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子仪傅子襄兄弟殉难南江城

1911年冬，正当辛亥革命的风云漫卷神州之时，南江县城籍的进步青年兄弟二人—时就读于成都政法学堂的傅子仪和受业于四川军官学校的傅子襄(均系同盟会员)，携短枪回到了南江。他们采取先亲友后民众，先隐蔽后公开的办法，多方联系并广泛宣讲:“满清腐败无能，必须推翻，建立民国，建立共和”的革命道理，很快得到青年学生的拥护后，即亲入营房向清军官兵晓以大义，达成了“灭清逐官，保证收编”的协议。仪、襄兄弟旋率队冲人县衙，强令才上任一月余的县知事赵润民交出了印信.剪去了辫子，滚回了河南。

傅子仪、傅子襄智逐县知事后，立即接管了南江的军政大权，速通令全县三乡四十八团推出代表，组成了以张纯清、傅子仪为行政长、傅子襄为军政长，蔡壁田、何彩霞等为成员的九人行政委员会，共治南江。接着，扩大武装以平息匪患和维持治安;将清军及县城习武青年编为警备大队(下辖九个中队)分驻考棚(今检察院)、城煌庙(今城关粮站)、王爷庙(今百货公司)等处，以防外地清军突袭。傅子仪日夜司理县政，制定了宣扬自由、提倡平等、查封烟馆、处罚讼棍赌徒，平反县原任期间冤假错案、军政费用由绅贾摊派、维护治安、活跃商贸等一系列政令，并亲自督查其执行情况，亲自审判匪盗、杀掠等重大案件，很快维护了社会稳定，很快受到了民众拥护，很快形成了百业兴隆、商贸活跃的局面。

但傅子仪、傅子襄的革命行动和政治主张，却严重打击了南江县城的反动势力，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了压抑，经济上受到了伤害，亲友们受到了制裁。于是各种反动势力，就加紧了暗中勾结，决心要动员一切反动力量，迅速除掉仪、襄兄弟，夺回全县的军政大权。

1912年正月初二夜晚，清拔贡、巨富傅哲生，邀请傅氏族长“总舵把子”傅东升、胡姓族长、诉棍胡之臣在家密商共除仪襄的罪恶计划。当晚制定了“扬汤止沸，不如斧底抽薪;收买军队，断其支撑;孤立二虎(指仪襄)，勿漏风声;分而治之，元霄功成!”的夺权方案和由胡之臣谋划、傅哲生出钱、傅东升拉人的连环措施。尔后，傅哲生出重金收买了警备中队的大小军官和仪、襄身边的亲信人员及反动势力头目、三教九流头目等，还在县城“协同裕”酒楼宴请上述方面的头目100余人办了10余桌洒席。席间共饮了雄鸡血酒，共发了“协力同心，去掉二害，上报皇恩，下报家室，如有异心，天诛地灭”的誓言。事后，各方准备，伺机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后，傅东升等于正月十三日晚乘雨夜人稀之机，分别率众包围了仪、襄兄弟的各自驻地。仪、襄由于日夜操劳政事，信息全被封锁，加之突然事发，只得只身迎战。结果二人均被杀害，且被暴尸街头。幸好张纯清等行政委员及其家属(含仪之家属，襄无妻室)闻枪声得信后，连夜逃出南江，避难保宁、汉中等地，才得以幸免。仪之妻儿后远逃于驻万县军阀、傅子襄的学友杨森处，才得以保全。

傅东升等杀死仪、襄夺了南江军政大权后，一是紧闭城门、严加防守，以防革命军复仇;二是用重金贿赂府、省有关官员，并诬告仪、襄反国害民之“罪状”，府省官员受重贿后一直不闻不问。直到民国七年(1918)杨森成为四川军阀后，才派精兵突入南江城，枪决了胡之臣，逮获了傅哲生父子四人(傅东升父子已死无后)，为仪、襄兄弟报了仇。

新中国成立后，南江县人民政府追认傅子仪、傅子襄为辛亥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