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巴中 红军文化 我成了王贡山战斗胜利的有功人员——老红军谢克新的回忆

我成了王贡山战斗胜利的有功人员——老红军谢克新的回忆

一、我们下两河口来了一路红军

1933年9月,13岁的我和另外十多个小伙伴一起,参加了南江县下两河口区苏维埃游击大队,遂心遂愿地当成了一名苏区游击队的红小鬼。

那时,我们家里很穷。全家八口人,父母是佃户,上有兄长三个,姐姐两人,我排行最小,全靠租种地主家的二十多背薄地(能打二十多背粮食的土地)为生,缺吃少穿,家贫如洗,红苕煮包谷面搅团团就是好饭了。两个姐姐给别人当“抱女子”(童养媳),我给地主家放牛,每天要割两背牛草,还时常跟父母一起下地做活路。牛草最难割了,爬陡坎,钻刺笼,脚手和脸上划的光(尽是)口子,冒着血柱子,痛得火辣辣的,成天没伸展(过。

那年正月间,刚过了年,我们下两河口来了一路红军。他们戴着帽徽领章,身穿灰布衣裤,打着绑腿,背着长枪马刀,很神气,也很和气,见着穷苦人就满脸微笑打招呼,平时又歪又恶的发财人一见他们就蔫了。我羡慕得不行了,想去得很,又不敢开口去说。我三哥谢克攀当时就背着父母到红军队伍上去了,后来哥哥失踪了,南江县政府于1957年发给了失踪红军证明书。

谢克新,男,汉族,生于1920年2月,南江县下两镇人。1933年9月参加红军,游击队勤务员、司号员。
谢克新,男,汉族,生于1920年2月,南江县下两镇人。1933年9月参加红军,游击队勤务员、司号员。

要过小年那几天,几个红军到我家住的廖家坝、界牌山一带挨门串户,往穷苦人家跑,一会儿走这一户,一会儿又到另一家去。正好路过我放牛的山坡,有一人见着我问:“小鬼,到梁那边啷们(怎么)走?”我边指路边问:“你们做啥子?”他说:“招人当红军。”我说:“我也想当红军,行不行?”他们几个围着我间:“小鬼,你为啥想当红军呢?”我连连地说:“当红军不割牛草,手上不划口子。”红军们哈哈大笑说:“你太矮了,等长高了再来。”我恳求道:“我不小,都13岁了,我三哥也是红军。”“你真的太小了,还莫得枪高。”说完他们就走了。

到了七八月间,包谷都花壳了。一天,家里来了几个人,给我们家弄柴、挑水,还去坡上给我们薅草。听二哥谢克远说,这是区苏维埃干部下来优待红军家属,帮助代耕的。我又跑去说我要当红军,没想到,这次他们竞爽快地答应了,说我们要你,但需你爹妈同意了才行。我急忙到坡上去找父亲,没找着,就给二哥谢克远说。二哥那时已经结婚了,大概有二十几岁,他见家里穷得这个样子,就说:“要得,去嘛,去吃胖了就回来。”我说:“爹呢?他不让去,打我咋办?”二哥说:“不得,我晚上给他说说就行了。”我当即就跟区上那几个干部到下两河口街上报了到,正式参加了区苏游击大队。

二、当时我的身份是“红小鬼”,工作任务是“打杂”

当天晚上,我就住在老街那个戏楼上。一个身材高大的红军给我端来满满一碗白米干饭和一碗坨子肉,叫我快吃。我趴在桌子上一边吃一边想:“红军真的好,有精米饭吃,有肉吃。”他问我:“姓啥?”我说:“叫谢克新。”他说:“嗨,我们是一个姓,我也姓谢。”我一听,马上站起来,喊他“大爸”,想认个亲,二天好让他照顾我。他一摆手,说:“部队不讲这个,你喊我谢大队就行了。”具体他叫谢啥子,我现在都不晓得。

第二天,我与十多个年龄跟我差不多,穿戴也一样的男娃儿一起,集合在戏楼下的坝子里,说喊开会。谢大队给我们训话:“从今天起,你们大家就是苏维埃游击大队的士兵了!”他讲,这几天又招收了几十个新队员,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苏区形势越来越好,中国革命大有希望。还说,要组织更多的穷苦大众参加红军,到队伍上来,保卫苏维埃,保卫家乡,活捉刘湘,赤化全川。又说,大家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不要乱跑,要多学习,多做事,搞好训练,提高武艺打敌人。讲了半天才喊解散。我想,这就是红军生活吧。

过了一段时间,队伍就忙起来了。白天训练,主要练出操、跑步、爬山、瞄准打枪,还教如何使用马刀、怎么穿军服、叠被盖等。晚上开会学习,讲革命的目的、部队的纪律,讲如何站岗放哨识别坏人,还教唱歌,学文化认字,一刻也没空闲过。大队里几十号人都不再搞农业生产了,他们白天下乡到村,发动群众斗地主富农,动员穷人参军扩充队伍,安排全区要道口的岗棚岗哨,查路票,还到下面去检查红军代耕、优待军属等事情。

谢大队更忙,他很晚才回区上来,一回来就到处安排事情,嗓门大,大家都听他的。有时,还来看我,摆一哈儿(一会儿)龙门阵。他对我说,你年龄小,就不下乡了,下面危险,就帮伙房煮饭,搞后勤。在伙房里,我每场都看见有乡、村苏维埃干部和农民群众送柴、米、面、菜,有时还送来活鸡、猪、羊,司务长都要过秤,说要给钱,不能白拿群众的财物。我爹妈、二哥他们也来街上看我,每次来红军都给他们舀上热饭热菜,叫他们吃了才回去。我妈见我很欢喜,真的长胖了,很高兴,一再叫我听谢大队的话,莫调皮捣蛋。

谢大队还叫我到廖家坝、钟溪口、神潭溪送了几次信,拿个矛子刀,学站岗放哨,盘查人员。当时我的身份是“红小鬼”“工作队员”“勤务兵”,工作任务是“打杂”,听大人指派。正是这些“杂事”,使我增长了很多见识,晓得了区苏维埃游击大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反动(派),支援前线红军打大仗,打胜仗,长大了还可以参加红军大部队,这更加坚定了我跟着红军,保卫苏区的信心。

三、谢大队叫我学当司号兵

在伙房工作和“打杂”一个多月后,谢大队叫我学当司号兵。一天,谢大队长和杨指导员把我叫去,当时在场的有十多人。谢大队手里拿着一个像唢呐子样的东西,说是军号,他就吹了起来,声音嘹亮,悠扬悦耳。吹了一阵后,他叫在场的十多个人每人都吹吹看,看谁吹得出响声,谁吹得好。

他们排序轮流地吹,有的脸胀得通红,腮帮子鼓个包也吹不响,有的吹出的声音像哭一样,轮到我吹,我好像没费劲就吹响了,还鸣哩哇啦、嘀嘀嗒嗒吹了几个拍子。大队长和指导员很高兴,把他们都解散了,让我一个人留了下来。他俩给我讲军号的用途,说这个比追击炮还管火;讲军号的功能,说比军长指挥的人还多;讲军号的威力,说比千万部队拼杀还要凶。在部队里特别是战场上,吹什么曲子什么调子,代表不同的信号命令,如进攻号、撤退号、冲锋号、停战号、起床号、息灯号、集合号等等,各有不同的吹奏法。吹错了,就不得了,关系到部队的生命和胜败,号兵责任大如天。谢大队说,从现在起,你就抓紧练习,学当司号兵。

从此,我的工作就是专门练习吹号。当时是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手拿军号好安逸,别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怕的是,万一吹错了要杀头,命都难保。我手拿军号,寸步不离,晚上搁在枕头上睡,吃饭时抱在怀里,上厕所也撇(挂)在胸口上。下两河口街头河边,有株几百年的大黄桷树,树荫遮天,下面凉快得很。我每早上天麻麻亮就起来了,站在树下练吹号,吹的曲子都是谢大队长和杨指导员口授和手把手地教,如何放手指,如何聚气,嘴巴噘成什么形状,他们先做样子,我照到学,一点也不敢马虎。有时就在那个黄桷树下学吹一整天,饭都忘了吃。学了两天后,谢大队长来考,让我吹了多种号音。他听后说,可以了。还说这娃儿学得还快,有法用了,叫我从明天起正式吹号。

第二天一早,谢大队叫我吹出操号。我一曲没吹完,游击大队一百多人都整装站到了操坝上。我一看,高兴得跳起来,心想,军号这家伙儿,还真能调得动部队,作用真大呀!我的军号吹得越来越好,用一条红绸子拴在号把上,成天跟在谢大队长、杨指导员身边,不离左右,那个自豪劲儿,你们都不晓得,就别提了。

四、我成了王贡山战斗胜利的有功人员

为反击刘湘“六路围攻”,红军大部队撤离两河口,到前线作战去了,地方反动势力更加猖獗,区乡苏维埃工作极其艰难。这年11月,下两河口的国民党团防头子廖峰武率反动武装四十多人,突袭了元潭乡红军部队和乡苏维埃政府,杀死乡游击队中队和留守红军多人,抢走枪支三十余条。廖峰武反动暴乱后,掳走大批粮食,连同枪支、人员,隐藏到了元潭乡王贡山的天洞子,继续为非作歹,祸害百姓,对抗我苏维埃政权。

对此,南江县苏维埃独立团和川陕省军区指挥部,果断命令时驻下两河口、元潭、神潭溪和化成、巴州等五个区的游击大队共上千人,火速赶赴王贡山集结,围困天洞子,剿灭廖峰武。我所在的下两河口游击大队,经廖家坝、界牌山、韩家塬及时到达了王贡山山顶。王贡山陡峻奇险,天洞子长约五十丈,内宽二十多米,易守难攻,加之敌人粮草充足,人数众多,武器较好,使这次战斗持续近一月之久。

苏维埃各部队主要采取围而不打、困而不撤的办法,在山头喊话,在岩下堆柴,用辣子面、叶子烟火烧烟熏,堵死三十多步石梯出口,断绝洞内水源,使敌人弹尽粮绝。我的任务主要是每天跟随谢大队和杨指导员,听从命令吹军号,有时吹进攻号发起冲锋,有时吹强攻号吓唬敌人。最后,团防的人纷纷投降了,只剩廖峰武藏匿洞内,被我游击队战士冲入洞内用矛子刀捅死了,割下头颅在两河口街上示众了二十多天,为元潭乡苏维埃牺牲的战友报了仇。因此,后来有人说王贡山战斗是我用军号吹胜了的,罪大恶极的团防头子廖峰武也是我的“军号给吹死了的”,我成了王贡山战斗胜利的有功人员。

(谢克新口述,2007年10月)

注释:谢克新,男,汉族,生于1920年2月,南江县下两镇人。1933年9月参加红军,游击队勤务员、司号员。

欢迎捐赠支持本站,微信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分享巴中”关注我https://www.sharexbar.com/post/8478
上一篇
下一篇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028-8888888

在线咨询: QQ交谈

邮箱: sharexbar@126.com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30,节假日休息

关注微信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