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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考

湖广填川是四川人应该关心的问题,更是填川人应该关心的问题,它对于研究四川人文、民俗、工商业的发展都有密切关系。‘但大多数人只知是填起来的而不知是怎样填起来的。又因代远年湮,头绪纷繁,也非短时间能够理清顺的,所以新地方志大都只字未提,而旧地方志亦只一笔带过,致使这段历史似乎成为了可有可无的历史,实在是四川人的憾事,编者查看了一些档案、图书、族谱、碑记,仅就个人知识水平做番考究,供有识之士探讨。

一、四川地广人稀原因

四川在唐宋元三代是负有盛名的经济发达之区,至明末清初一落千丈。且不说工农业的凋敝,连人丁都寥寥无几。人何以少?主要死于战争。

1640年张献忠入川,1644年建国号大西,1646年张离成都转战川北与清兵征战七年。1659年清兵人成都略定四川。1662年清军集川陕鄂军攻川东十三家抗清军队。1663年清军镇压13家义军和南明残军。1673年因削藩事引起大战,吴三桂叛清,部将王屏藩攻入四川,1681年清以川、粤、湘三路攻吴世璠,三藩事平,川战始止。从顺治三年(1638)至顺治十六年(1643),清军六进成都;从顺四年至顺治十五年清军五进重庆,义军与清军,清军与南明军,与吴三桂叛军拉锯战激烈。从顺治六年(1641)到康熙二十年(1681)的40年中,大规模战争达25年,其余15年中也时有战祸。如1700年打箭炉番民反清,1703年威州番民归附,1714年挑崛边外番民投附等外,尚有地方志中各种“之乱”、“之战”,“之祸”亦屡见不鲜。鼎山寨就有“姚黄之乱”、“献贼之祸”等碑记。四川人口锐减,战争是主要原因。

兵祸前后,灾害频仍。顺治四至六年全川大旱,达县苍溪饥民大逃亡,百里无烟。“苍溪似洪茸之世,大旱大疫,存者万分之一”。康熙二十五年,内江“民出就食,所存者不过数十家”,仪陇县1651年“邑侯张在宸为保聚计,仅得十余家”。1648年瘟疫流行,死于床路无人掩埋,数百里无人烟。1672-1735年虎灾。数十虎白日出游,鱼贯而行。南充“县治、学宫俱为虎窟”《清代四川史》载:“张懋尝去荣昌上任,主仆八人,五人葬身虎口”,时闻虎食人,人虎斗。兵祸、旱灾、瘟疫、虎灾往往互为因果,同时并行。特别是1686、1693、1710年的旱灾惊闻朝廷,诏免钱粮。如此战死、饿死、病死、劳累死,闾里为之一空。史载当时四川是“民无遗类,地尽抛荒”,“有土无人”。不少高楼大厦、官署,后来在茨草篷里砍出来,偌大一个成都府,为毒蛇猛兽之所居。以故,川中七年无主;以故,康熙11年(1672)营山县报廷粮户143户,8l9丁(丁,成年男人),据此推算,每户男成年约为5人,则每户17人。143户共2431人,为营山县全县共有人口。四川省以203个县计,共有人口493493人,则每平方公里为0.88人。则鼎山区为218人。即扩大概算为60万人,四川省每平方公里为1.1人。战后的42年(雍正元年1723)巴中县人口仅1984丁,四川地广人稀,稀到这个程度,主因虽然在战争,但责任不在张献忠个人头上。所谓“八大王剿四川”之民谣,乃出于政治目的之偏见。

二、湖广填川

湖广,清时湖南,湖北称湖广省。

康熙10年(1671)蔡毓荣为四川湖广总督,疏秦四川地广人稀,请开招民之例。是年上谕全国:“凡举贡生监招民及数者(50人)赏给职衔。凡垦田20顷以上,试其文通者即择为官”,这就掀起了移民热。两湖、两广、江西、陕西之民应诏入川。据(四川通志》卷六四《户口》载,康熙十年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四川)”。又载“凡他省人民在川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清圣祖实录》卷三六载:康熙十年规定:“其开垦地亩,准令五年起科”。1673年清政府又颁布:“诏民垦荒十年起科”的法令,进一步掀起移民高潮,蔡毓荣为了捞取更大官衔,是年采取文武两招法,文招:榜示四川及邻省,宣传四川地大物博,凡愿入川者沿途保证吃住安全,到川后插占为业,永归己有。武招:趁夜静更深军队突然包围村舍,集男女老少于空坪,官员在看中人身上一巴掌即为应诏,被推往一边集结,成批解往四川。

就在填川前后的1669、1670、1671、1672湖广省水旱瘟疫成灾,政府虽诏免赋额,但仍旧为数不少的人或因日食难度,或因四川地广人稀而自动人川者亦不乏其人。康熙51年(1712)李先复秦疏“近有楚省宝庆、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欠粮惧比(比,钱粮交付期)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单湖北省就是数十万还有湖南、云南、广东、广西、福建、陕西、江西、贵州之民,当不下十数万人即二次填川高潮。

雍正六年(1728)上谕内阁:“上年闻湖广、广东、江西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已令四川督抚设法安插,但思上年江西收成颇好,广东亦非歉岁,不过近水之地略被淹损,何至居民轻去其乡者如此之众也……大约川省旷土本宽,米多价贱……又有一种包揽棍徒,极言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饶,愚民被其煽惑……独不思川省食物价贱之故,皆因地广人稀食用皆少……”这说明两次填川之后群众自觉入川者亦复不少。即三次填川。

综上说明填川不是一次填起来的,从康熙十年起到雍正六年共填了58年,甚至填到乾隆年间。通过填川在四川土著人口中起了巨大变化,原来百分之九十五的四川人现在只占百分之五。据《成都通览》载:当时“成都人”皆系“外省人”。其中湖广占百分之二十五,湖南山东百分之五,陕西百分之十,云南贵州百分之十,江西百分之十五,安徽百分之五,浙江百分之十,广东广西百分之十,福建、山西、甘肃百分之五。《锦成竹枝词》有: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传说古时老四川人把妈喊姐,现在遍寻不得。

三、关于来自孝感乡的问题

既然填川是十余省之民,何以大都说是来自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这大概有以下原因:

(一)元末至正11年,徐寿辉与麻城人邹普胜以红巾为号起义,徐是年在麻城称帝,地主官僚纷纷避兵入蜀,这就去了一批麻城人。徐的部将明玉珍攻四川,明玉珍在1362年于重庆建立“大夏”政权十四年,明是湖北随州人,随州离孝感近,入川部队肯定有孝感人,建政后肯定又有不少麻城孝感人入川。

(二)张献忠攻入麻城,降募麻城孝感地区队伍得5万7千人,其中以孝感最多,别立一营为“楚营”。张在成都建政后,楚营家眷相继入川,张失利后,这批官兵落业四川。

(三)蔡总督为了要功要赏,肯定在辖区内大干一场大捞一把,他把目标确定在地大人稠的麻城县孝感乡(当时乡的建制相当现在小县的二分之一)。武招时留下一手,所有精壮男丁一网打尽,两三年后,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陆续入川,这一着又是武招的三四倍。蓬安县沈光以的远祖妣碑记上就有:“康熙14年入川”,即武招后的第三年率家入川。蔡便以“招垦有功加兵部尚书”。

(四)元明时期人川的孝感人,通过多年的往返串连,陆续入川者应大有人在。蔡毓荣的武招时又来一大批。这一大批又系集中解押而来,既有声势,又系上司亲自组织安排而来,更不同于零星入川者,自然对待这批人在政策上有所松动,格外恩典,这样就给孝感人以光荣感,给外省人以羡慕感。武招来的这一大批人通过亲联亲,邻联邻,又出现全家搬的局面。这在族谱碑记里都找到证实,如“阖家入蜀”、“邻里结队而行”“将雏入蜀”、“公死于他乡,母则生还,是为入川始祖妣”等等。传说陈姓本系孝感富人,有田八百挑,因欠租的,欠钱的,当佃客的,舀纸的,织布的都入川了,陈亦举家入川,插占千三百背田土,又能舀纸、织布,还比原来富些,似此入川者也不在少数。这种移民运动直延续到乾隆初,鼎山乡刘姓祖坟刘荣沛碑记有“先世居楚称望族,乾隆初,定宁公奉厥考清裕公迁蜀,居巴州鼎山乡”。例见一斑。

(五)随着外来人口增加,逐渐产生纠纷,纠纷中逐渐产生小团体,提出什么土著、客家、红册、黑册,同省人即家乡人,家乡人敬桑梓大神,敬哪个神人哪个庙等等。在川中七年无主的情况下,不得不公举一些酋长式人物作统领。孝感人以其人口多、资格老、能量大,公举时很自然地获选。传说孝感张爷选为统领后,确实办事公道受人尊仰。江西人为炫其富有,把万寿宫修得富丽堂皇,吃九黄斋三天,僧佛经忏,笙箫鼓乐,热闹非凡。禹王庙属姓不服,但也无可奈何。张爷出面号召两湖人每人志愿出钱为鼎山场办好事,在场口设两只箩筐,一个月就收32筐麻钱,十三锭银子,有了钱在鼎山寨修传经殿,塑十八罗汉,在关帝庙办义学三年,各省人都佩服“孝感张能行“。孝感人名声大增,每遇械斗群争,为借威壮胆,本不是孝感人班称孝感人,以求庇护、谋生存,自然两湖和其他地区的来人也就以同乡傍同乡,也说成是孝感人,在当时人多为王的历史条件下,众多非孝感人依附孝感也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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