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溪十年

本文作者:李鹏飞,来自:“沙溪嘴轶事”公众号。完整的回忆了通江县沙溪镇1982年到1992年的十年发展历程,作者劳苦功高。为了保持可读性,每页一年。希望大家喜欢。

一九八二年

12月,我被任命为沙溪区副区长,时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

我是通江中学高六八级学生,高中仅读了一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回到我的家乡——沙溪公社二大队七生产队(现在的沙溪镇苏坪村莫家山村民组)。当时所有的大学都停办了,书也没读什么,即使没有老人家的号召,我也只能回家生产。更何况我的母亲一九六八年四月去世了,家里有年迈的祖父、母,一个六岁,一个六个月的弟弟,有何能力再供我上学?这大概是我的宿命,一生与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无缘。

在农村我老老实实生了三年产。耕田、犁地、栽秧作水、挑水、打柴,抬石、背力,一个农民该干的活,都干过,该具备的本领都具备,而且干得很好。

最为重要的是,这三年的劳动,把身体锻炼好了。风里来,雨里去,严寒酷暑无所畏惧,吃东西冷热生硬,只要能吃便甘之如饴。才从学校回家时,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个子矮小,不到一米五,学校集合都是站在前排和女同学站在一起,深感不自然。通过三年劳动,长成一米七的瘦高个,以至后来同学们见面时都说我变了。以前力气小,背个四、五十斤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后来从沙溪往至诚背肉,从我们队里往永安背油,从长胜背力,到落天坪(板凳乡境内)背柴,一百二、三十斤是家常便饭。抬石头挣得脸红,能抬二百来斤。

一九七一年十月,终于迎来命运的改变。县里补充教师自然减员,我有了这个机会,跳出了农村。

为了能适应教学工作,我们这批人集中到永,安中学短期培训两个月。分配工作时一般都是那来那去,那知这次鬼使神差,有好些人分到中学,我和朱仕良、王显光、梅建民分到县老师进修校。

说实话,对于到县进修校我是很矛盾的。。那个年代不像现在,乡里的人想进城,小城市想到大城市,二、三线城市想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的想出国。那个年代是集体生产,出工、家务两头忙,自己家里那样困难,能回本地教书,能照顾老人、对减轻家里的负担,好处是巨大的。实际上,由于我不在家,爱人吃了很多苦,背起小孩出工,一些背挑的重活,吃奶的力都使出来了。但能在县教师进修校工作,在领导身边,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能得到认可,作用会发挥得更好,成长进步要快一些。更重要的是,我没有选择,组织上决定了只有服从不能讲价钱。

当时的县进修校没有培训任务,一是人员也不多,二是人员素质也承担不了培训任务。当时的校长是张德源,教师有雷德宪、刘兴富、蒋立业,另外就是我们四个,和搞财会的曾淑芳,李代书。真要搞培训,像我们这四个根本上不了讲台。那时文教局的人很少,贾纲维局长,郭友文副局长,赵明月副局长还在襄渝铁路的4832修路。办事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办公室李安明、赵绪德,政工吴志明,写材料胡祖勇,财会没有人,后来调了詹安祥来。那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各单位都有任务,春种秋收县委都要抽调人员下乡,文教局还要随时派人下乡巡视全县学校,还有业余教育抓点。这些工作都要人做,文教局人少,任务就落到进修校头上了。

在文教局的五年我就是在抗旱抢种,学大寨,三分之一运动,社教运动,业余教育驻点这些工作中渡过的。足迹遍及全县的大部分区乡。

那时下乡首要的一条是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走到那里劳动到那里,泥里水里都要去,刮风下雨不能歇,忍饥挨饿是家常便饭。特别是像我们这些临时抽调人员,在那里睁眼认不到一个人,干部群众知道你住不久,起不到什么作用,根本不买账,忍饥挨饿是经常的事。你只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努力干活,争得他们的认同。我最难忘的是在钟凤乡搞社教,整整一年时间。这里是大山区,条件艰苦。天不亮就上坡挖包谷地,喝凉水,吃剩饭,晚上收工后还要开会。群众居住分散,晚饭吃了后,十一点还到不齐,会议结束已一两点了。会场上无精打采,东倒西歪,鼾声大作,比比皆是。像我这种懂得变通的人,也就听之任之,不可当真了。我包的那个三村三社,群众生活艰苦,只有会计家有一客铺,铺的篾席,春、夏、秋天都不成问题,冬天到了,气候严寒,他感到过意不去,把我安排和陈校长父亲同住,他是一个孤人,七十多岁了,几个儿子都很孝顺,铺里垫了棉絮绒毡,很是暖和,年轻人不会睡觉,给他惹了许多麻烦。

常年下乡,东奔西走,十天半月,乃至一个月是常有的事。卫生条件差,不要说洗澡,连洗衣服都没办法洗,身上长个虱子、虮子就太平常了。山区冬天的阳光分外暖和,找个背风向阳的地方,捉一通虱子,也能管几天。通江有个不是笑话的笑话:某区副区长主持开会,身上突然发痒,一摸抓到一只虱子,正想掐死,突然看到四周眼睛都盯向自己,只好扔了,“我还当到是个虱子”,旁边一人看得清楚,捡起来看了看,“我还当到不是虱子”,引得满堂大笑。

我要感谢三年的农村生活。这三年什么苦都吃了,什么罪都受了,现在工作中的这些苦和累,根本算不了什么。也正是这三年的经历,我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工作机会,对于领导的安排,从没讲过价钱,对任何工作都是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干,很得领导的青睐。一九七三年大学招生,通江有一个在职干部读书的名额,当时实行的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政策,称为“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不考试,主要看家庭历史和个人表现。文教局领导很是属意于我,来通江的大、中专招生组负责人也表示赞同,自己也十分心动。但是,要带薪学习必须有三年工龄,我才两年,不能带薪,只好遗憾地放弃了。家里老、小一大屋人,他们连维持生活都困难,那有能力供我读书。

一九七六年四月,县委组织部突然调我到沙溪区委工作。组织部领导找我谈话:沙溪区人才缺乏,极需一个搞办公室的。沙溪区委书记余开渊点名要你回去,正好你又是沙溪人,所以调你回去。那个时候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需要各种各样的总结、报告,经验材料,各单位都在找这方面的人。我刚进入教师进修校就陪同文教局郭局长到永安区调查业余教育,需要写一篇业余教育的经验材料。我们一路有三、四个人,他们都推我写。我本是一个老实人,又刚参加工作,他们都比我资格老,我不能推辞,只好应承下来。通过走访、调查,材料写出来了,写得很成功,受到领导的赞赏。宣传部王维生副部长到达县地区开会,作为经验交流在会上宣读。所以文教局对于调我走很有意见,专门找到组织部反映:教育部门也需要人,我们的老师好一点的都被挖走了,这不利于通江教育的发展。

对于回沙溪工作我是十分愿意。离家近点,正好可以照顾年迈的祖父、母,教育一双儿女,结束两地分居,何乐而不为。

办公室的工作繁而杂,就我一个人。上传下达、吃喝拉撒,报告总结,人客接待……,工作头绪数不胜数,不时还要组织机关人员和区级单位下乡支农。办公室最费脑筋的是写材料,三天一小结,五天一汇报,会议一个接一个,熬夜是家常便饭。好在自己年轻,又有很扎实的农村工作经验,应付起来倒也游刃有余。为了改善伙食,我们还养猪,一年杀两头肥猪。区公所门前当时还是一块空地,我们就种油菜、玉米,一年收100多斤油菜,三百多斤斤玉米。调我到沙溪时,组织部同志给我讲,沙溪区对上面到沙溪工作的同志冷淡,不关心。连他们去都吃饭都没人招呼,住宿也没人安排。我去后,很注意这个问题。那时下乡都是自掏伙食,没人办招待,大家工资都低,特别是每月只有27斤粮食定量,请不起客。后来我到县委办公室工作,陪同县委副书记任家寿到麻石区检查工作,他是这里的老书记,吃饭都是自己拿钱。我搞的这些生产活动,有了本钱,一些重要人物来后,书记、区长可以办招待了,沙溪区的口碑在县级部门好起来了。

干得正好,一九七九年五月一纸调令到受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我是毫无思想准备,真的很不愿意去。但文件已到,再无回旋余地,只好背起行李,重回县城。

县委办公室的工作,说实话,比起区委办公室的工作要单纯得多。当时县委和县革委在同一单位,没有分开,办公室也是一个。后来县革委改成县政府,党政分开。县政府也搬到南街一号,我被分到县政府办公室。

这就是这些年来我工作的简单回顾。在这里要感谢我的妻子,她对我远离家乡,调进调出,从没阻拦,没拖过后腿。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艰辛,无声无息地尽着自己最大的力量支撑着这个家庭的运转。我要感谢祖父、母,父亲(母亲已逝),我不能膝下承欢,少有尽孝,他们不以为忤,毫无怨言,有的只是支持和鼓励。

又回沙溪,这是两进两出了,注定还会有三进三出。好在那时单身一人,也没有什么家用具,一床铺盖,一个箱子,就是全部家当。还未上任,又接县委组织部通知,要我准备到地委党校参加中、青年干部班学习,但要通过考试。我只好继续在城里复习功课。

我们参加考试的有十几人,是地委党校出的题。考试很顺利,许多都是一些常识题。我的分数在县上几个学员中是很好,我们县录取,了六人,有我,吴显华、张玲、黄晓东、苟兴江、杨怀春。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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