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县作为蜀道中米仓古道的重要节点，有着“米仓古道第一城”的美誉。民国《南江县志》（以下或简称“民国志”）是南江县最后一部旧志，全志分为四编，编下再设置类目。是志现有民国十一年（1922）铅印本，四川省图书馆、南充市图书馆、达州市图书馆等地都有此本，保存情况较好。该志先后被收录于《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和《蜀道方志集成·米仓道卷》，然上述两部著作都是影印民国《南江县志》，未对其进行说明和探讨。民国志作为南江县最后一部旧志，保存了不少罕见史料，具有较高文献价值，现就其修纂始末与文献价值做一番考述。
一、民国《南江县志》修纂始末
民国《南江县志》由董珩主修，岳永武等人负责修纂事宜，该志“纂辑始于民国十一年二月，成于是年三月，时仅两月”，历时两月成书，成书后即刻付梓，这种速度在方志史上都是罕见的。现依据相关材料，简述其修纂始末。
主修官董珩（1891—1954），又名董宋珩，字长安，四川仁寿人，191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回川后担任四川陆军第二师师部上尉参谋，1914年任第二师骑兵团上尉连长，1919年升任营长，不久又升任为团长，1922率军驻扎南江，兼任南江县知事。蜀道研究2025年第2期董珩与民国《南江县志》的编纂王志强
当军队整顿好后，董珩便将目光移到政事上。在见到旧志残缺不全后，董珩便有了重修志书的念头，“邑侯董公长安莅任期年，敷政之暇，留心文物，慨南邑旧志简陋，思重为修纂”。董珩是一名职业军人，但却能够主持修志一事，可见其对方志的重视，岳阳即说道：“夫改革以来，川乱极矣，邑宰从事剥吸，以供军糈，日不暇给，遑及其他。董公乃于斯时，续成一县之志，以藻饰太平，是非良有司之难能者欤？”在董珩看来，南江为蜀道重镇，可歌可泣之事甚多，可书可写之人不少，他在《序》中说道：
窃以汉昌，集州之旧墟；米仓，汉中之故道。刘备、张鲁之所角逐，仙客、味道之所回翔，岂无节义文章、骚人名宦卓然可以称述？又岂无风土物产、典章制度焕然可以铺陈？而当时所载者何少也，岂非纪述无人，遂泯然无传欤？道光至今又将百年矣，其中易名改制，新旧递邅，绪愈纷而事愈夥，非有载笔，将复湮没。夫考风物以知民隐，记往事而启将来，有司之责也。
首先，在董珩的认知中，方志可以保护历史文献，传承地方文脉。而道光旧志较为简陋，所载内容不多，且道光之后，更是没有任何志书对当地有过记载，如果不及时记录下来，南江的相关事迹就要湮没无闻了。其次，董珩还以为修纂志书是自己的责任，只有将当地的历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才能让后来的地方官员了解当地，促进当地发展。最后，民国时期四川各地掀起了一股修志热潮，民国《阆中县志》就说：“今各县竞起修志矣。”这种新的形势，也影响着董珩的修志心理。
确定好修志后，董珩便开始广邀南江名贤，共赴修志盛事。关于民国《南江县志》的具体纂者，董珩在《序》中说道：“邑绅岳仲威、岳筱泉、何龙光三君应聘而至，相与斟酌义例，重为修辑。”南江县视学岳阳在卷尾的《跋》也记叙：“于时家仲威、筱筌及何龙光诸先生应聘而至。” 可见，民国志的具体修纂人员为岳永武、何耀祖、岳镇东三位南江县人。又据卷首的修志姓氏，可知还有岳阳负责总理和校订工作。岳永武，字仲威，曾任海南临高县县长，在任期间，提倡教育，发展种植，“是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人” ，后获五等嘉禾章。民国十四年（1925）和十五年（1926），岳永武两任四川阆中县县长，并在民国十五年主持修纂了《阆中县志》。岳永武很重视方志修纂，他以为方志可以保护乡邦文献，传承地方文脉，他在《阆中县志序》中说道：“此百余年，名宦乡贤、孝子悌弟、义夫节妇，其行迹不无可纪，其幽光不容终閟，不可不志也；巨制鸿篇、零楮断简，足以生里鄙之光辉、备文献之征采者，不可不志也。”因此董珩邀请他修志后，便欣然答应。何耀祖，字龙光，南江县廪生，后毕业于四川存古学校。岳镇东，字筱泉，南江县廪生，时任南江县教育会长。
在修志时，董珩并不在场，因灾情紧急，他此时正在乡镇忙于赈灾，“余以赈灾急迫，躬历穷乡，不获始终其事”，等到他回来后，县志已经修纂完毕，“迨逾月归来，而书适告成”。 对于该志为何修纂如此之快，岳阳有过具体的解释，他认为一是修纂者博学多闻，能力出众，“盖家小山林宗先生经学词章见推全蜀，家绍卿、何鹿泉先生均邑中泰斗，三先生幼承家学，室多藏书，文献有征，纂述斯易”；二是南江县上下群策群力，配合有方，“又学校及各法团之彦类多吾邑明达，熟悉风土，遇应征求，咨询即得”，据修纂姓氏所录，负责采访的人员有前临时参事会议长、团练局长、南江县实业所长等人，涉及各行各业，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民国志迅速成书，“以此两因，故无待分道采访绵历岁时，而事半功倍焉”。事实上，民国志修纂速度快还与其借鉴道光《南江县志》有关，就卷数安排来说，道光《南江县志》分为上卷、中卷、下卷，而民国志分为四编，其安排方式继承的就是道光《南江县志》的体例。二者的《凡例》也有较大重合，不少地方，民国志就是将道光《南江县志》的凡例因袭而来。
志书修纂完成后，方志局特设专人负责刊刻事宜，由曾担任四川省盐边县县长的李又新负责此事。由专人负责刊刻，这是方志史上较有新意的创举，主纂官之一的岳永武后来在《重修阆中县志序》中借他人之口感慨修志之难，其中刊刻之事被他重点提起，“即书成矣，又或意见纷歧，訾议旁生，往往交嘲互讼而不克付梓，盖修一县之志若斯之难也”，因此岳永武仿照民国《南江县志》设立督印官，以陆军上校邢季卿担任，全权负责《阆中县志》的刊印事宜。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四川军阀割据时期，四川各地的修志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各地军阀为了巩固统治，加深文化影响，外任的将领在担任县长时，不但进行军事上的活动，还会关注当地文化建设，其中尤以方志修纂为典型。如民国十三年（1924）六月，川军第十师师长任命李楫为绵阳县县长，负责剿匪一事。李楫在剿匪之余，前往当地县议会查看正在修纂的志书草稿，阅完后，批评主纂崔映棠所纂志书不合实际，“知事李楫莅任县议会，咨县索取志稿，立言不符事实”。这让崔映棠大感羞辱，被迫辞去修纂职务，“崔君痛之，遂尽交各稿，而辞卸纂修之任，县志因以中停，势将绝望焉”。李楫逼迫崔映棠辞职一事，深切展现了传统士大夫与现代军阀的冲突，以及地方文化精英与军事强权的矛盾，李楫表面上以“不符事实”为由，实则暗含构建统治合法性、重塑地方历史记忆的政治意图。概言之，董珩、李楫等军事将领主动参与修志，背后折射出了军事强权企图对文化领域的深度渗透与操控。
二、民国《南江县志》的编纂特色
民国《南江县志》纂修好后，时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董珩读完志书后，感慨地说道：“余受而读之，见其条分缕晰，义明词显，厘然秩然，折衷至当。未尝过于标新，启老师旧儒之疑；亦不偏于泥古，贻鲜通寡要之诮。”他以为民国志与道光《南江县志》相比，“精粗佳恶，不啻瑾瑜之于碔砆、菽粟之与糠粃也”。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民国志有较为鲜明的特色，令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
第一，民国志体例严谨，条分缕析，秩序严密。董珩评价道：“见其条分缕晰，义明词显，厘然秩然。”民国志对方志的体例很是重视，其《凡例》说道：“事属草创，未臻完备，兹重为纂修，另订体例，正其讹误，补其缺略。”在编纂时，民国志吸收了很多方志的体例，如在编纂《艺文志》时，采用了《武功志》《阆中志》的体例，将相关诗文载入事类之下，“诗文之有关文献者，仿《武功》《阆中》二志，各从其类，散载本条之下，以便阅者考证，其无从附载者，始列入艺文”。在编纂《人物志》时，民国志也采用了当时方志的优秀体例，“志例，人物列传，以殁后三十年为断，生存者不录。今略仿其例，凡殁于宣统及民国者，虽有行实足纪，概不登录” 。民国志以为只有盖棺才能定论，而当时还有不少方志将活着的人列入志中，这不但有谄媚阿谀之嫌，而且容易造成讹误失真。鉴于这种情况，民国《南江县志》便采用了记载死亡年数在三十年以上的准则。这些对传统方志优秀体例的选择，展现了民国《南江县志》在体例方面的审慎。条理清晰主要表现在《沿革志》《山川志》等内容的编纂中。《沿革志》以时间为纲，每一个时间段都单独成列，一列一列地叙述南江县疆域在历史中的发展变化，让读者读起来有一目了然之感。反观道光《南江县志》以及乾隆《南江县志》，将所有的变化放在一个大段落中，阅读和查询时都耗时费力。又如记载南江的山脉，民国志首先开宗明义叙述南江县山脉的缘起，“南江县主要山脉起原于大、小二巴山”。紧接着介绍大小巴山，“小巴山在县北二百三十里，亦称巴岭，脉自陕西……大巴山在县北二百二十里，脉连小巴山東麓”，大巴山带出了南江县的主山脉铁船山、米仓山，“正干迤东入通江县境，南支入县境，为铁船山，为米仓山二大主脉”，而后转向铁船山的介绍，同时带出了其支脉的走向和分布，“铁船山在县北二百一十里，脉连大巴山，县治东南诸山主脉也，分两支南下，东支为贵民关山脉，西支为玉千山山脉”， 接下来再对其支脉进行叙述。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民国志的叙述条理严密，以主脉带出支脉，再由支脉带出下一级的支脉，层层串联起来，形成典型的“根-干-枝-叶”结构，便于读者掌握南江境内山脉的走向和源流，其《凡例》对此说道：“志山脉则条分其脉络，志河流则详究其源委，期免从前散漫列举之弊”。对比道光《南江县志》的《山川志》，其叙述南江的山川时，就是以公山、圆顶山、来龙山等山脉一一介绍开来，至于其逻辑和顺序如何，令人茫然无措；对于山脉的具体介绍，亦是侧重文化性，如圆顶山，“圆顶山在县一百六十里，山圆而高，顶无雾云则旱，云烟缥缈则雨即至，土人遇旱则祷之”。可以看出，道光《南江县志》在条理性和逻辑性严重不足，与民国志的差别非常明显。
第二，对资料翔实的追求也是民国志一个鲜明的特色。民国志在“凡例”中明确表示：“计旧志所有者悉已采录，旧志所无者增多过半，起例属辞，力求明晰，务使览者了瞭然，不敢侈言简要也。”这种详实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山脉、河流、关隘等传统方志内容的详细记载，如《长江流域历史地志书目提要》就评价道：“山脉志，按贵门关山脉、玉千山山脉等七大山脉共计72座山，叙述颇详。河流志对通舟之河难江、明水、木门河的源流、河道走向亦有较详记述。灾侵志对光绪三年丁丑大旱大饥等灾害记述较详。” 在记录山川等内容时，民国志将艺文资料放在相关的志书内容之下，如《山川志》中的“小巫山”条下，就收录了岳度洋《潭山水记》、王经芳《小巫山赋》两篇文章，能让读者对小巫山有进一步的了解。二是对实业、宗教等新生事物的详细记载，“如实业、教育、交通、慈善、宗教，在今视为重要，均为旧时志乘所无，或略有记载而名目别具，兹特为标题，详加著录，不敢泥古鲜通，期于适合今制”。如对风俗的记载，道光《南江县志》仅有八字，“质朴勤农，循礼守分”，而民国志则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记载南江富人、穷人的生活习俗，以及婚礼、丧礼的步骤。这种对资料的翔实记载，使其在后世有了充实的文献价值，王子今即说：“民国《南江县志》第一编《交通志·道路》记载南江‘北至南郑路二支线三’，其中信息,有益于我们考察‘米仓道’走向与‘米仓关’位置”。
第三，在追求翔实的同时，民国志也尽力保持文献的准确性。民国志有不少地方对旧志和其他文献做了纠错的工作，如对于旧志所载小巫山“十二峰”，民国志即曰：“按十二峰小巫山，九龙山一山而数名者也，旧志并列，误；又卫道凝《南江山水道里记》称几水至罗坪河，有水自小巫山来汇，尤误。”对于前人所撰的文章，民国志也会纠误，如在卫道凝《南江山水道里记》后面的按语即说：“按记中间有讹误，县境小巫山当以岳度《洋潭记》所称为是，度居近小巫山，其言自确，详《山脉志》；孤云、两角，据《通鉴》胡三省注，此二山必不在赶场溪以下，分详《山脉》《交通》二志；圆顶山在元潭上游，非在两河口上游也，详《山脉志》，合更正。”即使对《明史》等官方文献的记载，民国志亦敢于质疑其讹误，如袁璋的籍贯，“按《明史》作江南人，旧通志作南江人，当有所本，盖林俊、彭泽皆官于蜀，故有旌门勒石之举”。《明史》与袁璋合传的共有四人，另外三人分别为赵趣、徐敬之、雷应通。万历《四川通志》将雷应通、袁璋合传在一起，且关于这二人的资料更为详细，可见《明史》的资料来源很有可能来自万历《四川通志》。而万历《四川通志》指出雷应通为南江旁边的“嘉川人”，《明史》则记为“嘉州人”；万历《四川通志》记载袁璋为“南江人”，《明史》则记为“江南人”。又赵趣、徐敬之为四川梁山人，嘉庆《四川通志·赵趣传》以为“正德六年，贼方四等掠地，士民冒死杀贼者，有赵趣、徐敬之、雷应通、袁璋”等。考正德年间的鄢本恕、蓝廷瑞之乱主要集中四川的东北部，故雷应通当为“嘉川人”，袁璋当为“南江人”，二人当均为当地普通百姓，在面对乱兵时忠贞不屈，故有四川官员林俊、彭泽的嘉奖，民国志的质疑有理有据。
第四，董珩作为军阀田颂尧手下的团长，他主持修纂的民国志也体现出军阀意识形态特色。民国志的《凡例》就说：“兹立《志余》一门，凡搜辑所得军事列为事纪，其他则列为杂录。” 相较于道光《南江县志》，民国志增设《志余》一卷，并在其中特设“事纪”和“杂录”两部分内容。民国时期很多方志也有“事纪”，然内容是记载当地沿革、军事、灾患等各方面的大事，如民国《巩县志》就说：“战争必书，灾患必书，祭祀必书，兴役动众必书，所谓纪事也。” 而民国《南江县志》所载的“事纪”，都是跟军事有关，如叙述巴氏先祖“廪君因伺便射杀之”，武王时期的巴人“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先秦时期的巴人“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等等，在民国志的叙述中，南江地区的历史演进呈现出显著的军事化特征，其社会发展轨迹始终与军事活动保持着结构性的共生关系，这种叙事模式不得不说与军阀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民生与发展：民国《南江县志》的编纂理念
在民国《南江县志》编纂者看来，新的时代要有新的气象，这新气象，即民国时期提倡的“三民主义”。民国志的编纂理念紧紧围绕着民生与发展而展开，颇具时代风采。主纂官岳永武曾说：“抑尤有进焉者，人群之智识愈进，则其组织愈密，而其记载此种组织者愈不可缺略而间断。一县者，人群组织之一单位也，窃谓县志重要之点，尤在取各种之组织以统计比较，循其已然之迹，而觇其演进之度。”在岳永武看来，社会发展与百姓日常才是方志应该记录的重点，才符合时代的面貌。故民国志在编纂时，特别重视与民生相关的内容。
在物产方面，民国志关心的是能够令百姓致富的行当，其《凡例》即曰：“物产实业之有关利源及民生者，稍有可采，即详为载录，意在革前日之陋习，导人民以实利。”在《动物志》中，关注的是动物对百姓带来的利益，《动物志》曰：“夫县境深林大野，畜牧为宜，而人民鲜有食其利者，惜哉！”它感慨的是百姓不能利用当地的物产发家致富。《矿物志》关注的是矿物对当地经济的改善，“又发现一种矿物，所含矿质成分，经矿师化验，其比例为铅七银二金一，为最宝贵之特产”；关注的是矿物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石棉，古以织火浣布，日本以制防火纸，今各国汽机缠之以隔热，银库张之以防灾，用途极广，近年发现于空木河，甚为特产”，这种关注的视野，映射的就是民国志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日用的重视。在同时代四川的志书修纂中，民国志对民生的关注也较为突出。如民国《绵阳县志》在叙述“物产”时，关注点是其博物与科学属性：“兹依博物学分类纪之，如各物首列科学之名，次列古籍之名，又次列俗称之名，以期阅者释然易于贯通也。”
在民风民俗方面，则重视培养百姓健康的爱好和习俗。对于当地丧礼流行大肆操办的习俗，民国志认为“夸豪而未当礼”，尤其是一直传承的“作佛事，焚刍灵，化纸钱”的习惯，民国志深切地提出要“所应力为矫正者也”。 民国志深深地为当地婚礼“聘仪厚薄从其宜，不以货财；妆奁丰俭随其力，不取豪奢”的习俗所自豪，深情地称赞这是“犹有古风”，对勤俭节约价值观的提倡可见一斑。对于“引诱良家妇女”的居士，民国志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以为他们“名为火宅修炼，形迹诡异，大为人心风俗害”，需要“加厉禁，不得以信教自由宽假之”，当打着信教的旗号败坏了公共秩序、良风善俗，则要以风俗为重，禁止那些虚假的“信仰”。
同时，对于传统的事神敬神习俗，民国志大加排斥，认为其属于封建迷信，所谓“南江地瘠民贫，风气未开，本编对于风俗事迹之涉及迷信者，概从沙汰，或加驳斥”。如《宗教志》就将传统的祈神等风俗活动视为迷信，“县内有所谓道师者，为人祈神设醮，及丧家作佛事，盖皆顺应社会之迷信以谋衣食者”，《风俗志》亦是如此，“至于进香祈神，人无异议，醵会设醮，众皆乐输，盖教育未普及，社会迷信一时难以革除也” ，《风俗志》认为明清时期因为教育不曾普及，百姓较为愚昧，故封建迷信较为严重，而到了民国，随着教育的发展，迷信活动也大为减少，如《宗教志》即说：“南江县佛教甚盛，寺观不下百余所，僧尼不下数百人，近来社会迷信程度较减。”这种将教育发展与社会迷信联系起来的观念，可以说非常具有现代性。
此外，百姓的生活习惯亦是民国志关注的一个重点。民国志在《房屋》中指出既有的房屋建设虽然“风景殊佳”，但亦有缺点，“房舍不勤扫除，窗牖鲜通光线”，而后指出“盖清洁卫生，知讲求者甚尠，近亦逐渐改良矣”。这种书写方式和生活理念，可以看到一股新生活新气息迎面扑来，与传统志书有着很大的差别。
对于影响百姓日常生活的赋税，民国志记载非常慎重，在《凡例》中明确说道：“自民国七年靖国军驻县以来，派捐军饷，每年不下数十万，然一时痛苦之供亿，非经常之赋税，不列于编，庶免来者效尤。”为了避免后来者效法，把苛捐杂税当成常态，故略而不述，这种观念反映了民国志的修志理念已经有了近代转型的苗头，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事实上，民国时期新修的志书，普遍重视革新体例，以适合新的时代面貌。岳永武在修纂《阆中县志》时说道：“清末民国之初，地方政治改革极繁，其间兴废之故、变迁之迹，不可不志也。”江苏人沙元炳在修纂民国《如皋县志》也说道：“而于国家变乱之后，政体改革之时，考献征文，关系尤极。”体例的革新已经势在必行，因为传统方志的体例已经不适合民国气象，民国《莘县志》即曰：“民国成立以来，百度更新，旧志格局自难适合。”金鉽在民国《如皋县志序》中也说道：“自鼎革以来，国体久更，文化日进，政教礼俗，时各异宜，典章文物，道无不变。”新的时代自有新的面貌，这就对方志提出了新的要求。当时学者普遍以为方志要以人为本，一切都要围绕着百姓和民生来展开，黄诚沅在民国《上林县志·序例》中详细地指出：“今兹之志，虽亦志舆地、建置、职官、人物、食货、艺文，而其所注重，则在教育之进步也，农业之出产也，工艺之改良也，商务之竞争也，其他则于社会之现象，闾阎之习惯，风俗之淳漓，交际仪文之俭奢，人才今昔之兴替，民族势力之消长，尤三致意焉。” 林惠祥在民国《〈晋江新志〉校订者序》中说：“今日若不修志则已，如欲修志，必须加以社会化，使之对社会上多数人均有实际效用；不但记录事迹，留贻后世而已，即对当时当地之政治措施、经济活动、教育事业、风俗改进，均可为参考之资；如此而后可尽方志之用。”陈寿民在民国《邕宁县志序》中也指出，方志记载的内容要以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人民的渴望需求为主，以方便读者从中看出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吾人观察方志之内容，觉得与社会各方面均有关系，尤其对于政治，更有极大之关系。盖政治之设施，以能适合于时代与社会之需要为重要原则。然如何方能不违反此原则？非明瞭时代与社会之情形不可。”简而言之，民国时代的学者以为民生发展与社会经济才是方志记载的重点，而非如传统方志般多是记载一些与百姓无关的东西，“旧式方志范围既狭，效用亦微，杀青之后不过为少数机关之庋藏品，与社会上多数人无关系。”旧日的方志，仅仅是部分士绅的案头读物，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只有让方志真正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才能使其充分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
事实上，民国时期不少四川方志的修纂者都有意识地将观察视角从帝王将相转换到市井乡野，在编纂体例中增设物产贸易、市镇变迁、金融经济等社会经济专题；在绘制地图时以经纬度绘图法替代传统的计里开方画法，让方志地图更加准确；在编纂理念上以民生本位替换皇权思想，如将传统方志中置于卷首的皇帝诏敕内容改放在艺文卷之中，将涉及皇权的字眼升两格的行款格式废置；同时以现代科学思想替代传统的阴阳灾异思想，如将传统方志的天文志删除，原因便是天文志近于“荒诞”。这些行为，深切地展现了近代方志的萌芽。民国《南江县志》亦然，一方面，它在内容上吸收现代事务，体例上尝试整合新旧；另一方面，因为南江地处偏僻，修志人才短缺，它向近代方志的转型又十分缓慢。
（王志强，南昌师范学院江右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地方志，主持省部级课题10余项，发表论文6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