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秋，我在南京投笔从戎，去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团学习。其学习内容分两方面：一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有关建党建军建国等方面论述；二是从个人到班、排、连等军事教练和作战技术。不到半年，被调“北伐战时训练班”学习，为北伐战争作准备。1926年7月9日，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体组成的国民革命军近十万人，在广州较场举行誓师大会，进军北伐。这天，会场内外旗帜招展，队列严整，四周人山人海，显得声势浩大，雄伟壮观。主席台上，前排就座的有汪精卫、廖仲恺、陈独秀、蒋介石、何应钦、邓演达等人。大会开始，首先由汪精卫代表国民政府，授国民革命军“军旗”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接着由蒋介石分别给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授旗，并任命白崇禧为北伐军总参谋长。各军长受旗后，齐声宣誓：“拥护国民政府，忠于孙总理遗嘱，坚决北伐，把革命进行到底！”会后，全体官兵及各界人士共十余万人，在广州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
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时，我被分配在总司令部政治部搞政治宣传。当时我们宣传大队，在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秘书长兼宣传科长郭沫若及共产党人吴玉章等领导下，从事战地宣传工作。我们宣传大队一行千余人，随部队沿粤汉铁路向北推进。因我们无固定伙食团，全部自带伙食费，随地就餐，随地住宿。为了灵活机动做好宣传工作，有时乘车，有时也步行。沿途一带，群众热烈欢迎。如我们翻越江西省大余（臾）岭时，到处可以吃到群众送来的茶酒饭菜，且不收钱，真可谓“箪食壶浆迎王师”。
我们在行军中，除了教大家唱“铲除军阀，打倒列强：国民革命成功，人人齐欢唱”等革命歌曲外，还沿途张贴《告国民书》和书
写如下这些标语——
打倒英帝国主义！
废除外国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收回各国侵略中国的租界！
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救中国！
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
北伐战争胜利！等等。
另外，还一路散发传单，反驳当时一些人所谓“共产党将赤化国民党”，提出要讨“赤”的谬论。曾记得当时传单内容是这样驳斥的：“所谓讨‘赤’者，是帝国主义对抗世界被压迫民族，破坏世界革命联合阵线之口号，帝国主义谓之‘赤化”者，实则革命群众觉醒也！以除暴安良的国民革命军，拥护大多数被压迫之人类，即使云‘赤’，何嫌何疑？”当时通过这些标语、传单，对武装北伐军思想，英勇奋战，不计个人生死，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北伐的积极支持，起了重要作用。如进军到湖南长沙后，我负责六家印刷厂印制各种宣传手册时，不但不私囊分文，且不顾疲劳，连夜赶印分发，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就是一例。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转战江西、安徽，攻打军阀孙传芳部。我奉命随总司令部去江西高安县继续搞宣传工作。其间，我到当地伤兵疗养院慰问过伤病员；到宁冈县做过群众安抚工作。北伐军第二次攻占南昌时，我率部分宣传队员，在城内四处张贴标语，宣传组织群众恢复市场秩序，并做好了市内部分群众在混乱中抢劫省银行现钞退还工作。
1927年3月，我被调到武汉市公安局工作。此时，我又奉命与朱德、唐武元等12人回四川万县劝说军阀杨森参加革命军，未遂。
后回武汉参加了逮捕、审讯反革命分子杨行之，并判处死刑等工作。之后，国内形势急剧、变化，蒋介石与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大肆进行排共反共活动，先后在上海、武汉制造“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在此情况下，我携妻离开武汉，回到四川。
选自：李芳《回忆录》。现平昌县土兴镇福禄村人，国民革命军20军少将司令，1990年病故，终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