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江后后国民党的反攻倒算

一九三五年红四方面军于除夕撤离通江后，国民党通江县政府五月便从仪陇迁回通江城原址。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一九三六年又奉令实行分区设署，编组保甲，清查户口，颁发腰牌、门牌。将通江由三等县升为二等县，划全县为四个区，三百零九保，三千零二十五甲，三十四联保[1]。

一九三六年七月，县政府又开办保甲人员训练班，把蒋介石“统一川政”后所施行的那套更加反动的统治术贯彻到了基层。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_一些被红军铲除了的社会弊病又死灰复燃。一九三七年，贵州省归根道十九代祖师耿光明派出十帝佛李代荣到通江开办道场。李忠、谢俊成、熊耿凡、李宗品等股土匪活动猖撅，四处抢掠。鸦片又大量种植，官方统计的烟民，一九三六年达五千一百二十二人之多[2]。

一、政治上的残酷镇压

国民党反动派与地主封建势力相勾结，对革命人民，特别是红军家属、苏维埃干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各地在苏维埃时期逃跑在外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回到通江，组织了众多的剿共大队、铲共大队、清共委员会等以屠杀革命人民为主要目的的反动组织，四处捕捉红军、红军家属和苏维埃干部，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五年夏至一九三七年底，通江全县革命人民被惨杀的达九百一十四人。其中刘坪乡三次就被杀二百多人。其镇压和屠杀的血腥手段近三十种。上刀山、美人桩、踩地绷子、挂金木脑壳、吊半边猪、空中悬人、打挺杖、打裹缠子、挂红帕帕、青蛙晒肚、放竹筏子、钉活门神、挂干人皮、卵弹琴、烧八团花、猴儿扳桩、剔垭枝、开心、挖眼睛、肉香炉、割生殖器、活埋、削指甲、打鸭儿浮水等等，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沙溪乡杨家河原红军游击队营长杨先孝因病未随红军转移，被当地恶霸地主张旦清逮捕，先挖眼睛，后割耳朵，再在两个肩膀上挖两个洞，插上蜡烛，弄去祭恶霸地主的坟，最后被绑上石头沉大河淹死[3]。

二、经济上的反攻倒算

恶霸地主回来后，将苏维埃时期分给劳动人民的土地房屋全部夺回，还征收三年租子。对红军来之前佃户租用的土地和穷人典当给豪绅的土地，也收三年租子并利滚利，不少人因而倾家荡产。永安乡一村一组向思才是苏维埃时期苦草坝四乡苏维埃赤卫军连长，一九二八年因交不起“一至六月捐”，将仅有的十二背面积水田当给了大地主李仕胤、冉春华的狗腿子张文宦，每年收成对一半分。红军走后，张文宦回来，要向思才把三年的租子一次交清，利滚利共计二十八背半稻谷(合四千二百七十五斤)，这就把向思才的十二背田、一片旱地、山林和一间房子全部算到张文宦家去了[4]。

对于苏维埃时期穷人分了的土豪劣绅的家农具等财产，地主恶霸也点滴不漏地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一九三三年三月间，向思才曾奉命带领四乡赤卫军连到惠家坎去配合当地赤卫军打了大土豪胡道生的家，指挥这次行动的红军胡科长给向思才均了顶帽子。就为这顶帽子，胡道生回来后，估逼向思才交了三十七两鸦片烟、十六块硬洋，还吊起毒打，差点被杀[5]。

据统计，全县被抄家四百二十四户，被吊打一千四百三十一人，被烧房四百八十五间，被霸占妻五十五人。仅麻石一区就被烧房二百八十二间[6]。

革命人民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和反攻倒算中热切盼望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一首叫做《盼红军》的歌谣唱道:

红军一去两三年，犹如离了父母般。国民党整得我们真接惨，盼望红军早早快回转[7]。

三、红军精神鼓舞人民坚持斗争

国民党的颈项长，吃我花民万担粮。吃倒好吃不好吐，红军回来你谨防[8]。

这是通江当时普遍流行的一首歌谣。无论反动派如何凶恶，革命人民在红军精神鼓舞下，仍然不屈不挠。他们坚信红军一定会打回来，共产党一定会来解救穷哥们。他们千方百计保存红军用过的东西，包括标语、钱币、印章、文件、报纸、武器及生活用品等。洪口乡刘跃中，是苏维埃时期乡苏主席，红军走后，恶霸地主刘典中阴谋杀害他，他发觉后，便先把刘典中等几个反革命分子杀死，将党纲、党章、红军歌集捆在大腿上，连夜逃往万源丝罗坝给人帮工。原松溪乡苏主席赵庭柱，红军走后，保长穆继容、地主罗达中把他逮捕起来，要他交出苏维埃的印章和文件，他宁死不从，敌人把他吊几天几夜，也不吐真言，结果把赤北县二区苏维埃政府的印章完整保存下来。

注：

[1]《四川省概况》。民国廿八年四川省政府编印。

[2]《四川省概况》。民国廿八年四川省政府编印。

[3]中共通江县委1952年向中央慰问团的汇报:《革命根据地通江情况介绍》

[4][5]1981年7月15日访向思才记录。

[6]中共通江县委1952年向中央慰问团的汇报:《革命根据地通江情况介绍》

[7][8]见《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