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南龛石窟第137号龛龛楣所刻《南龛题名记》，镌于唐僖宗中和四年（884），由尚书右丞判户部张祎撰文。该题记以亲历者视角，记录了黄巢起义后僖宗奔蜀、官员随迁及途中遭遇军变等重要史事，关联张祎、张暖、封舜卿、张曙等多位历史人物，是一则反映唐末政治动荡与人口迁徙的珍贵摩崖文献。本文拟结合题记文本与相关史料，对其中涉及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梳理与考辨，以期揭示该题记的历史价值。
南龛137号龛与《南龛题名记》
南龛石窟位于巴中市巴州区城南1公里化成山腹，始凿于隋代，盛镌于唐代，续刻于宋，经历代增刻，逐渐形成规模宏大、造像丰富的石窟群，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石窟遗存。
南龛137号龛位于南龛石窟神仙坡北段，园门外北端第二龛，是一处具有明确纪年的唐代佛龛。据《巴中石窟》的实地勘察记录，该龛形制为外方内二层檐佛帐形龛，结构较为宏大。外龛呈方形，高270厘米，宽350厘米，深90厘米。内龛高200厘米，宽300厘米，深130厘米，顶部装饰有菩提双树，左右各有一身飞天浮雕，龛前地面遗留两个圆形石柱础，显示出原有的建筑附属结构。“龛内像风化严重，从残迹龛，内龛正壁原雕五尊像，中尊结跏趺坐，侧雕二弟子立像、二舒相坐菩萨像，左右壁各雕一坐像、一立菩萨像，帐柱外侧立二尊力士，诸像身后浮雕天龙八部”。整体造像组合符合唐代释迦牟尼佛五尊像的典型配置，体现了唐代佛教造像的程式化特征。惜风化严重，造像面部特征、衣纹细节等已模糊不清，但从残迹仍可判断其雕刻技艺较为精湛。
《南龛题名记》阴刻于137号龛龛楣正中，“计18行，每行12字，占壁面高83、宽150厘米”。因风化剥蚀，文字已多残泐。据清晰部分及文献著录，此记为张祎于中和四年（884）三月八日撰。张祎，字冠章，南阳人，出身文学世家，登进士第，历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黄巢陷长安后，随“僖宗幸蜀，拜工部侍郎，判户部事”。题记详述其“追扈大驾”入蜀，后因公返京“遇军变”羁留巴州的经历，并说明镌刻此记的缘由是“时为侄暧等修释迦像”，同时提及表兄薛瓒、前进士封舜卿、侄张曙等人，为考察唐末士人在蜀地的活动提供了直接线索。该题记纪年明确，为判断137号龛的年代提供了可靠依据，亦是研究唐末巴蜀佛教造像风格的重要标尺，其内容与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关，成为研究唐末历史与人物活动的直接石刻证据。惜风化加剧，《南龛题名记》现已完全漫漶。为便于叙述，兹从《唐文拾遗》里摘录全文如下：
圣上西巡之辰，余自金门飞骑追扈大驾，中途隔烟尘遁迹，及中秋方达行在。由青琐判吏，视事未浃旬，复归内署。明年，自贰□授是官。又明年，出绾是职，奉命先銮辂之神都，俾缉旧纲，行次□（缺）遇军变，乃间道俟通于兹郡。（缺）是尘清路邃，山秀川明，方与（缺）博酣于临眺，忽有赍函而登（缺）出天书以示，促赴行朝，将（缺）是境，得无纪焉。表兄巢湖处（缺）薛瓒、前进士封舜卿、侄曙同（缺）。中和四年甲辰三月八日，尚书右丞判户部张祎记。时为侄暧等修释迦像，遂刊于此。
黄巢起义与僖宗奔蜀
《南龛题名记》开篇所述“圣上西巡之辰，余自金门飞骑追扈大驾，中途隔烟尘遁迹”，直指唐末黄巢起义引发的唐僖宗西逃入蜀事件。该事件不仅重塑了唐末政治格局，更直接促成了促使张祎等士大夫群体避乱巴蜀，进而为《南龛题名记》的诞生提供了核心历史背景。
黄巢，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曹县西北）人，唐末农民起义的核心领袖，出身盐商家庭，家资富饶，善骑射、通文墨，却因晚唐科举腐败屡试不第，最终投身反抗浪潮。《旧唐书・黄巢传》载其“本以贩盐为事”，《新唐书・黄巢传》补充其“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这些背景为他后续聚众起事奠定了重要基础。
唐末乾符年间，河南一带连年凶荒，百姓饥馑流离，而官府赋税苛重、赏罚不公，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乾符二年（875），濮州人王仙芝在长垣聚众起事，黄巢随即率数千人响应，两支义军合流后转战河南十五州，迅速发展至数万人规模，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与此前农民起义相比，黄巢起义首次明确提出“均平”口号，直指晚唐贫富分化的核心症结，极大地动员了底层民众，成为其快速扩张的重要动因。
乾符五年（878），王仙芝在黄梅战败被杀后，黄巢整合其残部，被推举为“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核心。此后，黄巢采取“南征北伐”的战略，先挥师南下，经江西、浙江、福建直抵广州，休整后沿湘江北上，于广明元年（880）连破潭州、江陵，一路势如破竹。同年十一月，义军攻克洛阳，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降，黄巢随即西进直指长安门户潼关。
据《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九》记载，潼关守将齐克让、张承范所部兵力薄弱，面对黄巢大军猛攻迅速溃败，潼关失守的消息传至长安后，唐廷陷入一片混乱。广明元年（880）十二月五日，唐僖宗在宦官田令孜的护送下，仅率福、穆、泽、寿四王及少数妃嫔、神策军五百余人，从长安城西金光门仓皇出逃。起义军进入长安后，黄巢于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并大肆捕杀唐朝宗室与官僚，唐朝中央政权名存实亡。
面对都城陷落的危局，僖宗一行沿傥骆道一路向西，于当月抵达兴元（今陕西汉中），因当地储粮不足，次年正月再取金牛道南下，于二十八日抵达成都，以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的节度使府为行宫，正式开启了长达四年的蜀地避难生涯，史称“僖宗幸蜀”或“僖宗奔蜀”。《资治通鉴・唐纪七十》详细记载了这一行程：“春，正月，车驾发兴元……丁丑，车驾至成都”，印证了奔蜀路线的历史真实性。僖宗驻蜀期间，以成都为临时都城，积极组织力量反攻黄巢军，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调集沙陀李克用等藩镇兵力，逐步形成对义军的包围之势。
此变局对《南龛题名记》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张祎作为朝廷重臣，在长安失陷后“飞骑追扈大驾”，却因战乱阻隔，直至中和元年（881）中秋才抵达僖宗行在，后受任巴州刺史，其避乱巴蜀的经历正是僖宗奔蜀背景下士大夫群体迁徙轨迹的缩影。至中和四年（884）张祎撰写《南龛题名记》时，黄巢军已接连兵败，唐廷收复长安的大局已定，题记既暗藏对乱世的感慨，也蕴含对唐室复兴的期许，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实物佐证。
中和四年（884），唐王室筹划还都。张祎“奉命先銮辂之神都，俾缉旧纲，行次□遇军变，乃间道俟通于兹郡”。“先銮辂之神都”，即受唐王室委派，提前返回长安整顿朝纲、恢复秩序；而“遇军变”则使其返程受阻，被迫滞留巴州。结合张祎之侄张曙《击瓯楼赋》序“甲辰窜身巴南，避许溃师，郡刺史甚欢接眷”的记载，推测此处“军变”可能是山南节度使鹿宴弘反叛事件。鹿宴弘原为禁军将领，后据兴元（今汉中）反叛，被禁军讨伐后败据许州（今河南许昌），其溃散的军队被称为“许溃师”，成为当时危害地方的乱军势力。张祎遭遇的军变，可能就是鹿宴弘反叛引发的连锁战乱，此事亦反映出黄巢起义后藩镇动荡、兵乱频仍的动荡局面。
张祎与七佛龛
张祎，字冠章，南阳人，出身官宦文儒之家。据《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二·列传第一百一十二》记载，其祖父张正甫、父张毅夫均登进士第。张祎亦以文章才干著称，“释褐汴州从事、户部判官，后为蓝田尉、集贤校理”等职，先后得到赵隐、刘鄴等地方藩镇的辟举，入朝后历任监察御史、左补阙、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职，累官至兵部尚书。其在刑部任上，曾为刘鄴之子刘覃申冤，驳斥“托附逆党”的诬陷，时人称义。
广明元年（880），“黄巢犯京师”，张祎“从僖宗幸蜀”，中和元年（881），授巴州刺史。道光《巴州志・职官志・文职》明确记载：“中和元年，吏部尚书张祎随帝奔蜀，任巴州刺史。”方志记载，其在巴州任上曾主持镌刻“七佛龛”。《舆地碑记目》载：“七佛龛，《图经》云：乃唐张祎扈从僖宗入蜀时，经此所镌龛。名公钜卿题咏甚多，皆刻于石。”七佛龛后世亦称小北龛寺，道光《巴州志》有载：“小北龛寺……盖即唐之七佛龛也”，今称大佛寺。七佛龛为巴中晚唐造像代表之一，惜造像和众多名公钜卿的题咏摩崖多已漫漶不存。
七佛题材在唐代佛教艺术中颇为流行，通常表现过去七佛，体现对佛法传承的尊崇。张祎于此际开龛造像，既有为唐室祈福、望早日平定叛乱之愿，也反映了其个人及当地社会的佛教信仰，并可视为地方官员推动宗教文化活动的体现。
张祎在巴州的任职时间虽不长（约中和元年至光启元年，即881年—885年），然其存留的造像与题记，已成为联系唐末中央动荡与巴蜀地方历史的重要实物遗存。光启元年（885）三月，僖宗返回京师，张祎也随之离巴回京供职，结束了在巴蜀地区的任职经历，但这些石刻却持久见证了一段乱世中的个人行迹与时代变迁。
张暖与137号龛
《南龛题名记》末尾载：“中和四年甲辰三月八日，尚书右丞判户部张祎记。时为侄暧等修释迦像，遂刊于此。”此处的“暧”即张暖，张祎之侄，虽正史未载，但结合张祎家族的相关史料，可对其身份进行合理推断。
据《旧唐书·张祎传》记载，张祎的父亲张毅夫位至户部侍郎、弘文馆学士判院事，张祎有多位堂兄弟（张式之子元夫、杰夫、征夫等）均登进士第，家族成员多有仕宦经历。张暖作为张祎的侄子，应属于这一世代官宦家族的成员。唐末战乱之际，张暖随叔父张祎一同避乱巴蜀，这一推测可从《南龛题名记》中张祎提及“表兄巢湖处□薛瓒、前进士封舜卿、侄曙同□”得到佐证，说明当时张祎的亲属、友人等多聚集于巴州一带避乱。
张暖修造137号释迦像龛，反映了战乱时期民众通过佛教寻求精神慰藉的普遍心态。黄巢起义导致社会动荡，佛教因果报应、祈福消灾的思想成为士人精神寄托。张祎为其撰写题名记并镌刻于龛楣，一方面是对侄子造像功德的肯定与宣扬，另一方面也借机记述自身追扈僖宗入蜀的经历，表达对唐王室的忠诚与对时局的感慨。
尽管137号龛风化严重，但从残存的佛帐形制、缠枝忍冬纹等装饰，仍可辨其延续唐代中晚期造像风格。同时结合其镌刻于中和四年（884）的明确年代，可知该龛是唐末巴蜀地区佛教造像的过渡性遗存，对研究唐代佛教造像风格的演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封舜卿与封演
《南龛题名记》中提及的“进士封舜卿”其人，是巴州历史上有记载的首位进士，道光《巴州志》记载：“巴州科目，自唐封舜卿始。”嘉庆《四川通志》卷百二十二《选举·进士》记载：“咸通，封舜卿，巴州人。”《巴州志校注》对其注解曰：“封舜卿，字赞圣，祖籍冀州蓨（今河北景县）人，其父封敖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据《旧五代史》卷六十八《唐书四十四》记载：“封舜卿，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封氏世居渤海蓨县。舜卿，字赞圣，父敖，字硕夫，户部尚书、渤海县男。《唐书》有传。仕梁，为礼部侍郎，知贡举。开平三年，奉使幽州，以门生郑致雍从行，复命之日，又与致雍同受命入翰林为学士。致雍有俊才，舜卿虽有文辞，才思拙涩，及试五题，不胜困弊，因托致雍秉笔，当时讥者以为座主辱门生。庄宗同光已来，累历清显。封氏自太和以来，世居两制，以文笔称于时。”据《巴中历代进士辑录》考证，“唐时的山南西道，辖今陕西汉中、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当时巴州（今巴州区）、壁州（今通江县）、集州（今南江县）均为其治地。舜卿博学，喜山水，随父任漫游巴南各地，羨巴州山水之胜而落籍于巴州，后举咸通（860—874）进士”，故方志上记载其为巴州人。
《民国巴中县志校注·大事记》“贞元十七年（801）”条又载：“本州进士封演（舜卿）官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撰《封氏闻见记》十卷，其中述唐代掌故多，可补唐史之不足，是巴中现存最早著作。”此条目将封舜卿和封演视为同一人。据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录校注》记载：“案封氏演，唐代宗时人，与陆氏长源友善。天宝中，同张柬之曾孙繟在太学，先后举进士。大历中为县令；德宗时官至御史中丞。尝撰《古今年号录》一卷……《闻见记》五卷。《年号录》……惟《闻见记》独存。”由上可知，封演为天宝年间进士，撰有《封氏闻见录》。民国《巴中县志校注·大事记》条目将封舜卿与封演二人混淆记载显然有误。结合正史及相关文献考证，封演与封舜卿并非同一人：从时代来看，封演活跃于天宝至贞元年间（8世纪中期至9世纪初），而封舜卿活跃于咸通至天祐年间（9世纪中后期至10世纪初），二者相差约半个世纪；从籍贯来看，封演的籍贯并无明确记载为巴州的依据，而封舜卿为巴州人则有多部地方志佐证；从著作来看，《封氏闻见录》的作者为封演，与封舜卿无关。
张曙与龙纪状元
《南龛题名记》所载“侄曙”，即张曙，为张祎之侄，据民国《巴中县志·人民志下·流寓》记载：“《全唐诗》小序云：曙，吏部侍郎褧之子，大顺中登第，官右补阙。又云：曙，小子阿灰，侍郎祎子，盖初本褧之子……后入籍为巴州人。”《巴州志校注》亦载：张曙祖籍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
关于张曙的科举成就，学界存在“龙纪状元”的说法，然此说存疑。据《唐代进士录》记载：张曙为昭宗朝大顺二年（891）进士，嘉庆《四川通志》、道光《保宁府志》《巴州志》等地方志均载其为唐末进士，寓籍巴州。《唐才子传·卷九·杜荀鹤传》进一步明确其与杜荀鹤为同榜进士，大顺二年（891）一同登第。而关于“龙纪状元”的说法，龙纪是唐昭宗即位后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只使用了一年，只有龙纪元年（889）。据《唐代进士录》记载，龙纪元年（889）状元为李瀚，并非张曙。推测“龙纪状元”之说或是对张曙文才的赞誉之词。相关旁证见《唐摭言》卷十一，其中记载张曙曾于中和初年与崔昭纬同在西川应举，时人以其才学许为“将来状元”，然发榜时崔昭纬夺魁，张曙落第。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五云亦称“蜀士在唐居首选者”有“巴州张曙”，误以为状元。
张曙工于词赋，著有《击瓯赋》《鄠郊赋》等，其中《击瓯赋》为其代表作，收录于《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九。该赋的序言明确记载：“甲辰，窜身巴南，避许溃师，郡剌史甚欢接春。”此处的“甲辰”即中和四年（884），与《南龛题名记》撰写时间吻合；“避许溃师”亦与张祎因军变避乱巴州之事相印证，可证张曙随叔父在此期间寓居巴州。民国《巴中县志·人民志下·流寓》记载：“《全唐诗》小序云：曙，吏部侍郎褧之子，大顺中登第，因避难从祎，乃称诸父。……今县东有宅墓者，意曙以僖宗四年甲辰避难来巴因居此地。”《巴州志校注》亦载：张曙……中和四年（884）因“避许溃师”而寓籍巴州。
张曙登第后，曾任拾遗、右补阙等职，为官清正，以文名于世。据道光《巴州志·冢墓》记载：“唐进士张曙墓，在州东七里尖山坪。旧建有碑碣、石坊，今圮。墓道尚存。土人又云：今田中尚多残砖败瓦，亦其宅址云。”至今巴中仍存“状元街”，“状元桥”等地名，反映出张曙寓居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题记标点争议与人物补释
《南龛题名记》残存文字中，“表兄巢湖处（缺）薛瓒前进士封舜卿”的标点存在两种解读：一为“表兄巢湖处（缺）薛瓒，前进士封舜卿”；二为“表兄巢湖处（缺）薛瓒前，进士封舜卿”。
若读作“前进士封舜卿”，则表明截至中和四年（884），封舜卿虽已进士及第，却尚未正式授官。唐代所谓“前进士”，特指获得了参加吏部铨选资格，但尚未仕宦于官僚机构的守选进士。《资治通鉴》卷253僖宗广平元年（880）辛未条胡三省注“前进士刘崇鲁”云：“进士及地而于时无官，谓之前进士。”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科故实”条：“放榜后称新及第进士，关试后称前进士。”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进一步说明：“唐举子既放榜，止云及第，皆守选而后释褐，选未满而再试，判为拔萃于吏部，或就制举而中，方谓之登科。韩退之所谓‘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盖退之未尝登科也。自闻喜宴后，始试制两节于吏部，其名始隶曹，谓之关试，犹今之参选。关试后始称前进士。”唐代“前进士”未被吏部放选任职，终老都要称作“前进士”，直至释褐授官，方不再以“前进士”称呼。若读作“进士封舜卿”，则意味着封舜卿在中和四年（884）时已获授官职。然而据《旧五代史》卷六八《封舜卿传》记载，其“仕梁，为礼部侍郎，知贡举”，未提及其在唐王朝的官职，加之唐末动乱，推测其可能一直未被唐王朝授官。综合考证，标点为“表兄巢湖处（缺）薛瓒，前进士封舜卿”更为合理，亦更符合唐代进士在守选期间称“前进士”的制度语境。
关于题记提及的“表兄巢湖处士薛瓒”，因史料匮乏难详其生平，暂缺为憾。但结合张祎家族背景可作合理推测：其为张祎表兄，张祎家族为世代官宦之家，交往对象多为士大夫阶层，巢湖薛氏在唐代为地方望族，推测薛瓒应为巢湖薛氏家族成员，以“处士”身份隐居，因战乱避居巴州，与张祎等士人交往密切，推测也非寻常百姓。
结论
《南龛题名记》以简练文字勾连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轨迹，是文献与实物互证的重要纽带。通过考析可知：其一，137号龛的形制与装饰具有唐末佛教造像特征，为研究造像演变提供实物依据；其二，题记补充了正史对唐末士人避乱巴蜀的记载，印证巴蜀作为唐室避难所的历史角色；其三，张祎、张暖、封舜卿、张曙等人的活动，揭示唐末官员与士人在战乱中的交往与精神诉求；其四，辨明封舜卿与封演之区别、澄清张曙“龙纪状元”之误，有助于准确认识唐末历史人物。
总体而言，《南龛题名记》不仅是巴中南龛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研究唐末政治动荡、宗教信仰、地域文化融合的珍贵史料。深入挖掘《南龛题名记》及巴中南龛石窟其他题记的历史价值，对于完善唐末历史研究、推进巴蜀地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对南龛137号龛的造像进行更细致的清理与修复，以期获取更多残存信息，为相关历史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支撑。
(作者：朱敏 ,来自：巴文化研究 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