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衣吴氏家族是清中后期四川绥定府达县（现属于巴中市平昌县白衣镇）的一个乡土家族，在19世纪百余年的时间内崛起并衰落。家族所处时代为清中期向后期过渡之际，也即近代开端。在第三世族人中，主要以传统士绅为主，收族保家;而第四世族人中，随着西学东渐，部分族人接触了西方思想，开始向新式士绅转变，其行为模式亦与传统士钟有极大差别。同时，因为思想差异，家族三代人在族务以及特定历史事件下也表现出命运差异，通过对比得以探析内地传统士绅之家在近代化过程中的转变方式和西学传播对内地家族的影响。本文分为上下两篇分别加以叙述。
关键词:白衣 吴氏家族 士绅 吴镇 吴铣 吴銮
一、白衣庵:吴氏家族
(一)家族简介
白衣庵始建于明晚期，属通川县辖，现属巴中市平昌县管辖。清乾隆六十年(1795)始奉白衣观音慈像，故场名为白衣庵[1]，嘉庆七年((1802)，达州升府，白衣庵划为四川东道绥定府达县宝芝乡管辖。吴氏家族并非本地家族，先祖吴君贤是白衣庵吴姓延陵氏始祖，原籍江西，有子二，长子焕章，次子宪章。焕章独子吴鸣珥(1718-1770)善青鸟术，懂得相地看风水，游蜀时相中白衣镇钟嘉山，故而从江西宜黄携先祖母李孺人遗骸葬于此。而白衣吴氏第三世决定内迁至蜀地，在内迁途中因水患、路程遥远，最终只有吴宪章第三子吴鸣琳迁蜀成功，从此吴氏在白衣扎根，繁衍生息。
随着生活逐步稳定，白衣吴氏渐渐发展壮大，子孙不断增多，笔者根据家谱整理成“吴氏家族七代关系图”。在迁蜀后，吴氏家族第五世吴铣中进士。因为整个家族重视文教德行，其后一大批家族子弟相继通过努力考中功名，入朝为官。吴氏家族渐渐发展成为白衣庵影响力最大的士绅，担起乡族治理的重任。如今留下的二宫一庙、吴氏宗祠、白衣场古建筑大都受益于这些守土士绅。
据统计，吴氏家族世不过三代，有翰林二人，进士三人，举人八人，拔贡七人，另有监增凛生三十余人，游学入仕者四十余人，是典型的乡土士绅之族。吴氏家族的兴起主要集中于19世纪，在这百年之中，也恰好是清中期向后期、传统天下向近代世界过渡时期，传统思想面临着西学传播的冲击。吴氏家族处于此种特殊时期，又深藏巴蜀内地，族人之中有深受西学影响的士绅，也有固守乡土的传统士绅，笔者拟将二者进行对比，观察差异，借以观察内地家族的近代转变过程。
吴氏家族中子孙众多，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只重点选择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族人，其中包括第三世传统士绅吴铣、吴銮、吴镇，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第四世中吴德澍、吴德溥、吴德济、吴德澐皆继承治理宗族之责。而吴铣第三子吴德潚因父早逝，在子女教育缺失下吴德潚接触新式思想较多，参与过众多维新活动，在观念下逐渐转向新式士绅。当然，他的子女则毫无保留地采用西式教育模式，相继参与到维新活动中。而整个家族也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分化，走向了两个方向。
吴銮、吴镇的传统治理模式不同于吴德潚、吴樵的新式方式，在近代中国尚未完全开化的国人眼中，新式士绅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不被认可，故而受到冲击更多，笔者将在以下对比新旧士绅的社会参与方式，剖析二者差别和不同的命运，展现两种方式下分支家族的未来不同走向。
以下为白衣吴氏家族七代关系图:
(二)二宫一庙
笔者历览白衣镇，发现白衣庵，也有象征文教发展的二宫一庙，即紫云宫、文昌宫与文庙一般而言，地方文教的发展，多与乡土士绅联系紧密。而吴氏第三世官绅承担着地方精英之责，吴铣、吴传诗、吴镇先后中进士，选入翰林，分别于道光九年(1829)、咸丰二年(1852)、咸丰十一年(18f1)三次修缮文昌宫。在光绪甲申年(1884)，白衣场失火，焚毁了众多房屋，包括二宫一庙。而第四世族人，时任云南布政使的吴德溥请旨重建，在同僚及乡里同族相助下，历时十二年，于光绪丙申年(1896)完成重建白衣场任务，而今日所保留的古迹、建筑皆是此次重建的成果。吴德溥于乡族教化、为官原则上继承了其父吴铣、其师倭仁之志，通过白衣场建筑文化考察，可观察近代内地传统士绅保土卫族、安土重迁以及他们普遍的教化方式。笔者以二宫一庙一祠堂为例，通过分析白衣庵乡里建筑，感受士绅在乡土的治理模式。
紫云宫前为一座大牌坊，中门上端两侧坊柱楹联用青花瓷片嵌成。联为:
古刹建白衣，看山对云台，远树高低都入画。
层楼凌黄鹤，喜湾环水镜，灵旗来拄好栖神。[3]
由吴德潚举人撰书可知吴德潚在第四世族人当中，是典型的新式士绅，一方面，他遵守传统礼制，在乡里文教上仍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其接触西方新式思想较多，积极参与维新运动。而在乡里，在这川中内地，这是少有的一幅吴德潚书写的楹联。
紫云宫大牌坊后面，是一长方形书画报厅。厅内有宋代书法家米芾书“第一山”竖匾，清代书法家郑板桥撰书“扫来竹叶烹茶叶”“劈碎松根煮菜根”，拓于字帖。整厅以传统名人字画布置，有第四世族人吴德济撰书:
四大皆空，坐片刻，无分尔我;
两头是路，吃一杯，各自东西。[4]
全联带有川中地方好客特色，同时也蕴含乡里互助的传统。厅西为白衣庵大庙，庙内为川蜀地区极具特色的布置方式—三教并行:有儒家二十四孝浮雕图案、武圣关公塑像、张飞塑像、孔明塑像;有道教太上老君、药王孙思遂、财神、王爷、玉帝、女蜗、轩辕等;有释家三尊大佛塑像，即药师琉璃佛、释迩牟尼佛、阿弥陀佛，大佛像两侧排列十八罗汉、地藏王、文殊、普贤、弥勒、燃灯等。
大庙是信仰集中的综合型庙宇，满足了不同信仰需求，客观反映了川中民间信仰驳杂且融合的特点。大庙与乡里文教融为一体，维持地方治理。庙中有许多地方士绅寄语，传达着乡邻需要，如吴德济撰书:
田舍奴，我岂忘哉，看劫火飞来，除却宝像金身，村市几人脱厄难;
阎浮界，众生听者，仗甘露洒遍，从此洗心涤滤，菩萨何处不慈悲。[5]
文昌宫中多琉璃彩塑组材画框，展现勤奋苦读故事。两侧耳扇中堂，由吴铣翰林题书“慎独”“谦逊”。坊顶檐中心，文官手执拂尘，旁站侍者各一。文昌宫内，有天开文运大礼堂，外天檐下首匾额题书“天开文运”，
两侧石柱匾联曰:
宇宙大文章，原从忠孝;
古今名将相，气作星辰。[6]
礼堂内外柱匾联还有:
读五车书，忠孝为本;
晓千古事，廉节是大。[7]
文昌宫大牌坊外石坝东，片砖墉墙，墙体内嵌“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字由第三世士绅吴銮配书。侧墙嵌《淫报文》石碑，由吴德潚撰书碑文:
第一淫报最惨景速，淫人妇女，报在妻孥。幽有鬼神，冥有法律。减尔寿数，绝尔嗣俗。几个贪淫得好结局?劝君严戒，切莫失足。及早回头，罪还可赎。上天垂念，必赐以福。[8]
诸如以上文昌宫内外对联、刻字、碑文等内容，都可见文昌宫文化主要以劝解乡人、教化族人为主。同时文昌宫还作为乡里族人读书之处，在地方治理上协同地方士绅共同发挥作用。
而孔庙位于紫云宫与文昌宫之间，前排列有“亚圣”和“五子”神位牌。清代文庙的修建，务必是人文蔚起、科甲鼎盛之地。白衣吴氏家族在道光之后，所产生的进士、举人达到十数位，蔚为可观，此中成就可以看出传统士绅在乡族治理上的成效显著。
(三)吴氏宗祠
作为地方大族，同时遵循传统礼制，吴氏家族也有宗祠。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场所，同时是家族组织的标志和代称，一般说到家族活动不能不留心于祠堂建设。白衣庵遭火焚之后，吴德澍请旨重建，在宗祠建设和族谱重修上也花费了大量心思。一般在传统家族史层面，祠堂的功用主要是祭祀先人和敬宗收族，其间也包括家规族法执行、族内纠纷诉讼、族学等事务。吴氏宗祠具体活动记载书目今已遗失，但从如今留下来的宗族建筑和
装饰痕迹也可了解它在族内教化上的作用，以及这一批传统士绅在族内建设上作出的努力。
吴氏宗祠建设颇为豪华，动用木工、雕刻技术都属上等。院内开阔，适宜举办大型祭祀活动。正门对着祠堂正厅，是由五间宽敞而高大的正房组成，正面依次供着吴氏祖先的牌位，左右两边摆放着各类石碑、石牌，上面书刻有吴世族规、族训等内容。祠堂的正厅是族人开会议事的地方，厅内木柱上有木制卧联，其中有一联“做老实事，说根心话;行无愧事，读有益书”[9]。正前面立有一道长三米、高一米的石牌，石牌上面是康熙皇帝的一道圣谕《广训序》:
……长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联。喜则相庆以结其绸缪，戚则相怜以通其缓急。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父与父言慈，子与子言孝，兄与兄言友，弟与弟言恭……[10]
族内讲解圣谕，传输理念核心为孝悌。在19世纪末期，川蜀内地完全属于传统宗族协同地方衙门的治理模式，即使在外地为官，对西方世界稍有见识的士绅，如吴德澍、吴德潚在宗族教化上，依旧采取传统模式。宗祠北侧，建有大量节孝牌坊，这些牌坊是朝廷对吴氏家族女性的一种认可，奖励她们在气节、忠孝上的行为，也为整个宗族乡人树立典范。吴氏家族获此殊荣的人颇多，包括先世李孺人(吴君贤妻)、张太夫人(吴鸣琳妻)、刘淑人(吴朴庵妻)、龚淑人(吴朴庵妻)等。其中，以李孺人节孝牌坊重修之后最为壮观。其坊为石料琉璃组合建筑，上端中心琉璃蟠龙圣旨，檐顶琉璃麒麟相望朝天。坊中心琉璃刻字《吴太母李孺人节略》，由清浩授光禄大夫、文华阁大学士、弘德殿行走楼仁谨序，盛赞其守节和忠贞:
孺人姓李氏，……年二十四，姑父相继卒，孺人抚孤守节，垂六十年。……媳张夫人亦守节至八十一岁，再世孤孀。先后一辙，……清操伟烈，著于中外，实大者根深固……[12]
从以上白衣故里二宫一庙、吴氏宗祠可见，无论是传统士绅，还是新式士绅，都积极践行治理宗族的责任，希望以建筑将教化理念传承下去。而这些宗族建筑的功用主要体现在教化、治理、收族、树立模范、仪式等方面。吴氏家族第三世、第四世、第五世在这一百年鼎盛时期，从吴铣到吴德潚，产生了大量朝廷官员，他们极大地振兴了川蜀一支吴氏家族，对白衣庵地方治理与建设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而吴氏家族的繁荣，乡土文化的建设，都有赖于这批族人的努力，此间最具代表性的有第三世族人吴铣、吴銮、吴镇等，第四世族人吴德澍、吴德溥、吴德澐等。以下重点分析传统士绅乡土治理模式。
二、吴氏家族传统士绅的乡土治理
(一)吴铣、吴銮:日常生活下乡土治理模式
吴铣(1797-1856 )，白衣吴氏家族第二世吴瑞圃长子。道光九年(1829)进士。历任多地知县，官至云南澄江府知府。在知长垣县时盗不入境，“蝗不为灾，水不贻患”。后任大兴京县知县，“锄豪强，理冤抑，不避权贵，不虐困穷”[13]。在任期间秉持为官之道，勤政为民。后因失察冒籍[14]，为人参奏，降级调用。道光二十四年(1844)官复原职，在咸丰三年(1853)，升任澄江府知府，“整躬率属，务宽大以恤民，尚节俭以厚生”[15]。咸丰六年(1856)因父亲去世，丁忧回家，在路途中卒于永宁。
吴铣是白衣吴氏第三世最年长者，首中进士，为此后白衣吴氏子弟起到了模范作用。他一生多地任职，勤勤恳恳，是传统士人的典范。膝下三子，各有成就，另有族弟吴銮.吴銮(1809-1896)，是吴瑞圃次子。吴铣供职京师后，当时其父吴瑞圃、母李氏都年事已高。吴察考虑无人在家中主持照料他们，就谢绝了兄长给他求取官职的想法，甘愿终身赡养双亲，以解除兄长的后顾之忧。这在传统忠孝思想影响下，长兄为官，族弟奉亲，是孝涕之道。吴銮侍养二老，不离左右，屡次推辞荐官。
吴銮常居白衣庵，在乡土治理上，时间很长，担当重任，考察他一生所为，可以分析传统士绅的乡土治理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训练乡勇，保全地方。“咸丰辛酉(1861)，朱、蓝贼犯境，蹂躏不堪。銮捐资修寨堡，聚乡人而居，缮戈矛，造枪炮，严为防堵。凡所筹划，悉中机宜，地方赖以保全。”[16]
其二，捐资贩灾，安顿流民。“光绪丁丑(1877)大旱，斗米二千余钱，道瑾相望。案慨然捐巨款，从外地购进粮食，平抑粮价，订约十四条，剔弊求实，至详且尽。随改为籴粜(dí tiào 买卖粮食之意)并行，历时数月，还定安集者千百家。其于远道流离之饥民，按日给与廪粟;路有饥砰，则捐制棺木而掩埋焉。”[17]
其三，团结乡邻，建仓防荒。丁丑旱灾之后，吴銮认为救荒“虽无善策，而能先为之防，灾至亦可以无患。乃劝导乡人，各量身家，出谷储存备荒，己则首输为之倡，即以籴粜之款，于云台寨内建仓房一所，名曰‘备仓’。复手订规约，刊石竖两廊下，垂久远谋至善也”[18]。
其四，援救乡里，不吝慈善。光绪甲申(1884)十月，“场市火灾，延烧几尽。銮捐资周恤，分别等差，亲友素称贷者皆折券焚之。平日遇地方慈善事，捐助更未尝吝也”[19]。
其五，治家严谨，亲定族规。“族戚颠连，谋其身，且代谋其子孙。居恒霁颜温容，未闻以恶声加诸人;而治家严肃，尝亲定家规以示子孙。”[20]
从以上保地、贩灾、建仓、救乡、治家五事，可以看出担任乡族治理责任的吴銮的日常事务，这种修身、齐家、收族的思想也完全符合传统士绅理念。在吴氏家族第三世中，吴奕与他的兄弟吴铣，一外一内，担任起弘扬家族声名、治理乡里、培养族亲之责，在平和的生活下，这种模式双管齐下，井井有条。同时，在第三世族人中，吴镇也是弘扬乡声的重要士绅，他在特定历史事件东乡冤案中主持大局，展现出在外为官而坚决保土
的士绅之责，同时，面对扑朔迷离的东乡冤案，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始终秉持乡族大义。
(二)吴镇与东乡冤案:大是大非前的乡族大义
吴镇(1816-1887)，字少珉，吴朴庵第二子。咸丰庚申(1860)恩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此后官职屡有升迁。吴镇在任御史期间，直言有声，不畏权贵，尤善辩洁，通理明达。凡遇地方有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冤狱诉讼之事，必然会理清曲直，直到水落石出。
光绪继位之初，绥定府下辖东乡县发生抗粮斗争。东乡县本地丁银本身是一千四百文，同治年间随着丁银逐渐递增达到五千五百文，随后，津贴、捐输、茶课分别摊派，丁银猛增到一万三千余文。而地方官绅在征收时，相互勾结，中饱私囊，故此引起民众不满，袁廷蛟曾因此事京控无果而被遣还。光绪继位后，东乡县县令与局绅以庆祝光绪登基为由，又强行征银，结果引发民众掀起抗粮斗争。袁廷蛟率领七八百乡民要求清算粮账，减轻粮税。在袁的首倡之下，四方民众纷纷响应，请愿队伍增加到三千余人。东乡知县孙定杨见事态扩大，飞报绥定府知府易荫之，易同意群众要求。在暗地里，却与孙定杨勾结，假意请代表清查粮账，随后控制清粮代表，又派人火烧袁廷蛟住所。清查无果，袁廷蛟又倾家荡产，这进一步激化了官绅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乡民在愤慨之下，将山防局打毁，轰走了前来调查的团丁与局绅。
知县见事态进一步扩大化，于光绪二年(1876)二月，捏造袁廷蛟“抗拒官兵，夺取军火，劫掠四乡，聚众数千”和“县城危在旦夕”[21]事实，向绥定府请兵清剿。
当这份告急文书由绥定府转到成都时，时川督一职由文格署理，此人不经详查，就“派裕字左营勇丁五百名，并添调威虎宝营记名提督李有恒率军二千人，由遂南驰赴东乡相机剿办”[22]。这年三月李有恒带兵到达，不问情由，便挥军攻打被东乡县官指名的村寨，由于无人抵抗，大部分村寨很快被占领。对遇有阻拦的村寨，就派官兵骗群众说:“只搜袁廷蛟，决不伤他人。”群众信以为真，开门让其进入。然清军为领赏钱，不问青
红皂白，以民为匪，见人即杀，逢屋便烧，先后烧杀十余天。使“壮者夺路逃出百余人，攀岩死者数十人，被兵勇乱杀者近三百人，半属老弱妇孺”[23]。这场血腥的清查，掠杀近千人，但实际上并无军火器械，更找不出袁廷蛟谋反的罪证。而事后，李有恒仍上报“清剿顽匪，大获全胜”，以此邀功，人为制造了东乡冤案。
在李有恒带兵杀害民众的同时，袁廷蛟已深藏于宣汉、绥定、巴州之间的丛山之中，绝境中的他，想起了在京担任御史的吴镇，其家离袁廷蛟藏身之地不远，于是乘夜去白衣吴御史家中，请求家人将实情转知吴御史，将东乡冤案原由具函代奏朝廷。吴镇在家之子吴德济连同吴銮子之吴德澐毅然同意去京，并将袁廷蛟扮作仆役，冲破重重阻碍到达京城。吴镇接见了袁廷蛟，弄清了实情。在对东乡冤案的申诉上用计很巧:他利用御史官衔写出一千多字的疏文，对省、府、县官员血腥镇压乡民的罪行用事实加以揭露:
居民逃避进寨，哭声震地。复藉清查嫌人，无论老少，尽行屠之。同时，四寨搜杀无遗，妇女则先辱后杀，择可留者，劫掠数百，向东而去。[24]
并提出惩治办法，要求对东乡百姓“挟嫌诈杀，残虐降革，淫凶掳掠”的罪犯，“确切查明，秉公严办”，“斩决降革，发遣有差”[25]，明确要求审定东乡冤案:
既有所闻，未敢缄默，应请旨访下督臣，确切查明，秉公严办。如果属实，除民人袁廷蛟等聚众围城，自应按律重治外，东乡县知县及局绅等，均应提省严审。绥定府知府易荫芝亦理不善，率行请剿，殊难辞咎，至统带虎威宝营之李有恒，挟嫌作杀，残虐无辜，淫凶掳掠，其罪最重，扰张示扬威，冀图冒功，殃民误国，岂能容于盛世。[26]
与此同时，吴镇为了引起更多朝廷官员的重视，他以“老乡”名义，暗中将实情通知在京的川籍官员，以家宴的方式，让袁廷蛟泣诉惨案前当地官绅贪贿之事实，为保利而乱杀乡民之惨状，使在京川官无不呼冤。由此再有内阁中书萧宗禹等四十七人，联名将东乡知县孙定杨和四川提督李有恒等人的罪行写成奏章上奏朝廷。
在吴镇等人的首倡之下，东乡案几经周折，最终得以沉冤昭雪。当然在此过程中，先是案子发还重审，四川总督文格百般掩饰，被陕西道监察御史李廷萧层层批驳，朝廷遂调湖广总督李瀚章入川，将山东巡抚丁宝祯与文格对调，出于官场互保原则，此案处理仍然相当暖昧。但在吴镇等川籍官员的坚持下，社会舆论要求彻查愈发强烈，在这场舆论与官场互保原则的相持之下，光绪四年(1878)又让两江总督李宗羲就近复查。李宗羲历尽艰辛查得真相，据实上奏之后，朝廷委派钦差查办又受贿赂，使案子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直到光绪五年，张之洞(曾任四川学政)最终上书指出:“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判请剿，诬判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敛”[27]，所以此案源头在于地方官绅的违例苛敛。至于袁廷蛟两被京控，案子三经纠参，高悬四年，查案之时数易督臣，症结多出在清晚期官场关系冗杂与官官护佑规则之下。也幸吴镇等御史据理力争，吴德澐、吴德济等广造声势，最终使社会舆论不断增强，而使冤案真相大白，祸首得诛。此案结局:孙定扬、李有恒首恶“均着斩监候，秋后处决”[28]，前护理川督文格“比照草率定案，以致枉坐，凌迟斩绞”[29]。而在纵兵焚掠时，督抚隐匿不参者均革职，复查案件的丁宝祯降四品留任，其余有关知府、总兵、局绅，或革职，或充军。[30]
从吴镇等人亲自接见袁廷蛟起，并极力要求彻查，屡次上奏，东乡冤案历经重重波折得以昭雪。吴镇在此过程中，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发挥了关键作用。
吴镇一开始即察觉东乡抗粮斗争案的核心——官绅勾结，敛财于民。故而在上奏东乡案后，随奏便有一封请裁撤各州县支应局的奏折。
他作为乡土士绅进入京官行列，对地方百姓的水深火热颇有了解，为疏民困，抚慰乡邻，这封奏折点到关键。东乡冤案中涌现出的包括吴镇、李宗羲、张之洞等一大批为民请命的士绅，都流传于川民口中，形成现代川剧《巴山秀才》。当然，也道出迁延不定的血案背后那些传统士绅们的无奈，选其中片段，录之，作为本篇结束:
惊回首，老秀才心酸满腹，渺渺茫茫青云路，洋洋洒洒圣贤书，减不清黎民百姓苦，救不了灾荒万骨枯，空留下子虚乌有上林赋，空养成攀龙附凤名利徒，穷秀才虚度年华闭窗户，落得个白雪堆满笨头颅，剿巴山血洗双眼初醒悟。)
(肖敏，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现任教于重庆市云阳县实验中学，来自《志苑集林》2019年)
参考文献：
[1]吴德准:《白衣吴氏家谱》，清钞本，家族收藏。
[2]张之洞:《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3]《新增刑案汇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
[5]蒋英豪编:《黄遵宪师友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6]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7]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8]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9]赵尔哭主编:《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
[10]蓝炳奎等修。吴德准等纂:《达县志》(民国1938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2年。
注释
[1]四川省平昌县政协:《重修白衣庵观音大士碑序》拓本:《平昌县白衣镇》，平昌县印刷厂2001年，第214页。
[2]吴德准:《白衣吴氏家谱》，清钞本，家族收藏。
[3]四川省平昌县政协:《楹联》拓本，《平昌县白衣镇》，平昌县印刷厂2001年，第52页。
[4]四川省平昌县政协:《楹联》拓本，《平昌县白衣镇》，平昌县印刷厂2001年，第53页。
[5]四川省平昌县政协:《楹联》拓本，《平昌县白衣镇》，平昌县印刷厂2001年，第54页.
[6]四川省平昌县政协:《楹联》拓本，《平昌县白衣镇》，平昌县印刷厂2001年，第56页。
[7]四川省平昌县政协:《楹联》拓本，《平昌县白衣镇》，平昌县印刷厂2001年，第57页。
[8]川省平昌县政协:《碑文》拓本，《平昌县白衣镇》，平昌县印刷厂2001年，第71页。
[9]四川省平昌县政协:《楹联》拓本，《平昌县白衣镇》，平昌县印刷厂2001年，第61页。
[10]四川省平昌县政协:《碑文》拓本，《平昌县白衣镇》，平昌县印刷厂2001年，第73页。
[11]姑月宁:《<吴太母李孺人节略>系债仁佚文考》，《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56-58页。
[12]四川省平昌县政协:《牌坊》拓本，《平昌县白衣镇》，平昌县印刷厂2001年，第84页。
13蓝炳奎等修，吴德准等纂:《达县志》(民国1938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册60卷15《人物门.吴铣》，巴蜀书社，1992年，第223页。
[14]科举考试中，以外县籍贯曾充本县籍贯者。
[15]蓝炳奎等修，吴德准等纂:《达县志》(民国1938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册60卷15《人物门，吴铣》，巴蜀书社，1992年，第223页。
[16]蓝炳奎等修，吴德准等纂:《达县志》(民国1938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册60卷15《人物门.吴銮》:巴蜀书社，1992年，第225页。
[17]蓝炳奎等修，吴德准等纂:《达县志》(民国1938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册60卷15《人物门.吴銮》:巴蜀书社，1992年，第225页。
[18]蓝炳奎等修，吴德准等纂:《达县志》(民国1938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册60卷15《人物门.吴銮》:巴蜀书社，1992年，第225页。
[19]蓝炳奎等修，吴德准等纂:《达县志》(民国1938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册60卷15《人物门.吴銮》，巴蜀书社，1992年，第225页。
[20]蓝炳奎等修，吴德准等纂:《达县志》(民国1938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册so卷15《人物门.吴銮》:巴蜀书社，1992年，第225页。
[21]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426列传213，中华书局，1977年，第11797页。
[22]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426列传213，中华书局，1977年，第1797页。
[23]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426列传213，中华书局，1977年，第1797页。
[24]蓝炳奎等修，吴德准等纂:《达县志》(民国1938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册60卷15《人物门.吴镇》，巴蜀书社，1992年，第227页。
[25]蓝炳奎等修，吴德准等纂:《达县志》(民国1938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册60卷15《人物门.吴镇》，巴蜀书社，1992年，第227页。
[26]蓝炳奎等修，吴德准等纂:《达县志》(民国1938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册60卷15《人物门，吴
镇》，巴蜀书社，1992年，第227页。
[27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1册)，卷1，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28]《新增刑案汇览》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8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46页。
[29]《新增刑案汇览》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8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47页。
[30]《新增刑案汇览》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8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48页。
31蓝炳奎等修，吴德准等纂:《达县志》(民国1938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2年，册60卷15《人物门.吴镇》，第229页。
[32]魏明伦:《魏明伦戏剧》，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91页。
倭仁，不是楼仁
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