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加红军
我的家乡在四川省平昌县澌岸乡陈家赢（网站注：今澌岸镇先锋村），旧社会，这里是偏僻的山区。土地荒凉贫瘠，穷苦的农民大都靠打短工维持生活，除了忍受地主老财的剥削之外，还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压榨。兵、匪官绅犹如一条毒蛇，凶恶贪婪地吮吸着劳动人民的血汗。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和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一样，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凄苦生活。家中有祖母、父母亲和兄弟妹妹共七人。父亲给地主陈大荣（确切的名字记不准了）当佃户。受尽欺压，因劳累过度，病魔缠身，没钱医治，在我八岁那年饮恨死去。母亲拖着老小一家，靠红苕、糠菜糊口，难以维持家人的生活。由于生活所迫，大哥只好出去打短工，填口饭。我也离开母亲，到曾口场李家湾，给一家姓李的地主放牛。我只有10岁还没有大水牛高呢。正是需要家庭温暖和母亲爱抚的年岁，然而水牛却是我的伙伴，饥饿和皮鞭却是我的家常便饭。
有一次，我们几个放牛娃把牛赶过曾口场的一个水塘里玩，牛群发生了角斗，把东家那条大水牛的身上戳破了一点皮。赶回去后，东家发现十分心痛，被东家狠狠地打了一顿，饭也不给我吃，我遍体鳞伤，又痛又饿，只有一个劲吞着泪水。第二天一早，东家又逼着我去放牛。还规定要用我手牵着牛，不许和别的放牛娃一起放，如果再伤着他的牛，就要打死我。我忍着伤痛，饿着肚子，咽着眼泪，一个人牵着大水牛到坡上，
10岁的孩子，不能跪守在慈母膝下，得到她温暖和安抚，就连和小伙伴嬉闹玩耍的自由也被剥夺了。远远望着还在追逐玩闹的小伙伴们，再见眼前这条使我挨打受饿的“牛大爷”，它安闲自在地吃着草，我实在忍不住，用瘦瘦的小脚狠狠地整了它几下。
我常常坐在坡上想：为什么农民辛苦劳累一年忙到头，挣不到钱，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而地主老爷们成天不劳动，却有花不完的钱，穿不完的新衣呢？我总是梦到自己突然长大了，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大汉，把乡里的地主老财统统打死了，把他们的家产分给了我的小伙伴们。
1932年6、7月间，有人在川北做生意回来讲，听人传说，有支叫“红军”的队伍从湖北、汉中那边打到四川了，很快就会打到我们家乡来。不久，有些国民党的逃兵回来证实了这个传说，还说红军中有个徐总（徐向前）打仗厉害得很。同时对红军的传闻也纷纷不一：有的说红军是好汉，专门杀富济贫，没收地主财产分给穷人；有的说红军是长着胡子的土匪，是共产共妻的杀人魔鬼。“红军到底是什么样的队伍？”使我疑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平时无恶不作的国民党军队被打得四处逃窜，为什么地主老财们一听说红军要来了，就害怕得收拾东西，准备躲藏呢？如果红军真像有的说的那样，杀富济贫，把地主的财产分给穷人，那该多好啊！我的梦想就实现了。
1932年9月，红军果真来到我们的家乡，先头部队打了杀牛坪、青江渡。红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打得田颂尧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从那以后我们这一带大小军阀一听得红军的枪声，就胆战心惊，吓得往成都方向逃窜，红军来后，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他们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秋毫无犯的纪律，证明了红军是为劳苦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革命军队，赢得了家乡人民的保护和爱戴。乡里组织了赤卫队、儿童团，搞得轰轰烈烈的。我仿佛长大了许多，觉得天也明了，地也宽了，人也爽了。我十分敬佩和爱慕红军，渴望能与他们在一起，为穷苦百姓杀尽天下的地主佬。我常常给红军送消息，带路去打地主老财家。
和红军在一起，我感到阶级友爱的温暖，分享了战斗胜利的欢乐。我热爱红军，决心跟红军走。在我再三要求下终于在1932年11月参加了红军，分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那时我刚满13岁，参军前那天宣传队长、政委问了我三个问题：怕不怕苦？会不会掉队？走后想不想家？我用坚决的态度回答了他们，他们满意地收下了我。
我高兴极了，像自由的小鸟，快活地唱啊，跳啊。
在红军这个革命家庭里，我得到了同志们兄长般的关怀和爱护，接受了革命的教育，逐步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以前那些不解的疑问都得到解答。我懂得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是为劳苦大众解放、谋利益的人民军队。在这个军队里，我从一个不懂事的放牛娃，逐步成长为一个有一定阶级觉悟的、为人民打天下的人民战士。33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3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红军在平昌地区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因为国民党军队早可闻风而逃了。红军在这里主要是帮助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分田斗地主的运动，打击消灭地主组织的反动武装，保卫团。
我随着部队搞宣传，张贴标语。部队要到阆中驻防。那时我大哥也积极帮红军背柴背粮，他得知我要跟部队走了，想到我年纪小，怕我受不了苦，找到部队拉我回家去。
我的决心早已定，坚决要跟红军走。大哥见我态度十分坚决，急得哭了，部队马上就出发了，部队宣传科长见此情，把我抱上马，让我先走，由他给大哥做工作，我一挥鞭头也不回离开了家乡。
我跟红军走后，那些被打跑的土豪返回家乡，卷土重来。地主陈大荣得知是我带着红军打他家，分了他财产，扬言要杀掉我，他把我母亲抓来，向我母亲要人，母亲交不出人来，他就把我母亲毒打了一顿，又逼着我母亲变卖了房屋、土地。母亲走投无路，病恨交织，一气离了人世。灾难又不断向我家袭来，老祖母受不了沉重的打击，不久也离去了。大哥不幸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年幼的小弟妹无人照料，被人卖掉了，一家人就这样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二、长征北上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在民族危亡面前，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抗日要求，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一面调集上百万军队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一面继续对日寇一枪不发，退让卖国。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排斥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了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造成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北区工作遭受严重损失，迫使中国工农红军离开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5月，部队进行了动员，我红四方面军要同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会师北上，然后一同北上抗日。广大的指战员坚决响应，都盼望早日能和中央红军会师北上，抗击日寇。这时我已从宣传队调到九军特务队。
经过紧张动员之后，我部队从剑阁出发，经江油、黑水到达查理寺待令，到达阿坝的先头部队已和中央红军会师了，正当大家欢欣鼓舞之际，上级传达说：由于形势需要，时间紧迫，毛主席已率中央红军过草地北上了，而我红四方面军却要南下打成都，为什么不和中央红军一起北上呢？以后我们才知道：6月，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到了四川懋功地区，和我红四方面军会师了，党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当时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反对北上抗日，私自率领四方面军南下并妄图危害党中央。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军继续北上。10月，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竟非法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
由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带着队伍未回转，使部队在人力、物力上蒙受巨大损失。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强渡大渡河，攀越夹金山，终于在1936年6月，在西康和甘孜地区同红二方面军会师。经过党中央和在二、四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同志的严肃斗争及我四方面军指战员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抵制，张国焘才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和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部队在甘孜出发，开始向茫茫的大草地进军。这里一片荒凉，数百里杳无人烟，遍地布满了泥泞的死水潭，看着像草地，人一踩上去就会陷入深深的沼泽里。空中瘴雾弥漫，风雨夹着雪雹不时袭来。有的战士陷入泥潭里再也没有出来，有的战士被疟疾夺去了生命。但我们没有被困难和死亡所吓倒，勇往直前。粮食吃完了，就吃野草、树皮，甚至把皮带煮烂了吃，那时我才十六岁，人小体力差，在战友们的搀扶和关怀下，怀着“跟着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坚强信念，战胜了风雪严寒、沼泽和饥饿疾病，和战友们一起，终于走出了草地。
过了草地，来到天险腊子口，这是唯一通往甘肃境内的通道，它是上有30米宽、百米长的山沟，两旁悬崖陡壁，中间有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守敌鲁大昌一个旅守在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企图堵截我红军北上之路。尽管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具有坚固的堡和强大的火力工事，而我们只有红二方面军的两门钢炮、十多发炮弹，枪支大都是拉不开枪栓的破枪。但我英勇顽强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四方面军从正面进攻，二方面军攀登悬崖插入敌人侧面，采取对守敌进行前后夹击的战术。我们特务队被挑选为突击队，打先锋，困难很大，生命危险更大。但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拼死也要拿下腊子口，打开北上的道路。战斗开始，我们迎着敌人稠密的炮火，从山下往上冲锋，沿着石壁攀登，不少战士倒在树杈、石坡旁，前面的倒下，后面的又冲上来，战斗打得很激烈，从第一天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消灭了敌人两个营，终于登上了腊子口天险，打开了通往甘肃的大门。被俘的敌兵说，根本没想到红军能攻破腊子口这险关隘口。当头发长长的，穿着牛皮背心的红军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还以为是天兵天将呢。
部队浩浩荡荡地进入了甘肃岷县附近。敌鲁大昌的部队大都躲进了岷县城里，整日龟缩在里面，不敢与我军交锋。有少部分散敌在岷县外围，我们一面向守敌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向其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和宽待俘虏的政策，以此动摇瓦解敌军；一面追击消灭流窜在外的散敌。有一次我们排奉命令追击一股散敌，战斗很激烈，我们奋勇追击着。不知什么时候，敌人的子弹射中了我的左腿，我一点也没发觉，一边追跑，一边射击，鲜血顺着腿往下流，只感到鞋底有点黏糊糊的。战斗快结束时，一个战士发现我的裤腿已被鲜血染湿了，这时我才感到疲劳和头昏，一头倒在地。那时红军医药奇缺，条件极差。幸好没有伤着骨头，卫生员用粗布沾着盐巴水洗了洗伤口，抓了两把黄泥堵住枪眼，然后用绷带包扎。就这样，二十天后，我就下地活动，又和战友们一起向北前进。
1939年10月，部队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前来接应的一方面军会师了。三大主力军胜利会师，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的任务，结束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妄图扼杀中国革命的迷梦，保存了我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使中国转危为安。
三、战斗在敌后
三大主力会师以后，上级送我到红大一课步校学习。1937年9月，我奉命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中央机关做警卫工作。第二年又派到枣园中情部西北卫校学习。
毕业后，1939年9月，组织上派我和王聚德、李炽、刘忠汉、小杨四个同志去山西绥远敌前搞情报工作。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给我把姓名陈国家改为张明。绥远是日伪敌占区。我们的任务是，为利于我军打击和消灭日伪在绥远的军事力量，我们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收集敌人的兵力、装备、动向等军事情报，及时通过电台向延安转送。
到达绥远的一路是十分艰难的。敌人设有层层哨兵封锁线，检查十分严密。我们带着一架电台和发报工具，每人都有手枪。白天是不能进行的，只好钻进没有人的树林里休息，就是晚上行军，也只好走那平常很少有人走的荒野僻道，避开敌人的岗哨和巡逻。我们渡黄河，走山道，钻丛林，历尽艰辛，来到大同至包头的铁路线，这里离绥远大青山不远了。第一次看到铁路沿线敌人牵的一条条电话线和一根根电线杆子，从陕北苏区来的王聚德同志好奇地说：“这里篮球架真多呀！”我们告诉他，这是电话线和电线杆子。敌人在沿线两边都挖筑了约五尺宽和深的封锁沟，沟的四壁陡直，内有一尺多深的积水，若不小心掉下去，是不太容易上来的。并且有敌人哨兵不时地来回巡逻。王聚德风趣地用陕北土话说：约绥的马多，连马槽都做得又宽又深。大伙儿听了后都想笑，而敌人就在附近，只好憋着，不敢笑出声来。我们利用木板搭桥，为避免敌人哨兵听见响声，发现我们，我们就用布裹住脚，悄悄通过了封锁沟。过了铁路不久，我们很快到达了大青山山区。
离开延安到敌占区去开展新的工作，重重的困难和危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五人，三人是从白区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一个一直在陕北苏区工作，我在部队里与敌人面对面打过，但从事敌后工作，大家都是新兵。由于日寇在这一带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艰苦，大家都住在自搭的草棚里。地方党的工作也繁重和艰苦，日伪特务密布，一旦发现百姓和共产党有联系，就斩尽杀绝。在这种种困难和危险面前，我们毫不畏惧，保证坚决完成好党交给我们的艰巨任务。为了减少地方党组织的负担，避免增加老百姓的麻烦和危险，我们一直坚持露宿在大青山山林之间。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我们忍受炎夏蚁虫的叮咬，战胜了严寒的风雪，保证了与延安的通讯。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在人民的支持下，我们建立了联络点，搞到了“三证”：良民证、身份证、许可证。我们常常化装成小商人，走乡串村，四处收集了解敌我动向，及时把情报转告延安。
我在大青山战斗了四年零八个月。这里留下了我们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战斗情谊，没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我要完成任务是很困难的。每当山药蛋成熟了，老百姓挖出来，就选又大又好的给我送来。在缺粮季节，他们想方设法给我们找来干粮。
他们不畏日伪的强暴，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还常利用上据点、赶集等机会，帮我们收集情报。
这里还留下了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和生命。
1943年秋季的一天，小组长王聚德同志留下我和刘忠汉在山村里向延安发报，他带着译电员小杨和李炽两个同志，到离驻地30里远的小火烧（地名）联络点去取情报，顺便找些粮食，第二天上午赶回驻地。第二天晚上，突然从小火烧方向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我和刘忠汉同志立即将机器收藏好，焦急地在林子中等待战友的归来。白天过去，他们没有回来。漫长的黑夜又过去了，我刘忠汉一夜未闭眼，为战友的生死未卜而担忧着。天还未亮，我等不得了，留了刘忠汉守护机器，我下山打听情况，焦急不安，一口气跑到小火烧，在一个被烧毁的窝棚架下，我发现了王聚德和小杨同志，倒在血泊中，没有看到李炽同志。看到风趣活泼的王聚德和机灵聪明的小杨牺牲，我十分难过，我用双手捧着一把把泥土，万分悲痛地将他们和那几个老乡掩埋了。我发现窝棚后面的林子里，有一道人踩过的乱痕，我沿着这条“路”找了三四里，终于在一个山沟旁，发现了李炽同志，他趴在地上，背上十几个枪眼，血肉模糊，肠子流了一地，看着这惨景，我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同志啊，在西北卫校时，我俩就在一起，他很成熟老练，虽然是从白区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但他特别吃苦，大家都喜欢他。太阳快下山了，我捡来许多块石头，用手扒了许多土，把李炽同志埋在坟里，回到驻地，想到我们这个团结战斗小组牺牲了三个同志，我和刘忠汉又痛哭起来。在上级未派来新同志之前，我和刘忠汉坚持完成五个人的任务，没有中断和延安的联系和通讯。
1943年5月，我因身体虚弱，调回延安中情部，一边休养，一边学习，就这样离开了大青山山区。
四、转战南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失败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蒋介石依靠美国支持，挑起内战。针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部署，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调遣十万大军进驻东北，与原在东北的抗日力量会合，组成东北民主联军建立东北根据地。同时先后抽调两万多名干部分别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带路进入东北。
1946年元月，我随第二批干部团，由李富春同志和关列、肖前同志率领三分之二干部，就地组建部队。冀、热、辽由程子华同志指挥。我留下来了，担任冀辽独立营的政治教导员。
我们独立营的任务是配合地方政府，减租、减息，扩大兵员，和敌人开展游击战，打击地主和土匪的武装；并且组织民兵收缴日军投降时散藏的武器弹药。
1947年，独立营编入东北野战军二十七旅，为七十一团的一营。这一年，我们参加了平房子、松树嘴子、杨仗子、摇炉沟等几次比较大、比较硬的战斗。松树嘴子，是敌人一个很坚固的大据点。周围是很高的砖头和沙包筑的城墙，城墙四周都是碉堡和机枪，里面有两千多敌人。
我们接收任务后，奔袭到松树嘴子，先消灭据点外的敌人，然后紧紧地围住据点，使敌人没有逃路，从正面攻打城门，形成“瓮中捉鳖”之势，在我强大的火力之下，敌人顽守了一天多，终于被我全歼。
战斗刚结束，部队正准备撤退，敌人派了一个增援部队来了。我接受命令，带领一个连，一挺重机枪、五挺轻机枪，占领北山山头，阻挡敌人，掩护大部队撤退。敌人以一个团，分三路向山头进攻，企图追赶我大部队，在十倍于我之敌的强攻下，全连战士毫无惧色，顽强地坚守着，敌人甚至开动三辆装甲车向我冲来。我不时地用望远镜注视着敌群，沉着地指挥着战斗。突然一梭子子弹向我头顶射来，真是毫厘之差呀，警卫员赵祥奋不顾身地一把将我推倒在地，用身子掩护了我。由于后卫联络中断，我们从上午八点一直坚持到下午五点，估计大部队已经完全撤离了，我们才分三路撤下山头。敌人发现我们撤退了，就用三辆装甲车追击我们三路部队，我带着一个排沿着河套后撤。小通讯员王立之为了掩护我们这一排人，只身把敌人的装甲车引向桥上。河套上全是鹅蛋大的沙石，石头把我的鞋底全都磨光了，两个脚掌和后跟磨下大块的肉皮，直到趟过河，走上山路，被干树枝扎得钻心痛，才发现鞋子底不见了，两只脚板血肉模糊，无法行走，还是警卫员赵祥同志背着我一直追上正在休息等待我们的队伍。通讯员小王还没有回来，大家都猜测他被敌人抓走了，心里都为他难过。就在部队要出发之际，这位十六岁的小羊倌出身的小机灵鬼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家都被他勇敢引走敌人的行为所感动，又为他机智甩掉敌人的追击胜利归来而高兴。
在我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面前，国民党军队大量被歼灭，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审时度势，毅然决定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
中央军委决定首先在东北战场决战。为了避免蒋军向南集中，增加其他战场反攻的困难，并使我获得巩固的后方，推动全国战局的发展，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
1948年，奉东北野战军的命令，为适应战略形势的发展，需要将原各独立营、地区队、县支队组织成八个师，我们营编入独立八师，在辽沈战役中，我独八师在锦州义县、绥中锦西一带，破坏沈阳到锦州的铁路线，防止敌人从沈阳调兵增援锦州，配合主力部队打阻击战，阻击敌人从秦皇岛和葫芦岛来的援兵，保证了锦州之战的胜利。锦州攻克之后，我军又随主力部队向东北方向回师，打击援救锦州的沈阳廖跃相兵团，在黑山、大虎地区包围全歼了廖跃相兵团十万余人，生俘廖跃相。
辽沈战役之后，我们独八师编入八十一纵队。我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不顾疲劳挥师入关，开展华北战场的作战，与华北野战军协同作战，准备发起平津战役。
部队行进到河北蓟县时，进行了整编，我部改编为四十八军，和改编后的四十一军同时步入密云关，消灭了密云关守敌，然后挺进怀来。在怀来，全歼了国民党精锐部队傅作义的暂三军。在这里分兵两路，我四十八军从八达岭南口向北平部挺进，驻青龙桥一带。四十一军从下花园到张家口驻扎，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北平外围的敌人。
在我人民解放军的严密包围之下，北平守敌陷入绝境，由于我军努力争取和北平地下党的工作，傅作义率部起义，接受和平改编。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了，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四十一军进京接管傅作义部队原所管辖的地方，我四十八军开到通州一带，进行整休和训练，准备迎接解放大江南北的战斗。
四月，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起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人民解放军奉命向全国未解放的大地区展开了进攻。
我四十八军从通州出发经河北、河南过黄河，向南深入，跨湖北，渡长江，到达江西。在南昌附近，三个师分路向江西挺进。一四二师进军金岗山，围剿敌人肖家华部；一四三师进军吉安，肃清敌人的散兵游勇；我们一四四师向宁都进军，消灭敌军黄振忠部。
我师向南丰方向挺进，采取拉网战术，先消灭广昌、兴国、于都、石城之敌，然后围攻宁都。黄振忠率残部据守宁都翠微峰，翠微峰地势十分险要，山峰陡峭，有些山峰几乎无路可攀。山里有许多天然石洞，敌人三五个人、半个班守着一个洞。敌人占着有利地形在暗处，我军地处劣势又是明处，围打翠微峰困难很大，军部原决心用消耗战来围困该敌，使其弹尽粮绝。困死在翠微峰山谷中。后四野来电指示，用一个月的时间全歼该敌。并派部队和炮兵团支援我师。经过周密的战斗部署之后，原计划一个月，实际只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就全歼了黄振忠的部队，活捉了敌首黄振忠。电影《翠岗红旗》就是描写这次战斗的激烈情景。
翠微峰战斗之后，我师进驻广东、南康一带，进行剿匪。1952年驻防湛江市，四十八军改为五十五军，我调到炮兵团当政委。
1954年4月至1957年8月，组织上送我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政治学院第三期学习。毕业后回五十五军军部工作。因严重溃疡，不能坚持部队紧张的工作，于1958年转业到贵州搞地方工作。就这样结束了我的戎马生涯。
一九八四年二月于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