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溪嘴轶事:白氏兄弟的悲欢

来自:“沙溪嘴轶事”公众号,白氏兄弟主要是指通江县沙溪镇白家的白太三、白杰之子白显斌、白显忠,这里就讲一下,解放前的那段历史。

沙溪嘴又是一个当场天。

沙溪乡小学的操场上又搭起了台子。自从一九五一年春天,沙溪乡新政权在这里枪毙地主阎升平以来,只要是这里搭起台子,一般都有好戏看。隔三差五当场天,都有沙溪的地主豪强在这里受审,然后押赴刑场,执行枪毙,先后已有七、八个地主掉了脑袋。

人们发现今天的台子有些不同:以前台子前的横标上写的是“斗争大会”,而今天的横标上写的是“宽严大会”。

赶场的人越来越多,这是近段时间来的一个普遍现象。“斗地主”、“打沙罐”吸引着这些山区百姓,大家都想来看个热闹,这热闹不是随时都能看到的。

“今天是怎么了?”“宽,是宽谁?严又是严谁呢?”人们互相打听,七嘴八舌亢奋地议论着,莫衷一是。台子周围几十个荷枪实弹的武装队员,一个个紧绷着面孔,表情严肃。也许他们知道,但没人愿意自讨没趣,向他们打听。

人们焦急地等待着看稀奇。终于太阳当顶时,大会开始了。土改工作队长登上台子讲话:

“今天我们的大会是个宽严大会。有些地主虽然田多地广,财大气粗,过着不劳而活的生活,但他们也做过一些好事。特别是一九三四年红军走后,营救过我们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大家说,这样的人该不该宽大处理?”

“应该!应该!”台下的自卫队员和积极分子齐声应和。

“马在理上台来!”

文胜乡邵家塬的马在理低着头,迈着小跑步,走上台去。

“这个人就是马在理!是文胜乡邵家塬的大地主,也是伪乡民代表。但是,一九三四年红军走后,他从地主还乡团的屠刀下,救过我们的苏维埃干部。我们共产党讲究的是‘有仇必报,有功必偿’,现在宣布对他宽大处理!”

“马在理,你有什么话要说?”

“感谢党,感谢政府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一定痛改前非,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好农民!”马在理热泪盈眶,声音颤抖,双肩耸动。

“下去吧!”

马在理走到台子中间,向毛主席的画像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过身来,向工作队长鞠了一躬,然后不紧不慢、表情严肃地走下台来。

“但是——”工作队长拖着长音,足足顿了十秒,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也有个别人,随时都做着白日梦,妄图变天复辟,竟敢和土匪勾结,大家说这样的人应不应当严惩!”

“应该严惩!应该严惩!”人们齐声附和。

“把勾结土匪,妄图变天的白显斌押上台来!”

几个武装队员早有准备,把五花大绑的白显斌象捉鸡一样,提到台前,按住跪下。

“冤枉啊!冤枉!”,白显斌扭曲着脸,大声高呼。

“白显斌,你看看这是什么?这难道冤枉你了!”工作队长抖动着几张信纸,伸到白显斌的眼前。

白显斌看到这几张纸,犹如电击,酱红的脸庞霎时变得惨白,象一堆烂泥瘫倒在地。

沙溪嘴街道可谓“五囊杂姓”。除本地大姓李、何、阎、王外,还有谢、易、林、高、白、曾等。后面这些姓氏大都来自下河里——沙溪人把沙溪河下游的人,称作“下河里”,实际上是来自通江县外的人家。

在这些“下河里”的人家中,要数白家在沙溪财大气粗。沙溪的中街白家有七、八个门面。这些门面后面,是四水归堂的天井。白家做着各种生意:卖盐贩油,酒店餐饮,各种小杂货。后面是旅馆客栈,生意红火。同时,在白石寺、张家塬还有两个田庄,几百亩耕地,在沙溪嘴号称“白半街”。

白家人口不多,只两弟兄:白太三、白杰。且说这白杰,生得高大威猛,阔面大耳、浓眉大嘴,按沙溪的土话说“很是降人”。少时从军,一路升迁,上世纪三十年代,官至蓬安县城防司令。一九三三年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通江许多地方官吏、财主缙绅都逃到蓬安,投奔白杰,寻求庇护。白杰也乐于接待,给予方便,妥善安置,结下了很多关系,成为通江县手眼通天的响当当人物。后来致仕回家,利用这些关系,给白家挣下了偌大家业。

白杰、白太三兄弟二人没有分家,共同管理沙溪街上的产业。白杰、白太三各有一子,名白显斌、白显忠。

白显斌自幼聪颖,读书发奋,巴中中学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授教于沙溪乡国民小学。

时间来到一九五一年。

沙溪的土改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真的变天了!”穷苦百姓喜笑颜开,地主老财愁眉苦脸,好多个沙溪过去的头面人物被敲了“沙罐”。白家因为是工商业者,根据党解放初期,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现在还没受到冲击,但是作为发财人,心里难免提心吊胆、忐忑不安,生怕那一天霉运就会触到自己头上。

这天,呼呼的北风刮个不停,阴沉沉的天空不时飘下几朵雪花,天早早地暗下来了。立春也有些时日了。“今年又是一个倒春寒!”白显斌自言自语,坐在屋内,心情也象这鬼天气一样,有点喘不过气来,百无聊赖,仰头数着房上的桷子。

正在这时,屋外闪进一个人影。

“老板,住店!”

白显斌一看来人,操陕西口音,中等身材,一袭青衣,满面风尘,行色匆匆。

白显斌连忙起身,张起灯来,把客人让到屋内。土改开始,住店的旅客越来越少。做生意的一般都是有几个钱的人,现在有钱人个个前途未卜,谁还有心思再去赚钱,还嫌死得不快吗?

空空的客栈就只有白显斌和来客,二人攀谈起来:

“先生贵姓,何方人士?”

“免贵姓白,草字显贵,陕西安康板栗沟人。”

白显斌一愣,猛然记起自己的祖居地就是陕西安康板栗沟的,听老人们讲,先祖从板栗沟迁到泥溪场,最后迁到沙溪。

“哦!在下白显斌,原来是家门哟,还是兄弟!幸会!幸会!敝祖上就是陕西安康板栗沟人士,辗转来到这里的,今天这真是遇缘了。”几天来闷闷不乐的白显斌,话一下子多起来。

客人一听老板原来也姓白,既是出自同一地方,又是同辈兄弟,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白显斌吩咐厨房立即备饭,炒了几个菜,烫了一壶酒,边吃边谈起来。

二人越谈越投机,越聊越有劲。从白氏先人聊到安康板栗沟,从板栗沟聊到沙溪嘴。菜热了一次又一次,酒干了一杯又一杯,不知不觉喝了三壶。客人喝得口齿不清,说话拌舌,白显斌也是酩酊大醉。

“老哥啊,兄弟我混得惨哟!”来客断断续续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从小投身行伍,在胡宗南部队干了十多年,才混了个连长。胡宗南在贺龙的一野和刘、邓的二野南北夹击下,一路溃败到雅安。自己的连队打散了,幸好大难不死,化装潜逃,一路昼伏夜行,今天才到达这里。身上的银钱已所剩无几,现在想尽快回到陕西,做一个农民,终老其生。

说着说着,打开随身的包袱,抽出一把手枪。白显斌吓了一跳,酒倒醒了几分。

“这是一把德国盒子炮,二十响的,相当于一挺机关枪,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了。老哥在这一带交游甚广,看能不能帮个忙,换几个钱,算是我的安家费。”

白显斌当然认得这枪,“好枪!好枪!只是我一个教书的,要他何用?兄台赶快收起来吧。”

客人只好收起枪,脸上露出十分失望的表情:

“这周围难道就没人想要吗?”

白显斌沉吟了一会儿,总觉心有不忍,看到自家兄弟满面风霜,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我是不要你这个东西的。这周围只有靳廷垣可以要你这个东西,你去找一下他吧!”

客人称不知道靳廷垣是谁。白显斌向他解释,靳廷垣原来是至诚区的区长,解放后,拒不投诚,组织了一伙人在芝苞、至诚、洪口一带打游击,现在政府都把他没办法。

“不行!不行!”客人连连摇头,“我又不认识他。我去不是羊入虎口吗?枪给我收了,钱不给我,那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吗?说不定还把我当解放军的奸细处决了。”

客人提出,希望白显斌先拿个钱把枪买下,再转卖给靳廷垣。白显斌觉得不妥,手头也没的现钱。

抵不住客人的苦苦哀求,这时,白显斌的书生气犯了。

原来,靳廷垣是芝苞口有名的大地主,国民政府的至诚区区长。在一九三三年川陕苏维埃时期,逃到蓬安县。穷困潦倒之际,得到蓬安县城防司令白杰的救助。靳廷垣很重义气,时时不忘白杰的救助之恩。年头岁节定要到白家拜望,送份大礼。平时赶场,过路,定要到白家盘桓。两家交情很深,是可过命的朋友。

“这样,我给你写封信,你去找他。我们两家多有来往,这点面子一定会给。”

白显斌找来纸笔,写好信。客人大喜过望,收好信,眼看时候不早,各自安歇。

第二天,白显斌起得很晚,一看客人已不知去向,想必是找靳廷垣去了。

隔了两天,沙溪当场。睡梦中的白显斌,被几个武装自卫队员从被窝中揪起来,捆了个结结实实。他实在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个所谓的白显贵,其实是解放军的侦察员。沙溪发生阎际风的“土匪打沙溪”事件后,解放军怀疑沙溪嘴街上还有人与土匪有联系。通过排查,根据白家的声势和白杰旧军官的身份,于是把目标锁定白家,派出侦察员入驻白家客栈。那知碰上白显斌这个书呆子,侦察员轻轻松松,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住了把柄。这封信就成了白显斌“通匪”的证据,走向刑场的通行证,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宽严大会”的好戏。

白显忠在土改时划的成份是工商业兼地主。解放初,新政权为了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十分宽大。白家在沙溪街上的客栈继续开着,同时还开着药铺、百货铺、油盐铺,并且取得了邮差的营生,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沙溪嘴街上有许多小商小贩,也和白家一样,安心做着生意,过着自己的小日子。那个时期虽然也有一些政治运动,但在沙溪嘴街上影响不大,没有影响到人们的固有生活轨迹。

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开始波及到沙溪嘴街上这些人的生活。一开始,共产党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号称“大鸣大放”。谁提的意见多,谁就受到表扬、鼓励;不提意见的,被认为对共产党没有诚意,对整风缺乏认识,三天两头受到批评。

本来,沙溪嘴这些人大都来自三山四码头,有着丰富的江湖经验,轻易是不会相信人的,所以一开始大家发言很谨慎。随着运动的深入,看看确实没事,一个个胆子大起来了,批评越来越大胆,意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深刻。那知这是使的“引蛇出洞”之计。突然某一天,口气变了,这些人的发言被认定为“右派分子向*猖狂进攻”。这些发言积极的人,一个个被整得鬼哭狼嚎,俯伏在地。沙溪街道有数十人受到斗争,为了不言而喻的原因,我这里就不一一点名了。

笔者那时年龄还小,随大人们去赶场,就曾几次看到过这种场面:

主持人在台上讲话,问大家“我们这里有没有右派分子?”

“有!”台下齐声高呼。

“是那一个?”

“XXX!”

“把他押上台来!”

一伙积极分子早有准备,把毫不知情的 XXX象提鸡一样,脚不沾地地揪上台去。

积极分子一个个义愤填膺地上台发言。

“这家伙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说三百八至四百二就是不够吃。现在你说说,三百八至四百二到底够不够吃?”接着“啪”的一个耳光。

“这家伙经常说X乡长文化水平低,光念骚白字,把‘趾高气扬’念成‘扯’高气扬,真是笑死人!这就是恶毒攻击党的领导。”

揭发批斗的大都是类似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攻击党的领导问题。

罚站、打耳光算是最轻了,还有跪柴块了、跪瓷瓦子、打森木棒的。我就亲眼见过把一个姓何的在台子上打得乱弹。

这场斗争,为以后各项政策的推行扫清了障碍,人们一个个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再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白显忠对自己的处境是十分清楚的,特别是土改的斗争和其弟白显斌的死,算是吓破了胆。“大鸣大放”时期,“自己的小名自己知道”,所以谨言慎行,不敢发言。在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时,没有什么“辫子”被攥住,也就只是陪斗了几次,没有受到伤及皮肉的斗争。但是其他人被斗的情景,自己看在眼里,确实感到惊骇不已。甚至暗暗幸自己有个“地主分子”的帽子戴着,没有资格参加整风,向党提什么“意见”,不然的话,这次运动中不知会说什么话,放什么毒,今天那些人的下场说不定就是自己的下场。白显忠在心里再次警告自己,一定要、一定要夹起尾巴做人。

一九五七年,沙溪乡要办医院,看中了白家的住房、店铺。乡政府通知白显忠搬出去,指定的地方是张家塬一户民房。白显忠一家乖乖地搬到了张家塬。住了不久,民房的主人提出自己儿子要结婚,没房子住,要收回房子。白显忠只好找乡上领导,乡上领导在向家梁调剂了一处民房,白显忠一家又搬到了向家梁。向家梁的房子摇摇欲坠,十分陈旧,一场大风终于将其吹倒了,幸好全家人平安无事。白显忠只好又去找公社(这时的沙溪乡变成了沙溪公社)领导。这时正是全民大战钢铁,保“钢铁元帅升帐”的关键时刻,沙溪公社的土铁厂(实际上是将社员的锅、罐、勺、盆等铁器收来炼铁)正好没有燃料,公社领导急得搓脚搓手,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派来一伙人将所有房料抬到铁厂,作了炼铁炉的燃料。公社将白显忠一家,先后安置到罐子里、周家山(小地名)的民房居住。这些房子的主人,又以各种理由将其赶走,最后被安排在五保户李家瑞的屋内。李家瑞死后,白显忠终于结束了飘荡的生活,有了自己的落脚之地。

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作为地主分子的白显忠,只有默默忍受,积极配合,不敢有丝毫脾气。这些地方,相隔虽然只不过四、五里,但都是山路,十分难走。家、农具及生活用品要一件一件肩挑背扛。幸好那时也没有什么大型的家用具,几床棉絮,几件衣服外,就是几个盆盆碗碗,锄头镰刀,四、五年内五、六次搬迁,丢的丢,扔的扔,已所剩无几了。那个时候农民生活简单,都在公共食堂吃饭,一双筷子一只碗,晚上有个遮头的地方足矣。

一九六二年,再次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全国掀起阶级斗争的浪潮,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每次政治运动地、富、反坏右是天然的斗争对象。在周家山生产队,只有白显忠一个“阶级敌人”,自然成老运动员。对白显忠的斗争,成为生产队长的政治任务,更是对生产队长的一种政治考验,不斗交不了差。

好在生产队的斗争还是比较文明的。大家一同生产,一起生活,鼻子挨着眼睛,抬头不见低头见,迫于上级指示,只好做个样子。所以斗争也只是走个过场。无非是“站个端端”,在群众面前老实交待“问题”。白显忠平时谨慎小心,走路都怕树叶落下来砸到头上,“破坏活动”实在不好找。群众揭发的也就是“出工不出力”,梭奸扒滑;某次“耕田时,狠命打牛,其实是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某个田里的葫豆苗被割了“肯定是你这个阶级敌人干的”;某次砍柴把桐子树砍了,是“蓄意破坏集体经济林木”……。对这些问题,白显忠都是“老实承认”,狠批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愿意加强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几句话一说也就“过关”了。

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的斗争会就不好过了。在沙溪这样偏僻落后的农村,封建宗族观念十分浓厚。白显忠所在的廖坪村,其他姓阎的、姓李的、姓何的地主分子也有,但这些姓都是大族,有人暗中保护。白显忠这个地主分子是个孤姓,只有他一家。所以每次只要是开斗争大会,白显忠都跑不脱,是斗争的首选对象。有了对白显忠的斗争,干部可以交差了,其他地主分子就滑过去了,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公社每次开斗争大会,斗争的五类分子名单由各大队报,廖坪村当然少不了白显忠。这样,大队、公社的大会、小会,每月一次的“五类分子训话会”都少不了斗白显忠。久而久之,白显忠在沙溪公社名声鹊起,逢会必斗,成了沙溪最大的“抗拒改造的阶级敌人”。

公社、大队的斗争就不是生产队那样不痛不痒了。这里讲究的是“剌刀见红”。想立功、“挣表现”的积极分子不乏其人。这些人和白显忠相隔很远,没有什么交往,不存在以后不好见面的问题,所以整起来手段极为残忍。最常用的是上“背架儿”——双手反剪,绳索搭在肩上,捆住两臂,再用力往上拉,造成血脉不通,疼痛难熬,一般人难以承受。白显忠经常承受这种刑罚,被捆得象个粽子,脸色苍白,气喘吁吁。斗争会后,第二天还得强打精神,下地干活。以至于沙溪许多人认为白显忠学过气功,有的甚至说他学过“缩骨功”,不怕打,不怕捆,丁把丁点把点刑罚,奈何不了他。有一次,由于捆得太紧,时间又长,造成白显忠双臂红肿,象死血浸了,一个多月无法下地干活。周家山生产队队长是个敢说敢当的“炮筒子”,找到公社、大队领导:“你们要整白显忠,干脆把他整死算了。现在整残了,给我们生产队摆个负担,他一家人要吃饭,难道要我们革命群众把他一个阶级敌人供养起来,这算怎么回事!”从这以后,才稍微有所收敛。斗争起来无非是坐“土飞机”、掴耳光、罚跪,这就轻松多了。

白显忠自知厄运难逃。每次只要是大队、公社开会,他都披一件棕衫,表示自己随时不忘劳动,是在诚心“改造”。其实这件棕衫大有用处,冷天可以防寒,劳动时可以护衣,不挨斗时,坐在地下时可以当垫子用,很是柔软。当然,其他的地主分子很快就洞察了白显忠的用心,一个个都效仿起来。只要开大会,都披一件棕衫,会场边角里坐着的这些人,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一九六八年夏天,白显忠的夫人马氏生下一男两女的三胞胎,一时成为沙溪的新闻。对于从来人丁凋零的白家,应该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白显忠却是高兴不起来。

首先面临的是吃的问题。那时候大集体生产,人们缺乏积极性,生产搞得很差,群众的收入也就差,生活十分困难。最好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才四、五角钱,差的只有一、两角。口粮分配上级有规定,是三百八至四百二,最高不超过四百二十斤原粮(原粮的算法是水稻、玉米、小麦、杂粮一斤算一斤,红苕、洋芋5斤算一斤)。相当的生产队口粮不到300斤。收入就更差了。白显忠所在的生产队算一般水平,去年人平分了200来斤水稻,现在早就没米吃了。今年小春人平分了10斤小麦,5斤葫豆,400斤洋芋,每天的生活靠洋芋当家。为了家里几个长身体的半大孩子,白显忠夫妻二人主要吃的是粗粮。瘦弱的马氏的奶水少得可怜,三个婴儿饿得哇哇直哭。三胞胎生得都很瘦弱,稍不注意就病了。三姊妹有心灵感应,一个病了,三个都病了,打针吃药都需要钱。三个孩子的四丈五尺布证早领来了,没有钱,衣服都没给他们做,幸好是夏天。一年三百六十天,夫妻二人没缺过勤,每年都还进几十块钱,算起来生产队已该自己一百多元了,就是兑不了现。其他社员兑不了现,还敢去找队长,白显忠一个地主分子可没这个胆量,也从没有指望从生产队拿到钱。靠不了生产队,其他社员还敢搞些副业,把自留地务好点,整些农、副产品,拿到自由市场去换几个钱,自己是地主分子,这些都不敢沾,稍有不慎,“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就会落到头上,等待自己的就是挨斗、挨打。

愁云满面的白显忠望着家徒四壁,实在看不出什么东西能换钱。“想不到我白显忠七尺男儿竟会窘迫至此!”

蓦地一个念头涌出,“卖血!我白显忠还有血,这是属于我的!这总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收工后,白显忠向生产队长请了假,扒了几口冷饭,没有什么行李可收拾,立即上路,迈着小跑步,赶在肖口(即长胜)的最后一班渡船收工时,过了河。前面是进城的公路,白显忠放慢了脚步,走得不那么急了。在离城还有四、五里的地方,天亮还早,白显忠找了个石岩休息、打盹。没钱住店,也不敢进城,免得在街上闲逛被人逮住。虽然走时在生产队长那里讨了一纸证明,但是,生产队那证明上没有盖公章,盖的只是生产队长的私章,真被逮住,有谁知道自己那个小小的生产队长的大名,有了自己地主分子的帽子,不知会耽误多长时间,打多少麻烦,才能说得清楚,走得脱。自己实在不愿意节外生枝。

八点过,医院上班了。白显忠来到管输血的科室,表明自己卖血的意愿。工作人员一听,十分高兴。那年月,通江这个偏僻的地方,老百姓虽然穷,但观念落后,没有几个愿意卖血的。工作人员拿出表格,当填到“成份”一栏,得知白显忠的“地主分子”身份时,犹豫了,连忙请示科长科长前来把白显忠详详细细地盘问了一通。

“不行!我们医院是为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服务的。你这个地主分子的血怎么能进入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体内,这血统不是搞混了吗?这可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不能要你的血,你赶快离开这儿!”

这些话如一瓢冷水,浇在白显忠头上。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白显忠神情恍惚,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城的,怎么沿着通铁公路来到肖口的渡船上的。坐在船上的白显忠,抬头看看蓝蓝的天空,低头看看碧绿的江水,眼前一片茫然。

“纵身一跳,在那碧绿的江水中眼睛一闭,人世间的一切烦恼都没有了!”

突然,三个脚弹手动的幼小生命和马氏那瘦骨伶仃的身躯,没有血色的脸上泛起的笑容,浮现在眼前。

“白显忠,你这个懦夫!你一个男人都担不起的重担,就想扔给一个女人,一走了事吗?你死了,省心了,解脱了,他们娘儿母子怎么办?”

白显忠狠狠抽了自己一个耳光,站起身来,大踏步走上岸去。

沙溪公社当时的领导还是很有理智的,知道白显忠生了个三胞胎,家庭困难,没有米吃,破天荒地给评了30斤供应。给地主分子评供应,这可是全社从来没有过的事。生产队也想方设法兑现了10元钱。邻里乡亲你送几个蛋,我送一把面,切一圈油,给一方肉,吃的问题暂时解决了。白显忠对家里重新作了安排:三个婴儿,实在哺养不了,找了个人家送出去一个;大儿已是半大的小伙子了,书就不读了。参加劳动,每天只能记5分,不划算,干脆找了个泥瓦匠师傅,学手艺,外出搞副业,挣几个现钱。

过了几天,白显忠家喂的一条七、八十斤重的架子猪死了。哭丧着脸的白显忠,找到生产队长汇报。队长找来兽医,大家怎么也找不出原因。

“死就死了,怄又有什么用,这猪不是得什么传染病死的,肉可以吃,烫了吃肉,也可以少些损失。”队长吩咐道。

不知什么原因,这以后白显忠家的猪,经常长到七、八十斤就凭白无故地死了。白显忠说是自己的圈不好,是修圈的师傅,因为自己招待不好,做了手脚。生产队对一个地主分子猪死了的事,当然是毫不在意。

多年以后,时过境迁,人们才明白真相: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一些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粮票、肉票、油票、布票、糖票、香烟票,连肥皂都要票。而除了布票外,其他票都是只有非农业人口才能享有的特权。农民除了付出还是付出,除了生产队交公粮统购外,每年还有这样任务那样任务。养的鸡有鸡蛋任务,政府宣传说是为了供应飞行员吃。飞行员不吃鸡蛋,开飞机就会头晕,飞机就会出事,就不能消灭敌人,每户农民一年有几斤鸡蛋任务;农民养猪实行的是“购留各半”的政策。一条猪肥了杀了,必须要卖给国家一半,这是硬性规定。

白显忠眼见孩子又多又幼小,营养跟不上。人没吃的猪更没吃,一条猪一年也喂不肥。孩子们不说吃肉,油是要吃的。思来想去,办法来了:死猪国家是不收的,弄死不就可以不卖了吗。怎么弄死?他自有办法:多喂些盐,吃两天就死了,什么人也查不出死亡原因,肉还是无毒安全的。

这就是白显忠的猪平白无故死亡的原因。

野白合尚有春天,丝茅草也有开花时,白显忠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好时光。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一九七九年一月,党中央作出摘掉地主、富农份子帽子的决定,白显忠终于回到了正常人的队伍。一九八三年,通江这个红四方面军根据地、全国第二大苏区受到中央的重视,开展了为西路红军和流落红军落实政策的工作,这次白显忠抓住了机会。

原来,一九三三年红四方面军在通江时,十二、三岁的白显忠因为调皮扯筋,受到父亲的一顿饱打。心高气傲的白显忠,一气之下跑到王坪总医院参加了红军。白家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自然不敢向红军要人,只好听之任之。

参加红军的白显忠由于年龄小,家里开过药铺,有一些中医药方面的知识,一直在廖坪中医院、王坪总医院干些扫地、熬药、跑路、服侍伤病员的零杂活。红军撤离通江时,随总医院一路撤退,到巴中、旺苍,过嘉陵江,经过北川,走走停停,一直干的本行。

红军到达甘孜后,处境越来越困难,行动飘忽不定,说走就走,说停就停。某一天,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行军,小小年纪的白显忠疲惫不堪,倒在一个草堆里睡得死死的。晌午时候,强烈的阳光剌痛了双眼,不知睡了几天的白显忠翻身爬起来,四周静悄悄的,红军走得无影无踪。白显忠四处寻找,跑呀、喊呀,喉咙都喊破,没有一点回音。这一带地广人稀,几十里路没有人烟,又是藏区,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人,互相之间语言不通,不能交流。没有办法,白显忠只好四处游荡,渴了喝几口山泉,困了睡石岩,饿了吃野果、草根,讨口要饭,也算运气好,终于一步一步进入汉区。语言通了,四处打听回沙溪的路,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

白显忠流落红军的材料报到上级有关部门后,经过调查核实和同行人员的多方证实,确认白显忠符合流落红军的条件,批准了他流落红军的资格。

“白显忠是流落红军?”

“是那个经常挨斗的地主分子吗,还是同名同姓另外的人哟?”人们议论着。

“这年头太Y了,阶级斗争不讲了,地主分子居然成了革命的功臣。”一些人感慨。

白显忠是流落红军的消息在沙溪乡引起轩然大波,人们怎么也不能把经常挨斗、猥琐至极的干瘪老头和高大威风的红军联系起来。

有几个经常批斗白显忠的积极分子更是愤愤不平,向白显忠当面发难:

“白显忠!你这个没改造好的地主分子,有好长的时间没有‘松过皮’了吧!你今天要老实交待,是怎么捏造事实,当上流落红军的!”

“嘿,嘿!我现在站在这里的,你们要打、要斗就来嘛!不敢了吧!看来你们乱斗乱打的日子到头了。我的流落经红军身份,事实清楚、有人证明,组织上也作了认真调查的,你们难道连组织都不相信吗?我当红军的时候,你们几个还没出生吧,怎么能够乱说呢!”白显忠也不怕事了。

“那你也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逃兵!”

“不能这样说哟!那个年代参加红军,是要准备牺牲的。不比现在那些口头革命派,喊个口号,讲几句豪言壮语,斗几个地主、富农那么简单。”白显忠话中带剌。

“至于我的经历,有那点不符合流落红军的条件,你们可以去问乡党委、乡政府!”白显忠有了几分底气,反驳道。

这几个人没有了办法,只好悻悻地离开。

由于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经常挨批挨斗,白显忠的腰还直不起,对突然到来的荣誉,显得很不习惯。乡上发放流落红军补助的时候,操场上其他流落红军趾高气扬、高谈阔论讲述自己的“奋斗历史”,白显忠站在一边,不苟言笑,从不接腔,从不谈论自己的“光荣历史”,只是嘿嘿应承。乡上开流落红军座谈会,也总是坐在边边角角,从不发言。实在挨不过去,要发言,也只是“感谢党,感谢政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白显忠的今天。”在招待宴会上,总是坐在离领导席最远的那一桌。

流落红军的待遇越来越高,后来更是作为在乡老红军对待。生活补助由最初的每月二、三十元,改为退休金,逐步达到了每月三千多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显忠那些挨打、挨斗的经历,知道的人越来越少,逐渐被沙溪的人们淡忘了。逢年过节,各级领导都要亲自登门慰问,见面打招呼都是“白老革命”长,“白老革命”短。沙溪的许多大型会议,都要留出显赫的位置,请白显忠等一批流落红军上座。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白显忠的腰板终于硬起来了。后来索性做了一套灰色红军服,红五星八角帽,穿戴起来,俨然一幅红军战士的打扮。

清晨,在沙溪的街上,一个精神矍铄、满头白发、面带微笑、干瘪瘦削的老头,身穿红军制服,头戴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悠闲地踱着方步,不时抬起手来,打打招呼,回应人们对“白老革命好”的问候。这个人就是过去的地主分子,现在的流落红军白显忠。

沙溪的人说,白显忠赶上了好时代。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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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溪嘴轶事:白氏兄弟的悲欢
来自:“沙溪嘴轶事”公众号,白氏兄弟主要是指通江县沙溪镇白家的白太三、白杰之子白显斌、白显忠,这里就讲一下,解放前的那段历史。 沙溪嘴又是一个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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