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昌泥龙乡(镇)出土汉代铜印考析

1990年2月16日,地处大巴山南麓的四川达县地区(今巴中市)平昌县泥龙乡(镇)多佛村村民在多佛山北坡150米处挖堰沟时,在距地表1.5米处的乱石隙中,掘得铜印42枚。平昌县文物管理所闻讯后,随即派员前往实地调查,在当地村民的协助下,在同一处地方又掘得了铜印3枚,共计45枚。

出土时,45枚铜印重叠散乱堆放,但保存完好,似古人有意埋藏之物。从印面看均未使用过,印文结字刚力,章款直朴,个别字虽有缺笔少划,却无空疏之感,恰恰显出凿印别具匠心。这批铜印章形制为鼻形钮方印,印面为正方形,厚1.1厘米,均阴刻篆文,边长、钮高、重量不一,按不同印文可以归纳为四种:

“别部司马”印2枚,每枚重65克,印面边长2.4厘米,钮高1.1厘米。

“军假司马”印4枚,每枚重67.5克,印面边长2.5厘米,钮高1.2厘米。

“军假侯印"印23枚,每枚重65.1克,印面边长2.5厘米,钮高1.2厘米。

“立义行事''印16枚,每枚重65克,印面边长2.5厘米,钮高1.2厘米。

“立义行事''印
“立义行事''印

这四种铜质印章,除“立义行事”印外,其余三种铜印章均属于官印,见于著录的不少。据《集古官印考证》认为,这些官印所属之官均“为大将军之属官”。但不知究竟是属于前汉时期还是后汉时期大将军的属官呢?查阅《汉书》,不见有以上三种官称,而《后汉书》却有不少的记载。《后汉书•百官志》载:“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此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侯,皆为付二。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侯。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侯以领兵。

此外,在《后汉书》帝纪和列传中,也可以见到“司马”、“别部司马''的官称。除了上述著录的记载,这三种铜印还见于1986年1月,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四开乡出土的东汉至三国蜀汉时期的“军假司马"、“军司马印"、“军假侯印"①和洛阳博物馆馆藏官印中东汉至三国时期的“别部司马"、“军假司马”印②。因此,这三种官印的时代亦当为东汉至三国蜀汉时期。但是如果做进一步的探究,东汉至三国与汉之间跨越200多年之久,大巴山古来为洪荒之地,地僻人稀,这样大批的官印又何以流落至此?笔者就这个问题,依据出土实物和有关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提出几点看法:

一、上面引用的文献资料已经谈及,这些铜官印在东汉均与征伐平叛时使用有关。当时川东北大巴山区为益州巴郡宕渠县辖治,居民主要是活动于今四川盆地东北部的渠江流域的板楯蛮夷。板楯蛮在秦统一后就享有特殊的地位,又从刘邦攻取三秦得到新的特权.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直到东汉王朝,政府还多次利用他们镇压羌人和𣘼弧诸部起义,但是豪族门阀势力形成之后,他们处境越来越糟。《后汉书•南蛮传》载:“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槌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颈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从恒帝起,“板槐数反灵帝光和二年(179年),“板楯蛮复叛,北攻汉中,南击三蜀,震荡益州”。③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巴郡黄巾贼起.板棉蛮夷因此复叛”。④对待板楯蛮数次起义,东汉王朝的惯用伎俩一是武力镇压,二是抚降招安,不论是朝廷官宦势力,或者是豪族门阀势力,这一点上的利益是共同的。公元179年,灵帝派御史中丞肖玻督益州兵镇压,连年失败,宣告破产,最后采用诱抚,才把这次起义平息。公元188年“遣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从这些史料可以推测,这批官印与这一时期的征伐战乱有关,很可能为东汉王朝派遣镇压板楯蛮起义的军队所凿刻的印信。如果这种可能存在,那么这批印章凿刻的时间大致为东汽恒帝至灵帝期间(147年至189年)之间。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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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昌泥龙乡(镇)出土汉代铜印考析
1990年2月16日,地处大巴山南麓的四川达县地区(今巴中市)平昌县泥龙乡(镇)多佛村村民在多佛山北坡150米处挖堰沟时,在距地表1.5米处的乱石隙中,掘得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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