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四川省南江县赶场区(现赶场镇)石方台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八岁时祖父母双亡，只留下一个破顶罐和几块银元的欠帐。母亲生下我们姐妹四人，靠吃红苕洋芋和野菜树皮过日子，哥哥三十多岁还没成家，大姐七岁就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二姐十岁卖给人家当养姐，灾荒年饿死了。我十岁时，妈妈生病没钱治疗去世了。
那时，父亲已是七十高龄，全家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夏天，女孩子身上挂着两片襟，男孩子光着身；冬季白天穿着棕衣草鞋干活，晚上围着火堆睡觉。我才十岁，就承担了全部家务活放牛、割草、拾柴、担水、煮饭，早顶残星，晚披月亮，一双光脚板扎满荆棘，晚上点起松明子挑脚上的刺，痛得钻心。这样的苦难生活我过了十四年。
一、参军
一九三三年，红四方面军来到我的家乡南江县。他们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谋利益。我常听红军的宣传员讲：“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不分男女都可以自由参军……”他们还讲了穷人为什么受苦受难？我听在耳里，喜在心里，心想这样好的队伍，我非参加不可。
九月十二日晚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十三日早借故放牛，跑了六、七十里山路，到官禄区苏维埃要求参加红军，由于繁重家务劳动和苦难生活的折磨，我十四了还没有现在七、八岁的孩子高，我怕他们把我退掉，吃完饭就赶快洗碗扫地，什么都抢着干。刚好,那天晚上苏维埃住着三十军九十一师军需处的运输队，我鼓足勇气问一个红军战士：“你们那里有没有女兵？”他说，“女兵是有，可你还小，当红军怕你吃不了这份苦。”我说，“再艰苦我也不怕，能克服，总比在家里好得多。”“从这里到我们部队还有二百六十里路，你能走吗？”我高兴地回答，“三百六十里我也能走去！”。
第二天，我就跟着红军运输队跋山涉水，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到了部队驻地——红江县。一个红军战士把我领到女兵班，班长姓陆，她和姐姐们都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剪去了我的细黄的小辨子，换上了崭新的灰军装，配着鲜红的五星八角帽，真有点神气。我高兴得彻夜未眠，我一个苦孩子，能当上红军战士，多么幸福啊,我暗下决心，永远跟着党和红军干一辈子革命。
一九三四年春天，部队开始间断行军，几乎走遍了整个川北。我没走惯长路，急行军脚上打起了一连串大泡，每到宿营地，姐妹们就给我洗脚挑泡，一双脚疼痛难忍.这时我想到了过去的苦难日子，想到我出来参军是为了革命，我的脚就好象不痛了。
二、长征
一九三五年二月，部队结束了在四川循环歼敌的战斗，开始了长征。四月，我们进入到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我身背三条小米袋，一根大米袋，还有步枪、子弹，日夜兼程。加之，气候恶劣，我得了眼病。到了渡口，什么也看不见了，领导把我和一个叫安玉英的同志送到渡口医院。当时的医院条件很差，只有用硼酸水洗、硼膏贴。十几天后，肿是消了，但我却双目失明了。我知道部队马上要行军，心里非常着急，就对连长说：“要是马上行军，就不要管我了。”可是连长说什么也不肯丢下我不管。行军时，连长派两个同志扶着我，遇到难走的地方就背着我，拖累了同志们我十分惭愧，再一次恳求连长：“你们走吧，不要管我，带着我会给你们增加麻烦的。”连长对我说：“红军行军打仗是有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同是受苦受难的阶级姐妹，决不能丢下你，就是背，我们箱要把你背到目的地去。”
就这样，连长和同志们拉着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进，不知翻了多少山岭，不知淌过了多少溪流，终于，我的眼睛又看得到一点光亮。
一九三五年六月，部队到了大雪山脚下。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语言不通，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宣传，我们没来之前，老百姓就躲起来了，我们的干粮也吃完了，只好饿着肚子露营，经过反复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老乡逐渐回来了，但粮食少得很。我们买了些不能用的牛，杀了烤干，每人分三两牛肉，还准备了少许干粮过大雪山吃。六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在雪山脚下的一片森林里宿营，首长下命令明天早上四点钟出发上山，每人准备二至三根柏树皮火把，要赶在中午时分翻过大雪山。
第二天天还没亮，部队就出发了。两人一根火把，象火龙一样从山脚下直伸到半山腰。往上望去，山顶好象连着山一样，满山都是冰天雪地，积雪有一二尺厚，挂在崖石上的冰柱，粗的有水桶大，细的有碗口大。没有路，只有先头部队踩出的一条雪路。红军战士穿着草鞋，套着脚码子一步一滑艰难地行进。我们班上有个叫冯秀英的同志，身体比较差，忽然昏倒了，同志们赶快把她的东西分着背，几个人替来换去的背着小冯往上爬。好容易到了山顶，但仍然不能休息，要是谁坐下去休息的话就会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咬着牙跌跌撞撞地走完了下山几十里的山路，下午六点钟左右才在一个灌木丛中露营。战士们放下自己的行李，就去挖野菜，用石头支起茶缸煮着吃。
爬过雪山，又走了一天一夜到达毛尔盖。部队首长指示休整一个月，准备过草地。我们从藏族土司那里买来一部份上等炒面和干牛羊肉，又把地里还尚未成熟的青裸的穗子割下来，放在锅里炒熟，再用手搓，有的同志把手搓得直冒血珠子，大家风趣地说：“这是红配绿，真新鲜呀！”
六月底，我们每人准备好一小袋炒面，一小米袋熟青裸，基本上完成了过草地的准备工作。在军里召开的动员大会上，首长讲：“明天早上三点钟准时出发，可能天亮进入草地，大概有七天七夜的路程。草地没有人烟，也没有路。先头部队踩出的一条泥泞小路，就是我们唯一的路，如果走出两边，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总之，过草地充满艰难险阻，同志的一定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坚决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第二天凌晨三点，部队分四路纵队出发了。天黑黑的，走起来真吃力。尤其是我的眼睛不好，行走困难更大，全凭同志们拉着我，高一脚低一脚摸着前进。天刚亮，我们进入了象烂水田一样的草地。中间是一个个草墩子，要跳着前进.随时都有陷下去的可能，一旦陷进烂泥，是很难再爬出来的。直到中午，才走到有点小石头和小水洞的地方，坐下来，吃了点炒面又急着赶路，到天黑，才找到一片灌木林子，准备宿营。一部份同志去挖野菜，和着青裸面煮起吃；一部份同志去整理住处。天当被，地登铺，睡到十点过，天上忽然下起大雨来，全身淋透。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几乎天天如此。
走出草地，我们休整了三天。首长讲，再走一天一夜，到喇嘛寺同二方面军会合，跟毛主席北上抗日去。战士们听说要直接跟毛主席北上抗日，非常高兴,整个部队都欢腾起来。
三、到陕北
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继续北上。九月份，经过了腊子口，渡过了一条大河，那时天气很凉，河水冰冷刺骨，战士们跳进齐胸的河水里，举着枪，踩着水过河。身体不好的同志，或骑马，或拉着马尾巴，掺扶着过河，这是一个坚强的战斗整体。大约又过了半个月，连长通知我们六个女同志到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去当宣传队员。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高兴得跳起好高哟。晚上，大家怎么也睡不着觉，想到要跟随毛主席干革命，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想到要和连里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志们分别，又有说不出的留恋。特别是我，当我眼睛痛的时候，要不是连排长和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我根本就不能过雪山草地，也享受不到今天的幸福。
第二天，总政治部来了两个同志接我们。我兴奋地问这问那，还问他们是不是常见到毛主席，他们笑咪咪的说：“我们不但经常见到毛主席，他还时时关心我们的生活和成长呢。”到了总政治部，那些叔叔娘娘们老远就来迎接我们。
不久，我们继续向陕北进发。在行军途中，我时常看到一个高个子的红军女同志，对人和蔼可亲。她有马，可是她不骑，常常同我们一块走路，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后来我向同志们打听，才知道她就是毛主席的爱人贺子珍同志。她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我心里非常敬佩。
十月间，我们进入了陕西境内。那时天气寒冷起来，已开始间断的下雪了，可还有许多红军战士光着脚走路。部队很久没有发衣服了，再加上一路泥里滚，树林里穿，衣服都破烂了。我光着脚踩在冰雪泥泞的小道上，脚冻得象红萝卜，痛得象刀子割；泪花在眼里打转，可是我想到这是跟毛主席干革命，为咱穷人打江山，再艰苦我也要坚持.。那些日子，我觉得行军艰苦点倒没啥，就是盼望着能见到毛主席。
盼望巳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那天我们在一个大寨子宿营，大家正准备睡觉,有个红军战士跑来说:“毛主席看望咱们部队来了！”真的，毛主席笑容满面的出现在我们面前，问寒问暖,他说：“你们几个小女同志，这样艰苦的行军打仗，你们能坚持吗？”我们兴奋地回答,“能坚持！有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坚决革命到底！”毛主席鼓励我们说’“好，我相信你们这些小女战士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在主席面前，我们都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想起我们这些被人看不起的放牛娃儿，受到毛主席这样的关心和爱护，真是千言万语道不尽我们对毛主席的敬爱心情。
就在这个月，我们终于到达陕北的吴起镇。天上飞飞扬扬的下起鹅毛大雪，陕北红军站在马路两旁欢迎我们，掌声、口号声震动山河。他们看到我们长途行军，衣服破了,就给了我们一些没收地主豪绅的中式花棉衣，穿上还真暖和。
在吴起镇部队修整了半个月，又向陕北瓦窑堡前进。有一天，上级通知我去给贺子珍同志当警卫员，我高兴极了。从此，我经常受到贺子珍同志的关怀和帮助。她当时是中央人民银行的行长。陕北住的是窑洞，她住里间，我住在外间。她见我不识字，就每天教给我三个字，要我做到会认、会写、会用。每天教过以后，还要检查，做练习，给我讲解。她不但教我识字，还经常从政治思想上帮助我，使我明白了许多革命道底。这些情景，直到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使我终身难忘。
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每当我回忆起参加红军长征的艰苦岁月，心里就充满了继续革命的激情。我们今天正开始新的长征，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我虽然巳经离休了，仍希望在这有生之年，多为四化建设出点力气。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类景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
（刘昌慧根据吴桂莲口述整理，一九八五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