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详述了通江历史名人李馥荣的生平及其重要著作《滟滪囊》。李馥荣在动荡年代编撰了《滟滪囊》，历经两次参照他书增补、校订，经过将近三百年时间的淘汰，《滟滪囊》仍未失传。这部著作不仅是珍贵的地方史料，也见证了李馥荣作为乡贤的史学贡献。
一、李馥荣生卒地
李馥荣字森枝（芝），又字锦山，明季诸生（考取秀才入学的生员）。出生于保宁府通江县新昌里一甲方山坪（今通江县民胜镇方山村），后移居长宁里三甲苏坪（今通江县沙溪镇苏坪村）。生卒时间不详。明崇祯年间至清康熙初年编辑《滟滪囊》，以纪事本末体记录崇祯六年（1633）至康熙二年（1663）川东北地区“世运否泰，民生休戚，以及忠孝节烈”（引文见《滟滪囊》雍正元年刻本刘承莆《序》）之事。
在通江县民胜镇方山村第三居民小组一个小地名叫“塆里”的地方，一块立于民国九年（1920）三月的“前清寿终例诰孺人显妣苟老太君”墓碑背面记载了李馥荣家族世系。墓主人苟氏亡故十一年后，四个儿子为其立碑。四个儿子系李氏家族后裔。碑背面题额“阃范长存”，其下文字记载了李馥荣家族世系的来龙去脉：
始祖讳廷售，祖妣张氏。先绵州人也 ，明季迁通，居城内帷杆坝。生朝元祖，祖妣杨氏，生二子。次呈模祖，回绵。长即嫡祖讳呈初，祖妣邓氏、王氏，生四子。长伯祖讳馥荣，字森芝，庠生，著有《滟滪囊》传世，祖妣秦氏，住苏坪；二伯祖讳欣荣，字茂芝，祖妣秦氏；三伯祖从佛门，法号“浪石”；四即嫡祖，讳芳荣，字兰芝，祖妣理氏，生三子，次潜龙杨氏，三忠龙党氏，长即嫡祖讳人龙，祖妣杜氏，生三子……
李馥荣祖籍绵州（今绵阳）。曾祖李廷售明末迁移通江，居县城帷杆坝。祖父名朝元，父名呈初。李馥荣兄弟四人，居长，三个弟弟分别为李欣荣（字茂芝），李某某（出家，法名“浪石”），李芳荣（字兰芝）。成年后，兄弟分家，李馥荣迁居县城东北苏坪，李欣荣、李芳荣居城西方山坪。
通江县沙溪镇苏坪村二组“李家院子”即李馥荣故居。李家院子占地近三万平方米。大院后山余脉缓冲而下，止于青龙嘴。大院坐落于青龙嘴下狭长台地——苏坪，左倚莫家山，右临三品寨。院前溪涧环绕，数峰交错抄抱，层层拔高，成拱卫之势屏障苏坪。
李家院子经李馥荣后裔代代修缮，大部分建筑至今保存完好。李家院子在大四合院布局基础上叠拼小四合院而成。从院外十余级台阶而上，穿过廊，经院坝，至中堂，到后院，再通过甬道，到后堂屋，采用了“三进”布局。过廊、中堂及后堂屋地平面一台高过一台。站在过廊往里看，曲径通幽，如置身迷宫。
从李家大院外拾阶而上，打开过廊门，进入过廊。过廊宽四点六米、深五米，两旁设长椅，供人临时落座休息。过廊尽头即大院。大院长十五米、宽十米。上石阶，入中堂（中堂高出院坝一点五米）。中堂宽六米、深约七米。中堂上方曾悬挂“志忠堂”牌匾，牌匾面积约一平方米，鎏金大字，旁有木雕印，毁于“文革”时期。中堂前无门壁窗户，左右均由侧门出入，开放式布局。中堂牌位两旁由侧门进出后院，牌位两侧向后一点五米处各设两扇大门，平时关闭，待有堂事再打开。继续前行即入后院。后院长五米、宽三米，中间是甬道。上台阶，入后堂屋。后堂屋与中堂屋相同，无门壁窗户，开放式布局，只是面积比中堂屋略小，设有壁柜，牌位中间置香烛。
李馥荣故居规制宏敞，布局精细，结构复杂，古色古香中透露出昔日大家族府邸气派，是传统川北民居的建筑典范。
李馥荣墓位于李家院子右侧百余米处，高大的封土堆上长满杂草、灌木，其后裔曾多次垒土，墓保存完好。但墓碑做工粗糙，结构简单。因日晒雨淋，碑面腐蚀风化，碑志严重损毁，文字大多漫漶不可识。加之苔藓滋生、石花密布，一些文字有人为的摩擦迹象，今天已不能完整地辨认碑志。从墓碑左侧模糊可辨的数字纪年而非干支纪年方式看，疑墓碑立于民国十四年（1925）——原来只有墓，无碑，碑是其后裔民国时期所立。李馥荣后裔李垫江介绍，碑在“文革”期间被推倒，碑面的文字因小孩玩“坐滑梯”游戏多有损毁，后来重新扶正立于墓前。尽管碑面大部分文字不可识别，但碑面正中的“皇清勅赠文学李公字森枝秦氏景氏三墓”大字及记载李馥荣弟李欣荣（字茂芝）、李芳荣（字兰芝）“茂芝住方山坪”“兰芝住方山坪”“《滟澦囊》虽森枝野说”“重修祖碑”等字隐约可见。
李馥荣明季清初编辑《滟滪囊》，按今天的话说，是一项文化工程，功在当时，利于后世。作为地方历史文化人物，《（道光）保宁府志》卷之四十二《人物志一·人物》“李馥荣”条记载如下：
邑诸生，留心时事。流贼乱蜀，馥荣著《滟滪囊》一书，综括甚详。
晚于《（道光）保宁府志》成书的《（道光）通江县志》却不载其人其事。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至十九年（1930），吴世珍续修县志时才绍介了李馥荣〔见《（民国）续修通江县志稿·人士·乡贤》“李馥荣”条〕：
李馥荣字锦山，邑诸生，城西方山人。明末被贼劫掠，敛迹于豹窟虎穴中。作《滟滪囊》一书，始崇祯六年，迄康熙二年，历叙邑蜀士女所经惨状，不忍卒读。
二、“野史”《滟滪囊》
明季清初，李自成扰川，张献忠屠蜀，摇黄乱川东北……川省民众饱罹兵灾、饥荒、瘟疫及虎豹之患，蜀中人口减之过半。顺治十一年（1654）甲午科举人、南江县洋潭（今桥亭镇洋滩村）人岳贞在《家乡劫后》诗中写道：“问此下民何事来，频将害气横相摧。众生有难鬼神避，劫火无情天地灰。茂草荒烟千里色，离魂惊雁万年哀。谁将否泰占天意，定有歼凶拨乱才。”作者在诗题下自注“甲申、乙酉岁，吾邑遭献忠、姚黄杀掠，室庐既焚，里少人烟，伤而发问”。“甲申、乙酉岁”即顺治元年（1644）、二年（1645），“姚黄”又作“摇黄”，即绰号“摇天动”及姓黄名龙的流寇首领。
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五日，刘承莆在《滟滪囊·序》中写道：“我生不辰，丁滇藩之变，襁褓于汤火之中十载，而烽烟始靖。回思畴昔之日，潜踪敛迹于豹窟虎穴中，亦岌岌乎殆矣。讵知流贼之变，更有甚焉。曾见二三父老，聚饮一堂，述其乱离之况，闻者莫不心胆坠地。或老而劓刵者，曾遭摇黄劫者也；或老而缺左右手者，曾遭张献忠劫者也。呜呼！亦惨矣。”
刘承莆字尧草，嘉川紫青山麓乐道堡（今旺苍县嘉川镇）人，生平不详。从《滟滪囊·序》看，他于康熙丙午年（1666）与李馥荣之子——“壁州文学”李辉绪同在阆中参加府试，说明他当时还是一个普通的儒生。 据《（雍正）四川通志》卷三十六《选举下·举人》记载，刘承莆系康熙四十四年（1705）乙酉科举人，阆中县人。嘉川时属广元县，刘以广元县籍为是。
明季清初战乱导致的饥荒、瘟疫、虎患成为明清易代之际蜀人深刻的集体记忆，战乱将人间变成地狱，给时人的身心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幸存者日后每一谈及，谈虎色变、心胆坠地。基于“述其乱离之况”等原因，在康熙初年，民间便出现了关于记录战乱的私家撰述，如《蜀难叙略》《荒书》《滟滪囊》《蜀警录》（又名《欧阳氏遗书》）等。随后，《蜀碧》《蜀龟鉴》《蜀破镜》等私家撰述相继问世，一并成为清代坊间流播最广、流传至今的“野史”。
在上述野史中，《滟滪囊》是成书比较早的一部私家撰述，原始写本至少在康熙五年（1666）之前便完稿。“丙午夏，壁州文学李辉绪，余同门友也。因试至保，出其箧中《滟滪囊》若干卷，谓余曰：‘此先大人苦心数十年，所采辑而成焉者。子其笔削以公诸世。先大人心志得不埋没，则子之赐矣。’言讫再拜，余辞不获，因拜而受之。窥其颠末，始崇祯六年，迄康熙二年。” （引文见《滟滪囊》雍正元年刻本刘承莆《序》）“丙午”即康熙丙午年，也就是康熙五年。该年夏，刘承莆与李馥荣之子李辉绪到保宁府（治今阆中）参加府试，李辉绪一并带上父亲编辑的《滟滪囊》手稿，并托付刘承莆“笔削以公诸世”。据李辉绪说他父亲“苦心数十年，所采辑而成焉者”及书稿所记事件“始崇祯六年，迄康熙二年”的时间推算，此三十年正是李辉绪说的“此先大人苦心数十年，所采辑而成焉者”。说明李馥荣从崇祯六年便开始采辑此书，一直到康熙二年才完稿。
《滟滪囊》原稿完成时间与太仓人沈荀蔚《蜀难叙略》〔康熙三年（1664）〕、新繁人费密《荒书》〔康熙八年（1669）春三月〕同时，均在康熙初年，只是开雕时间晚于二书——《滟滪囊》原稿经刘承莆参订、增补，直到雍正元年才付之梨枣，此乃《滟滪囊》最早的刻本。附带记一笔，《滟滪囊》最晚的刻本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双流黄氏济忠堂刻本。自《滟滪囊》问世，近三百年来，它被不断地翻刻，以不同的刻（版）本在不同时期流传。长期以来，它之所以与《蜀难叙略》《荒书》《蜀警录》《蜀碧》《蜀龟鉴》《蜀破镜》等野史拥有广泛的读者，其主要原因在于记载明季清初战乱时，其中的委屈情节正史语焉不详，私家撰述之轶闻却多有铺叙，且多出于亲历祸乱的时人之手。此等私家撰述尽管带有较多的主观记录，但“野”而可信。
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举人、曾任新都县教谕的内江人刘景伯（号讷斋，又号石溪居士）于咸丰初年辑《蜀龟鉴》七卷。刘在该书《凡例》中写道：
咸丰甲寅（即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引者，下同）夏，新都孝廉傅君理庵惠我以《欧阳遗书》（即《欧阳氏遗书》，又名《蜀警录》）《滟滪囊》，皆纪献乱事。欧阳名直，广安庠生，以顺治元年被俘献营三年，献诛乃得逸，所记省垣事皆目睹也。《滟滪囊》，李馥荣记，通江人，详记摇黄扰川东北。二书刊于道光时，从来纪献乱者所未见。
刘景伯认为《滟滪囊》“从来纪献乱者所未见”，颇富史料价值。
从内容上看，与同时期坊间流传的记录明季清初战乱的其他私家撰述比较，广安人欧阳直的《欧阳遗书》记录详于省城成都，通江人李馥荣的《滟滪囊》记录详于川东北地区，二书可与记录详于川西地区的《荒书》《蜀破镜》、记录详于川南地区的《蜀碧》《蜀难叙略》相互补充。综合各书记录，基本能够反映明季清初四川战乱实情。
清人戴纶喆也说：“蜀人纪献贼躏蜀事者，在磐泉前有嘉定《欧阳氏直遗书》，新繁费氏密《荒书》。其踵而成者，则有内江李氏馥荣《滟滪囊》（“内江”应为“通江”——引者，下同），内江刘氏景伯《蜀龟鉴》，郫县孙氏澈《蜀破镜》（“孙澈”应为“孙錤”），仁寿陈氏韶湘《鹃碧录》。”（见《国朝四川儒林文苑传》，原载《广益丛报》1909年第206期）
戴纶喆字吉双，綦江（今属重庆）人。少从吴松轩学赋，受知綦江田子实。后游历各地，晚年归里。光绪七年（1881）主讲四川瀛山书院。编著《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綦江续县志》《国朝四川儒林文苑传》等。
民国十一年（1922），新津人胡淦在再版咸丰五年（1855）乙卯科举人、郫县人孙錤（又名澍，号雨皋，亦号子皋）《蜀破镜》五卷时，于该书题识（前言）中写道：
……广安欧阳直《蜀乱》（《欧阳氏遗书》由《蜀乱》《自纪》二篇组成——引者）、通江李馥荣《滟滪囊》详于东北而略于川西，咸丰间内江刘景伯缀诸书而成《蜀龟鉴》一书，仿左氏获麟后二十六例，共七卷，详略参半。
《滟滪囊》寄寓了李馥荣强烈的存史意识与经世思想，李馥荣有意识地辑录了明季清初巴蜀地区战乱中流传的诗词、偈语与民谣（如“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三月干，四月干，五月六月埋官杀官，七八月人头堆齐山；生在燕子岭，死在凤凰山”），四川初开乡试、滇象入蜀作战，以及水文、气象、地震资料，使得《滟滪囊》在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同时，也具备了民间文学与社会文化史的价值。刘伯景在坚持刘承莆的观点——《滟滪囊》虽有“名实非据”“详略非宜”的弊端及其考据意识缺乏的同时，也认为它是“从来纪献乱者所未见”之书。因此，《滟滪囊》仍是研究明季清初四川特别是川东北地区历史、社会的重要参考文献。
三、刘承莆增补《滟滪囊》
《滟滪囊》康熙二年脱稿。康熙五年夏，经作者之子托付刘承莆“笔削以公诸世”，刘承莆断断续续，经过长达五十七年的参订、增补，终于在雍正元年付之剞劂。
刘承莆在序中写道：
乱不生于乱，而生于治；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乱。治乱相寻，理也，数也，独巴蜀哉！不大乱则不大治。以予所见，质予所闻，数之否者，莫若明季；祸之惨者，莫若巴蜀。我生不辰，丁滇藩之变，襁褓于汤火之中十载，而烽烟始靖。回思畴昔之日，潜踪敛迹于豹窟虎穴中，亦岌岌乎殆矣。讵知流贼之变，更有甚焉。曾见二三父老，聚饮一堂，述其乱离之况，闻者莫不心胆坠地。或老而劓刵者，曾遭摇黄劫者也；或老而缺左右手者，曾遭张献忠劫者也。呜呼！亦惨矣。然第知其略也，未得其详。
丙午夏，壁州文学李辉绪，余同门友也。因试至保，出其箧中《滟滪囊》若干卷，谓余曰：“此先大人苦心数十年，所采辑而成焉者，子其笔削以公诸世。先大人心志得不埋没，则子之赐矣。”言讫再拜，余辞不获，因拜而受之。窥其颠末，始崇祯六年，迄康熙二年。其间世运否泰，民生休戚，以及忠孝节烈，虽死犹生，靡不了于指掌。呜呼！李生可谓婆心矣。独蜀省辽廓，有所及闻，必有所未及闻者；有所及见，必有所未及见者。迹其所载忠烈，生离死别，粉身碎骨，肝脑涂地，视父老之言更详且悉。要亦不过囊括全川之大略耳，读之令人眦裂发指。当时之志士仁人，吞声饮恨，更当何如者邪？读肃王之奉命取残也，而为之一快；读太保李公之锄暴安民也，为之又一快。洎乎奋威将军之战胜攻取、勇略将军之卷甲韬戈也。虽曰人事，讵非天意哉？就其中记叙，采之风闻，或名实非据；得诸称述，或详略非宜。莆也不揣固陋，详加讨论，宛为修饰，务俾质而不俗，简而能赅。芟郑楚祯之编次，疑小说也。仿石子厚之跋文，谙大义也。他日輶轩下采，《滟滪囊》虽森枝野说，与于国史，讵无小补乎哉？是为序。
时雍正元年桂月之望日，嘉川逸叟刘承莆尧草氏书于紫青山麓之乐道堡
“雍正元年”干支为癸卯年（1723），“桂月之望日”即农历八月十五。刘序中“《滟滪囊》虽森枝野说”句与今沙溪镇苏坪村李馥荣碑志上的记载一致。如果要探究一致的原因，那就是，民国时期李馥荣后裔在“重修祖碑”（见李馥荣碑志）时，参考了《滟滪囊》原序并沿袭了刘承莆的说法。
《滟澦囊》原书经刘承莆参订、增补，加章节题目，计五卷十四篇，三万五千言（“三万五千言”之说见胡昭曦《“张献忠与四川”史籍鉴析》，载《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1期）。刘承莆的改编，诸事混记，纪年纪月重复，一事两见，殊非笔法，恐怕也非李馥荣原意；又增事补文，记事割裂，如卷二《摇天动、黄龙再寇巴蜀》篇中，无名儿童在给守通江县城的军民报信时被流寇杀害〔此事《（道光）通江县志》卷之八《人物志·忠孝（义烈）》亦有记载〕，李馥荣在叙述无名儿童报信经过及被流寇杀害后人们立墓追思时，刘承莆突然插入自己的文章感慨无名儿童的忠义，大段议论割裂了原意，也破坏了上下文衔接的连贯性。刘承莆在原序中说《滟滪囊》纪事“始崇祯六年，迄康熙二年”，经他增补后，实起于明崇祯四年（1631）辛未，止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辛酉。不难看出，刘承莆参照了他书补写了崇祯四年、五年及康熙三年至二十年之间的内容，最终形成了全书五卷十四篇的格局、三万五千言的篇幅。第一至四卷多为张献忠及摇天动、黄龙事，这应该是李馥荣编辑《滟滪囊》的原始内容；第五卷记吴三桂、王屏藩事，与张献忠入川毫无关系，并且于每卷尾、节尾加了“刘尧草曰”的评判性语言，这些都是刘尧草在参订《滟滪囊》原稿时添加的。
四、 鸣谦、鸣诗、欧阳鼎校订《滟滪囊》
道光二十七年（1847），鸣谦（字牧葊）、鸣诗（字吟舫）兄弟校勘，欧阳鼎（字晴峰）订正《滟滪囊》（即退思轩刻本），内容上又有一些变化。
《滟滪囊》退思轩刻本欧阳鼎《题识》：
吟舫鸣君，隶镶黄旗汉军，世为辽阳巨族，随官来川，与予一见如故。素性嗜学，欲刊张玉泉所藏李锦山《滟滪囊》一书，挽予较订，但篇中间有残缺。适明经王君藕舡，言及渠太翁又张先生曾手录此书，其残缺处，藉通江李雪源太史《白石纪闻》补足。爰复借取较正，而是书始为大备。蜀自明季，遭献贼之乱，黎民靡有孑遗。先高祖存一公，全家殉难，曾将身所经历，撰《纪乱》一书。合此书观之，更详且备，令人不忍卒读。吟舫刊刻，使李锦山一生辛苦，藉传不朽；其嘉惠后学，为何如也。然非李锦山秉笔于前，事已湮没不闻；非张玉泉、王又张搜补于后，书亦无由而备。更可喜者，百余年未刊之集，得数千里嗜学之人表彰之，岂非是书所关有不可废坠者欤。书成，附识于后。
时道光二十七年岁在丁未，天彭欧阳鼎晴峰氏题于梅花书屋
道光十八年（1838），鸣诗随兄鸣谦宦蜀，与成都欧阳鼎交游，见其祖先欧阳直所撰《遗书》记载明季四川战乱翔实。欧阳鼎告诉鸣诗，汉州张玉泉藏李锦山所撰《滟滪囊》记载明季四川战乱还要全面一些。日后，鸣诗与欧阳鼎在张玉泉家中见到了所藏《滟滪囊》，认为内容大致与《遗书》同，但所闻所见远远比《遗书》丰富，于是刊刻此书。当时，《遗书》已被欧阳鼎刊刻行世，此次再刊刻《滟滪囊》，目的是使两书一并流传后世。
《滟滪囊》此次再版后，截至民国，期间又被多家书坊翻刻，皆依据了退思轩刻本。今天，世面上流传的《滟滪囊》一书也是以退思轩刻本为底本校核的。
五、《滟滪囊》的史料价值
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自民国十六年（1927）开始搜求有关张献忠的书史，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合方志计，达百种以上。根据任乃强先生五十多年的研究，他认为有关张献忠的史料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作者自记亲身经历，实见实闻的原始资料。这类史料属于第一手资料，是今人研究张献忠问题的主要依据。第二类是转手材料。作者虽非亲身经历，但得自别人实见实闻，并能质实地加以记述。这类史料属于第二手资料，是研究张献忠问题的重要依据。第三类为再转手材料。作者在编纂中多有所歪曲，但大体上仍能保存其原始面目。这类史料属于第三手资料，可以用来参订史料。第四类为再三转手材料。主要是嘉道以来的方志，歪曲性很大，多属不可信。偶有一两条名人遗著和民间传说的新鲜资料，足供参考，也都是一口腔的诟骂张献忠，表扬地方死事的“愚夫愚妇”，佳章极少。这类史料，属于第四手资料。在绍介第一类史料时，以《山城纪事》为例，“《山城纪事》，营山王开禧撰，记述摇黄起义军在川北的活动，记大西事较少。李氏《滟滪囊》全取其文。李书既刊行，王书遂不传。”任乃强先生将《滟滪囊》归入第二类“转手材料”,“《滟滪囊》，通江李馥荣（锦山）撰。凡五卷，自崇祯二年流寇入蜀起，至吴三桂王朝败灭。采《山城纪事》《荒书》《蜀乱》《滇蜀纪闻》者为多。亦多有他书所未见的资料，皆直自叙事，不言出处。文甚精简，取材扼要，当为第二手材料之佳书。书中每见‘轶其名’者，度其身份属献忠从龙功臣，言论纯正而无官爵称，疑即撰《大西通纪》者，或疑其人即孙可望或李定国。因他书记孙可望及李定国事，有与此书轶其名事相同者。但此书每以轶其名与此二人连举，则非同是一人可知。”〔见《关于张献忠史料的鉴别》，收《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编辑部1981年编印《张献忠在四川》（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01页—209页〕
任乃强先生说《滟滪囊》全取营山王开禧《山城纪事》其文，笔者疑惑：既然王书不传，想必任先生也没有见过《山城纪事》。他搜集的有关张献忠百余种文献中也不会有《山城纪事》，又有何依据说《滟滪囊》取《山城纪事》全文呢？
史学家胡昭曦先生针对流传至今众多张献忠入蜀历史文献资料被冠以“实录”的现象，指出这些历史文献资料不可笼统地称为“实录”，必须对其写作意图、资料来源及著述内容详加考订、辨析鉴别，并且尽力扩增第一手资料，同时与其他相关学科结合，进行综合分析，以求历史真实。（见《“张献忠与四川”史籍鉴析》）胡昭曦先生指出，《滟滪囊》是明末清初通江人李馥荣编辑、康雍年间嘉川人刘承莆做了大量参订，最后于雍正元年成书，距明崇祯十七年（1644）已近八十年，未见李馥荣亲历明季清初战乱的记载。胡昭曦先生因“刘承莆做了大量参订”和“未见李馥荣亲历明季清初战乱的记载”的原因，将《滟滪囊》视为采辑、引录、编纂之作，不认可它是第一手资料。
除了《（道光）保宁府志》《（民国）续修通江县志稿》外，目前尚未发现其他记载李馥荣生平事迹的纸质文献。但这不等于李馥荣没有亲历明季清初战乱的事实。其实，在《滟滪囊》雍正元年刻本刘承莆的原序中已间接地交代了李馥荣经历明季清初战乱的事实——“丙午夏，壁州文学李辉绪，余同门友也。因试至保，出其箧中《滟滪囊》若干卷，谓余曰：‘此先大人苦心数十年，所采辑而成焉者，子其笔削以公诸世。先大人心志得不埋没，则子之赐矣。’言讫再拜，余辞不获，因拜而受之。窥其颠末，始崇祯六年，迄康熙二年”。从李辉绪言家父李馥荣“苦心数十年，所采辑而成焉者”及书稿内容记载事件“始崇祯六年，迄康熙二年”的时间推算，这之间长达三十年。说明李馥荣从崇祯六年便开始采辑此书，一直到康熙二年才结束，这三十年正值明季清初战乱期。李馥荣不但是战乱的亲历者，也是战乱的受害者，他耳闻目睹战乱，一边颠沛流离躲避战乱，一边笔耕不辍记录“邑蜀士女所经惨状”。“被贼劫掠，敛迹于豹窟虎穴中，作《滟滪囊》一书”，可以说当时的李馥荣备尝艰辛，用心良苦，他有意识地把耳闻目睹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也就是“其间世运否泰，民生休戚，以及忠孝节烈，虽死犹生，靡不了于指掌”“李生可谓婆心矣”。鉴于此，刘承莆日后“就其中记叙，采之风闻，或名实非据；得诸称述，或详略非宜”“详加讨论，宛为修饰，务俾质而不俗，简而能赅”，使原本的第一手材料，变成了转手的二手材料。
明季清初，巴蜀地区饱受战乱重创，满目疮痍，文献荡然。文献的缺失必然导致后世官修史书或地方志时，关于明季清初蜀地人、事记载的错讹和含混不清，出现漏记、误记的现象，而《滟滪囊》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正好为甄别史实的真伪提供参考。《滟滪囊》对当时许多重要事件的记录都与日后编撰的史书或地方志的记录相同。如《滟滪囊》卷之五《王屏藩扰乱川陕》：“ 十五年丙辰，三桂爵谭弘为伪国公，领兵二万取郧阳。弘所率水陆军，所经州县，肆行劫掳。至白河，闻郧阳有重兵，遂不敢前。遣贼将至郧阳，甫绕城一匝，大兵开门迎敌，弘兵水陆俱败，江岸山谷，尸骸枕藉。弘闻败，奔汉中……时屏藩、谭弘在汉中。屏藩约兵甚严，不敢害地方。谭弘年逾七十，淫虐无度，虏人妻女。所在地方，刧掠财贿，有不从者，即诬以罪，倾其身命。弘妻姜氏，尤嗜贿利，于保宁多畜无赖为义子，凡犯一恶、情理难容者，贿投姜门，问刑者即莫敢问。广、南、通、巴、太平诸州县，弘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税及屠者、草履鸡子，一切诛求。生灵涂炭，怨声满路，群望王师之入，真不异云霓也。”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高宗谕示国史馆编纂《逆臣传》，记载谭弘〔字廓如，万县人，明朝将领；顺治十六年（1659）降清，从吴三桂；“三藩之乱”时反清，康熙二十年（1681）败于云阳〕时，亦有材料取于此。又如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巴州城陷，《滟滪囊》不但记载知州卢尔惇、同知张连曜、教谕钱柏柯及生员陈世达等人殉节，还详细记载了城陷经过及部分居民烈节行为。《（道光）巴州志》卷五《职官·文职》“卢尔惇”条：“《通志》：崇祯末知巴州。献贼犯境，尔惇练乡兵拒之，后城陷被害。道光九年入祀忠义祠。” 卢尔惇殉节后，葬州城之南唐章怀太子衣冠冢侧。康熙五十五年（1716）四月，巴州知州王廷奏作《明刺史卢公墓记》，详述卢尔惇死难经过，宣扬忠烈，以资纪念。道光九年（1829），卢尔惇入祀忠义祠（又名“昭忠祠”，原址在今巴中中学内）。时任巴州知州陆成本扩充、修葺卢尔惇墓，并作《明巴州刺史卢公入祀忠义祠及茔墓界址碑记》一文，记述上报卢尔惇先进材料，期盼皇帝恩准卢尔惇入祀忠义祠的经过和卢墓地重新勘界、保护、管理事宜，表扬节义，安抚忠烈。该志“张连曜”条：“《殉节诸臣录》：巴州同知张连曜，建德人。崇祯十四年献贼围城，昼夜死守，及陷，骂贼死。乾隆四十一年入祀忠义祠。”该志“钱柏柯”条：“《府志》：崇祯末巴州教谕。献贼陷州城，死之。” 按《明史·职官志四》“儒学，府，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钱柏柯应为巴州学正而非教谕。综上所述，可知《（嘉庆）四川通志》《殉节诸臣录》《（道光）保宁府志》均参考过《滟滪囊》雍正刻本。
叙史修志，人们质疑“故老传闻”沿讹袭谬的耳食之言，也轻视“私家传志”一家之言的无稽之谈，以为“故老传闻”“私家传志”不能作为著史修志的凭据，而是秉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撰史原则。但在文献无证、鲜所依据的情况下，“故老传闻”“私家传志”在补充正史之缺漏方面就有了优势，或者说不可或缺。明人王世贞曾说野史中“征是非，削讳忌”（见《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引言》）的部分也有价值，不可不留心留意。尤其在文献缺失的情况下，“史失求诸野”（见《弇州四部稿》卷七一《明野史汇小序》）的做法多为史家采纳。《滟滪囊》收录的“采之风闻，或名实非据；得诸称述，或详略非宜”的内容，考订者刘承莆也认为，内容虽“野说”，但亦有补于国史。
六、结语
从明崇祯六年至清康熙二年，李馥荣在板荡之世耗三十年心血编辑《滟滪囊》。康熙五年后，《滟滪囊》原稿经刘承莆长达五十七年的不断参订、增补，于雍正元年付梓行世。道光二十七年，宦蜀的鸣谦、鸣诗兄弟欲刊广汉张玉泉藏《滟滪囊》雍正元年刻本，因篇中残缺，借阆中王又张据《白石纪闻》补足的《滟滪囊》抄本，与欧阳鼎重新校勘、订正《滟滪囊》，并爰购梨枣，付之剞劂。通过这次整理，《滟滪囊》（退思轩刻本）内容从此定型。《滟滪囊》历经两次参照他书增补、校订，今天，它的原始面目我们已看不到了。经过将近三百年时间的淘汰，《滟滪囊》仍未失传，这是它的幸运。正如李辉绪对刘承莆说“此先大人苦心数十年，所采辑而成焉者，子其笔削以公诸世。先大人心志得不埋没，则子之赐矣。”诚然，李馥荣的心志没有埋没。
作者：周书浩 2021年4月上旬一稿，2024年1月2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