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中共仁和场地下党支部刻公章

1949年4月21日起，解放军横渡长江，攻占了南京，又势如破竹的解放了长江以南的广州等大片区域。7月开始，刘邓大军准备进军大西南，全国是一片大好形势，这极大鼓舞了我家乡人民，于是，巴中县化成乡十一保（今仁和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开始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队，迎接解放。

仁和场地下党的领导人郭贵玉，在场上开了一个饭店作为地下党的活动场地。每逢赶场天，饭店里挤满了人，听他讲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当时我17岁，每场必到他饭店听他的宣传，使我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便主动帮他维持秩序和写标语等工作。

7月的一天，郭贵玉要我帮他刻一个中共地下党的公章，但他没有交待公章的尺寸和刻什么字，好在我读书时，就学习刻私章，便用梨木刻了一个二寸正方形的“中国共产党仁和场党支部”公章给了他，解放时写的标语就是用我刻的公章盖的印。当时参加宣传的还有巴南两地读书的回乡学生。

为了保卫仁和场的老百姓不受国民党的欺压，1949年10月上旬，郭贵玉带我们几个进步青年与伪保长官俊德面对面地进行谈判，给官保长讲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宽大政策，说只要交出保上武装队的枪支弹药，并协助地下党维护治安，保护老百姓不受国民党的欺压和抢劫，一定保证他全家的生命财产安全。伪保长官俊德知道蒋介石逃到台湾了，在西南即将被解放的形势下，他也想为自己找个退路，被迫同意交出了保上武装队的枪支弹药，对外他仍是保长，但要听从中共地下党的指挥。郭贵玉接收保上武装队的四支步枪和弹药后，立即成立了中共地下党的武装队，郭贵玉为队长，我任武装队的小队长，仍驻在原保上武装队的房屋。每逢赶场天，武装队以四人一班，背着枪，挂着子弹袋和手榴弹，到街，上巡逻一圈，回到队部后，立即又换上另一班人接过枪弹到街上巡逻，使外界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多少枪，把想捣乱的坏人给震住了，使得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10月下旬，一个连的国民党溃军窜到仁和场后面山下，在伪乡长陈洪安处驻扎，准备占领仁和场。他们看到我们的标语和武装巡逻的情况，不知我们有多少武装人员，便派一个排长前来与我们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仁和场的协议。他们的部队按我们指定的地方驻下，并把全部武器弹药交给我们，其中有机枪2挺，步枪38支，手枪4支，手榴弹40多个和两大麻袋子弹，两匹军马。我们给他们每人发了路费，并护送他们出境。我们用这些武器，壮大了我们的武装队。从此，中共地下党武装队完全控制了仁和场和四周的局势。

一天，仁和场地下党接到上级党组织通知，准备迎接解放军，要为解放军筹集粮食。我参与了征粮工作队，我任小组长，按全保各户的田地面积算出应负担的交粮数量，列榜公布。由武装队分头到各户筹粮，所筹的粮食集中保管在武装队里，并轮流守卫。

11月的一天，巡逻队看到一支大部队，由下两向仁和场方向开来。我们怀疑是国民党军，便组织武装队占领场北山坡阵地，准备投入战斗。对方见状也散开队形，占领阵地，架起机枪，主动向我们喊话：“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是哪个部队？”我回答说：“我们是中共仁和场地下党的武装队。”他们说：“都是自己人。”于是，我们便收起枪支，站起来迎接解放军进入仁和场，给他们安排了宿营地，如数把粮食等物资和部分武器交给了他们，并打了收条。接着双方领导人进行座谈交换情况。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列队欢送解放军向成都进军。

解放后，上级把化成乡十一保、十二保、十三保等，合并成立为仁和乡，我任乡武装队代队长兼青年代表。我家住的二甲改为佛儿岩村，我任副村长和武装队队长。郭贵玉上调另外安排了工作，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后来上级又把仁和乡划归南江县，把我调到化成区公所任共青团的团委书记，后又被调巴中县农林科任副科长。我是在区农业局局长岗位上退休的。

（官荣甲口述，肖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