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巴中 南江历史 五六十年代南江县农村生产评工记分侧(评工计分和定额记工)

五六十年代南江县农村生产评工记分侧(评工计分和定额记工)

1956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运动兴起,以长赤镇莲池村为例,那时253户建有四个农业合作社,人社人口为987人。建社的第一年,干部没有管理集体生产的经验,仍旧沿用了互助组的那一套办法:劳动力不分组,土地不划片,干活临时派,记工办法是“死分死记”。因此,劳动纪律松懈,形成严重的混乱和窝工现象。每天下田,人不齐不动,活不如意不干,日出半晌才到田,有些妇女,不到日中,就回家做饭喂孩子。劳动力不分强弱,干一天都十个工分。有些活社员高兴就干,不高兴就不干。有的还借故装病不干,弄得社长左右为难。这样乱了一年,有的社员反映“人齐心不齐,不能办好事”,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1957年春季,社里吸取了1956年的教训,把劳动力划分成若干小组,记工办法采用按活定分,“死分活评”。干活时迟到早退,磨洋工的现象减少了。但是工分定不准,又不时发生抢活争工,图量不求质的现象,工分高的活抢着干,工分低的活讨价还价不愿干,还发生了快牛抢着用,一天耕田三、四亩,牛累得不吃草,时常为抢牛争吵,闹不团结。耕田耕得浅,完全不顾质量。干部群众中出现了“四多一重”现象,即“意见多、牢骚多、想法多、麻烦多,人人都叫私心重”。

1958年春天,通过总结办社经验,针对过去劳动力组织不合理,分工不明确,责任不具体的缺点,随后研究了改进办法,实行包工制。第一,划分劳动小组。根据生产需要,按劳动力强弱,按照技术高低配备与照顾居住方便等情况划分成若干劳动小组;第二,划定耕作地区。根据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土地远近,好坏与劳动力相适应等情况划定耕作区;第三,制定劳动定额。其办法是以一个中等劳动力、诚实劳动一天所能完成的数量和质量,分别轻重、忙闲、技术高低等不同的工种,确定各个工种的标准定额和每个定额的不同工分;第四,合理搭配劳动工具。耕牛、农具搭配给各个劳动小组固定使用。这样就克服了过去在评工记分上的偏差,做到社员心中基本有数,再不是干活你等我,我等你了,每天干活完了后,由组长、记工员检查将完成情况计算成工分定下来记人社员个人名下,纳1958年秋,全民大办钢铁开始,劳动力大部分上山,剩下的妇女、老小,评工记分也有些懒散,迟到的短分,缺半天的短少一半的工分,那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出工一窝蜂,做活磨洋工,晚上开夜战,点名就记工。”其结果粮食大减产,耕地大抛荒。

1961年解散公共食堂,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整顿农村人民公社,以村为单位建立大队,以社为单位建立生产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莲池村在生产管理上逐步摸索了一套经验,贯彻“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改善评工记分办法,作法是:第一,实行个人单独计件制,凡是一个人单独劳动就可以完成的工种,例如耕田、耙田、上粪、饲养牲畜等就直接分配个人去干,根据定额多干多得。第二,集体劳动,个人记工。凡是需要集体劳动的工种,例如下种、锄草等按规定质量统一完成后就按承包者各人劳动的结果分别记工。第三,集体记件,个人活评。凡是必须集体劳动而又不易个人计件的工种,例如收割、挑堰塘、积肥等由集体参加劳动的人将工作数量、质量完成时间包下来,完成以后按各自所干的情况评出各人应得的工分,这种农活叫“大包小评”。这样克服了平均主义的偏向,同时也避免了“天天评工,夜夜开会”的现象。有些社员反映:“过去熬日头,现在怕天黑”。社干部也减轻了负担,群众反映“出工不用催,收工喊不回”。

1965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学大寨的高潮中,又增加了一项“大寨分”,即政治思想分,凡贫下中农干一天活,天经地义的比其它成份的人挣的工分高。社员所挣工分是劳动所得的根本体现。例如:莲池一生产队是学大寨的地县先进单位,68户357人,其中社员分配的部分是按基本口粮人平427斤计,工分分粮每个劳动日分粮0.8斤,肥料分粮将社员投肥折现金,每1元钱分粮6斤。社员参加分配的劳动日有503383个,每个劳动日价值4.53元。由此可见,农民年挣工分是当时多劳多得的基本依据。

五、六十年代农村集体生产中推行的评工记分是一项既关系生产力发展,又关系农民利益的按劳分配制度。

(来自《南江文史》第十一辑,作者系原中共南江县委副书记李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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