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巴中城的帮会主要有：袍哥（即哥老会）、清帮、丐帮。现将相关情况列表如下。
一、袍哥
袍哥（即哥老会），又称“红帮”“汉留”“江湖”，分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于清初传入巴中，因反清复明，屡遭官府镇压。据《县志》（民版）载：“时洪秀全余党未清，州境哥老会复炽，尔卿（雷尔卿，清咸丰十三年任巴州知事）于署前立大木作称杆，缉获会魁，倒悬立毙”。民国初年，这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公开投入四川保路运动，旋即立堂开山。民国九年（1920），县城李子厚、雒海蜂首开仁字“翌汉社”，收兄弟伙320人；恩阳成立仁字“聚英公”。嗣后，各场镇以当地团总、保正、豪绅为舵把子，相继拉起袍哥队伍。民国廿五年（1936）起，“义”字堂大兴，各地乡、《镇）长，联保主任纷纷以“义”字树旗帜，把持一地码头。民国三十年（1941）后各地“礼”“智’字堂口陆续出现。从此，四堂普存，各立山头，竞相拉人入伙。但有父子不同堂的规矩，因而“仁”字为老牌，入者较多；“义”字少壮多势，入者最多；“礼”，“智”系小字辈，入者较少。当时，县城“仁”字堂有320”人、“义”字堂830人，“礼”字堂110人，“智”字堂45人。故有“仁字号的钱，义字号的权，礼、智两字的拳”之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县内男性成年人百分之九十参与袍哥。其势如此之盛，组织者、参与者各有所图。当大爷是为扩张政治实力，当独霸一方的“地头蛇”，借以作为升官发财的资本；入伙者多为怕受欺压，寻求庇护；也有赶“时髦”、凑热闹，随大流的；更有为跑江湖，混饭吃的。各地堂口多少不一，大场镇都有四堂，同有若干大爷；小场镇大都只有三堂，无“智”字。各地堂名也不尽相同，在县城，“仁”字叫“翌汉社”，“义”字叫“聚英公”，“又”字叫大安社，“礼”字叫“武英社”，“智”字叫“睿智社”；在恩阳镇，“仁”字则为“聚英公”，“义”字叫“武英公”“礼”字叫“崇兴公”，“智”字叫“复汉公”。
建国后，人民政府对罪大恶极的袍哥头子作了处理，一般成员不予追究，其组织自行解散。
二、清帮
巴中清帮，于民国三十年（1941）由绵阳清帮总社（光明月刊社）唐镜明传入。取得县长劳烨、县党部书记冯树人的支持后，是年六月十三日（青帮潘祖师生日），在巴城新市街董家院子（今糖酒公司）摆设大香堂，开山收徒五十余人，多系官吏、富商。首建香火堂（码头）名“明理堂”，对外称为“明理音乐社”。内设正、副家长和名誉家长。第一任家长为驻军潘文华部属营长潘俊明及总社唐镜明，第二任为罗北辰、郑月如，第三任为郑月如、谢海清，名誉家长刘东山。还分设总务、文书、道务、交际、监察、审核等组，各设组长1—2人，组员3—9人。堂址后迁鼓楼街汪家祠堂。民国三十至三十七年（1940—1948）每逢阴历六月十三日摆香火堂收徒，先后在南泉寺（今饮司）、宫保府（县招待所）、城郊江北台共摆堂15次，收徒400余人。并在清江、曾口、渔溪、江北、驷马（今属平昌）设四个分堂。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底，清帮在全县境内共收徒1400余人。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县人民政府于1950年11月明令取缔。
三、丐帮
新中国建立前，县境城守、恩阳共有三处“孤老院”，常驻数十至百余乞丐，人称“丐帮”。帮主（讨口子头儿）不出门，坐享其成，并制有帮规。如规定：凡外地来此乞讨者，必须来此报到，乞讨路线由帮主分派，讨回之物，须进贡分成，到红、白事人家求餐，不得私行单往。若有违反，则遭杖斥（挨讨口棒）或驱逐出境。县境各地亦有丐帮活动，其规矩大致相同。帮主对内苛剥残酷，对外估吃霸赊。凡有丐帮活动的地方，如遇红白事情，主人须先向帮主打招呼，并许以酒食钱粮，到时领取，则相安无事。否则，到时便纠集大批乞丐上桌入席，寻衅滋事，索财物，弄得主人难以招架。
此外，还有两种依附于丐帮的人，人皆恶之。一是地痞（又名“滚倒痞”）。多出身富豪之家的纨绔子弟。皆因嫖赌懒馋，嗜毒酗酒，乃至倾家荡产，终成无赖。于是依附于恶霸帮派势力，为主子当“唆狗”，管赌场、守妓院，或收牲、盐、斗市税，或跟账押人，为虎作伥，无恶不作，债户最怕“滚倒痞”，来者不善，进门就一吃二喝三睡四逼，不达目的，赖着不走。多在腊月尾到来，使你过年不得安宁。二是“砍红山”者（俗名砍红头把子），人称“估倒要”。这种人只走街不串乡，每逢场期，手拿高粱杆夹子，上插菜刀，巡街串店，一不开口，二不伸手，立于店铺摊前，识事者给以钱物即去。如果老板态度冷淡，或出言不逊，他即将菜刀砍破自己头皮，鲜血直流，滴在货物上，使之卖不出去，卖主对此厌恶至极，甚至聚集丐帮闹事，只好打发他早走。
据《巴中县文化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