有垛口一千一百一十九个，并分建五门，五个城楼改额为：东城楼名“新泰”，西城楼名“庆成”，南城楼名“文焕”，北城楼名“奠瓯”，新增建小东门城楼名“毓秀”。新城垣比明代以来历次所筑城垣略高，固如金汤，周长减少、城内范围缩小，但实用价值高，为一方保障之资。《（道光）巴州志》卷首《巴州城垣图序》记载：“城址较旧为缩，而崇墉浚洫，足资捍卫，李君天培之功，洵不可没，惟是天然险阻。”
至同治初年，城壕内垃圾填塞，城壕边新盖民房比比皆是，违法建设杂乱无章，几无隙地。时贼匪窜扰州境，知州雷尔卿办理城防，发动军民清理城壕，谕令毁折搬移房屋，退还城壕基址，并督率军民挑凿，克日完竣。清理后的城壕宽二丈二尺、深一丈八尺五。又将周围壕沟、地面经官弓（旧时制尺，五尺为弓，三百六十弓为一里，二百四十方弓为一亩，一弓合一点六尺，即用国家制尺量定城壕基址）量定丈尺，丈量数据刻在石碑上，将石碑竖在城垣显眼处，提醒居民周知。
光绪三十一年（1905），知州武乃愚力推栽桑养蚕，居民沿壕栽桑，蔚然成林，城墙、城壕被桑树遮蔽，州城俨然一座“隐都”。
民国二年（1913），“巴州”改名“巴中县”。县城面积与梁、魏巴州“琵琶城”略等。清嘉庆年间所筑城垣，除民国七年（1918）九月五日因暴雨崩垮二十余丈外，其余大都依旧，大段城壕再次被垃圾、泥土填塞。一九五二年，巴中县政府拆去桂花井至大东门一带城垣，填平城壕，新建穿斗结构民房四十七套，建筑面积一千八百余平方米。一九五七年，达（县）巴（中）公路经过城内，又拆掉小东门城垣；后又拆掉南城门及城垣，建设六百余米长的新市街。之后，随着县城街道拓展、房屋增建，城市框架拉大，余下城垣、城门、城壕陆续拆填，彻底消失。
城楼、城门是城市标志性建筑之一，是城市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城垣，城内居民就置身于一个封闭空间，避免遭受外界侵扰从而保护了群体的人身安全，同时也方便了官府的封闭式管理。城门作为沟通内外空间和防御节点，在城市交通中不可或缺。城门和与之相通的街道，将大街小巷分为整齐划一的棋盘式格局，构成相互连通的路网，连通了城的内部空间。城门与城垣除了对外部起防御作用外，城门还具有政治、礼仪等功能。在州、县级政区，迎来送往上级官员（有的地方专门在城外建“接官亭”，迎来送往视察的上级官员），官府张贴文告安民告示、处决人犯（把人头高挂城头）等重要礼仪、政治、行刑活动，民间商业信息发布、寻人寻物信息传播等宣传事宜，往往也在城门进行。城门的地位仅次于官廨大堂，成为一个地方政治、礼仪的亚中心。
嘉庆十三年（1808）后，州城城门在乾隆年间四门的基础上，新增一个小东门。这样，州城的东门就有大、小东门，加上南门、西门、北门，州城城门实际为五个。
大东门，因门上城楼名“新泰楼”，别名“新泰门”，城门位于桓侯庙后侧，门外通永安桥。
小东门，因门上城楼名“毓秀楼”，别名“毓秀门”，城门位于原巴中县巴州镇民主街尽头，门外斜行即今巴州大桥。
南门，因门上城楼名“文焕楼”，别名“文焕门”，城门位于原巴中县食品公司侧，城门外通金榜桥（传说唐状元张曙倡建，位于城南状元溪上，是城内通往南龛的必经之路；系单拱石桥，长一点四丈、宽一点一丈、高一点三丈，两边有石栏杆，上雕刻石狮）。
西门，因门上城楼名“庆成楼”，别名“庆成门”，城门位于今巴州剧院，门外通西街（今草坝街）至柳津桥。
北门，因门上城楼名“奠瓯楼”，别名“奠瓯门”，城门位于东岳庙街口，门外通原巴中县委党校，下临巴河。
州城居民嫌五城门名字阳春白雪，一直以来都习惯于按城门的实际方位称呼每个城门，每个城门文雅的别名便逐渐被人们遗弃甚至忘记。
如果说结实的城墙、突出的马面（城墙的矩形墩台）、壮观的城楼能直接给人心理上带来依靠与保障的安全感，那么城中的官廨、寺庙及其他公共建筑、民舍则是办公和礼佛及其娱乐与生活的载体。居民在此栖身，朝夕与共，安居乐业，生老病死，一座城市，便是古老的人间。
可是，这样的城市今天看不见了，人工构物的尺度压过了居民可见的地表起伏。只有在老城区的土星街，那些翻动不大的地面还依稀记得州城的样貌。
对于城市，建筑和风景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城中建筑，首先得从州署说起，因为它是地方政权的象征。
南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四《巴州碑记》记载，唐会昌四年（844）巴州刺史裴祎作《修廨宇记》《巴南新置屋宇、什物石记》，《（道光）巴州志》卷二《建置志上•公署》载二文“今佚”。该志卷十《杂纪志》又引《舆地碑记目》“唐守巴州裴祎《修廨宇记》《巴南新置屋宇、什物石记》，俱会昌四年甲子岁立”，并再次记载“在郡厅，今佚”，故《（道光）巴州志•艺文志》不载二文。今人黄俊杰、钟小红纂辑《唐代厅壁记汇编》卷八收裴祎《巴州刺史厅壁记》（《唐代厅壁记汇编》，凤凰出版社，2020年7月）。关于裴祎，《（道光）巴州志》卷五《职官志•文职》只说他是“会昌中刺史”，生平不详。
裴祎《修廨宇记》《巴南新置屋宇、什物石记》，是最早记载唐代巴州创建州署的文献。州署建于唐会昌四年，位于州城东北。唐以前州署无考，宋元时期州署亦无考。综合《（嘉靖）保宁府志》卷之三《建置纪上•公署》等文献可知，明洪武年间（1368—1398）重建州署，正德九年（1514）再建，州署中为正堂，堂之北有后堂，其左有幕厅，右有库。其南之左右，有六房，有仪门。仪门之右有监狱，有谯楼，外有申明、旌善亭，有知州第。后有同知、吏目宅，左右有吏舍。崇祯末毁于张献忠乱。清康熙二年（1663）重修，嘉庆二年（1797）又毁于白莲教乱，嘉庆十一年（1806）、十三年（1808）修头门、仪门及增修其他附属建筑。
击瓯楼、鼓角楼（钟鼓楼）、春风楼、太乙楼、紫极宫、天王堂、城隍庙、文庙、严公庙、社稷坛、神祇坛、先农坛、厉坛等这些唐宋建筑，实在是这座城市记忆的核心部分。在建筑的高低之分中，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个立体的巴州古城。
击瓯楼无疑是州城最著名的地标。《蜀中名胜记》卷之二十五《川北道•保宁府二•巴州》：“又有击瓯楼。唐人张祎诗‘驻旌元帅遗风在，击缶高人遗兴酣。水转巴文清溜急，山连蒙岫翠光涵’。宋人冯介诗‘坐上击瓯清似玉’者，此也。《碑目》云：‘击瓯楼，唐中和四年，尚书右丞相户部张祎记赋，在楼下。’按《击瓯楼赋》，实张曙作也……宋皇佑初，知军事马预作记以为厅壁，有唐御史裴祎会昌四年《记》，宋庶子创建东楼，此其事也。”
《（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引《舆地纪胜》，说击瓯楼在州治绿净亭东。又记载：“唐张曙有《击瓯楼赋》。诸父祎，从僖宗入蜀，故曙避难于此。”并引《蜀中名胜记》《舆地碑记目》“在城南。唐中和四年，尚书右丞相张祎记”句〔查今版《蜀中名胜记》，无（击瓯楼）“在城南”句〕，又载：“今无考。按：曙《赋序》云‘登郡南楼，下瞰巴江’，似即羊士谔所开辟之‘南馆林塘’中楼也。”
“击瓯楼”即唐元和年间（806—819）巴州刺史羊士谔笔下“南塘林馆”中的建筑之一，原址在今巴州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大东内街桂花井一带。击瓯，古代的一种乐器演奏，以盛水不等的瓷瓯十二只，用箸敲击作调，为击缶之变。唐大中初年郭道源、唐咸通年间吴玭皆以击瓯著名。击瓯楼以唐中和四年（884）流寓巴州的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张曙所作《击瓯楼赋并序》而闻名。羊士谔约在唐宪宗元和五年（810）至九年（814）期间任巴州刺史。此时，州城名胜“南塘林馆”内就有此建筑。到唐僖宗中和四年张曙作《击瓯楼赋并序》，已时隔七十年。在南龛，有一副宋绍兴庚申“颁春”摩崖石刻，记载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腊月中旬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巴州及附郭化成县官吏裴渊、郑忠甫、张元方、杨杲、王泌唐、张学“颁春”后，宴会于击瓯楼，酒足饭饱后骑马畅游南龛一事。石刻中有“绍兴庚申季冬中浣日，颁春列府燕僚属于击瓯楼。是日也，天晴风暖，物舒人畅，春色顿开。酒阑，相拉作探春之行”的记载。“颁春”，也作“班春”（亦称“鞭春”“打春”），即颁布春令——由地方官主持、民众参与的春耕活动。至宋绍兴十年，又时隔二百五十六年。作为木质结构的击瓯楼还在州城存在，说明从唐至宋，官府一直在修缮、维护此楼。这期间，击瓯楼屡毁屡建。到了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眉州（今眉山）人冯伯规任巴州通判，作《击瓯楼夜饮》诗，距绍兴十年又时隔五十余年，击瓯楼还在。它毁于何时，失考。
鼓角楼、春风楼、太乙楼也是州城地标。
《（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鼓角楼”条：“唐宋旧建也，历代重修。嘉庆初，焚毁。今南街犹名鼓楼街。”
《蜀中名胜记》卷之二十五《川北道•保宁府二•巴州》：“治内有春风楼。秦坦《记》云：‘奇峰森列，跃入青汉，高下眩转，隔阂风雨。’”《（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引此并记载“相传宋秦坦《记》中语也。今遗迹无考。州人云，康熙初，知州魏步南于署后建高楼，倚城而起，耸翠凌霄，下瞰巴江，萦回如带，或即其址。嘉庆初，教匪蹂躏，遂被焚毁。自修城后，旧基荡然无存矣。”“修城”事，即嘉庆十三年（1808）知州李天培将原州署西南一带缩进五分之一，东北仍依原州署旧址划定建设面积重建城垣。
太乙楼，《（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太乙楼”条引《（嘉庆）四川通志》“在州南十里，元时建”。
有文献明确记载的还有唐代建筑紫极宫、天王堂。
《蜀中名胜记》卷之二十五《川北道•保宁府二•巴州》引《碑目》：“州内有紫极宫、天王堂，俱唐大中元年军事判官、进士萧珦《记》。”唐宪宗元和五年任巴州刺史的羊士谔有《上元日，紫极宫门观州民燃灯张乐》诗。
“南馆林塘”是唐代巴州城著名名胜，说它是一个公园亦可。《（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南馆林塘”条：“在州治南。唐刺史羊士谔集（即诗文集——引者注）有《南馆林塘》《南塘腊候》《林馆避暑》《南池晨望》《南池荷花》《池上构小山咏怀》诸诗，皆此地作也。久已荒废，今惟东南城隅、桓侯庙后十余亩地，地势洼下，为众水所归，中有小池，或即当日之南池也。”
“南馆林塘”是羊士谔于唐元和五年（810）至九年（814）任巴州刺史期间所建，其遗址大致在州城大东街桓侯庙后至桂花井街一带。
到了宋代，“贤乐堂”的名声压过“南馆林塘”，并取而代之——州城居民休闲娱乐到此处者络绎不绝。“南馆林塘”大概此时已完全荒废，只留下一个文绉绉的名字。
《（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贤乐堂”条：“宋宣和六年，宗忠简公泽判巴州时建，有《记》。在治廨之北。今遗址无考。”
贤乐堂遗址在今巴州区政府与原巴州区委招待所之间。宣和六年（1124）未修此建筑前，这里是巴州通判办公处北面，也就是临巴河不远的数亩荒地。从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至宋徽宗宣和六年，五十多年中走马灯似的更换了二十多个通判。这些通判在任时，都未整治这块荒地。其中，有心整治的，“足迹及之，往往掩鼻蹙额，唾之而去”（引文见宗泽《贤乐堂记》，下同）。其他通判就视而不见，从未留心此事。宣和六年春，宗泽任巴州通判。一日散步来到这块荒地中，四面观望，反复察看，忽然有了感悟，认为“天下佳处，尝藏于众人不识之地”，觉得是专门等他来改造此地，才能显示它的好处来。“于是，斩荆棘，锄蓬茅，易败坏，泄汙潦，因高而基之，就下而凿之。首构一堂，独擅群胜”。在堂东侧，深挖土石，建了一个大方池，周围植竹，因一时没有想好妥当的名字，暂时命名“竹溪”；在流往方池的水边建一阁，取名“思逸”。在堂西侧，凿了一个曲池，种上桃树，枝叶覆盖了池中假山，取名“桃溪”；跨溪为小桥，命名“访隐”。堂居池、亭、桥之间，翠竹、桃花、流水、游鱼、假山等众美并见，便取《孟子•梁惠王》“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句意，给堂题名“贤乐”，意思是有道德的人才能享受这样的快乐，无道德的人即使有这样的快乐也在内心体验不到。昔日的荒污之地摇身一变、脱胎换骨成一个公园。“时序之良，景物之美”的季节，州城居民扶老携幼前来游玩。
据《（嘉靖）保宁府志》卷之四《建置纪下•街坊》记载，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前，巴州城有六街，分别名州正街、东正街、西正街、大十字街、小十字街、儒学街；有三巷，分别名水门巷、新街巷、土井巷；有三十二坊，分别名迎恩坊、澄清坊、肃政坊、宣化坊、宜民坊、金榜坊、钟贤坊、字江坊、毓秀坊、忠义坊、地官坊、双桂坊、丹桂坊、登云坊、五桂坊、三桂坊、登瀛坊、经魁坊、跃龙门坊、登进士坊、朝阳坊、进士坊、秋官坊、黄门坊、丛桂坊、腾芳坊、飞腾坊、翀霄坊、世科坊、登云步武进士坊、鹏程万里坊、鸿胪坊。
沧海桑田，陵谷变迁。到了清代，除了州署与民舍，奎星阁、望江楼（西城门外）、武庙、东岳庙、火神庙、川主庙、药王庙、文昌庙、五显庙、龙神庙、三合庙，禹王宫、万寿宫、三元宫、天后宫、龙母宫、昭忠祠、节孝祠、卢公祠等成为州城内外建筑的主体。
《（道光）巴州志》卷二《建置志上•祠庙》“奎星阁”条：“在宕梁书院内。康熙中，知州沈五杲建；乾隆中，知州齐光祚重建。嘉庆初，毁于兵燹，（嘉庆）十八年，署州事顾尧峰复修。”嘉庆二十年（1815）七月中旬，署理巴州知州顾尧峰作《重修书院、奎星阁碑志》。碑志写道：“癸酉〔即嘉庆十八年（1813）——引者注〕余摄篆斯土，谆谆惩劝，民知礼让，俗渐效庞。爰依书院旧址，广造屋宇，俾资讲习。又重修奎星阁，嵯峨岌嶪，以壮观瞻。”
望江楼，在西城门外。《（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引《巴州志稿》（巴州举人谢一鸣撰，写本，计四册，系嘉庆年间为省志局重修《四川通志》提供的巴州历史、地理素材）“在城西严公祠后，创始无考，今圮，基址犹存。嘉庆初，毁于兵燹，州人尚见之”。《（民国）巴中县志》第四编《志余上•古迹》记载望江楼“光绪中重修”。据直隶天津县举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光绪三年（1877）连任巴州知州的金凤洲《重作严公庙望江楼碑记》记载，望江楼重修于光绪元年（1875）春。
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建筑规模，州城规制最大的建筑当属文庙。除正殿外，其附属建筑还有庑门、戟门、棂星门、万仞宫墙及照壁、泮池、圜桥等。清代，州城还新增了儒学署、吏目署、监狱、常平仓、明伦堂、宕梁书院等建筑及绿营武官办公的游击署、守备署、千总署等军事衙门。
值得一提的还有州城各类牌坊，它们零散地分布于城内外，成为人工构物的奇特景观。
牌坊，又名“牌楼”，系纪念性、示范性砖石结构门洞式建筑。多建于陵墓、宗祠、庙宇、衙署或园林前及街道、路口，其功能除了宣扬礼教、表彰功德外，还有组织空间、点缀景观的作用。园林、街道、路口的装饰性牌坊无需申报，地方可自行修建。但如果是表彰地方忠、孝、节、义之人或考取功名的人物，就得由地方官府申报，皇帝恩准后方可建造树立。据蔡一星先生介绍，清末，州城内外牌坊林立，堪称一景。除关帝庙、轩辕宫、龙母宫、禹王宫、文庙等八处高大的牌坊外，还有翰林牌坊（位于今巴中中学内），举人牌坊（位于狮子街），张李氏节孝牌坊（位于今老城街心花园新华文轩书店处，清嘉庆二十四年旌表），杨唐氏节孝牌坊（位于西城门外草坝街，建于宣统元年，俗呼“新牌坊”），“节孝寿”三合一牌坊（位于南城门，光绪二十四年立），刘敬氏节孝牌坊（位于桂花井一侧），刘廖氏节孝牌坊（位于北城门外），加上其他牌坊，州城内外牌坊近二十座。
彼时，州城内外五方杂处，人神混居。在神灵庇佑下，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相依为命，建筑与自然相辅相成。
居高临下，俯视城与江
或许可以说，城市——城垣内集会、买卖的场所只是粗放的人工概念，它并不能比拟于造物的胸襟。人在大地上所刻画的街巷、道路的线条，至多，只是这雄浑躯体上的文身而已。唐宋以来，文人仕宦俯瞰巴州城时，除了见到棋盘般的城市网格，当然也包括蜷伏于城垣边曲折的巴河。在河与城的南北边界及东西延缓台地边沿是“八山”乃至相互牵连、不可分割的更多山峦或峰丛。之所以说“八山”，本身是指地理距离的远近，毕竟其他山峦和峰丛离州城稍稍远了。在巴州，登高赋诗成了一任任官员的传统，也属于一代代当地文人的传统。南宋时期，巴州某知州在南龛老君洞石壁题《水调歌头•南龛摩崖》，词的上阕有“登高行乐同来，只说古巴州”句。说“古巴州”的什么？当然是历史与风景。登高者必须借“高度”寄寓，“八山”是理想的去处。登临山顶，文人仕宦才意识到有两种不同的州城：眼前的和想象中的。登临的意义远不如登临本身更美妙。弹丸般的州城匍匐在脚下，头顶的青天倒像是触手可及，迫近日边之际、目力所及之处，造物看上去像是模型，原本具体的世界虚幻了。就这样，虚实相间的州城充满了未知的神秘。
宋人冯伯规站在南龛的赋诗楼俯视州城，见到的是“井邑各参差，峰峦共回环”。（《登赋诗楼》）他的目光只聚焦于州城，视界未免狭隘。《（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记载赋诗楼“宋建，见老君洞冯公摩岩诗（即冯伯规《登赋诗楼》——引者注），遗址不知所在。遗老云，遗址在南龛云屏石《严武奏表》石刻背后。姑且存疑，姑妄听之。”
同样在南龛，宋人赵公硕除了关注州城外，还关注置身所在的环境：“云间飞阁倚峥嵘，烟外寒江坠镜清。绝巘高头惟古木，断岩直下只孤城。”（《积雨初霁，乘兴邀王和叟、赵久成二监郡游南山，饮于云间阁，因成一诗，醉书于石壁》）“云间”“飞阁”系唐宋时期南龛二建筑。赵公硕的目光是跳跃的，由山上转移至州城，然后游弋于巴河，眼界大开，想象的空间亦随之拓展。
云间阁是俯视州城的绝佳处，其“绝佳”在于：一是距离州城近，二是在南龛绝顶，位置高。宋人陈楫“会于云间阁，历览巴江盛概，怀古吊今”（文字见南龛七十一号龛下壁）。文人墨客登高望远，首选就云间阁。宋人赵希璇《登云间阁》：“树影抹横烟，角声暗落日。”夏日的黄昏，赵希璇站在高高的云间阁上，看见州城中树荫笼罩着晚炊的烟雾，报时的号角一响，夕阳渐渐褪色，天色很快就昏暗下来。他注重细节描绘，像一位绘画高手，捕捉瞬间变化，可谓神来之笔。南宋末年，权维在《重修云间阁记》中写道：
阁在南龛绝顶，创自李唐，岁久敝坏，寺僧请易而新之。不阅月间，碧瓦朱甍，雕梁画楯，突然耸出于群山之表。暇日置觞，倚槛周览，岩壑万状，云烟出没，朝暮变态，曾无穷已。则昔之隐状晦藏而不见者，今若神驱而出之，皆离潜出幽，吐奇露彩，章章于目前也。
南宋巴州知州何伣在陪上司游南龛后，在游记（文字见南龛石壁）中写道：“酒既半，乃纵步相与登山顶绝览阁，观江山之气象，览城郭之形势。”他饮了酒，心高气盛，豪情万丈，州城之景被他高度概括了，过于笼统，也许他知道镌刻自己游记的石壁面积太小，所以惜墨如金，言简意赅。宋人黄永之“顾盼江山，睹景物之秀丽，胸中尘滓一旦涤去”与之如出一辙，只是多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胸中尘滓一旦涤去”，实则是老掉牙的漂亮套话。
还是赵希璇写得具体：“少间上绝顶，回望围长城。涨江笼篆纹，小市分棋枰。”（《季春下浣游南龛》），很快登上南龛山顶，举目四顾，周围的山峰像城墙一样围绕着州城；春末一场雨后，巴河水流湍急，波浪如同篆文；州城虽小，市井却像棋盘一样规整。南宋时期的州城如此，数百年后，到了清中期，州城一派繁华：“凭高而望，（城）如在釜底。市井阛阓，万瓦鳞次，历历可数。”〔《（道光）巴州志•巴州城垣图序》〕至晚清，如果俯瞰州城，更为可观。光绪八年（1882）三月，巴州廪生赵士堉在《造装记》中写道：“……回首一望，云屏横峙，尘嚣远隔，履险回顾，清流潆洄，斜抱山角，烟火万家，城郭如画。”（《造装记》见南龛九十一龛下壁）到了民国十年（1921），南川（今重庆市南川区）人谢家驹在南龛俯瞰巴城，气势不同凡响：“边城雨过寒潮急，疑有雄兵夜渡关。”（《辛酉 □□□□金堂陈让侬、杨仲铭、王光明同僚诸君南龛晚眺》）而今人笔下的巴城气象较之以往又大不相同：“江城枕浪开生面，古渡桥横走快车。”（米崇崑《南龛览胜》）“鸟瞰巴河疑是线，面当旭日仅齐肩。”（熊文渊《登巴中飞霞阁》）
以上均是在城南南龛（化成山）俯视州城所见。南龛俯视州城，一言以蔽之，就是清人吴琦诗中的“绝顶遥瞻万象涵”。（《乾隆戊子游南龛》）
那么在东边的山头俯视州城又是何种景象呢？其实已有答案，那就是清人朱正蕃诗中所写的“坐视江城览一州”。（《次羊士谔题东龛韵》）
在西边的山头俯视州城，除了上文朱尹“城郭瞰在襟，三墩联九井”（《游西龛》）的经典描写外，早于他的有宋人任约的名句“古寺南龛近，巴城东郭低”。（《游西龛》）在诗中，任约明确地指出州城地形南、北、西三面高，而东面卑下的实际。任约，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代理巴州通判。可知南宋初年，州城地势已是“东郭低”的格局。此种自然形成的地形数百年来未曾改变，《（道光）巴州志》可以为证。该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记载：“……今惟东南城隅、桓侯庙后十余亩地，地势洼下，为众水所归……”在本该地平如砥的州城内外，一切却曲回有致。洼地下聚为水景，小坡上高踞着园墅，高处又有局部的下凹，再形成“南馆林塘”中的池沼。在整体平缓的台地上，局部地面又起伏不平，州城建筑从而高高低低、错落有致。
俯瞰州城，现在只剩下北面了。在北面的王望山（北山、王蒙山）俯视州城又是何种景象呢？明人吴朝宗〔万历九年（1581）任巴州别驾〕在诗中写道：“山耸苍屏列远峰，我来单夹趁春风。凭高指点官衙树，万井殷忧系此中。”（《暮春上巳日，携传儿出，登王望山，效拔除之意，索笔和壁间韵二首》之二）王望山距离州城虽然稍远了一点，欣慰的是，依然能看清州署及城中树木。诗中的“万井”，即千家万户，显然夸张了，州城历历在目、尽收眼中是不争的事实。
巴河是州城的一面镜子，叠映着自巴郡汉昌县以来古城的影子。
巴河也是巴州的静脉。天气晴好的傍晚，古老的夕阳在河水中沐浴，澄净的红看起来并未流动。它凝固着，犹如沉睡的时间与历史。
巴河，北魏时名“北水”，唐代改称“巴江”。唐宋以降，“巴江”“巴水”名称相沿不改，民国时期始有“巴河”称谓。巴河流经州城附近时，弯曲的河道像一个篆书的“巴”字。唐宋以来，文人仕宦便习惯地将流经州城附近的巴河雅称“字水”“字流”“字江”。（见拙作《“字水”命名溯源》）
俯瞰州城一并也俯瞰了巴河，这是视角带来的便宜，可谓一举两得。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九月九日，鄱阳（今江西鄱阳）人、代理巴州知州张垓与同僚登高，在南龛石壁题诗《九日约同官游南龛至云间阁，见清江缭绕可爱，偶记杜子美诗，有“清江一曲抱村流”，因用此句为首，留题壁间》。“清江”即巴河，因是农历深秋九月，巴河清澈见底，作者称其为“清江”。彼时的州城实际上就是一个较大的村庄——宋人冯伯规诗句“孤城如深村，过客绝轮鞅”（《观涨》）可证。巴河绕着州城流淌，正如杜甫笔下的浣花溪绕草堂流淌一样。“清江一曲抱村流”可以借用过来作州城、巴河之喻，故诗的首联起句便是“清江一曲抱村流”。到了清道光十年（1830），萧山（今杭州市萧山区）人、巴州知州陆成本在南龛老君洞右侧险僻绝壁上，还专门刻下“清江一曲抱村流”，字大盈尺，笔力稳健，至今清晰可见。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他与张垓相通，用“清江一曲抱村流”喻之州城、巴河的形势再贴切不过。
清人齐光祚眼中的巴河是“俯视江干一气涵”“惊滩急响注东南”。（《登南龛和吴琦韵》）清人孙清士眼中的巴河与之类似：“古泽沉春霭，空江响怒涛。”（《春日游南龛》）同是在南龛俯视巴河，写它的气势。而清人余焕文的写法则平和多了：“州治水围郭如带，胜景也。”（《代州牧陈洪绪〈筑后河堤序〉》）
江河九曲回环或曲折成字，是神秘自然的造化，是亘古岁月的杰作，是时间之手的鬼斧神工。大地上有此奇景呈现，世界又多了一分壮观。
羊士谔《登楼》诗，气息是中、晚唐的：“槐柳萧疏绕郡城，夜添山雨作江声。秋风南陌无车马，独上高楼故国情。”诗中的“高楼”无疑就是“南馆林塘”中的击瓯楼，只不过彼时它名声不彰。巴州刺史羊士谔站在城中的击瓯楼上，印象最深的就是州城四周满是槐树和柳树，秋风一吹，枝条摇曳，落叶纷飞，一派萧瑟。州城外部景观如此，他内心何不如此呢？或许更加荒凉、落寞。
“山郭通衢隘，瑶坛紫府深。”（羊士谔《上元日，紫极宫门观州民燃灯张乐》）由州城外郭通过大街小巷，祭祀的坛场设在紫极宫深处。说唐代的巴州城不大，其实也并非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小。
空间的景观，亦呈别样的趣味。
“郡阁山斜对，风烟隔短墙。”（羊士谔《南馆林塘》）击瓯楼与化成山（南龛）斜对，近在咫尺，仅短墙相隔。化成山是距离州城最近的山，城与山相辅相成，也可以说，城、山一体。如果没有化成山，巴州城的历史就会黯然失色——一座城市的微妙之处就在此。
“谁将危岫对城安？城里家家当画看。”（朱尹《南龛耸翠》）行文至此，不得不第三次提及朱尹，他是明嘉靖八年至嘉靖十一年间的巴州知州，也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写景高手。他在诗中不断切换场景、变化意象，先是从州城仰视南龛：“谁将危岫对城安？”紧接着又从南龛俯视州城：“城里家家当画看。”视角变化犹如后来电影中的“蒙太奇”。这首题名《南龛耸翠》的诗收入《（嘉靖）保宁府志》卷六《名胜纪•景致》，《（道光）巴州志》卷八《艺文志上》亦收录此诗。
“四山回环，如列屏障，争雄竞秀，来入目中。”（宗泽《贤乐堂记》）这是宗泽宣和六年站在新修的贤乐堂前看到的景象。贤乐堂地基与台阶筑得较高，加之周围无高层建筑，州城四周山峰便一览无余，尽收眼中。
“出户而望，连山翠其入云，芳树蓊其行列。”（李汝琬《宕梁书院碑记》）这是知州李汝琬站在宕梁书院的位置见到州城之外的风景，时间为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代宕梁书院与宋代贤乐堂遗址大致都在州城东北隅，相距不远。李汝琬与宗泽所见几乎相同，山还是彼时的状貌，景还是旧时的风景，不同的只是世道人心。
在“八山”中，除了化成山，州城所见最分明的还有王望山、插旗山，皆因州城北、东正对二山，它们也是那个方向的制高点。“吾知登斯楼者，见夫望王、插旗之耸峙……若乃趁风月佳期，览江山胜概，手谈局戏，赌韵飞觞，是楼诚无异濠濮之观、海上之游矣。”（金凤洲《重作严公庙望江楼碑记》）“吾知登斯楼者”句中的楼即望江楼（详见上文）。不仅是视觉经验，也不同于寻常商旅行客的意绪，作为州守的金凤洲，我们可以把他维修望江楼视为政治思想在空间上的实践。
“鸡声何太急？唤醒一城人。名利知谁淡？阴阳辨独真。压墙山影起，连物树烟匀。伫看东方日，云开五色新。”（张复旦《宿州城将晓》）“压墙山影起，连物树烟匀”，此乃近距离看城看物，也就是置身城中、身临其境观察周围环境。作者从城墙或房舍墙壁、树木等实体入手，细致描写所见景物，烘云托月，意象纷呈，工致唯美。张复旦，这个清道光年间久困场屋的巴州岁贡生，不曾想到他的诗写得这么好！
“报国建香刹，开峦临僻州”（严武《暮春题西龛龙日寺石壁》）“孤城如深村，过客绝轮鞅（过往行人没有乘车骑马）……郡古安陋朴，事简谢鞅掌（告别公事忙碌）”（冯伯规《观涨》）的时代一去不返，巴州古城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宽阔的马路……
“建设——破坏——建设——破坏”，这样的循环往复似乎是每座城市之痛，也可以归结为宿命。其中，作为城市的载体——建筑，其自身寿命由时间说了算，也取决于设计的缺陷，当然也不排除制度的干扰。城市消失和正在消失的东西究竟有多少、看不见与看得见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无法统计；世界到底要留下什么、能留多久，也没有答案。
2021年3月9日 一稿,2021年11月10 再校,2023年10月31日 增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