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巴中地区的教育近代化探究——基于《巴州志》和《巴中县志》的考察

摘要

“自清末变法以来，政治日新，然惟学校改革具有规模”，本研究聚焦于清末民初巴中地区的教育近代化进程。通过对《巴州志》和《巴中县志》（民国十三年版）的深入分析，呈现这一时期的地方教育发展脉络。道光十三年前，巴州学额较少，书院、义学等教育机构已具一定规模，科举是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清末，巴州通过“捐输增广科举名额”，学额增多，但此时科举竞争激烈且最终走向终结。随着欧风输入，清廷主导的新学制推动巴中地区教育变革,书院、义学改为新式学校，女子学校出现，新式人才培养受到重视。清末民初新式人才专业反映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需求，留学生目的地从日本转向欧美。巴中地区教育近代化进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发展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特别是受政府的教育政策影响较大，与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相呼应，对地方文化传承、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为研究地方教育史提供了典型案例，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在西南偏远地区的展现。

关键字：巴中地区；地方志；清末民初；教育

第一章县志编撰的时代背景

地方志是一定地域的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具有区域性、资料性、综合性、连续性等特征，是地方的“百科全书”。自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中国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从封建帝制向共和制的转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变革和动荡的时期，同样也是巴中地区历史上教育体系的新旧交替的时期，地方志的必然带有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

1.1《巴州志》编撰历程与时代背景

《巴州志》是现存巴中地区的第一本较为完备的方志，包括地理、建制、田赋、职官、选举、士女、艺文、杂记8个部分。

隋唐时期巴中曾名清化郡，而宋代的《清化志》、元代的《清化续志》早已失传，一直到道光年间，才有专门的巴州志书。

嘉庆十五年（1810），常明“奉命制蜀”，于是“急索省志阅之”，发现“其间职官、建置、营制、边防，旧志与今多不符合”。于嘉庆十七年春(1812年）至嘉庆十九年冬（1814年），重修《四川通志》，举人谢一鸣等完成了最初的志稿，该志稿为《巴州志》的底本。

道光十一年（1831年），大府檄取州志，谢一鸣、文尚雅撰写了《巴州志略》，是为不太详细的州志。

道光十三年（1833），知事朱锡谷到任后以《巴州志略》为基础，参考《通志》《府志》和之前的巴州志稿，对资料进行进一步的整理、筛选、考证和补充，最终组织完成了《巴州志》的编撰刊印。

《巴州志》的撰写过程始于1812年，终于1833年，其间，“闭关锁国”政策仍在继续，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广州，儒学仍是主流思想，仅有少部分地区受到西学影响，湖广等地的移民输入使得四川物产、人口增加。此时的巴中地区，“名物繁盛，国家右文，人重科举，世兢帖括，父绍其子，兄勉其弟，虽至寒峻，亦趋于学。应试弥多，人才增盛。惟衣服饮食，渐尚豪奢，宫室舆马，日趋华侈，婚姻雅重门楣，丧葬多迷风水，男耕女织，家世其业，老师宿儒，终身教授”，新志称其为“文盛时代”，保持着传统封建社会的形态。本文将《巴州志》称为“旧志”。

1.2《巴中县志》（民国十三年版）编撰历程与时代背景

光绪十二年（1886），因社会变迁、政治文物、改革良多，邑侯陶搢在任期间募集捐款对县志进行补修，因转任外地而搁置。后张又栻任知事，提议续修未果。

民国元年（1912），知事王缙任内，曾聘请前知县马蔗邺等人进行编撰，但最终未能完成。

民国五年（1917），张仲孝知事到任，组织编写《续巴州志》，当时未付印,其稿是后来《巴中县志》的重要依据。

民国十二年（1923），马傅芝知事对县志进行了重修，并于次年成书，仅有写本。

民国十四年（1926），杨杰所知事聘请校勘、印刷人员筹划出版事宜。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县长劳华主持刊印为今本。

1833年《巴州志》刊印至1886年陶搢筹划重修县志间，中国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同治回乱等，巴中地区的社会、政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887年到1911年，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等，四川军阀混战局面逐渐形成。此时的巴中，“欧风输入，士则兢趋于科学，农则渐习农桑，工则各呈新奇，商则重售洋货，然间有外装其衣者，新餐其食者，洋式其居者，妇女则渐有向学，尚天足者，惟兵燹屡经，人知好善，民力日竭，各重谋生”，新志称其为“进步时代”。民国成立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县志编修再次被提上日程。次年，“巴州”改称“巴中县”。民国成立后的12年间，四川仍处于军阀混战中，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巴中地区世移事迁，多任地方长官均开展过新志的编撰工作，最终于1924年完写本。本文将《巴中县志》（民国十三年版）称为“新志”。

1.3小结

巴中地区虽在新、旧志编撰、成书时，疆域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大体保持一致。体例方面，新志将旧志与《续巴州志》的内容融汇贯通、逐条类列，考虑到维新之后，巴中地区“时移事迁，政体否变，不能不增加门类”，新增加了《学生》《宗教》《实业》《交通》《慈善》《驻防》《团练》《巡警》等目。新志主要出于记录社会变化的需要而编写，以求达到“见过渡时代蚓迤之形迹”的目的。

本研究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法和历史比较法，将《巴州志》和《巴中县志》(民国十三年版）所载教育相关内容进行对比，探究巴中地区在清末民初，如何融入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进程，有助于丰富地方史研究视野，还可为本地文化建设、历史传承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

第二章《巴州志》所见教育状况

明末清初，经张献忠入蜀和平吴战争，四川原有的文教体系被摧毁。康熙初年，四川省学政张含辉在巡历顺庆府时感叹:自明末清初兵燹之后，府学荒废、鞠为茂草，因循简陋、经久不修。《巴州志》也记载“州自明季献逆扰乱，土著无几遗风，旧俗弗可得而详已。国朝康熙雍正间，秦楚江右闽粤之民著籍插占各因其故”。嘉庆二年，白莲教匪之乱焚毁了宕梁书院等教育场地，嘉庆二十年重修。

2.1学额数量

道光二年，岁科两试文童入学各11名，岁试武童11名，廪生28名，增生28名。学额，即童子试录取的府州县生员，即“秀才”的名额。“科举必由学校”，而秀才是入仕的第一道门槛，意味着摆脱了民的身份，拥有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清代以“清真雅正”的文风定性标准和应考童生数量，判定文风高下，从而影响地方学额。1据张仲礼估算，19世纪，平均一县童生试参考人员“略高于1000”，而一县学额最多25名。2

2.2学校情况

2.2.1书院

清初，康熙帝秉持“教化为先”的原则，诏令官民合力恢复和重建各类学校，以重建四川社会秩序和民生经济。巴中地区在康熙二十七年建宕梁书院，康熙二十年建明伦书院。嘉庆二年，白莲教焚毁明伦堂、宕梁书院等，十八年后才得以重建，影响了巴中地区的文教事业。

嘉庆二十年（1815年）重修宕梁书院，重修后有厢房2间，讲堂3件，书堂5间，书房14间，厨房4间，并在其左建奎星阁1座。并就给读学生发放津贴作为奖励，鼓励其勤奋学习。书院有学田25处，并有基房出租，每年可收租银197两9钱，将利息作为山长的薪资和学生的津贴以及其他支出，往往所剩无多。

2.2.2义学

科举制度的运行需要一系列费用，不仅包括政府支出，还包括学生支出。对学生来说，包括教师束修和考试的交通、食宿、担保、报名费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川南部县童生每月应缴给塾师的束修，大约能解决自己一年的口粮3，从中可以窥探巴州童生上私塾花费的大体情况。对寒门子弟来说，义学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负担。嘉庆二年，宕梁书院重修后，寒门子弟无钱给付束修者，则在宕梁书院旁的正谊书斋义学学习，并由学田每年支付束修26两。

道光年间，巴中义学发展迅速。道光七年，建营学以教授营兵子弟，每年延师束修银三十两，州、营各付一半。道光五年，时任四川总督戴三锡要求各州县设置幼学，使贫民可以受教育。至《巴州志》成书，巴州建有义学16所,其中官设义学8所，民间自行筹建义学8所。官设义学的费用来自政府、学田，不足则市场取息；民间义学力量的捐助，设立形式以官劝民捐为主，乡间义学的捐赠者，有监生、贡生、文生、职员这类已经在科举体系内的人士，也有无官职人员，体现出义学经费来源的多样化。

表1巴州义学情况表

清政府在对西南边疆的治理过程中，重视推行文教政策，而义学是最直接深入乡里腹地的学校形式之一。徐艺（2023）认为四川义学设立地点以乡场为主，体现了清政府教化乡野鄙民的政策倾向。4巴州义学仅有2所在城区，14所在乡镇，与其的统计相符，表明清王朝的教化已深入巴州乡间。

《巴州志》的《场镇》篇目纪录了当时各乡的场镇及其市场数量。通过对巴州义学与其所在乡的市场数量进行统计，可以看到义学数量与市场数量大致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趋势。如鼎山乡市场数量达18个，义学数量有4个；下在城乡市场数量11个，义学数量3个。一般情况下，市场数量较多的乡,其人口更为稠密，经济活动更为活跃，可能拥有更多生源和相对更充裕的资源来支持义学的兴办，义学数量也相对更多。新恩乡市场数量3个、新德乡1个、从化乡2个、长乐乡4个市场数量较少，均没有建立义学。由此可以推测,义学的建立由清政府官方主导，有满足教化乡民的作用，也出于人口聚居区在经济发展后启蒙儿童的实际需要。在街乡虽有8个市场，但义学数量为0,可能与其地理位置距城区较近有关。

表2巴州场镇义学与市场数量表

2.3人才选拔方怯

除教化、启蒙外，教育还包括选拔人才的需要，因此对《巴州志》的《选举》篇目进行考察。《选举》篇目下包含举人19人、思贡26人、拔贡14人、副贡6人、岁贡81人、武举15人、仕进18人、军功31人、封赠6人、荫袭8人，将其中记录时间的部分列为下表：

表3巴州各年代选举情况表

乾隆时期，社会稳定，科举兴盛，乾隆曾批评“父所以昭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弟子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5，《巴州志》记载康熙之时，“子弟亦多令读书”，修建明伦堂、宕梁书院等教育机构，新志称其为“文盛时代”。而至嘉庆二年，白莲教匪之乱，焚毁巴州大量文化、教育建筑，至嘉庆二十年才得以重建，巴州文教事业受到重创，举人、拔贡人数大不如乾隆时期，仅巴州就有30人因参与平定白莲教起义而得到官职，足见当时教匪之乱对当时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的扰乱程度。

第三章《巴中县志》（民国十三年版）所见教育状况

新旧志在内容上有延续性，且旧志为新志的重要依据，因此本章仅对《巴中县志》（民国十三年版）中晚于《巴州志》成书时间（道光十三年）的有关教育内容进行考察。

3.1学额数量

晚清咸同年间，为缓解太平军及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所造成的财政危机，清廷制定并颁布了“捐输增广科举名额”的政策，以此从地方榨取资源，

并以增加院试学额、乡试中额的形式对地方予以报偿。6巴州当时捐赠两万余金,使得岁科两试原本的名额以及拨给府学的永久性学额和临时学额达到了十六名、十九名之数，即通过捐输使得有更多巴州士人有机会获得生员（秀才）身份，并继续参与后续科举考试，进而在仕途上走得更远。新志《实业》记载 “农民居全县人数十之八九佃户又居八九之三四，贫约者多”，足见捐输2万余金对当时并不富裕的巴州是沉重的负担。《文学》记载州人余晋“张之洞深器之，调入省垣尊经书院”“晋以特出之才，尤厄于遇，决意科举，退而讲学”。综上，可以看在科举制度末期竞争之激烈，极其有限的学额使得有“特出之才”者也无法考取功名。

光绪二十六年停武试，光绪二十一年停文试，科举制度走到了尽头。

3.2学校情况

光绪三十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即《奏定学堂章程》，也称“癸卯学制”。随着新学制的颁布，巴州先后将书院、义学改为新式学校。宕梁书院为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复改为县立中学校，高小附之。光绪三十三年，改云屏书院为县立中学校。

《云屏书院改置学堂记》中写道：“中国之弊，弊在学朝”，“欧洲各国初学、小学、中学、大学不一等，智育、德育、体育不一其科，故人无不学学皆适用，而国遂雄于世界”，认为教育落后、竞相科举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的主要原因。该记具有强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世传《墨子》五卷，均发均悬之说，引机移影之奇，以及钩强诎胜之术，凡有关于物理制造者,西人得知遂成今诣。”认为西人是得到了《墨子》的著述才得以发展出诸多科技，并相信“以孔孟为宗派”，再学习西方之技术，则“方驾五洲而无难也”。

至新志成书，巴中建立初级学校226所，女子高初级学校8所。女子学校包括县立女子小学校、梁永河女子小学校、曾口女子小学校、恩阳场女子小学校、鼎山场女子小学校、江口女子小学校、渔溪乡女子小学校、清江渡女子小学校，与道光七年建义学的场镇基本重合，这些地方义学历史悠久，对女性接受教育可能有更开明的态度。

3.3人才选拔方式

3.3.1科举取士

科举废除之前，仍是主流的人才选拔方式。新志记于《科第》篇目中，统计入下：

表4巴州各年代科第情况表

1833年后的道光后期至光绪年间，除同治时期文进士人数空缺外，举人、贡士、拔贡的功名人数整体呈上升的趋势，这与清末“捐输增广名额”政策有关，也表明科举在当时的巴州地区仍是社会晋升的重要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光绪三十一年举行了最后一场科举考试，但宣统乙酉年巴州仍有三名拔贡,表明科举制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政策延续性。

3.3.2新怯学生

因科举废除后，公派留学一定程度上代替了科举选拔高端人才的功能。如,新志《文学》记载科举废除后，时修川汉铁路需要人才，因州人李英多精通西算，被公派至比利时大学学习工程。清末民初极为重视新式人才，《巴中县志》（民国十三年版）有专门的《学生》篇目记载学习新学的学生名录，因此本篇对其进行分析。

名录中，清代学生有30名，其中4名公派留学，未写明所学专业，李英多留学比利时，董修武、邱本岑、李辉沅留学日本，从中可以看到日本在清末西学东渐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邱本岑留学归国后对巴中本地的新式教育发挥了先导者的作用，董修武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李英多早逝。

表5清末巴州新式人才专业表

清末，国家内忧外患，社会处于剧烈变革期，四川巴中地区新学学生专业分布体现出时代需求。国家政治体制亟待改革，法律体系需完善，加上地方治理需求，使法政人才重要；教育改革兴起，开启民智需大量师资。同时，因列强侵略，对外交流频繁，英文人才有利于外交、贸易等，而医学能改善落后的

医疗保健状况，农业人才可推动农业发展，动荡局势下军警类则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这些专业都是巴州在时代变革中为发展而对人才的需求体现。

名录中，民国学生有48名，其中7名留学生，8名未写明所学专业，

表6民国巴中新式人才专业表

民国初期，封建帝制被推翻，新的共和体制刚刚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立法、行政、司法等部门的设立和工作开展均需要法政类的人才。教育转型，师范类人才的需要增大；农业进一步细分出蚕学，四川历来桑蚕业发达，符合发展四川地方经济的需要。留学生进一步增多，清末大多赴日留学，民国初年留学目的地则转向为欧美国家。

结论

教育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时代性。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地处西南一隅的巴中地区亦在时代浪潮中开启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巴州志》所见的教育现状：道光二年，岁科两试文童入学各11名，岁试武童11名，廪生28名，增生28名。学额是科举体系下选拔人才的重要门槛，也反映出当时教育与入仕途径的紧密联系。书院如宕梁书院、明伦书院的设立，体现了官方对教育的重视，尽管其间遭受白莲教之乱的冲击，但重建后的书院继续发展了巴中地区的文教事业。义学的蓬勃发展是一大亮点，不仅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在城区和乡镇皆有设立，其经费来源多元化，既得益于政府支持、学田收入，也离不开民间力量的踊跃捐助。这一时期，义学的兴起既满足了清政府教化乡民的政治意图，也适应了地方人口聚居区经济发展后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实际需求，为贫寒子弟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促进了文化在基层的传播。人才选拔上，从顺治至道光年间的举人、贡生等各类人才数量变化，可见社会稳定与动荡对教育成果及人才培养的显著影响，如乾隆时期社会稳定使科举兴盛，而嘉庆年间的白莲教之乱则严重破坏了文教事业，导致人才选拔人数锐减。

《巴中县志》（民国十三年版）所见教育现象：巴中地区教育发生了深刻变革。学额方面，受“捐输增广科举名额”政策影响，虽学额有所增加，但给当地民众带来沉重经济负担，也从侧面反映出科举制度末期的种种问题，如竞争激烈、名额有限等，最终科举制度在光绪年间走向终结。学校建设上，新学制的颁布推动了书院、义学向新式学校的转变，不仅建立了多所初级学校，女子学校也开始出现，且女子学校多与义学历史悠久的场镇重合，体现了重视文教的地区对女性教育的态度也更为开明，这是巴中教育教育近代化的里程碑。人才选拔方面，科第功名人数在清末的变化既与政策相关，也反映出科举制度结束后，其在巴州地区仍有惯性影响。新式人才培养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清末公派留学兴起，学生所学专业体现出国家和地方在面临内忧外患、社会变革时对各类人才的迫切需求，如法政、师范、医学、农业、军警等专业人才的培养，旨在推动政治改革、教育发展、医疗改善、农业进步和地区安全稳定。民国时期，法政类人才需求进一步增大，师范类需求持续增长，农业类专业出现细分，留学生目的地转向欧美国家，这一系列变化与新的共和体制建立、教育转型、地方经济特色以及国际交流趋势紧密相连。

总体而言，清末民初巴中地区的教育近代化进程，是在时代大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受政府的教育政策影响较大。从传统教育体系向近代教育的转变，不仅改变了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观念，也为巴中地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同时也为研究地方教育史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案例，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近代化进程在地方层面的具体体现和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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