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昌县开国将军之李勃：舍生忘死当红军

1935年6月，县委机关继续随红军北上，经炉霍、阿坝进入沼泽泥深、荒无人烟的草地。进草地前，地方干部编成川康工作队随红军一起行动。当走到草地中间地段时，带的干粮吃完了，就杀军马充饥；马肉吃完了，就找野菜吃。快到国际河边(即黄河上游)时，省委书记李维海突染重病，不能跟队伍行走，李勃连累带饿也得了伤寒。一天中午，他突然感到腹部疼痛，象有把刀子在肚里直搅，脸上没了人色，浑身颤抖不止，痛得滚躺在地。道孚县委妇女部长何连芝急忙给他“揪沙”，挑“羊毛钉”。这法还真灵，疼痛很快减轻了，虽然病未全好，但却解除了危险。因为在当时那种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就是有一点点现在看来很平常的小病，也能要人的命。他十分感激何连芝大姐，如果没有她，李勃恐怕永远留在草地里了。

走出草地到达甘南泯州，他被编入红四方面军党校一连。在部队继续北上的时候，李勃本来就没痊愈的病又突然加重了，在卫生队里几次昏迷不醒。领导见他无法随队北上，想把他留在泯州，当他得知要把他留下时，使出全身力气大喊：“我不留下，就是死在队伍里也甘心情愿。”在他的再三请求下，部队只好同意他随队北上。第二天上路时，他被扶在马上，两边各有一人搀扶。由于病情严重，道路又坎坷不平，他实在支持不住，几次从马背上摔跌下来，摔得鼻青脸肿。走了3天，他骑的那匹马死了，他的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当时他清楚地意识到：现在又到了生死关头，一旦病情再加重掉队，那就是死路一条。可是跟部队走，大家都疲惫到了极点，不能再连累。怎么办？最后他下定决心死也要跟上部队。他每天清晨和前卫一起出发，走不多远就掉到了本队，然后又掉到收容队，最后又被收容队拉下。

就这样，大家走路他走路，大家吃饭他也走路，大家睡觉他还是走路，如此坚持了数日。两条腿走不动，就用四肢爬，脚磨烂了，膝盖磨破了，手和胳膊也磨出了鲜血，渴了没水喝，就喝路旁土坑里掺有牛马粪便的脏水……他以惊人的毅力，终于和部队一起到达了会宁，有幸参加了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四方面军党校编入中央党校。他编在高级第一班。西安事变后，党校从定边迁到延安的桥儿沟。由于他患伤寒病持续时间长，又未得到及时治疗，加之长期过度疲劳，以致大脑一度失去记忆，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怎么写。到党校后，环境比较安定，生活也有了改善，他的身体才逐渐恢复健康。在党校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方面的理论和政治文化知识。1937年4月，在中央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援西军红四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当干事，开始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至此，他才正式从地方转入部队。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调任一二九师政治部民运部干事兼民运工作队队长及指导员。后来又负责山西河顺县八路军工作团的工作。同年秋，他在民运部长带领下，参加了对晋东南、豫北、冀西各县的政治、经济和风俗民情的调查工作，为建立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做准备。此间，他还参加了粉碎日寇的“六路围攻”、“八路围攻”以及响堂铺、神头岭战斗。之后他调任十八集团军政治部民运部副股长，并先后负责山西省潞城、平顺两县八路军工作团和河北省临城、内邱两县八路军工作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