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周书浩先生的公众号“巴中文史丛谈”，分为“巴州”建置史略、“巴中”名称溯源、“巴州”改“巴中县”原因及意义三个部分，为方便阅读，本站分为三页，每个标题一页。
民国二年（1913），建置时间长达1408年的四川巴州改名巴中县。易代之际，伴随全国政区的巨大变迁，“巴州”这一沿用了千多年的政区通名退出历史舞台。
今天，我们借助巴中文史学者刘瑞先生《巴中县公元91—1925年大事记》相关记载，可知当时大略：上年（民国元年），巴州衙署改名巴州行政公署，原巴州二典吏拒交州印被斩首，四川军政府任命王搢为巴州知州。该年巴州改名巴中县，州行政公署改名巴中县署，王搢任巴中县知事；改江口原巴州州判署为分县署，改原巴州州判为分知事（民国四年改名县佐）。
王搢作为巴中县首任行政长官（县知事），其事迹见《（民国）巴中县志》第三编《政事志（上）·宦迹》：“王搢字静笙，西充县人，元年二月到任。成立县会、乡会，提倡修志。”“县会”“乡会”即县、乡议会，“提倡修志”系王搢组织人员续修《巴州志》，事将成而中辍。
建置千多年的州为何改为县？
将专名“巴”改为“巴中”，能否涵盖一个政区深厚的历史文化、能否体现一个政区的地域特征、能否代表民意并被广大民众接受与认可，本文旨在解答这些问题。
一、“巴州”建置史略
《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三十九《山南西道七·巴州》：“巴州，清化郡。今理化城县。古巴国地，所属与达州同。在汉即巴郡宕渠县地，后汉分宕渠北界置汉昌县，即今州理也。按《四夷县道记》云：‘至李特孙寿时，有群獠十余万从南越入蜀汉间，散居山谷，因流布在此地，后遂为獠所居。历代羁縻，不置郡县。’至宋，乃于巴岭南置归化、北水二郡，以领獠户。归化郡即今理是也。齐因之。梁置归化、木门二郡。后魏正始元年，梁州刺史夏侯道迁以其地内属，于是分其地于汉昌县理所置大谷郡，带防兵以镇抚之。延昌三年于大谷郡北置巴州，盖取古巴国以为名。隋大业三年改巴州为清化郡。唐武德元年改巴州，领化城、曾口、清化、盘道、永穆、归仁、始宁、其章、安固、伏虞、恩阳、白石、符阳、长池十四县；其年以符阳、长池、白石属集州，以安固、伏虞属蓬州，清化属静州；二年割归仁、永穆置万州。贞观元年废万州，以归仁来属。天宝元年改为清化郡。乾元元年复为巴州。”
巴州之沿革，《太平寰宇记》记载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接下来，我们参考《（道光）巴州志》卷一《地理志·沿革》对乾元元年之后的记载：“……肃宗乾元初复为巴州，属山南西道。五代、蜀因之。宋曰巴州清化郡，属利州东路。元曰巴州，属广元路。明高帝洪武九年，省化成（城）县入州，寻又改州为巴县，武宗正德十年复曰巴州，属保宁府。国朝因之。”
有明一代，巴州就有一次由州降县（政区层级也随之降低）经历，时间长达138年——“明高帝洪武九年，省化成（城）县入州，寻又改州为巴县，武宗正德十年复曰巴州”，即《明史》卷四十三《志第十九地理四·四川·保宁府·巴州》“元属广元路，洪武九年四月以州治化城县省入，又改州为县，来属，正德九年复为州”。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省化成县，降巴州为巴县；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巴县复升巴州（道光《巴州志》载“武宗正德十年复曰巴州”，本文以《明史》记载时间为准）。
成书于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记载，巴州，西汉属巴郡宕渠县辖地，东汉属巴郡汉昌县〔汉和帝永元三年（91）划宕渠县北置，为今巴中设县之始〕辖地，迭经魏晋，均为羁縻之地，不置郡县。至南朝宋时期，于巴岭（大巴山）之南置归化、北水二郡，管理獠人。其时，巴州在归化郡内。《（道光）巴州志》卷一《地理志·沿革·巴州沿革表》按语认为“‘归化郡即今理’六字当衍”，又“梁置归化、木门二郡，当是‘改北水郡为木门’之讹”。按：梁时期，北水、木门二郡并存，并无改北水为木门郡之记载，不知《（道光）巴州志》此说依据何在。亦可能是梁、后魏争夺汉昌时，双方竞置郡县甚多，只列木门、北水二郡，余皆漏略。南朝齐、梁时期，仍属归化郡。北朝后魏（即北魏）正始元年（504），梁州刺史夏侯道迁于汉昌县置大谷郡。北朝后魏延昌三年（514）于大谷郡北置巴州，“巴州”作为政区名称正式出现。新置政区“巴州”，以古巴国属地命名。至民国二年，巴州政区建置时间已达1399年。
《太平寰宇记》所引《四夷县道记》即唐人贾耽撰《四夷郡国县道记》。贾耽字敦诗，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以右仆射衔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曾任山南西道、山南东道节度使，对今秦巴地区山川形胜了如指掌，多有研究，一生撰著颇丰，《旧唐书》《新唐书》均有传。
钩稽文献，“巴州”一名实际上始于梁武帝（萧衍）天监四年（505），即后魏宣武帝（元恪）正始二年。《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六《梁纪二·高祖武皇帝二·天监四年》：“二月……魏以峦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庞景民据郡不下，郡民严玄思聚众自称‘巴州刺史’，附于魏，攻景民，斩之。”先是梁州刺史夏侯道迁举汉中地降后魏，后魏遂于汉昌县治所设大谷郡，即《太平寰宇记》所载“后魏正始元年，梁州刺史夏侯道迁以其地内属，于是分其地于汉昌县理所置大谷郡，带防兵以镇抚之”。当时，后魏任命大将邢峦为梁、秦二州刺史。南朝梁巴西太守庞景民占据郡城，拒不投降，郡人严玄思聚集民众，自封“巴州刺史”，投附于后魏，攻打庞景民并将其斩首。如果从梁武帝天监四年（后魏宣武帝正始二年）严玄思自号“巴州刺史”投附后魏算起，截至民国二年，“巴州”这一政区建置时间已达1408年。既然有了巴州刺史，当然也就应该有“巴州”这个政区建置，尽管是严玄思自封的。为何要将一个郡民自封的“巴州”也视为一个正式政区建置呢？我们从后魏大将邢峦给宣武帝的奏表中可以找到答案：“……昔在南之日，以其统绾势难，曾立巴州，镇静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罢。……比道迁建义之始，严玄思自号‘巴州刺史’，克城以来，仍使行事。”（《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六《梁纪二·高祖武皇帝二·天监四年》）昔日南朝占领时，该地难以统辖管理，曾经设立巴州，目的是便于管理夷人、獠人（《魏书》卷一百一《獠传》“正始中，夏侯道迁举汉中内附，世宗遣尚书邢峦为梁、益二州刺史以镇之……其后，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摄险远，乃立巴州以统诸獠”亦可证此事），而梁州借利，故上表请求罢撤了该州。到了夏侯道迁建举大义之初，严玄思自称“巴州刺史”，攻克城池以来，后魏仍然让严玄思任刺史之职。后魏既然承认其职务，理所当然也就承认“巴州”这个新政区。从邢峦上书宣武帝的奏表中不难看出，“巴州”当时为梁、魏争夺的要隘、奥区。到了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也就是后魏宣武帝延昌三年，后魏于大谷郡北正式设置巴州及任命官员。其实三年前，也就是梁武帝天监十年（511）、后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梁之境内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县千二十二。是后州名浸多，废置离合，不可胜记。魏朝亦然。”（《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七《梁纪三·高祖武皇帝三·天监十年》）
除北朝后魏延昌三年（514）于大谷郡北置巴州外，据《南齐书·州郡志》《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太平寰宇记》记载，南北朝时期，还先后有四个“巴州”建置，分别为：
一、南朝萧齐建元二年（480），以荆州之巴东、建平二郡及益州之巴郡（治今重庆垫江），梁州之涪陵郡（先治今重庆彭水，后治今重庆涪陵枳城区）设置巴州，南朝萧齐永明元年（483）省，历时三年；
二、北朝西魏大统十七年（551），改楚州（治今重庆）为巴州，北朝北周孝闵帝元年（557）改巴州复为楚州，历时六年；
三、北朝北齐天保三年（552），置巴州于齐安（治今湖北黄冈），南朝陈太建五年（573）废，历时二十一年；
四、南朝梁承圣二年（553），置巴州于巴陵（治今湖南岳阳），隋开皇九年（589）改为岳州，历时三十六年。
故《（道光）巴州志》卷首《序三》：“……延昌始置巴州，是为今治。而齐建元之巴州，在今夔州；魏大统之巴州，在今重庆；又黄州、岳州，齐梁间俱尝侨置巴州，名称棼如，疆域无定，易于传讹。”卷一《地理志·沿革·巴州沿革表》按语：“……又齐高帝建元二年置巴州，在今夔州府；西魏文帝大统十七年置巴州，在今重庆府；又湖北黄州府，北齐置巴州西阳郡；湖南岳州府，梁、陈置巴州巴陵郡，皆与此无涉。”前后这几个“巴州”建置均与延昌三年于大谷郡北所设置的巴州无任何关系，仅仅同名而已。
二、“巴中”名称溯源
“巴中”最初仅仅是一个地名，而非政区。作为地名的“巴中”时间上要比作为政区名称的“巴州”古老得多、久远得多。《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元年（前361）“……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此处的“巴、黔中”属并列关系，均表示地名，“巴”省写了“中”，其实际表述为“巴中、黔中”，巴（中），即公元前361前后楚在巴地的占领区；黔中，即后来秦所建立的黔中郡之地。可见“巴中”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最迟在公元前361年时即已出现，距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此处的“巴、黔中”亦属并列关系，其语法意义同上。
作为地名的“巴中”，之后还出现在如下文献中：
《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张鲁传》：“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
左思《蜀都赋》：“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永初三年，凉州羌反，入汉中，杀太守董炳，扰动巴中。”卷二《汉中志》：“建安二十年，魏武帝西征鲁，鲁走巴中。”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以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
《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一）》：“……巴水出晋昌郡宣汉县巴岭山，郡隶梁州，晋太康中立，治汉中。县南去郡八百余里，故属巴渠。西南流历巴中，迳巴郡故城南，李严所筑大城北，西南入江。”《（道光）巴州志》卷一《地理志·沿革·巴州沿革表》按语认为“县南去郡八百余里，故属巴渠”句中，“县南”当是“‘北’字之讹”，此说甚是；又“故属巴渠”原作“故属巴西”，清人王先谦《合校水经注》改之。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七《汉纪五十九·孝献皇帝壬建安二十年》：“秋，七月，魏公操至阳平。……张鲁闻阳平已陷，欲降，阎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与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乃奔南山入巴中。”胡三省注曰：“……今巴州，汉巴郡宕渠县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谓之‘中巴’。”又该年“十一月，张鲁将家属出降。……张鲁之走巴中也，黄权言于刘备曰：‘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备乃以权为护军，率诸将迎鲁。”
唐代，作为地名的巴中还与作为政区的巴州同时并称，唐人李白、项斯分别有题为《送郗昂谪巴中》《巴中逢故人》诗。在特定语境和某些场合，巴中就是巴州的代称。历史上，巴中、巴州通常是指同一一个地方而又名称殊异。巴中文史学者周集云先生认为，凡以“中”命名的地方，多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而言，如吴中、黔中、蜀中、陕中、秦中、关中之类，仅仅泛指某个区域，并无实指意义；就狭义而言，如巴中、阆中、褒中、汉中、湟中等等，那就是实有其地，并非泛指某个区域。“秦惠王并巴中”，为公元前316年前之事，其所“并”的，仅仅包括阆中在内的古巴国区域，而东南的枳巴子国，是楚人控制的范围。至于汉王刘邦“遣夷人还巴中”，为公元前200年左右之事，也是指的古巴国区域，而“并巴中”“还巴中”，都是“举大称要”，非泛指的意义（《关于巴方国都所在地的考证》，收入《巴族史探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4月）。
作为地名，“巴中”之名如何得来？《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七《汉纪五十九·孝献皇帝壬建安二十年》“秋，七月，魏公操至阳平。……张鲁闻阳平已陷，欲降，阎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与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乃奔南山入巴中”，胡三省注“……今巴州，汉巴郡宕渠县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谓之‘中巴’”。宋元以降，学者以此解释“巴中”得名，认为“巴中”是“中巴”二字的倒写。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巴中”是“中巴”二字的倒写，“巴中”“中巴”意义就完全不一样。《（道光）巴州志》《（民国）巴中县志》等志书也认为，巴州（中）在四川之北，并非在巴地之中央，用“中巴”解释“巴中”，字面意义不通，只得抱阙守疑（见《关于巴方国都所在地的考证》）。事实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从“巴中”是“中巴”二字倒写的角度去认识问题，也不能将“中”视为一个方位名词来解释巴中居“三巴”（巴郡、巴东郡、巴西郡）之地的中央，胡三省的注释并非从地理方位上去解释“巴中”。“三巴之地，此居其中”，即巴中是“三巴”之地的其中的一部分。查阅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原始社会图组：夏、商、西周图组》之“西周时期全图”、第二册《春秋、战国图组》，结合学者朱圣钟《西周巴国疆域考》（见黄贤全等主编《西部史学》第四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疆域考》（《历史地理》第三十六辑，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2月），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的巴国疆域与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的巴国疆域范围、版图面积是有差异的。春秋战国时期，“巴中”作为一个地名，并未居于巴国中心位置。秦汉时期，巴中亦未在巴郡的中心位置。东汉末年，巴郡一分为三，始有“三巴”之说。其时，巴中也未在“三巴”地理版图正中央，巴中仅仅是“三巴”之一的巴西郡辖县汉昌县治地名称。
检索文献，秦汉以降，有“巴东”“巴西”“巴南”“巴北”“巴中”之名，可谓“东、南、西、北、中”五方都齐了。无疑，从字面上看，它们似乎均是根据方位命名的，有的是郡名（政区名），如巴西、巴东；有的是地名，如巴北、巴南、巴中，这些地名就在某郡之中，如巴中就曾先后在巴郡、巴西郡辖区。同时，作为地名的“巴南”“巴北”是对巴地南北地区的泛指，并非具体某个地方专属，唯独“巴中”成为日后政区“巴州”的代称。地理文献中，常见“巴东”“巴西”郡名，而“巴南”——巴岭之南的泛称在唐宋以来的诗文中举不胜举。“巴中”之名见上文征引文献。唯“巴北”之名文献中较少提及，仅见于：《魏书·帝纪第八·世宗纪》：“……辛亥，诏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步骑十万西伐。益州刺史傅竖眼出巴北，平南将军羊祉出涪城，安西将军奚康生出绵竹，抚军将军甄琛出剑阁……”《梁书卷四十六·列传第四十》：“太清二年，闻国难，乃召募得数万人来赴。世祖嘉之，以为持节、散骑常侍、左卫将军督梁、南秦、沙、东益、巴北、巴六州诸军事。”《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七《梁纪三·高祖武皇帝三·天监十三年》：“……辛亥，以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将步骑十五万寇益州；命益州刺史傅竖眼出巴北，梁州刺史羊祉出涪城，安西将军奚康生出绵竹，抚军将军甄琛出剑阁。”胡三省注曰：“巴北，巴郡以北也。巴西郡，梁置。北巴州阆中县，梁置北巴郡。”卷一百四十八《梁纪四·高祖武皇帝四·天监十四年》：“魏之伐蜀也，军至晋寿，蜀人震恐。傅竖眼将步兵三万击巴北，上遣宁州刺史任太洪自阴平间道入其州，招诱氐、蜀，绝魏运路。”
三、“巴州”改“巴中县”原因及意义
民国初年政区体系的剧变，肇始于清末地方官制改革。民国肇建之始，地方行政区划各省互歧。东南诸省有实行省管县的二级制，有实行省管府、县的二级制，有实行省管府、州、厅、县的二级制（府、州、厅、县平级）。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针对地方行政制度混乱状况，先是令北方各省总督一律改称“都督”，后来又发布大总统第一号训令，将各省属各县及府、直隶厅、直隶州之有辖地方的长官（正印官）名一律按沿江、沿海各地成例改称“知事”（以前府之长官称知府、厅的长官称抚民同知、州的长官称知州、县的长官称知县）。
民国二年一月八日，乘参议院休会之际，袁世凯通令各省，并颁布了《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顺天府属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等地方官制，改变“各省同此一司而南北之名称互异，同为一长而彼此之权限各殊，至于道、府并存，府、县相辖，则尤沿袭前清之弊政，大戾改革之初心”的情况，要求全国“按照政府计划，以民国二年三月以前为限，一律办齐”。《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县行政长官称“知事”，“现设有直隶地方之府及直隶厅、州地方，该府该直隶厅、州名称均改为县；现设厅、州地方，该厅该州名称均改为县；有直辖地方之府，或直隶厅、州，或厅、州改称为县者，各以原管地方为其管辖区域”，并规定“与本令划一办法抵触者应即裁撤或改正之”。《划一令》的公布，虽然受到了多方抗议，但标志着清末以来地方行政制度调整向规范化、统一化方向发展（见华林甫等《论清末民初政区剧变及其现实意义》，收入《清代政区地理续探》，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9月）。
民国初年政区体系的变化首先是简化政区层级，而后大量更改政区名称（包括通名、专名）。因府、直隶厅、直隶州名称相沿已久，府、厅、州改县时，以便于民众知晓，行政公文投递不出现差错，四川民政长胡景伊与各官员参考“各属志书，溯其命名所自”，拟议改称的原则大致为：废除有亲辖地的府名，拟即仍复附郭之原有县名，不必另行更改；其州、厅原名有二字者，则仍其旧名，只去掉“州”“厅”字样，改名为县；原名只有一字者，如考察其原名，可不必增改，则唯改易以县名；如原名只一字者但不甚妥帖者，则或就古有之名称，或就其名字本出于山水，拟为酌增一字；至于四川西部懋功、松潘、马边等七厅名称照旧，不必改名为县，但其行政层级仍与县同〔《国务总理、内务总长赵秉钧呈大总统，据兼署四川民政长胡景伊呈拟将府、厅、州一律改县并表列名称请转呈立案等情，应准照办至懋、松七厅名称亦准暂仍旧制，请批示遵行文并批（附表）》，《政府公报》1913年3月24日，第316号〕。
清季民初，全国共有147个散州（区别于直隶州），巴州系147个散州之一。在“州”改“县”过程中，巴州严格遵循《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现设厅、州地方，该厅该州名称均改为县”“有直辖地方之府，或直隶厅、州，或厅、州改称为县者，各以原管地方为其管辖区域”之规定，以及四川“其州、厅原名有二字者，则仍其旧名，只去掉‘州’‘厅’字样，改名为县；原名只有一字者，如考察其原名，可不必增改，则唯改易以县名；如原名只一字者但不甚妥帖者，则或就古有之名称，或就其名字本出于山水，拟为酌增一字”改县原则，广泛征求士绅等精英意见及建议，并征求新县名称。政区更名最终要体现在政区通名的变化上。经反复商讨、比较初拟的几个新县名，士绅精英“就古有之名称”“巴中”达成共识，认为作为新县名最合适。理由为：“巴州”改名“巴中县”——以州改县，行政层级变动的同时（此时，州、县被确定为同一层级），由“巴州”之“巴”到“巴中县”之“巴中”，即“巴——巴中”，政区专名亦发生变化。无论是以前的巴州，还是改州为县之后命名的巴中县，因曾经隶属于古巴国属地，其专名始终都冠有“巴”字，这样，可以说沿袭、继承了巴地文脉文风，凸显了强烈、浓郁的地域特征，从而有了清晰的名称辨识度，因而也必将增强其生命力。县署将“巴中”新县名告示民众，得到一致赞同后，上报四川都督府（原军政府），然后再报北京北洋政府备案。
在民国初年的改县过程中，有133个散州直接将通名“州”改为县，占90.5﹪；其他14个州，专名与通名一起改，“巴州”改“巴中县”即此模式：巴中县保通名“巴”，改专名“州”字，增加一个“中”字，最后形成“专名（巴中）＋通名（县）＝巴中县”。
府、厅、州改县后，全国新命名的县有454个。新命名的县约有九成是直接将通名“府、直隶厅、直隶州、厅、州”改为“县”，这样势必会产生众多重复县名。民国三年（1914）初，内务部又对全国重复县名进行更改。据华林甫先生统计，民国三年一月三十日，内务部更改的重复县名多达127处，是我国历史上更改重复地名（县名）规模最大的一次（见《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地名学家金祖孟对全面更改重复县名评价：“从那时起，中国就不再有重复的县名了”“……省名、县名也不再有相同的情形。在名义上，我们的省、县名称总算已经做到‘一地一名’的地步”〔见《地名转译问题》，《新中华》（复刊）第三卷第一期，1945年〕，历史上长期困扰官民的县级及其以上地名的重名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目前存在的少量重名和疑似重名，系民国初年后逐渐积累形成的）。
历史上，政区的演变总是循环往复。自汉和帝永元三年（91），划巴郡宕渠县北置汉昌县为今巴中设县之始，到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降巴州为巴县，再到民国二年（1913）改巴州为“巴中县”，改县名称始终与“巴”字紧密相连：巴国——巴郡汉昌县——巴州——巴县——巴中县，这是宿命，也是历史的根脉延续。民国初年，在原巴国属地以“巴”字冠名的县级政区除了四川巴中县（今巴中市巴州区、恩阳区）、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还有湖北巴东县。秦汉以来带“巴”字的政区名大多在唐代之前或更名或因政区的裁撤而名称消失，这三个有“巴”字冠名的政区在民国初年改县大潮中依然能保留下来，是值得探讨的历史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