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行吟——《米仓山记》之七
道光年间(1821—1850),家住米仓山南麓甘溪(今南江县公山镇甘溪村)的秀才熊一飞(字云陆),多次翻越米仓山,经过台上,到达汉中府附郭南郑县城后,要么乘船沿汉江顺流而下,前往祖籍地蒲圻(今湖北赤壁市)探亲、维修祖墓;要么翻越秦岭,前往关中看望宦秦的四哥熊辉梧;要么继续东北行,前往河南开封府看望做官的二哥熊璜溪。关于熊一飞壮年的这些远行和游历,他死后,女婿、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举人傅文庄在写给他的墓志中称“均不惮跋涉往省之”。
熊一飞一次次翻越米仓山,经过台上,往来于米仓道。某年冬天,他经过台上,诗兴大发,作《冬过台上》。诗云:
为趁游踪冒雪天,一峰才过一峰连。
雾迷曲径人难辨,石结坚冰马不前。
万丈危梯惊蜀道,几株老树锁秦烟。
崎岖世路从来险,稳坐雕鞍漫策鞭。
这首七律写作者返蜀经过台上,因雪后结冰路难行走,生发“崎岖世路从来险”的联想,主旨并非写米仓山及台上冬日雪景,而是写“世路”曲折、险恶,落脚点最终在世道人心。庄子引孔子“凡人心险于山川”(《庄子·列御寇》)。看来读圣贤书的熊一飞深谙人情世故,“工夫”远在读书、写诗、作文之外。面对具有象征意义的“曲径”“万丈危梯”,自己“稳坐雕鞍漫策鞭”,泰然处之,保护自己,以免马失前蹄,跌倒摔伤。
一次,熊一飞出蜀入秦,夜宿桃园寺,次日早晨经过台上,又诗兴大发,作《晓过天上》。诗云:
鸣鞭凌峻岭,越岭下崔嵬。
马自云中出,人从天上来。
山昏疑有雨,泉泻误惊雷。
渐渐曦光满,林深不染埃。
诗的大意是:挥鞭策马至台上,翻山越岭,山山岭岭连绵不绝。马仿佛在云中行走,人也好像是从天上下来。山色昏暗疑心下雨,山崖流水飞泻误以为雷声。天色逐渐明亮,路边翠绿的草木一尘不染。
早晨气候凉爽,空气清新,正适合远行者赶路。诗题《晓过天上》之“天上”即台上。此次有别于昔年冬天经过台上。此次经过台上,熊一飞心旷神怡,心情大好,也就有了对台上的环境——空间全新的体验和感受,他把台上写得很美,文字清丽脱俗。他内心愉悦、欢喜,行走也轻松、顺利。他仍然骑马。从交通工具的选择,大致可以看出他的优越性——他并非一介寒酸的书生。远游需要宽裕的时间、充足的资斧。他不但不为时间、盘缠发愁,外出或骑马或坐轿,应该还有仆从伺候。他家底的确殷实,晚年营造“借石山房”可证。
光绪十二年(1886),家住米仓山南麓张公塘(今南江县高桥镇张公塘村)的成都尊经书院学生岳森(字林宗),入京应试,经过台上,有感而发,作《公车至台上》。诗云:
秣马出集州,振策驱栈道。
形势日以奇,径路日以小。
弥望莽崔嵬,循行纷缭绕。
叠嶂崿绫缯,邃壑纡窈窱。
转岩袂拂空,践溪舆没潦。
陟降层峦间,幽沉郁烦懊。
逦迤登台上,豁闻笼出鸟。
前瞻天又开,回顾山欲了。
群陇渐北低,诸峰尽南抱。
一岭控巴秦,二气分冥暠。
乃知人画疆,悉出天设巧。
无问古今界,皆由元穹表。
万物有自然,何用苦揉造?
诗的大意是:喂饱马便于扬鞭赶路。离开南江县城后,山势愈来愈险峻,道路越来越狭窄。映入眼帘的全是连绵不绝的危峰,道路就在山上绕来绕去。层峦叠嶂,谷深涧幽。在悬崖峭壁间行走,举手投足衣袖犹如在空中挥舞;轿夫经过山谷溪沟,水深没膝。上山下山,反反复复,内心烦闷这跋涉之苦。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登上“台上”这个地方,眼前赫然开朗,人就像出笼之鸟。往前看,天高地迥,视野开阔;回头望,群山起伏,向边缘过渡。北面山势渐低,群峰向南边延伸,并集中在那里,相互牵连,蔚为壮观。台上是个制高点,南边控制巴蜀,北边控制三秦,阴阳二气分出南北气候的差异。方知分疆划界,都是天造地设。古往今来,疆界都因山川形便自然形成。万事万物都有其自然规律,人何必刻意去掺和呢?
古人通过道路与河流想象王朝空间,譬如郦道元的《水经注》。但更多的时候是通过疆界和分野想象或构建王朝空间。作者在诗题下自注“秦蜀交界处”,以此说明“台上”在秦蜀边界处,是两省的界首。此诗正是通过疆界和分野,表达与呈现清王朝版图中“内地的边缘”的空间景观。诗的后部分,也就是“逦迤登台上,豁闻笼出鸟。前瞻天又开,回顾山欲了。群陇渐北低,诸峰尽南抱。一岭控巴秦,二气分冥暠。乃知人画疆,悉出天设巧。无问古今界,皆由元穹表。万物有自然,何用苦揉造”,是诗人对台上空间环境观察的结果,文字对空间的描述,既有实写,也有虚写,虚实并置,揭示了作者所依赖的位置——台上及在此的空间感知,通过对山川景物描写这种空间表现形式,与天地自然建立对话,台上的空间想象得以完成。
台上为川陕要隘。清代,梅子坝关防就设在台上,有兵丁值守。民国十年(1921)《续修南郑县志》卷一《舆地志·关隘》:“梅子坝关防,今名台上,即米仓山。为张鲁入巴中故道,在县西南一百五十里(由喜神坝市镇赴此四十五里——原文注),亦通川要隘。宋、元以来,久已设险,有事势所必守。”
《四川省南江县地名录》(内部资料,四川省南江县地名领导小组1983年3月编印)“台上”条:“川陕交界处,三国时在此筑有点将台。”此说不足信,姑且存疑。
观四方而高者谓之“台”(《说文》)。正是古人在此建关设险,人们将遗留的关卡建筑的土石基座称“台上”。至于“天上”,是因“台上”地势高峻,由此衍生的别名。
台上之南,清代属四川保宁府南江县崇清乡辖地,今属四川省南江县光雾山镇铁炉坝村辖地,台上位于该村北缘。
台上之北,清代属陕西汉中府南郑县南乡梅子坝(又名“喜神坝”)辖地,今属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黄官镇庙坝村辖地,台上位于该村东南缘。
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一《舆地志·山脉》:“南境之山,西由宁强及蜀之南江入境。东接城固,绵亘几二百里,川陕分界视此山脊,邑之关险系焉……东北四十里有牛头岭(又名牛脑壳梁——引者),适今入川所经地。登岭北望,全县在目。上有两峰对峙,古‘两角山’也。东为香炉山,孤峰插云霄,高与龙头山并,古‘孤云山’也。又东居龙头山下者,曰‘汉王台’,相传即张鲁遁迹处。偏西南曰‘石人山’,山顶巨石错立,远望如人;偏西北曰‘台上’,今为通川要隘,昔之米仓古道也。”注释曰:王《志》“《宋史·高稼传》‘制置使檄守米仓’《元史·李进传》‘由陈仓入兴元,度米仓关’是此。山险阨,宋元时久为关隘矣。”“王《志》”系乾隆五十九年(1794)南郑县知县王行俭纂辑的《南郑县志》,即乾隆《南郑县志》。
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一《舆地志·道路》:“……西南分两路:一由县过中渡,十五里至回龙寺(属中廉水坝——原注,下同),又五里至草堰塘(属中廉水坝),又十里至周家坪,又二十五里至青树子,又二十里至二里山,又五里至红庙塘,又八里至白杨塘(属红庙塘),又十七里至喜神坝(即梅子坝)。至此,分两支:偏西二十里至牛头岭,又十五里至岩方坪,又十里至台上(均属喜神坝),交四川南江县界,山峻路险。偏东十五里至乌山垭,又十里至白杨关,又五里至小坝,又分支:南三十里至官仓坪(即巴峪关——引者),交南江大坝界;偏东二十五里至亮垭子(以上均属喜神坝),交四川南江县界,山僻路狭,止可行人。”由今南郑区大河坎镇油坊街社区(原南郑县东南油坊街)南行,经小河坝、草堰塘、周家坪,青树子、红庙塘、喜神坝,沿廉水河谷上游西南行,翻越牛脑壳梁(牛头岭)即至台上,此乃米仓道主道之一。今G244国道(内蒙古乌海市—重庆江津区)经台上,国道中矗立着今人修建的“蜀门秦关”仿古建筑,国道从“蜀门”中穿过。
从无人机航拍视角俯瞰南江县北部的米仓山区,米仓山东段香炉山至西段挡墙岩,米仓山主脊横亘如马鞍,主脊东、西高,中部低。“台上”就位于主脊中部凹处。尽管地势相对卑下,但主脊中部凹处海拔仍有一千四百余米。这对于世代居住在米仓山南北山麓的人而言,依然是一个仰望的高度。因地位高旷,当地人把“台上”形象地喻为“天上”就不难理解了。“台上”“天上”是古人对空间感知与想象精辟而形象的概括。
作为川陕边界的节点之一,台上的存在由来已久。边界是行政区划的地理要素之一。其概念是随行政区划的产生而出现。周振鹤先生认为,战国时期,边境概念已经形成,而边界的概念越是到后来越是明确,到秦汉一统帝国时期,在开发比较深入的地区,郡界、县界已经有明确的四至与走向。政区边界的划定常常与政区地理环境相一致,因而出现了“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的划界原则。“山川形便”即以天然山川作为政区划界的边界,其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相一致。唐代开国以后,正式提出“山川形便”的原则。唐代的州界有许多延续下去,成为宋代的州(府)、元代的路和明清的府的边界,长期稳定达数百年上千年之久。(《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由此说来,作为秦、蜀界首的台上,其边界划分至迟在唐代已经形成,其划界的原则就是“山川形便”,一千多年来未有大的变化。其“山川形便”的分界原则,依照的就是米仓山主脊从西向东的横向走势——“(南郑县)南境之山,西由宁强及蜀之南江入境。东接城固,绵亘几二百里,川陕分界视此山脊,邑之关险系焉”。(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山脉》)岳森诗中所写“乃知人画疆,悉出天设巧。无问古今界,皆由元穹表”是对分疆划界的一种朴素认知。而“邑之关险系焉”,无非是米仓山主脊西有挡墙岩关卡,中部有梅子坝台上关防,往东有巴峪关(属南江),再往东有青石关。
“巴江曲成字,巴山高极天。连蜷八百里,半蜀半秦边。奇峰望突兀,复嶂走回邅,千章森古木,郁郁屯苍烟……”这是清人严如熤描写陕西定远厅(今镇巴县),四川通江县、太平县(今万源市)交界处大巴山的一首题为《巴山吟》的歌行体作品。“半蜀半秦边”“奇峰望突兀,复嶂走回邅,千章森古木,郁郁屯苍烟”句同样适合南江、南郑等县界连的米仓山,不同的只是换了地方,向大巴山之西推移了二三百里。
来源:巴中日报 作者:周书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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