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巴中 红军文化 我为中共仁和场地下党支部刻公章

我为中共仁和场地下党支部刻公章

1949年4月21日起,解放军横渡长江,攻占了南京,又势如破竹的解放了长江以南的广州等大片区域。7月开始,刘邓大军准备进军大西南,全国是一片大好形势,这极大鼓舞了我家乡人民,于是,巴中县化成乡十一保(今仁和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开始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队,迎接解放。

仁和场地下党的领导人郭贵玉,在场上开了一个饭店作为地下党的活动场地。每逢赶场天,饭店里挤满了人,听他讲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当时我17岁,每场必到他饭店听他的宣传,使我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便主动帮他维持秩序和写标语等工作。

7月的一天,郭贵玉要我帮他刻一个中共地下党的公章,但他没有交待公章的尺寸和刻什么字,好在我读书时,就学习刻私章,便用梨木刻了一个二寸正方形的“中国共产党仁和场党支部”公章给了他,解放时写的标语就是用我刻的公章盖的印。当时参加宣传的还有巴南两地读书的回乡学生。

为了保卫仁和场的老百姓不受国民党的欺压,1949年10月上旬,郭贵玉带我们几个进步青年与伪保长官俊德面对面地进行谈判,给官保长讲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宽大政策,说只要交出保上武装队的枪支弹药,并协助地下党维护治安,保护老百姓不受国民党的欺压和抢劫,一定保证他全家的生命财产安全。伪保长官俊德知道蒋介石逃到台湾了,在西南即将被解放的形势下,他也想为自己找个退路,被迫同意交出了保上武装队的枪支弹药,对外他仍是保长,但要听从中共地下党的指挥。郭贵玉接收保上武装队的四支步枪和弹药后,立即成立了中共地下党的武装队,郭贵玉为队长,我任武装队的小队长,仍驻在原保上武装队的房屋。每逢赶场天,武装队以四人一班,背着枪,挂着子弹袋和手榴弹,到街,上巡逻一圈,回到队部后,立即又换上另一班人接过枪弹到街上巡逻,使外界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多少枪,把想捣乱的坏人给震住了,使得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10月下旬,一个连的国民党溃军窜到仁和场后面山下,在伪乡长陈洪安处驻扎,准备占领仁和场。他们看到我们的标语和武装巡逻的情况,不知我们有多少武装人员,便派一个排长前来与我们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仁和场的协议。他们的部队按我们指定的地方驻下,并把全部武器弹药交给我们,其中有机枪2挺,步枪38支,手枪4支,手榴弹40多个和两大麻袋子弹,两匹军马。我们给他们每人发了路费,并护送他们出境。我们用这些武器,壮大了我们的武装队。从此,中共地下党武装队完全控制了仁和场和四周的局势。

一天,仁和场地下党接到上级党组织通知,准备迎接解放军,要为解放军筹集粮食。我参与了征粮工作队,我任小组长,按全保各户的田地面积算出应负担的交粮数量,列榜公布。由武装队分头到各户筹粮,所筹的粮食集中保管在武装队里,并轮流守卫。

11月的一天,巡逻队看到一支大部队,由下两向仁和场方向开来。我们怀疑是国民党军,便组织武装队占领场北山坡阵地,准备投入战斗。对方见状也散开队形,占领阵地,架起机枪,主动向我们喊话:“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是哪个部队?”我回答说:“我们是中共仁和场地下党的武装队。”他们说:“都是自己人。”于是,我们便收起枪支,站起来迎接解放军进入仁和场,给他们安排了宿营地,如数把粮食等物资和部分武器交给了他们,并打了收条。接着双方领导人进行座谈交换情况。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列队欢送解放军向成都进军。

解放后,上级把化成乡十一保、十二保、十三保等,合并成立为仁和乡,我任乡武装队代队长兼青年代表。我家住的二甲改为佛儿岩村,我任副村长和武装队队长。郭贵玉上调另外安排了工作,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后来上级又把仁和乡划归南江县,把我调到化成区公所任共青团的团委书记,后又被调巴中县农林科任副科长。我是在区农业局局长岗位上退休的。

(官荣甲口述,肖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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