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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武装斗争

徐向前在《巴山烽火》序中写道:“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红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根据地的历史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从1932年12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占通江县两河口,到1935年3月红军相继撤出川陕苏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红军进行了“解放通南巴”、反“三路围攻”“三次进攻”和反“六路围攻”等重大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四川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武装斗争中,红四方面军不断壮大,由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扩大到5个军10万余人。不仅有川北民军和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军,而且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支成建制的女红军队伍。

一、解放通南巴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12月15日在陕西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首先占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再待机向外发展,将川北、陕南连成一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1932年12月18日,红217团占领川陕边界通江县境内的两河口,守敌闻风而逃。2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到达通江县泥溪场。2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苦草坝召开入川后第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正式决定“红军停止转征,在川北创造根据地”,并发布红四方面军《入川十大纲领》。

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图
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图

12月25日拂晓,红12师师长旷继勋率先头部队,抢占通江县城西北的庙子垭山梁,而后部队相继攻入通江城。进入通江县城的红军迅速向周边展开,很快控制了通江县城附近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的通江人民杀猪宰羊,慰劳红军,欢庆解放。
解放通江后,红12师和11师32团经鹦哥嘴、得胜山、杀牛坪战斗,将敌人逼退到清江渡。敌人凭借河道水深流急,妄图阻止红军前进。红军部队绕到清江渡后方的右垭口,截断敌人退路。得知退路已经被截断,与巴中失去联系的敌人极为恐慌,军心涣散,斗志全无。红军全线出击,毙伤敌人1000多,俘敌600多人。1933年1月23日,红军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浩浩荡荡开进巴中城。红军一进城,首先占领了县衙,砸烂了牢门,释放了犯人。当时正值严冬,衣单被薄的红军将士打地铺睡街沿,对劳苦大众秋毫无犯。同时,红军还把从大地主、大恶霸处没收来的财物,分发给群众。

1933年1月9日,红73师主力部队经瓦室铺、涪阳坝乌龙垭、芭蕉溪、屈家山、梭罗坪进入大河口,击溃孙家山守敌孙玉书民团,打垮太平山守敌薛廉身团。在此,红军避开敌人主力,留下少量部队牵制敌人,大部队绕道兴马坎,取道关路口,并过了个愉快的春节。在这期间,任伟章的“川北民军”被收编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1月26日拂晓,解放南江最为关键的一仗———甑子垭战斗全面打响。31日,73师全面占领鹿角垭、甑子垭。坐镇县城指挥的刘汉雄眼见南江城失去了屏障,率部经罗家坝溃退至广元一带。73师于2月1日解放南江城。

二、反“三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通南巴,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建立起赤北、赤江、红江、巴中、南江5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和巴中特别市。1933年2月,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工农兵代表大会,中共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苏区正式创建。川陕苏区的创建,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自南昌电委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子弹100万发、军费20万元、飞机4架助战。28日,田颂尧在成都宣誓就职,针对川陕苏区的“三路围攻”全面拉开。
此时,红四方面军共有4个师12个团约1.5万人。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根据敌我情况和川北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特点,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在第一阶段中,敌人虽占领了南江、巴中两城,但付出了伤亡8000多人的代价。红军在达到阻滞敌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后,主动退到新的防线。

在第二阶段中,红军边打边练边休整,得到了养精蓄锐的机会。无论是正规红军,还是地方武装,都大大提高了战斗力。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局势发生显著变化,完全朝着有利于红军的方向转变,全面反攻的条件已经成熟。

第三阶段,红73师主力于大骡马、小骡马及小坎子地区抗击敌左路纵队主力,阻止敌人继续前进;红12师一部和10师的28团与部分游击队武装一起,坚守小通江河以东及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正面阵地,钳制敌中、右两纵队;红12师主力集中于长坪地区作机动部队,随时做好反攻准备;10师和11师主力担任歼灭入侵竹峪关之敌,解除左翼之威胁,而后迅速回师消灭右翼空山坝之敌。红军在此取得了空山坝反攻的全面胜利。

5月底,红军由东向西乘胜追击,穷追猛打,收复通江、南江、巴中县城,并攻克恩阳、木门重镇,威逼仪陇、广元。至此,历时4个月的反“三路围攻”取得彻底胜利。此次战役,田颂尧损兵折将2万多,被缴获枪支8000余支、机枪200余挺、追击炮50余门。红军不仅收复了川军进占的地区,而且使川陕苏区疆域扩大一倍以上,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逾200万,川陕苏区进入一个巩固和发展的新阶段。

红军反“三路围攻”胜利后,在木门寺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军事会议,史称“木门会议”。会议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主持。木门会议总结了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重新回顾和审视了红军内部肃反问题,决定停止军内肃反;检查各师领导干部间的团结状况,强调全党全军进一步加强军内团结和作战协作;作出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大力开展军事训练、总结作战经验和恢复彭杨军政学校等重要决定;讨论了认真扎实开展地方工作等问题。会议还根据部队和地方武装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实际,将部队扩编为四个军。

三、三次进攻战役

红四方面军抓住四川军阀组织不起对红军围攻的有利时机,于1933年8月中旬至10月底,接连组织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和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因为红军战士的英勇善战,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地方武装的有力配合,三次进攻战役取得了巨大成功。前后歼敌1万多人,缴获枪支2万多支及大批军用物资,巩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大了苏区疆域。整个根据地纵400余里,横500余里,总面积达4.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川陕革命根据地达到鼎盛时期。在宣达战役期间,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宣汉胜利会师,被改编为红三十三军。

四、反“六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严重威胁到国民党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1933年10月4日,刘湘发出通电,举行典礼,宣誓就职“剿匪总司令”,开始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

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经过认真分析,仍然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兵力部署上,集中红军四军全部、九军25师、三十军88师和90师及三十三军共30个团,由徐向前亲自指挥,布防于万源东部和宣汉、达县以南地区,主要对付敌主力第五路。集中三十一军主力、三十军89师、九军27师共10余团,由王树声指挥,在北起广元嘉陵江以东至营山、渠县以北地区,分别钳制一、二、三、四路敌人。三十一军93师287团和92师276团分别布防于通江北边的碑坝和旺苍以北的三道河地区,监视陕南敌军。

11月上旬,东线第五、六路敌人分别向前推进,朝根据地扑来。在西线,三、四路敌人在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分别从驻地出发,向根据地逼近。第一次总攻被红四方面军彻底粉碎。1934年2月,刘湘在成都召开“剿匪”军事会议,策划第二次总攻。

敌人第二次总攻于3月初在西线发起。第一路进攻旺苍坝,第二路进攻恩阳河,第三路进攻玉山场、鼎山场,第四路进攻兰草渡。西线红军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完成阻击任务后,于3月中旬撤出巴中城,退守通江附近的杨柏河、得胜山一线。第二次总攻历时20余日,敌人在主要方向未获进展。

4月初,四川“剿总”下达第三次总攻令,各路敌军再次向根据地发动进攻。红军西线部队撤至贵民关、观光山、得胜山一线。从1933年11月至1934年4月底,红四方面军虽然后撤200多公里,暂时放弃了大部分城镇和乡村,但敌人付出了损失3万多人的代价,耗费了大量资财。敌人由于财政日益拮据,内部矛盾不断加深,特别是一、二、四路,惟恐一旦“剿匪”结束,自身实力下降,在军阀之中难以自保,借口后勤供应困难,基本上按兵不动。

刘湘为调整内部矛盾,部署第四次总攻,于5月15日在重庆再次召开“剿匪”会议。6月中下旬,红四方面军继续节节抗击敌人,迟滞其进攻,消耗其有生力量。

自1933年11月至1934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在运动防御过程中,缩短了战线,保存了实力,集中了兵力,重创了敌人,共毙伤敌官兵4万余人,大大削弱了敌方有生力量。加上敌补给线拖长,增加了供应困难,士气更为下降,战斗力日益削弱。万源保卫战胜利结束后,刘湘面临四面楚歌、分崩离析的局面。这种优劣形势的消涨,证明红军举行大反攻的条件已臻成熟。红军在东线青龙观取得顺利突破,全面展开大举反攻。敌第五路、第六路在红军的猛烈追击下,完全成了乌合之众,溃不成军。

8月下旬,红三十军全部、九军、四军主力及三十一军两个团,从宣达前线西移。9月2日、3日,敌第三路、第四路分别开始溃退。敌第一路、第二路得悉消息后,相约于9月上旬退出南江。

为赢得更大的效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决定实施大纵深迂回,在黄猫垭打一场歼灭战。在黄猫垭歼灭战的同时,红三十一军追击敌第一路,在通江、南江交界的官田坝、分水岭及鹿角垭等地重创敌人,于9月17日收复南江。之后,继续西进,收复长赤、旺苍。红九军由巴中向西南追击敌第三路,于16日收复仪陇。自此,红四方面军收复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阆中、嘉陵江东岸的广大地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

反“六路围攻”胜利后,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群全力投入到发展苏区各项事业中,苏区迎来了短暂的和平发展时期。但是好景不长,蒋介石眼看苏区越来越壮大,如鲠在喉,欲除之而后快,策划了更大的“川陕会剿”。1934年底,根据长征中红一方面军的战略目标和中央电令,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首脑机关开始撤离通南巴,西向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并于1935年6月中旬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于川西懋功。(作者:王志雄 。来自:http://www.scdfz.org.cn/bssz/slzc/content_5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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