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平昌金融与民间借贷

三、民国时期的高利盘剥

解放前，民国政府对农业漠不关心，农业十分落后。农作物产量极低，加之兵荒马乱，盗匪四起，土豪劣绅对农民敲骨吸髓，贫苦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忍受着残酷的地租、雇工和高利贷剥削。而土豪劣绅则囤积居奇，伺机多变以借贷方式在穷苦农民中从事高利贷活动。在民国时期虽然成立了“江阳办事处”和“设治局银行”，但由于资金窘迫等种种原因尚未开业。当然也就没有发放过农业贷款。除了 “民本股分有限公司”、笔山乡魏天清等人成立的“信贷社”、涵水乡的“保合作社”、白衣乡的“春芨钱庄”以及佛楼乡先后开设的七家钱庄寥寥给农民发放一些款项外，其余为民间借贷。而主要是土豪劣绅向农民施行的高利贷盘剥。例如：

1、民国25年(1936)天大旱，农业生产受灾严重，农民生活困难。兰草渡（今兰草乡）土豪劣绅牟松亭乘灾发财，将囤积的粮食放高利贷，还贴出告示：“为救济灾民，愿献稻谷100斗、豌豆5斗……。”他打着“救济”的幌子，共放出稻谷和豌豆10500斤。所放稻谷年计利为“跟斗翻”’（即借满一年的，借一斗还两斗）。所放豌豆年计利为“斗五”（即借满一年的，借一斗还一斗五）。借期满两年，不论是借那种粮食年计利均为“利滚翻”（即连头带利都加一番）。两年不还的，则以田地房屋抵债。

牟放出稻谷和豌豆后的第二年正逢丁丑年，天大旱，农民受灾更重。在举债户中有50%的户数当年所收粮食不够还债。还有张洪忠、张纪清等15户农民甚至颗粒无收，根本无力还债，就在借粮农户日食难度的困境下，狠心的牟松亭乘机逼债，他除了逼收稻谷15000斤、豌豆7000斤外，还捞获了不少的田地和房屋。随后两年间，年成虽然好转，但由于前两年连续遭灾。粮食歉收，以致发生粮价陡涨，牟又乘粮价陡涨之机将逼债粮食高价倾销，获得了巨款，购田地50余亩，这时牟松亭一跃成为兰草渡的豪绅大户，田地由原来的25亩突增到150余亩，房子由原来的7间突增到13间，招客（佃户）11户，雇长、短工34人。而受着牟高利盘剥的不少农民，却不断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凄惨生活。

2、民国26年(1937)，平昌县自衣乡牛角湾（今小阁村）土豪劣绅吴淑友，惯用“滚滚利”盘剥穷苦农民，每当青黄不按时，千方百计发放高利贷，实行头场借，二场还，利息高达20-30%，伍家山农民郑昌林一次向吴借了银元20元，不到一年，算去郑30背谷子的田地和全部房屋。吴为了迫使郑承认立即书契画押，交付田产，令其狗腿子（忠实佣人）将郑进行毒打，打得皮开肉绽。强令郑昌林用颤抖的右手在书契上画押后，突然收泪疯了。郑痛哭流涕，上气不接下气地喃喃着“我的田啊！我的地啊！我的天啊！我的……”，后来，他全家只好上山，搬于小阁寺内暂且栖身。在那寒风凛冽的庙宇中，日夜呼救祈祷菩萨，谁知他就在这苦苦哀哀的祈祷中，凄惨地断了最后一口气。郑在庙中死·去，他的家人只好逃往异地他乡，过着乞丐生活。

3、民国27年(1938)。平昌县泻巴河（今泻巴乡）孙谭氏为渡过丁丑年的春荒，便向彭子安借稻谷三石（约3090斤），因天旱歉收，无粮还债，使用自己的土地地作抵押，欠债五年后，彭用“驴打滚”的算法，连头带利给孙谭氏算欠稻谷96石，逼得孙倾家破产，。扶老携幼离乡背井，乞讨渡日。

（作者：苟兴江，苟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