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古代道路是不是官道，是否设有邮驿、铺递为一重要标志。米仓道位于唐代山南西道范围内，根据杜佑《通典》，山南西道包括汉中、通川、巴川、清化、洋川、顺政、河池、益昌、咸安、盛山、始宁、南平、符阳、潾山等郡，其中清化、始宁、符阳三郡正是米仓道主要路线所在地，大体与今巴中市及其邻近地域相当。而上述三郡辖县情况分别是：
清化郡，巴州(今理化城县)，……领县十：化城、清化、曾口、始宁、其章、归仁、恩阳、盘道、七盘、大牟
始宁郡，壁州(今理诺水县)，……领县四：诺水、广纳、白石、东巴
符阳郡，集州(今理难江县)，领县三：难江、符阳、地平［12］
我们再以《通典》的部分记载为例，先略窥当时山南西道交通的情形：
汉中郡东至洋川郡二百二十里，南至符阳郡三百里。
洋川郡东至安康郡五百里，南至始宁郡六百一十五里。……东南到通川郡宣汉县界三百三十一里。西南到符阳郡四百里。［13］
通川郡……北至洋川郡一百九十六里。……西北到清化郡四百五十里。东北到安康郡一千一百里。去西京，取益昌郡驿路，二千五里；东取洋川郡骆谷路，约有一千五百七十六里。去东京，取盛山郡下水，经三峡，出江陵、襄阳、南阳、临汝等郡至东京，水陆相承，二千八百七十五里。
清化郡东至始宁郡一百五十里。……北至符阳郡二百里。东南到通川郡四百五十里。西南到咸安郡二百二十里。西北到益昌郡三百三十九里。东北到符阳郡一百九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二十五里，去东京二千五百八十二里。
始宁郡……西北到符阳郡五百里。东北到郡内白石县一百里。去西京二千八十二里，去东京二千九百三十二里。
符阳郡东至始宁郡三百六十里。南至清化郡二百里。西至益昌郡三百里。北至汉中郡三百里。东南到始宁郡五百里。西南到清化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益昌郡界二百五十里。东北到洋川郡四百里。去西京取郡北巴（岭）路，至汉中郡郭下，过县，取斜谷路，一千四百二十里。去东京取郡内地平县至益昌郡驿路，二千六百里。［14］
益昌郡东至符阳郡三百里。南至阆中郡二百八十里。……北至汉中郡四百三十里。……西北到阴平郡四百九十里。东北到汉中郡五百里。去西京千三百四十里，去东京二千百九十里。［15］
从以上分布于米仓山南北诸郡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山南西道政区内已形成相当规模的交通路网。但在上述《通典》记载中，只有经益昌（即今广元市剑阁县）去西京的道路明确为驿路，亦即历史悠久的金牛道，其余路线是否驿道则待考［16］。毫无疑问，益昌驿道固然是官道，但其余未曾明确记载为驿道者是否皆非官道，或是否真的历史上就从未曾有过驿站铺递，与国家行政和官府无关，只是民间通道，却尚有讨论余地。
按道光十三年《巴州志》云：
（巴）州城外，唐宋古迹最多，相传为当时入京之路，不知何由出此。今南江道中，夹植古柏，离奇轮困，皆是官树，与剑州同。云是古道，似不诬也。唐之君臣，元宗、僖宗、严武、张祎，俱曾往来经此。岂剑阁、巴山固两径耶？［17］
看来，明清之际的长期战乱，使通江、南江、巴中一带的原住民大量流失，乡邦文献多毁于一旦，似了无孑遗，以至道光年间的修志者们尽管直面大量古代遗迹，却对明朝及其以前的当地史事，尤其是从巴州出发，经南江北越米仓山就是由来已久、与剑阁道并存的入京古道，亦即“剑阁、巴山固两径”这一重大史实，也只能依违于传说之间，而不敢断言坐实。实则《通典》早就明载，经集州符阳郡“去西京”，可“取郡北巴（岭）路至汉中郡郭下，过县取斜谷路，一千四百二十里”。惟清代修志者既不遑“数典”，“忘祖”亦就在情理中了。尽管如此，道光《巴州志》的下述记载还是确切无疑的：
巴州在万山之中，不当孔道，无驿站马匹。《方舆纪要》云：清水驿，旧在州南三十里，唐置今废，以非冠盖之所往来也。其接递文报，分东、西、北路，设铺递十八所，共铺司兵三十六名。［18］
从上文所举清水驿看来，唐代巴州至少连接益昌驿道的路段应该设有驿站，惟“唐置今废”，而从巴州到其余邻接州县的通道是否置驿已无迹可索。不过《州志》已明确记载清代置有铺递，并以州城底塘铺为起点，列出东、西、北各路铺递。“西路”有檬头铺、古溪铺、马鞍铺、虎头铺、金山铺、尹家铺，“凡六铺，抵交仪陇县老木口铺”。到通江县的“东路”依次为以下诸铺：
牌垭铺，州东二十里；沙溪铺，州东四十里；右垭铺，州东六十里；朱垭铺，州东八十里；凤凰铺，州东一百里。凡五铺，抵交通江县属杨柏铺。
到南江县的“北路”诸铺则依次为：
佛龛铺，州北二十里；清滩铺，州北四十里；枣林铺，州北六十里。凡三铺，抵交南江县属沙河铺。
与之相应，道光年间的《南江县志》和《通江县志》也有“驿递”或“铺递”之目［19］，如前者即载南江县设铺情况为：
旧设二十一铺。今旧七铺递运往来文檄，皆在县城西南通府之道，东、北二处俱系山径险阻，不通大道，并无邮递。［20］
嘉庆《四川通志》亦云：
旧设关隘六处，城堡三处，店铺二十一处。
对比县志，“店铺”似应为“递铺”之讹。从县志可知，清以前南江全县本有“二十一铺”，及至道光年间，已经只剩下“旧七铺”，可见亦为旧时所设，惟仍在负责递送往来于巴州、保宁等地上级行政机关的公文。南江诸铺递多“旧设今废”，应是因为明清尤其清朝时期南江已与汉中无行政隶属关系，北向无须设置铺递。但在元朝以米仓山、大巴山为界划分川陕两大行省以前，通、南、巴一带长期或多次与陕南汉中存在直接行政从属关系［21］，铺递邮驿之设，可谓势所必然，这应当就是道光《县志》中“旧设二十一铺”之说的由来。
南江县的“旧设二十一铺”分别位于何处?先来看清后期仍在“递运往来文檄”的“今旧七铺”，道光《南江县志》明确称其“皆在县城西南通府之道”。参考民国十一年、二十四年的南江县地图［22］，和南江县博物馆原馆长梁廷保的研究成果［23］，这七铺当包括前引道光《巴中志》举出的“沙河铺”，和南江县城西南的东榆铺、石灰铺、淘金铺、马掌铺、白杨铺、元潭铺。铺邮为国家机构，它在米仓道上的设置，无疑是其所在道路的官道性质的标志。还应提及的是，在连接南江、巴中的大路上，从南江城南的镇江庙起，沿着南江河道西岸至下两区柏杨坪，是著名的“皇柏林古道”。民间传说或云是刘邦所植，或云为张飞所植。道光七年《南江县志》云：“南江城西南东榆铺起，沿河古柏蜿蜒百余里，随山起伏，如龙掩映。土人云：明杨邑令某，植以护山径（亦即通往巴中的古道），勿使洪水啮齿田园，以保民地也。”清嘉庆年间宦游南江的张复旦（淮咨军功议叙正六品即补县正堂）撰《古柏行》咏道：“地虽属民柏属官，官护柏兮民莫残。”呼吁“官民共护成大观”。县令孙菊人的《古柏行》则强调：“敢入森者以刑处!”可见皇柏林历代均属国有，由县令派专人看护，具册交接，有损则须上报，盗伐则律以重刑。近年发现残碑一段，铭曰：“县属松柏大树万株……以保民地。”［24］印证了皇柏为国有，皇柏大道为官道的史实。
再来看除开沙河铺、东榆铺等七个近代还在运转的铺递之外，另外的十四个县志亦已经不详的古铺。从上引旧志可知，它们无疑就在清代以后“俱系山径险阻，不通大道”的城东北方向上，亦即南江境内米仓道北段上。这些古铺，虽然文献已经失载，但根据县志和民间保留的南江城北米仓道崎岖路线上的古地名，似乎仍能大致考察其端倪。
据梁廷保先生介绍，南江地名有一特点：将大坝堡、官坝堡、底塘堡等通念作大坝铺、官坝铺、底塘铺。因此，前述晚清仍在运转的七个旧铺，又作沙河堡、东榆堡等，但堡都读作铺的音。对此现象的原因，梁先生并未解答。现在看来，此应为音讹，但亦有缘由。古代山区的铺递，多修筑成堡垒形，这既属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又是防卫和治安的需要。铺兵出送公文，需携带武器，以防盗寇或野兽的侵袭。明代尤其清以后，米仓道北段因不再是官府文檄往来递送之道，铺递取消，并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几代人之后，就几乎无人知晓了，但民间尤其商旅仍在往还，其堡仍长期存在而往往作为店铺［25］，且地名依旧，久之可能就堡、铺（二字发音本相近）混一了。因此，米仓道北段上的大坝堡、官坝（近世又讹为关坝）堡，应该就是昔日的大坝铺、官坝铺。循其思路对勘梁氏文章中其余茶坝铺、桥亭铺等［26］，当亦如此。
由此看来，至少在明朝或其以前，米仓道北向主线上亦曾长期设有铺递，应具有官道性质。
四
明朝以降，陕南与巴蜀分属两个行省，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已完全脱钩，米仓道开始逐渐向民间通道转化。但是，政府出于惯性，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它的管理，如明代仍在这里设置巡检司，相应的铺递机构在一定时期内大概也仍然得到保留，米仓道作为官民并用之道的性质并没有完全消失。这在一定程度上从巴中市境内各线的许多栈道遗迹亦可得以印证。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曾指出：
按孤云、两角山，及截贤岭，俱在栈道［27］。
曹氏在万历年间先后官居四川右参政、按察使，在任期间做过不少好事，如在交通方面，由于四川道路险绝，他就主持集资修复了不少道路、桥梁，受到行旅的好评。曹氏书中所载，很多来自作者实地考察，亲眼所见，故此条记载当反映了其时米仓道北段交通的实际状况，说明米仓道上的栈道在当时仍然得到了维护。米仓栈道在明代仍然受到官府的保护并非孤例，当时整个蜀道网络中的栈道看来基本都得到了国家的重修和维护。如曹氏同书中亦载，其时剑门一带“栈阁相望”［28］，这与明朝正史中的记录亦是吻合的。明朝不仅开国之初的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命普定侯沐英重修连云栈道，并因其旧路基础改为栈阁，而且直到弘治年间都还再度重修过。这说明，至少在明朝前中期，仍保持了历代维修栈道的国策。到明后期的嘉靖时，情况逐渐有了变化，开始将一部分连云栈道易木为石。到清康熙三年，贾汉复将其全部易为碥路（石路）。明清之际连云栈道的上述变化过程，与文献梳理和考古调查所获的米仓道史实颇相一致。乾隆《南江县志》即谓：
（截贤岭)与孤云两角俱修栈道，今则榛莽已辟，半成坦途。［29］
根据清代和民国《南江县志》，孤云、两角山与截贤岭俱在今县城以北数十至一百多里的山区，与唐宋以来史籍盛称“孤云、两角，去天一握”的地理情形，和从南郑出发要三天方能登其顶的记载颇为相合［30］。可见米仓道北段栈道原本不少，但乾隆时已经改为从榛莽中辟出的土石道路。上述情况与此次实地考古调查在这一带所发现的许多栈道遗迹颇能相互印证，如在南江县上两至桃园一线有一段长达百余米的河道上，发现了连续的栈道孔，和明显属于栈道组成部分的唐宋时期多座桥梁（最宽者达3米）、多种规格的若干古桥桩孔，可见栈道及其工程本身已达相当的规模与规格。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栈道和桥梁桩孔所在之河道，就叫韩河溪，其旁就是截贤岭，正是传说中的萧何追韩信之地，应非偶然，联系上述栈道遗迹，可知这里至迟秦汉以来即为重要通道所在。
明末清初，四川曾遭受几十年的战祸，经济社会破坏尤其惨烈，人口大量死亡流徙，包括通南巴的川北一带李自成、张献忠两部农民军先后都往返出没，相传张献忠还焚烧过栈道。待康熙、雍正之际经济得到初步恢复，栈道已长期失修而残毁严重，清廷遂放弃对栈道的修缮恢复，将其改为土石路，此即乾隆《南江县志》上述记载透露的清代史实。需要指出的是，清代虽不再沿袭历代维护栈道的传统，并撤销了明代设立的巡检司，但到咸丰十年（1860年）又在原巴峪关或曰卡门修复两道关隘，即著名的官仓坪，由川陕巡司交叉把关，既据之课收往来商旅之契税，亦兼收维持治安之效。而在通江县境内的米仓道线路上，这次调查也发现了光绪六（1881年）四川总督、巴州县衙告示的“渡水溪古道碑刻”。以上考古实地考察调查发现的历史遗存揭示，虽然清代米仓道已经主要转为民间通道，［31］但官府并没有完全放弃对这条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通道的管理。
总之，在清代以前，米仓道曾长期属于官道或官民共用之道。与之相应，这里再对米仓道上亦曾有过的一定规模的栈道略说几句。这些栈道，应是唐代前后维持南北交通的重要设施，主要沿河谷建置、维修。在此次米仓道考古调查考察所获资料中，不仅有桃园一线韩河溪等处的许多栈道孔和古桥桩孔，通江县诺水河镇小通江上游阎王碥等处的木、石栈道遗迹，亦可谓典型。而在南江县皇柏古道起点的东榆铺路旁崖壁上，至今仍完整保存着以下赫然题记：
天宝四载，太守郑子信此南北路移险造阁记［32］。阁者，阁道也，亦即栈道。在题刻旁至今仍可见到若干唐宋时期的栈道桥梁桩孔，和下接南江河边的石阶。众所周知，木质栈道工程艰巨而容易腐坏，尤其须要长期和日常的维护，成本高昂，通常非国家或政府之力莫能承担。上刻石题记和栈道遗迹表明，太守主持的这次阁道或曰栈道工程，正是栈道建筑维修通常为国家或曰官府工程、米仓道当时乃官道或官民共用道路性质之证。正如开元、天宝时期是古代盛世之巅峰一样，唐宋二代也正是米仓道作为官道的鼎盛时期，它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其时通南巴一带经济、文化的繁荣。而这些官修栈道，和当地数量众多而非常精美的石窟龛佛道造像，以及宋代集州、巴州在川北陕南之间数量名列前茅的商税场务数据，可谓其确证。
五
以上所论，为本文对蜀道网络中米仓道系统的一些初步梳理。需要指出的是，米仓道所在的巴中等市县，地处偏远的秦巴山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迟滞，交通落后，当地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珍贵价值容易为外界所忽略，学界的研究也不多，以至在近年为蜀道申遗举行的热烈讨论中，有学者就主张四川境内只需保留金牛道一线，或甚而疑及米仓道的存在。这样的看法自然是我们无法苟同的。
应该承认，在蜀道这个跨区域的庞大交通体系中，金牛道确实历史非常悠久，且因地理条件、历史文化诸因素，长期在蜀道网络中处于最为突出的地位。但是，四川盆地颇大，其身后的西南腹地更是幅员极其辽阔，金牛一线必然无法完全解决古代四川与关中的交通问题，尤其是川东北地区的先民不可能向西绕个大弯，经金牛道赴汉中、关中，必然会利用米仓山地中更近捷的河流谷道穿行翻越之以达陕南汉中等地。换句话说，从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天府四川，经陕南到中国古代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关中地区，不能只有一条北向通道，故金牛道和米仓道本无法互相替代，各自均有存在、发展的必要和必然性，各有其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其历史文化遗存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而言，都应该得到认真的研究和保护。注释：
［12］（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七五《州郡五·古梁州下》，第4586—4590页，中华书局，2007年。
［13］（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七五《州郡五·古梁州上》，第4620—621页。又，“洋州(今理西乡县)”目：“大唐复置洋州，或为洋川郡，领县五：西乡、兴道、黄金、洋源、华阳。”第4578—4579页。
［14］（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七五《州郡五·古梁州上》，第4582、4586、4587、4589页。
［15］（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七六《州郡六·西梁州上》，第4620—4621页。《通典》该目后又记：“利州（今理绵谷县）春秋、战国时为蜀侯国。（自益昌之西，南至蜀川，悉为蜀侯国之地，此盖蜀之北境）秦灭蜀，其地入蜀郡。二汉属广汉郡。……大唐为利州，或为益昌郡。领县六：绵谷（汉葭萌县地，东晋置兴安县，隋改之），嘉川（汉葭萌县地，宋置兴乐县，后魏改之），葭萌（汉旧县地，后魏置新巴郡），景谷（汉白水县地，宋曰平兴县，隋改之），益昌（古剑阁道，秦使司马错伐蜀所由，谓之石牛道，汉葭萌县地），允山。”第4620—4621页。
［16］严耕望先生据《太平广记》卷一五五段文昌条引《定命录》“兴元之西四十里有驿曰鹄鸣，滨汉江，前倚巴山”，考定其“当为兴元府西南入巴岭道之第一驿”。并且又指出，“巴州为巴岭以南之重要州府，宜其有驿也。”（《唐代交通图考》，第1011、1013页）对此，蓝勇先生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有异议，详其《米仓道的踏察与考证》。
［17］（清）道光《巴州志》卷一〇《杂纪志》“州城外唐宋古迹最多”目。
［18］（清）道光《巴州志》卷二《建置志（上）》“铺递”目。
［19］（清）道光《通江县志》卷五《武备志》。按：该目无正文，无法具体了解铺递设置情况。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3册。
［20］（清）道光《南江县志》卷上《驿递》。
［21］陕南与巴蜀同属秦岭以南古“华阳之国”，地理气候、文化风习相似，乃《汉书·地理志》所谓与巴蜀同俗之区域。先秦时期，至迟在东周时代，巴蜀之分野大致以嘉陵江支流涪江为限。而据《华阳国志》记载，蜀早已“北与秦分”，“以褒斜为前门”（《蜀志》）；而巴也早已“北接汉中”（《巴志》），可见在巴国范围内，汉中与包括今南江、通江的巴中地区应早已连为一体，交通应已存在，因而陕南一带也早就有板楯蛮（历来以巴河流域为主要居地）居息繁衍。《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似反映楚从巴蜀手中夺得汉中后，也据米仓道而南向与巴交通。刘邦被封为汉王，以巴蜀汉中为王业之基，亦必然重视其交通联系，故南江、巴中一带萧何追韩信、截贤岭等传说、遗迹恐非空穴来风。三国时期，米仓道军事政治上重要性日益凸显。而两晋南北朝以后，米仓山南北行政隶属上已时有分、合，如《太平寰宇记》卷一四〇《集州》目即记“后魏景明（北魏宣武帝年号，500～503年），于巴岭南置洋州、其章、平素三郡。大统（西魏文帝年号，535～538年）中，山南没属。梁武帝大同（535～546年）中，又于巴岭侧立安宁、敬水、平南三郡，仍立东巴州以领三县，郡州理在木马。按木马，地名，在今洋州界，无复遗址。后魏（西魏）恭帝二年（555年）改东巴州为集州，以东北集川水为名，人户寡少，寄理梁州。后周（北周）天和五年（570年），移集州于巴岭南，即今州理（集州治所公山镇，即今南江镇），领平桑、其章、安宁、敬水、平南五郡。”是巴岭南的集州与岭北同属一政区、其上级政区治所在岭北长达70年之久。该目又记“隋大业二年（606年），废集州以难江属汉川郡”。则难江即今南江又划属汉川郡，郡治即在今汉中。唐划天下为十五道，陕南东部和包括今通南巴一带的今川东北、川东大片地区属于山南西道，治所即在梁州（今汉中，后升格为兴元府）。元朝难江县并入保宁府巴州化成县，属四川行中书省广元路，该路治所亦在汉中沔县东。此种行政隶属关系，必有畅达的交通为基础。
［22］收入南江县志编委会：《南江县志》，成都出版社，1992年。
［23］梁廷保：《古米仓道考》，《四川文物》2001年第3期。梁先生的成果基于其长期在南江县的文物考古工作，并曾多次实地调查考察。
［24］南江县志编委会：《南江县志》，第232—233、703页，成都出版社，1992年。
［25］这大概就是嘉庆《四川通志》称之为“店铺”之故。
［26］梁廷保：《古米仓道考》，《四川文物》2001年第3期。
［27］（明）曹学佺著，刘知渐点校：《蜀中名胜记》卷二五《川北道·保宁府二》“巴州”目，第380页，重庆出版社，1984年。
［28］（明）曹学佺著，刘知渐点校：《蜀中名胜记》卷二六《川北道·保宁府三》“剑州”目，第385页。
［29］（清）乾隆时佚名纂修《南江县志》引《旧志》，转引自蓝勇《四川古栈道研究》（《四川文物》1988年第1期）。道光七年《南江县志》胡炳所撰序言云：“南江旧无志，曩于卫桤园司训案头，见抄本厚仅指许，较今《四川通志·保宁府志》
所纂辑尤略。”看来虽“南江旧无志”，但前人已有所纂辑，只是十分简略而尚未正式印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曾出乾隆时佚名纂修《南江县志》抄本1册，所据为故宫旧藏抄本，颇疑即与此“厚仅指许”的抄本同出一源。而在清以前，南江应已有旧志，此次调查在南江县太子洞发现的明嘉靖十三年“岳凌霄等菖蒲涧题记”，即载明代“南江县儒学训导马元吉……创纂《邑志》、集有《日益日愤读书疑等录》若干册”云云。该《邑志》或已毁于明清之际的战火，或即乾隆《南江县志》所引《旧志》。
［30］（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七《利州东路·巴州·景物下》“两角山”条引《海录碎事》：“兴元府之南有路通巴州，行三日而达于山顶。其高处谓之‘孤云、两角，去天一握’。”（第4825页，中华书局，1992年）
［31］此次调查发现的诸多题刻亦反映清代米仓道系统已主要为民间通道。如大通江线路的碑坡古道上光绪三十年题刻，左为“古白石县”四大字，右边一段文字盛赞此路“自昔崎岖称鸟道，于今坦荡便人行”，落款则是“夲邑熊复礼炳如，同里囹（廪）膳生谢文兴顿首拜”。应为乡贤组织修缮古道的反映。小通江线路上草池乡小新场亦不仅有晚清同治年间佘姓发财后捐资修建的独善桥（未竣工即家道中落），还有反映乾隆四十六年民间合资修桥史实的碑记。
［32］该题刻位于今南江县东榆镇战斗村二洞桥，下临南江河。
（作者：彭邦本原载《四川文物》201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