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宣，南江县长赤镇人，地主家庭出身，早年华业于四川政法学堂，后在刘湘举办的四川省县政人员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任垫江、金堂等县县长和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一级密查员。
刘仲宣其父刘大亨，承祖业，续家风.到他这一代兼做生意，在闭塞的山区中，也算得是鼎盛之家了。1890年农历3月27日，刘仲宣出生了，取名为明德号仲宣。
小仲宣七岁就发蒙读书了，戊天在当地川主庙里念着“人之初，性本善”及四书五经，接受严格的封建教育，老师张炳麟，是一个老秀才，虽袖破衫长辫子，老学究派头十足，但他正直无邪、傲气退人，穷酸倔强；教学认真，不苟言笑，很受人敬重。据说他教出来的团总、保正有数十个。而对这些人他从来也没谈起过，在路头相见，也仅只是点头为礼，然后各走半边。他常常自叹：老夫桃李满天下，可教出来的人都是“鸡血李”，“毛桃子”(均为野生果子，中，中看不中吃)。可是，这位老先生对小仲宣却是另眼相看;因为他确实是老成持重，聪慧过人。老先生常说:孔子教出了72贤人，是大成至圣先师，我不敢和他比，我教出十个刘明德就行了。后来发展的结果、刘仲宣也确实不负师望。①
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刘仲宣己成长一位自净面皮，身材高大，五体匀称的青年了。老父刘大亨，看到儿子奋发读书，废寝忘食，坚韧不拔，很有造就。于是就把自己一部份田产变卖了，全力供养刘仲宣读书、望子成龙、光宗耀祖，吐气扬眉。②不久，刘仲宣考入了保宁府(今阆中)联中读书。他常常和一些思想正直的同学一起，公开抨击那些不平事。一次，学校总务主任贪污学费，盘剥学生，刘仲宣领导同学们与之作了公开的斗争，掀起了这个学校历史上的第一次学潮。斗争虽然胜利了，而刘仲宣也因此被开除了。
当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时，严厉的父亲并没有对他训斥，而是给了慈祥的爱和谆谆教导，除开有父亲的糍粑心肠外，老人家自己也碰到了一件十分倒霉的事。原来刘大亨在离家不远的长赤集镇上，用自己多年的积累，开了一家栈房。兼营一点布匹生意，他起早贪晚，精心经营，倒也堪称“生意兴隆”，一两年内，有500来个大洋的利润。可是一次南江县政府县长(混名“角角羊”)，到长赤“巡视”，看上了刘大亨的客栈，骑骡压马驻了进来，海吃海喝，不给房钱外，而且还要刘大亨交200个大洋的“孝敬钱”，这对于小本生意的人来说，无异于要命，刘大亨当即表示了不满。这可触犯了县大老爷，于是以“抗税不交”和“犯上”为由，当场打了刘大亨四十大板，最后还得如数交钱⑤。
当时儿子被学校开除，自己被县长敲榨侮辱。父子俩泪眼相望，共同发誓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刘大亨要儿子学而优则仕，当了官，要杀尽一切贪官污吏，为此，刘大亨又第二次变卖了自己部份用产，让儿子考入了四川省政法学堂(成都市五世同堂街)，这时的刘仲宣已满31岁了，正是“而立”之年，也正是他一生中世界观和思想转变的关健时刻。当时，“五四”运动以后的成都，各种新思想汇集到此，革命浪潮不断高涨，刘仲宣在这个新天地里刻苦读书，不断接触到了许多新思想，逐步由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学生，变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的人，1924年，刘仲宣在政法学堂毕业后，先后在雅安、自贡等地方法院任推事(法官)，1927年.又到重庆市政府社会局劳资科工作(当时市长是潘文华)。是时刘仲宣已37岁了，一贯正直无私，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他眼见劳资科科长贪赃枉法，十分气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痛打了这个科长，于是被判一年，关押在重庆担子石监狱。1年出狱后，在重庆走马街做挂牌律师。并兼任重庆市钱价委员会主席。1936年，时年46岁的刘仲宣，报名考取了军阀刘湘举办的四川省县政人员训练班，学习半年后，作垫江县、金堂县县长和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一级密查员。③
刘仲宣置身于国民党官场之中、但他从未忘记青壮年时期的报国之志。他立下了一条:此父母官之权得之于民，应取信于民，当为民权而权，为民生而生，舍此何求?因此，他以杀贪官、诛污吏为己任，人行清官之道，以期改造社会。他在垫扛县长任期内，号令铲洋烟苗二千余亩;在金堂县长任期内，将恶霸和土匪头子王从周(县民团团长)逮捕，押送成都法办;将鱼肉乡里，恶霸一方的县参议长曾少祺，副参议长林伯琴，县银行经理卢端儒等予以隔离审查；将土匪的后台老板——官仓乡乡一长吴志洪就地枪决。刘仲宣开始了大刀阔斧地“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为民除害。说他是一个十足的清官。可是，他因此而和地方封建势力，上司结下了不解之冤。一直到1945年下季，刘仲宣在和土匪、恶霸、地头蛇作一斗争中终于失败了，他被诬告为通“匪”和“草菅人命”而被捕，关押在成都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
（二）
在监狱里的刘仲宣，虽身陷囹圄而壮志犹在;虽失去自由而正义优存。
一天，在成都天回镇上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国民党立法委员张继的儿子张琨，于1946年春季骑骡压马来到了天回镇，这个花花公子在镇里眠花宿柳，寻欢作乐，浪荡乾坤，无事不作，结果这个家伙死在迎春院里的一个妓女的怀抱里;一场包天大祸从天而降。张继立即授意成都警备司令部“打人命关司”，一时军警特务在天回镇里大打出手；乱抓无辜、捆绑吊打，无所不用其极，被关进监狱者有数十人，面对这个冤狱、惨状，刘仲宣不顾个人安危，坚决站起来为民伸冤，为这些惨遭陷害的人写状纸，并甘当法律顾问。最后在刘仲宣的坚决要求下，法医作了解剖验证，事实结论是:“张琨是脱阳而死”丑闻公之于世！国民党当局和张继噤若寒蝉，受到了人民的强烈谴责。官司打赢了，天回镇的人得救了，而刘仲宜却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得更紧了。④
监狱中的党组织，认真分析了这个清官的过去和现在，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他是具有我们的人的条件的。这样，刘仲宣在监狱中党组织的宣传和教育下，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渐由同路人变成了同盟者，由清官变成了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士，他毕生的抱负“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为民除害”，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真正实现。
在四壁森森，荷枪实弹的士兵看守的国民党四川省特委会将军衙门看守所内，狱中的川西解放组、它由中共地下党员杜可负责，有龙世正(地下党员)、彭代悌(监狱看守)、刘仲宣、云龙、杨毅参加。
1948年12月2日清晨，居住在春熙路，鼓楼街一带的市民，刚跨出门就肴见一张张赫然醒目的传单，张贴在墙壁上，铺板门上:
“国民党强拉人民充当壮丁，使我们在异乡冷死饿死、病死，”
“我们应该欢迎解放军进川，更应该驱逐蒋家集团”
这些署名川西解放组的革命传单，使得盘踞在蓉城的各种军警宪特机关仓惶失措，于是乎大小特工人员倾巢出动，四处搜寻，结果一无所获。⑤
但是，国民党政府毕竟还有一批人嗅出了猎人的“坐标”点，他们是知道运用什么样的伎俩来对付刘仲宣等人的。
1949年6月，已被监禁了四年的刘仲宣，突然被宣布释放了。这天外飞来的“喜讯”，并没有使刘仲宣喜出望外。他知道这个时期离开监狱;一是隔断了他和党组织的联系:二是有可能国民党当局正酝酿着更大的阴谋。出狱后，一些亲朋好友劝他离开成都，避祸他乡，这是当时在险象丛生的成都，他本人逃出魔掌的唯一之策。可是他坚决说:“我能只顾个人安危吗?大丈夫以处乱不惊，临危不惧，对权不媚，见钱不贪，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为处世立身哲学.”言下之意是很清楚的，他要继续为党为人民而努力工作，只不过当时对“外人”不好明言罢了。
当时，国民党政府释放他，其主要目的也确实是“放长线钩大鱼”。以刘仲宣这条线，来破坏当时成都市党的地下活动的工作系统，刘仲宣也深知敌人的居心叵测，险恶用心，但是，正如他的处世哲学一样;他出狱后的第二天晚上，就在他的庆云东兴街的家里，和彭代悌(党的地下工作者)，云龙(党的地下工作者)会晤，研究如何进一步做好川西解放组的工作，并设法和川康渝自卫委员会联络，计划为川西解放组筹建一支游击武装，还撰写一篇《告国民党官兵书》，劝告其旧日同僚，弃暗投明，为推翻国民党政权建新功。
他在文告中说:
“全中国人民受蒋家王朝残酷统治了几十年，人人盼望早日解放的日子快来到了。解放大军在人民的热烈拥护支持下，已解放了东北、华北、强渡长江解放了国民党老巢南京，蒋介石吹嘘的美式装备五百万军队，在解放军的麾旗下，不堪一击，望风披靡。……古入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知道这个道理;傅作义将军不是因之而弃暗投明了吗?共产党，解放军的政策是弃暗投明。既往子究，立功受奖。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是兄弟，一切望你们为民族、国家前途计，为个人的命运计:当机立断，作出选择，回到人民这边来。。……”⑥
刘仲宣在文告中晓以政策，明以大义、指出前途，声讨国民党政权罪行.使当时在蓉城的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徐远举，及省特委秘书长徐中齐等人，不寒而栗。因此，出监狱一个月后，刘仲宣又被警备司令部抓进了监狱，在他家里抄出了《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和一些进步杂志。
(三)
1949年11月30日，蒋介石从重庆仓惶逃命到成都，第二天就召见了毛人凤，下达了洗监的命令。
1949年12月3日，蒋介石想盘踞西南，以图死灰复燃的梦，彻底被刘邓大军冲破了，这个时候的作介石，心情特别糟，一会儿一个“娘希匹”，一会儿摔碎一个茶杯，他在盛怒之下，又先后召见了西南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省主席王陵基，成都稽查处处长周迅予等，正式布置了他逃出成都前的大屠杀。
1949年12月4日，这天下午周迅予，为了表示效忠蒋介石，立即具体研究了洗监和大屠杀的方案。晚间十时，成都开始戒严，稽查处分队长唐体尧，率领十几名武装特务，乘坐两辆军用大卡车，冲进了玉带桥监狱，首先将杜可、龙世正、刘仲宣、云龙这四个人，紧紧地捆绑起来，口里塞着棉花，被拖上卡车，开始了第一批大屠杀。
唐布置好警戒，杀了几个人后，天色已经大明，怕附近的群众发现，来不及对云龙杀害，就不敢再动手了，于是又把云龙带回了稽查处。⑦
1949年12月7日晚和8日凌晨，进行了第二次大屠杀，杨伯恺、于渊、王干青、许寿真、刘骏达、张大成、晏子良。陈天玉、王侠夫、黄子万、曾鸣飞、谷时逊、徐茂森、徐海东、云龙、毛英才、缪竞韩、余天觉、方智炯、田宗美、曹立中、王建昌、黎一上、王伯高、张维丰、高昆山、严正、吴惠安、杨甫震、张垣、姜乾良等人被杀。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了，“十二桥惨案”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义愤和无限哀思，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于1950年1月3日，开始了烈士遗体的挖掘工作。4日下午5时，举行了起灵封枢典礼;19日上午9时，举行了公祭。并安葬在青羊宫二仙庵墓地。年底，将捉拿归案的“十二桥惨案”的主要凶手唐体尧，龚速度等公开进行审判，处以极刑。
（作者:孙天福）
注释和引文:
①访谭易昌之岳父记录。
②访长赤乡侯学文记录。
③访长赤乡余志君记录。
④访刘仲宣之子刘宗正记录。
⑤成都市委组织部编写《十二桥边草青青》，125页
⑥刘仲宣之子刘宗正回忆。
⑦《文摘周报》1984年7月27日版，(第200号)《蒋介石爆破成都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