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长地久，永不变心
万敬修在狱中（重庆“反省院”），他和我住的牢房，正好对面，中间只隔大约两公尺的过道。白天“放风”，牢房门开着，可以随便往来，晚上各回牢房，“收风”锁门。
重庆“反省院”是一九三一年成立的，地点在储奇门人和湾城墙边。关的犯人全是政治犯，原来关在巴县监狱（包括巴县大监、分监）的犯人，凡是判了刑的共产党人，一律移到反省院（也有个别未判刑的共产党嫌疑犯，也关进来）,没有一个普通刑事犯。
万敬修那间牢房里，关有十几人，其中有任廉儒（在狱中化名陈国维）。万、任二人，关系很好，是川北同乡，被捕前在外面就有关系。任廉儒和我很好，因此，万、任和我三人的关系很不错，在牢里可讲“悄悄话”。
万敬修在反省院里，警惕性很高，因环境很复杂，陆续有人出去当侦缉员（叛徒），在未暴露之前，好人、坏人，敌我界限尚未分明，有些事，以讹传讹，辗转误传，无法核实。因此，在反省院里，大家都有警惕性，恐怕把坏人当好人。
万敬修住的牢房外面，有高高的围墙，与外面隔艳。院当局办公在围墙外面，大门、二门都有武装兵看守，警戒森严。高墙下面，有一个空场，利用作篮球场，每天晚饭后，一百多个犯人，三三两两，在高墙下面散步，在空坝上转圈子，要游转两小时左右，一面走，一面讲心里话。万敬修、任廉儒和我也经常一道在高墙下面散步，很多话，不能公开讲的，就在这个时候，悄悄讲出来。
万敬修常对任廉儒和我说；“我们关在这里，不管天长地久，不管什么时候出去，不论受多少折磨、苦难，我们都坚持下去，忍受一切痛苦，永不变心。留得青山在，以后出去，再为党工作”。这些话是我们在反省院的主导思想。
我从一九三一年进反省院，到一九三五年我和任廉儒刑满出狱，（万敬修出狱时间相差不多）在这几年里，我们天天在一起生活，朝夕相处，相知很深，印象很深。
二、“颓固不化”、尽忠守节
重庆反省院比各省反省院成立时间较早。从一九三一年秋，开始关押政治犯，万敬修是从巴县大监移入反省院，我和任廉儒是从巴县分监移入反省院的。那时还是四川军阀封建割据的“防区”时代，国民党中央军尚未入川，也尚无“军统”、“中统”。重庆和川东几十县，是土皇帝刘湘军阀的地盘，军队是他个人的，各级宜吏，各县县长，是他委派的，财政税收，是他派人征收自用，没有什么法律，“生杀予夺”一切大权，都操在刘湘之手。
军阀刘湘对共产党原是残酷镇压，野蛮屠杀。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主凶就是刘湘。从杨闇公到刘愿安，吕维新、邹三元、程优生、牛大鸣、李鸣珂等四川党省委领导同志，都是刘湘当成“共匪”抓来杀害的。那是“腥风血雨满渝城”的时期。
刘湘杀共产党人，妄想消灭共产党，是为巩固他的封建统治，不准共产党“捣乱”。刘湘杀害刘愿安（四川省委书记）之后，四川某老对刘湘说了些“施仁政，得天下”，感化他们为你用，“攻心为上”一类的话。并说，刘愿安是人才，当过你的秘书,你当军长的就职通电，就是刘愿安亲笔写的。……刘湘听了有所晤。那时刘湘是川东当皇帝，有野心，想扩充地盘，统治全川，妄想感化、收买、利用关在监狱里这批政治犯为他所用。以当时敌人的话来说，即是“以共攻共”，或“以毒攻毒”。这是敌人妄想从精神上解除武装，消灭共产党的手段之一。据说，这是刘湘成立反省院的由来.当年有人叫“感化院”，是专门用来“感化”共产党的。
万敬修对“反省院”这个名称，非常反感，深恶痛恨。他常说，我们是共产党，要革反动派的命，要打倒他，要我们反省什么？我们若受他的感化，就是反党，就是叛变，我们要坚定，抵制他的感化，就是要“顽固不化”，不受他的感化。我们“为党尽忠，为革命守节”，（这是当时的语言，）无论海枯石烂，坐穿牢底，以后出去，打倒他，推翻他，建立我们的“苏维埃”政权。万敬修这些话，讲过多次，因黄昏后，大家在高墙下面散步，消磨时间，总要找些话来讲，彼此安慰、鼓励，心里话都讲出来。
三、不穿“和尚服”，不看菩萨书
刘湘是封建军阀，他没有现代科学知识。他听“军师”之言，用中国的佛教（菩萨〉和西方的基督教（上帝），来感化共产党人。因此，刘湘请来了著名的太虚法师和伦海法师，为我们“犯人”讲佛学，讲“苦恼无边誓愿断，佛法无边誓愿渡”，“回头是岸”，等佛教教义。又请来文幼章牧师（加拿大人，会讲中国话，同情革命），为我们讲基督教。同时弄来了大批佛学和基督教书籍。这是刘湘军阀感化共产党的“法宝”，可是，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对这些菩萨书，上帝书，当然不予理睬。
此外，反省院当局，又发囚衣——和尚衣服，每人一件（冬天棉衣服做成和尚服式样）夏天发兰布短裤，短袖短衫。万敬修坚决不读菩萨书和上帝书，也不穿和尚服（棉衣）。他一年四季,基本上都穿他自己那件陈旧深色长衫。他说；穿上和尚服，再给你照个相，就上了敌人的当，表示接受了敌人的感化，我们就佛化了，软化了。因此，万敬修硬是不穿和尚服。寒冬腊月，把他所有的单夹旧衣，一齐穿在身上，（他自己没有棉衣），仍不能御寒，冷得打抖，他就缩在床上，盖上薄薄的灰棉被（也是反动当局发的）。下半夜很冷，他也把和尚棉衣搭在上面。别人问他，你既不穿和尚服，为什么又把它搭在身上。他说，晚上太冷，搭在身上，敌人看不见，也不会来照相，不会给敌人利用。
万敬修是非常坚定的。可是，穿不穿和尚服问题，引起不同意见。很多政治犯，因地下工作，断了家庭关系，没有外来接济,自己没有棉衣，冬天不能过。若完全不穿反动当局发的衣服，牢中多年，就没有衣服穿。而且革命与反革命也不以穿什么衣服来判定。有人问他，地下同志为了掩护，有人穿洋服（西装），难道就是洋人吗？他笑而不语，但讲一句，你们穿，我不反对就是了。穿囚衣和尚服，虽不能判定人的思想，但也反映万敬修“顽固不化”的坚定精神。
事实上，重庆反省院百余政治犯，绝大多数人都穿和尚服，只有极少数人，经济情况较好,家里送棉衣来。有些人不但穿和尚衣，而且手里还拿一串佛珠，口里念念有词，“阿弥陀佛”，而心里却在想留得青山在，出狱后找党，再为党工作。
任廉儒手里拿佛珠，但出狱后，他就到了延安。万敬修和任廉儒有时“抬杠子”，也讲讲笑话，任廉儒说，我们穿和尚衣，手拿佛珠，麻痹敌人，以后出去，与你不穿和尚服的人同样为党工作，我们是共产党人，都不要菩萨、上帝保佑。
在反省院里，铁门深锁，武装警戒，管理极严，不能越牢门一步，而思想管理很松，除菩萨、上帝外，还有文化班，教一般课本，当时尚无学习小组之类。万散修说，敌人在牢墙外不进牢门，我们可“逍遥自在”。他在牢里，一直是“乐观派”，从不愁眉苦脸。他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要战胜任何艰难环境。
四、痛骂“侦缉员”，“老夫子”不怕鬼
万敬修非常痛恨“侦缉员”（叛徒）。当年刘湘设立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重金收买叛徒委以“侦缉员”名义，每天在马路上，三五成群，游来游去，看见共产党人就抓捕。对党的损害很严重，这是凶恶的敌人。
侦缉员每月拿80个银元（当时党内生活费只每月包干五元）。那时，白色恐怖严重，党团员中少数败类，贪生怕死，贪图享受，被捕后，不愿坐牢吃苦，叛变革命，在报上登反共启事，到特委会去当侦缉员。万敬修和我们在反省院的人，都恨侦缉员。可是，在反省院里大家来自四方八面，互不了解，好人、坏人，弄不清楚，大家不肯多谈，怕坏人出去告密，大家恨，恨在心里，彼此有戒心。万敬修不怕谁出去当侦缉员，他常骂他们不要脸，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是“卖人骨头的”，是“血盆里抓饭吃的魔鬼”。大家都称赞“老夫子”不怕鬼。大约两年左右，陆续从反省院出去，到特委会当侦缉员的有十余人，这以后,反省院环境比较好了。
有人担心他们出去后要报复，万敬修说，骂是该骂的，当初他们身份未暴露，不知谁要出去当侦缉员，他们要报复，加重我的刑期，我总是坐穿牢底，怕他干什么。以后，反省院结束后，才知道侦缉员中，也有几种情况，有死硬派，死心塌地反共的；有“良心会”分子，与党暗通消息的。另外，还有党派进特委会当“侦缉员”的，如余宏文同志。这里不多讲了。
五、喜读禁书 如饥似渴
万敬修在反省院忽然读到几本红色书刊，他非常兴奋，非常高兴，问我从那里来的？这些是禁书，你们怎么弄来的？我告诉他，这是贺竞华叫我给你送来的，你就在床上看，看完还我，不能转给别人看，要由贺竞华分配，贺叫我送给谁看，我就送给谁。
这时，我是反省院小小图书馆管理员，我手里常拿些佛学、基督教书籍，也有些别人登记要借的历史、地理、医书、英文、古典文学之类。菩萨书、上帝书，是作掩护的。我手里拿些书，走到万敬修面前，轻声告诉他，“有好书”，他问，图书馆买什么新书吗？我先给他一本，他看封面，马上还我，有点生气地说，“你又同我开玩笑，谁要看你的善萨书”，原来贺竞华和我把偷运进去的红色书刊，改头换面，封面上都写成某某佛学书名。我叫万敬修再看看内容，我叫他只看，不要讲话。他仔细翻看，吃惊地轻声说：列宁的书《国家与革命》，他高兴极了，如获至宝，爬上床就如饥似渴地默读起来。吃过晚饭，我们在高墙下散步时，又谈了些冒险偷运红色书刊的情况。万敬修说“他同外面断了联系，没本事弄书进来，托你们的福，有好书，就先给我看，我们在这里，能读到这些书，太不容易。你们要千万小心，这里环境险恶”。以后我给他送书，都送两本，上面一本是真的佛学书，下面一本是伪装的禁书，他心领神会，再不怪我给他送菩萨书了。
重庆反省院的小图书馆，是贺竞华和我利用太虚法师，文幼章牧师送来很多佛学和基督教书籍搞起来的。我们说，这么多书，大家都要看，总得有人管理才行，院当局同意成立小图书馆，并指定贺竞华和我为图书馆管理员，我们将计就计，利用这些大批佛学和基督教书籍，卷藏些红色书刊。我们又争取弄米很多史地、医学、英文等等合法书籍，以供大家学习。在牢中大家都想学点东西，以后出去谋生,再为党工作。
我们偷运进去的红色书刊，是由买菜的“公差兵”藏在菜篮下面，弄进去的，公差兵是乡下农民，不识字，工资很低，生活困难，每天买东西，我们有意让他得点好处,他知道“犯人”中有当官的，有当过团长的，我们对他说，我们出去后，为他找个好差事，工资多些，讨过老婆成家，他很高兴，我们的关系搞得很好。有人生病，他也到犯人家里去报信，为我们带东西进去。我们就利用这个关系，喑中进行非法活动。当时，“犯人”家属送衣物进去，开始要经过检查，以后时间久了，“公差兵”买菜，就没人检查了，只有一个管理人员，做官当老爷，打牌玩乐，不愿多管闲事。只是大门、二门,有武装看守，不准“犯人”逃出，他们就算平安无事。
在敌人监牢里秘密传送红色书刊（禁书），究竟是犯法危险的事，不得不特别小心，送书也是“单线联系”，由贺竞华具体掌握，分别对象，由贺竞华、吴宜之、陈良个别送去，如出事，缩小在“单线”之内。
当年报载红军渡过嘉陵江，时局紧张，重庆反省院管理趋严。我们把禁书收回，不能烧毁（有烟火，敌人看见，要出事）。晚上“收风”锁门后，我们在图书馆楼上，贺竞华搬开一堆佛学书籍，设法撬开木板，藏入禁书，（只有十多本）再将佛学书籍堆放在上面，掩护很好。我在门口望风，没有出事故。
万敬修过了好久，问我，怎么不给他送书了？我安慰他：我们的红军渡过嘉陵江了，来接我们出去，红色书刊多得很，你出去看吧。我不再给你送书了，万敬修有怅惘之感。
六、密商出狱后找党与监狱支部问题
万敬修利用我给他送书碰头的机会，一再同我谈起出狱后找党和监狱支部问题。我对他说，监狱支部问题我们几个人已反复研究过，有二种意见：（一）主张建立监狱支部？主要是陈良意见（他最年轻）。（二）不主张建立监狱支部，以贺大哥为主（如贺竟华，在党、团省委工作时，我们曾同住在铜鼓台新街一号，地下机关他扮成我的大哥），有几点理由：①反省院“训育主任”贺守朴是“内行”——他是叛徒，当过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如有支部组织，很容易被他识破，牺牲很大。②“堂子未清”，好人环人分不清，四方八面来的，绝大多数在外面都不认识。③已陆续有几个人出去到特委会当了“侦缉员”（叛徒），反省院内可能还有坏人出走当侦缉员，还未暴露出来，如有坏人参加或识破支部组织，牺牲必大。④特委会几十个“侦缉员”（叛徒）提他们“出卖人骨头”,最恨“犯人”搞监狱支部，我们必遭受严重损害。⑤外面关系断了，组织累遭破坏，叛的叛，逃的逃，死的死，组织关系接不上。⑥反省院具体环境，武装警戒森严，围墙高耸，暴动越狱，没有可能，飞不出去，如出事故,白白牺牲。不如“留得青山在”，出去再为党工作。
万敬修说，本来，他早就主张建立支部，听了你们这些意见，这里情况特殊,他放弃原来意见，同意第（二）种意见，不能白白牺牲。
贺竞华还说，啥人主张成立支部，由啥人去搞，后果由他负责。结果，陈良也放弃了他的意见，在反省院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主张成立支部。
贺竞华实际上是反省院的核心人物，我们都听他的话。在外面他是省军委秘书，能力很强，个性也强。我们几个人同住在二楼图书室隔壁牢房里，朝夕聚首,无形中是一个小组，我们虽无支部组织形式，实际上他是无形支部的负责人。在反省院内情况复杂，传送禁书等活动都是单线联系，没有出过事故。
我们在敌人狱中（重庆反省院），朝夕想念的问题，就是出狱后如何找党，那时组织遭受破坏，过去认识的党团同志不知道什么人还在，什么人有问题，若找错了人，那就糟了，我们几个人（贺竟华、任廉儒、陈良、严纪陵……等）密商出狱后找党的办法，啥人先找到党，互相联系。万敬修本来是同任廉儒联系的，他想出去后找党的心很切，要同我们共同找党。
七、贺、吴移监，万敬修绝食
一九三四年秋（具体时间记不准），反省院反动当局，把贺竞华、吴宜之二同志由反省院移到巴县大监，这是反动当局又一迫害罪行。巴县大监是旧式监狱，卫生条件很坏，苍蝇、蚊子，粪便满坑，臭气熏天，关的是刑事犯，土匪强盗，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我们这批政治犯，都是从巴县监狱移到新建的反省院来的。把贺、吴二人移回巴县监狱，敌人藉口“不服从管教”，实际是怀疑贺竞华、吴宜之在反省院搞组织活动，打击我们。
万敬修和我，目睹贺、吴二人被押出牢门后，他马上同我研究贺、吴移监问题，前天我们看见贺守朴（叛徒，担任反省院“训育主任”）硬要贺、吴二人到三楼佛堂去听太虚法师讲佛，贺、吴正在搞红烧豆腐，改善生活，不肯去听讲佛，贺守朴来叫了两次，仍不去，发生争执，贺守朴下不了台，气急冲出去，即以“不服从管教”，籍此移监，实际上是怀疑我们有组织活动，听他变叫：“你们在反省院要干什么”。可知他心怀恶意。
万敬修知道贺竞华在省军委工作，是坚强的同志，也知道吴宜之是省行委内定的“巴县苏维埃主席”，贺竞华有时也讲吴宜之，“你没有当成主席，否则要多判你十年徒刑”万敬修对贺竞华、吴宜之二人很爱护，对移监事，很愤恨，大骂叛徒贺守朴。第二天，他就拒绝进食，坐在床边上，反复讲“绝食”“抗议”。任廉儒、陈良和我三人研究，发动全体绝食，没有可能，敌人是封建军阀，加上侦缉员（叛徒），就是要把我们整死，一人绝食不会有结果。第二天，我们三人（任廉儒、陈良和我）同万敬修细语恳谈，分析情况，劝他进食，我们有个主导思想，共同愿望，“留得青山在，出去再为党工作”。这也是万敬修平日的意见。因此，他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停止绝食。
万敬修问我，贺竞华留有什么话，有什么墨迹留念，我说，贺竞华给我写了一张字条，原话是：“把我们的意志，装起甲来，对付敌人”。移监时，我帮他收拾被盖东酉时（我和他同住一间牢房），他悄悄对我讲，“竖持到底，坐穿牢底，后会有期，出去再见，在党内工作再见”。他并告诉：以后出去，在他的妹妹贺为荣处联系。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竞成永诀。
不久，噩耗传来，贺竟华、吴宜之病死巴县大监。我们同声哭泣，万敬修尤为难过，两天不进食，他关心、痛悼同志之情，胜于骨肉兄弟。贺、吴之死，据说是患痢族，无医无药，拖死在牢中，实际上是敌人害死的（一九三五年我刑满出狱后，找到贺为荣妹妹，她引我到望龙门南山上，找到贺竞华的坟墓。已被雨水冲坏，我雇工培土,加固墓基，饮泣而别。
八、生活极苦，风格感人
在反省院一百几十个政治犯中，万敬修的生活极苦，他宁肯自己吃苦，受冻挨饿，决不要别人的东西。他常说，“在监牢里，大家都困难，我不能分享别人的东西，你们分给我，你们自己就少了。宁恳自己受苦，不让别人受苦”。他还说“人要有志气，骨头要硬，饿死不吃’嗟来之食’，冻死不占他人衣，宁亏己、莫亏人”。这些话是他常讲的人生处世哲学，在牢里极苦的环境中，他也信守不渝。
万敬修是川北人，在重庆没有亲友，没有接济，同是“犯人”，他也比别人苦。地下工作以革命为职业者，不分职别，每月生活费包干五元，没有社会职业，地下机关地址绝对保密，家属亲友，不能知道，家庭关系，多数断绝。
万敬修穿一件褪色的深色旧长衫，除夏天外，一年三季，他都穿这件长衫，他被捕时穿的一身衣服，在牢中穿了几年，破旧不堪了，他“安之若素,自得其乐.”冬天下雨，不能出房门，他就爬上床，钻进被窝里。晴天，他在牢墙下甩手大步，熬过寒冬。陈良的大哥，送来些旧衣服，有一件旧棉花背心，要送给万敬修,他一定不要。
吃的完全是粗劣的牢饭牢菜，管理员贪污，伙食坏得很，大家“闹伙食”，结果，管理员被迫答应派“公差兵”每天为“犯人”买菜，自己出钱改善生活，在牢房一角弄来些小柴炉，专供犯人烧菜，家里有点接济的人，两三人合伙，隔几天烧一次，有时分一些给万敬修，他一定不要。
吴宜之利用关系，为一个中学老师改作业本，每月可得极少报酬，红烧豆腐给万敬修端来半碗，他也退回去。我和任廉儒被捕两年以后，才开始稍有接济，我们第一次烧好豆腐，拉万敬修同吃，一再劝请，他答应只此一次，并说，“我们有坚定的信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且益坚，我们定能活出去”。他叫我们以后在生活上不要管他。我们习惯上叫他：“老夫子”，你太苦了，出狱后，把身体补养好，努力为党工作。
大约一九三四年新关进一个受过重刑的政治犯，后来知是重庆市委书记廖福源（即廖寒非），万敬修警惕性很高，怀疑受过刑，乱招供，后得知廖没有招供，万就给廖打水、端饭菜，这是他爱憎分明，关心同志的表现。
住的牢房，是上下铺，每间关十几人，万敬修把下铺让给别人。牢中年龄较大的是万敬修，其次是戴治安（大家叫他戴眼镜，因为他戴深度近视眼镜），年龄最大的是张秀蜀，以后改为秀熟，我们习惯上叫他“张老师”，他是以后才由巴县监狱移到反省院的，把他一个人关在图书室隔壁一间牢房里，是隔离式的。张老师当过四川省委书记，当时在党内外，就有很高声望。被捕受审时，报上大字登载：“张秀蜀舌战王陵基”所有政治犯都尊重他。在反省院中，万敬修常赞文天祥，自比笼中鸟，有志（翅）难飞，牢墙铁窗，飞不出去。
每天晚上“收风”锁房门，看守员出去,就是“犯人”的天下，楼上楼下各个牢房里，歌声四起，我们唱的禁歌，牢墙外面听不见。万敬修最喜欢“赤潮曲”（赤潮澎湃，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远东古国四万万同胞……）和苏武牧羊歌。
万敬修不大会唱歌，但他非常喜欢歌词，“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冰天，穷愁十九年，喝饮雪、饥吞颤，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经难中难，心如铁石坚。……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万敬修一遍又一遍反复念，摇头摆脑，非常欣赏。这些歌即是万敬修的思想，也是我们在牢中几年的精神支柱。全部歌词，我至今犹背得唱得出，印象太深了。
万敬修在牢中几次生病，差点丧命，医药条件很坏，只有一个兼职中医，骨瘦如象鸦片烟鬼，不常来，“犯人”生病，呼天不应。万敬修以开水和绝食，与病魔斗他说“我们在牢中，无医无药，生命不保”，只有“开水治病，听天由命”。他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打交道，使他身体遭受严重损害，造成他出狱后，体弱多病的后果。
万敬修在牢中，“历经难中难，心如铁石坚，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他以钢铁的意志，渡过了五个苦难的春秋，终于刑满，拖着病体，走出牢门。
九、出狱后一段关系
一九三五年万敬修、任廉儒、陈良和我，都先后刑满，相继出狱。这时，正值三次左倾路线，使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过去认识的党团同志，生死不知，茫茫天地，那儿去找党。我们分头进行，各奔前程，万敬修去川南，分别时，相约党内再见。
一九三七年五月，万敬修、廖寒非二人在泸州、宜宾，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叙泸重建党后，廖非为宜宾县委书记，万敬修在泸州，担任川南工委书记。
一九三八年，万敬修经过重庆，我约任廉儒到我家里，我们三人聚会，我故意以“红烧豆腐”招待他,以示不忘牢中生活。
这次，万敬修要我带他去看贺竞华的坟，我们三人（万、任、我），从重庆米花街我家里步行过江，爬上南山，万敬修已气喘吁吁，他为了革命受写折磨，身体很不好。我们在荒草丛中，找到贺墓，大家想起牢中生活，贺、吴移监，病死狱中，悼念无巳（吴宜之的坟，我们不知在那里）。我们在贺坟前默默志哀，久久不忍离，一杯黄土埋忠骨，荒山蔓草无人闻。
我们这次和万敬修分别后，就没有再见面了。
（作者：梁佐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