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行吟——《米仓山记》之七

道光年间（1821—1850），家住米仓山南麓甘溪（今南江县公山镇甘溪村）的秀才熊一飞（字云陆），多次翻越米仓山，经过台上，到达汉中府附郭南郑县城后，要么乘船沿汉江顺流而下，前往祖籍地蒲圻（今湖北赤壁市）探亲、维修祖墓；要么翻越秦岭，前往关中看望宦秦的四哥熊辉梧；要么继续东北行，前往河南开封府看望做官的二哥熊璜溪。关于熊一飞壮年的这些远行和游历，他死后，女婿、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举人傅文庄在写给他的墓志中称“均不惮跋涉往省之”。

熊一飞一次次翻越米仓山，经过台上，往来于米仓道。某年冬天，他经过台上，诗兴大发，作《冬过台上》。诗云：

为趁游踪冒雪天，一峰才过一峰连。
雾迷曲径人难辨，石结坚冰马不前。
万丈危梯惊蜀道，几株老树锁秦烟。
崎岖世路从来险，稳坐雕鞍漫策鞭。

这首七律写作者返蜀经过台上，因雪后结冰路难行走，生发“崎岖世路从来险”的联想，主旨并非写米仓山及台上冬日雪景，而是写“世路”曲折、险恶，落脚点最终在世道人心。庄子引孔子“凡人心险于山川”（《庄子·列御寇》）。看来读圣贤书的熊一飞深谙人情世故，“工夫”远在读书、写诗、作文之外。面对具有象征意义的“曲径”“万丈危梯”，自己“稳坐雕鞍漫策鞭”，泰然处之，保护自己，以免马失前蹄，跌倒摔伤。

　　一次，熊一飞出蜀入秦，夜宿桃园寺，次日早晨经过台上，又诗兴大发，作《晓过天上》。诗云：

　　鸣鞭凌峻岭，越岭下崔嵬。
　　马自云中出，人从天上来。
　　山昏疑有雨，泉泻误惊雷。
　　渐渐曦光满，林深不染埃。

诗的大意是：挥鞭策马至台上，翻山越岭，山山岭岭连绵不绝。马仿佛在云中行走，人也好像是从天上下来。山色昏暗疑心下雨，山崖流水飞泻误以为雷声。天色逐渐明亮，路边翠绿的草木一尘不染。

早晨气候凉爽，空气清新，正适合远行者赶路。诗题《晓过天上》之“天上”即台上。此次有别于昔年冬天经过台上。此次经过台上，熊一飞心旷神怡，心情大好，也就有了对台上的环境——空间全新的体验和感受，他把台上写得很美，文字清丽脱俗。他内心愉悦、欢喜，行走也轻松、顺利。他仍然骑马。从交通工具的选择，大致可以看出他的优越性——他并非一介寒酸的书生。远游需要宽裕的时间、充足的资斧。他不但不为时间、盘缠发愁，外出或骑马或坐轿，应该还有仆从伺候。他家底的确殷实，晚年营造“借石山房”可证。

光绪十二年（1886），家住米仓山南麓张公塘（今南江县高桥镇张公塘村）的成都尊经书院学生岳森（字林宗），入京应试，经过台上，有感而发，作《公车至台上》。诗云：

　　秣马出集州，振策驱栈道。
　　形势日以奇，径路日以小。
　　弥望莽崔嵬，循行纷缭绕。
　　叠嶂崿绫缯，邃壑纡窈窱。
　　转岩袂拂空，践溪舆没潦。
　　陟降层峦间，幽沉郁烦懊。
　　逦迤登台上，豁闻笼出鸟。
　　前瞻天又开，回顾山欲了。
　　群陇渐北低，诸峰尽南抱。
　　一岭控巴秦，二气分冥暠。
　　乃知人画疆，悉出天设巧。
　　无问古今界，皆由元穹表。
　　万物有自然，何用苦揉造？

诗的大意是：喂饱马便于扬鞭赶路。离开南江县城后，山势愈来愈险峻，道路越来越狭窄。映入眼帘的全是连绵不绝的危峰，道路就在山上绕来绕去。层峦叠嶂，谷深涧幽。在悬崖峭壁间行走，举手投足衣袖犹如在空中挥舞；轿夫经过山谷溪沟，水深没膝。上山下山，反反复复，内心烦闷这跋涉之苦。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登上“台上”这个地方，眼前赫然开朗，人就像出笼之鸟。往前看，天高地迥，视野开阔；回头望，群山起伏，向边缘过渡。北面山势渐低，群峰向南边延伸，并集中在那里，相互牵连，蔚为壮观。台上是个制高点，南边控制巴蜀，北边控制三秦，阴阳二气分出南北气候的差异。方知分疆划界，都是天造地设。古往今来，疆界都因山川形便自然形成。万事万物都有其自然规律，人何必刻意去掺和呢？

古人通过道路与河流想象王朝空间，譬如郦道元的《水经注》。但更多的时候是通过疆界和分野想象或构建王朝空间。作者在诗题下自注“秦蜀交界处”，以此说明“台上”在秦蜀边界处，是两省的界首。此诗正是通过疆界和分野，表达与呈现清王朝版图中“内地的边缘”的空间景观。诗的后部分，也就是“逦迤登台上，豁闻笼出鸟。前瞻天又开，回顾山欲了。群陇渐北低，诸峰尽南抱。一岭控巴秦，二气分冥暠。乃知人画疆，悉出天设巧。无问古今界，皆由元穹表。万物有自然，何用苦揉造”，是诗人对台上空间环境观察的结果，文字对空间的描述，既有实写，也有虚写，虚实并置，揭示了作者所依赖的位置——台上及在此的空间感知，通过对山川景物描写这种空间表现形式，与天地自然建立对话，台上的空间想象得以完成。

台上为川陕要隘。清代，梅子坝关防就设在台上，有兵丁值守。民国十年（1921）《续修南郑县志》卷一《舆地志·关隘》：“梅子坝关防，今名台上，即米仓山。为张鲁入巴中故道，在县西南一百五十里（由喜神坝市镇赴此四十五里——原文注），亦通川要隘。宋、元以来，久已设险，有事势所必守。”

《四川省南江县地名录》（内部资料，四川省南江县地名领导小组1983年3月编印）“台上”条：“川陕交界处，三国时在此筑有点将台。”此说不足信，姑且存疑。

观四方而高者谓之“台”（《说文》）。正是古人在此建关设险，人们将遗留的关卡建筑的土石基座称“台上”。至于“天上”，是因“台上”地势高峻，由此衍生的别名。

台上之南，清代属四川保宁府南江县崇清乡辖地，今属四川省南江县光雾山镇铁炉坝村辖地，台上位于该村北缘。

台上之北，清代属陕西汉中府南郑县南乡梅子坝（又名“喜神坝”）辖地，今属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黄官镇庙坝村辖地，台上位于该村东南缘。

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一《舆地志·山脉》：“南境之山，西由宁强及蜀之南江入境。东接城固，绵亘几二百里，川陕分界视此山脊，邑之关险系焉……东北四十里有牛头岭（又名牛脑壳梁——引者），适今入川所经地。登岭北望，全县在目。上有两峰对峙，古‘两角山’也。东为香炉山，孤峰插云霄，高与龙头山并，古‘孤云山’也。又东居龙头山下者，曰‘汉王台’，相传即张鲁遁迹处。偏西南曰‘石人山’，山顶巨石错立，远望如人；偏西北曰‘台上’，今为通川要隘，昔之米仓古道也。”注释曰：王《志》“《宋史·高稼传》‘制置使檄守米仓’《元史·李进传》‘由陈仓入兴元，度米仓关’是此。山险阨，宋元时久为关隘矣。”“王《志》”系乾隆五十九年（1794）南郑县知县王行俭纂辑的《南郑县志》，即乾隆《南郑县志》。

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一《舆地志·道路》：“……西南分两路：一由县过中渡，十五里至回龙寺（属中廉水坝——原注，下同），又五里至草堰塘（属中廉水坝），又十里至周家坪，又二十五里至青树子，又二十里至二里山，又五里至红庙塘，又八里至白杨塘（属红庙塘），又十七里至喜神坝（即梅子坝）。至此，分两支：偏西二十里至牛头岭，又十五里至岩方坪，又十里至台上（均属喜神坝），交四川南江县界，山峻路险。偏东十五里至乌山垭，又十里至白杨关，又五里至小坝，又分支：南三十里至官仓坪（即巴峪关——引者），交南江大坝界；偏东二十五里至亮垭子（以上均属喜神坝），交四川南江县界，山僻路狭，止可行人。”由今南郑区大河坎镇油坊街社区（原南郑县东南油坊街）南行，经小河坝、草堰塘、周家坪，青树子、红庙塘、喜神坝，沿廉水河谷上游西南行，翻越牛脑壳梁（牛头岭）即至台上，此乃米仓道主道之一。今G244国道（内蒙古乌海市—重庆江津区）经台上，国道中矗立着今人修建的“蜀门秦关”仿古建筑，国道从“蜀门”中穿过。

从无人机航拍视角俯瞰南江县北部的米仓山区，米仓山东段香炉山至西段挡墙岩，米仓山主脊横亘如马鞍，主脊东、西高，中部低。“台上”就位于主脊中部凹处。尽管地势相对卑下，但主脊中部凹处海拔仍有一千四百余米。这对于世代居住在米仓山南北山麓的人而言，依然是一个仰望的高度。因地位高旷，当地人把“台上”形象地喻为“天上”就不难理解了。“台上”“天上”是古人对空间感知与想象精辟而形象的概括。

作为川陕边界的节点之一，台上的存在由来已久。边界是行政区划的地理要素之一。其概念是随行政区划的产生而出现。周振鹤先生认为，战国时期，边境概念已经形成，而边界的概念越是到后来越是明确，到秦汉一统帝国时期，在开发比较深入的地区，郡界、县界已经有明确的四至与走向。政区边界的划定常常与政区地理环境相一致，因而出现了“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的划界原则。“山川形便”即以天然山川作为政区划界的边界，其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相一致。唐代开国以后，正式提出“山川形便”的原则。唐代的州界有许多延续下去，成为宋代的州（府）、元代的路和明清的府的边界，长期稳定达数百年上千年之久。（《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由此说来，作为秦、蜀界首的台上，其边界划分至迟在唐代已经形成，其划界的原则就是“山川形便”，一千多年来未有大的变化。其“山川形便”的分界原则，依照的就是米仓山主脊从西向东的横向走势——“（南郑县）南境之山，西由宁强及蜀之南江入境。东接城固，绵亘几二百里，川陕分界视此山脊，邑之关险系焉”。（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山脉》）岳森诗中所写“乃知人画疆，悉出天设巧。无问古今界，皆由元穹表”是对分疆划界的一种朴素认知。而“邑之关险系焉”，无非是米仓山主脊西有挡墙岩关卡，中部有梅子坝台上关防，往东有巴峪关（属南江），再往东有青石关。

“巴江曲成字，巴山高极天。连蜷八百里，半蜀半秦边。奇峰望突兀，复嶂走回邅，千章森古木，郁郁屯苍烟……”这是清人严如熤描写陕西定远厅（今镇巴县），四川通江县、太平县（今万源市）交界处大巴山的一首题为《巴山吟》的歌行体作品。“半蜀半秦边”“奇峰望突兀，复嶂走回邅，千章森古木，郁郁屯苍烟”句同样适合南江、南郑等县界连的米仓山，不同的只是换了地方，向大巴山之西推移了二三百里。

来源：巴中日报 作者：周书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