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县陈河乡近代人物——（民国通江银耳大王）母玉恩、母碧田

母玉恩

母玉恩（1876 —1941年），通江县陈河乡沐浴溪园坝子人。年少聪颖，读书用功，常受先生夸奖，但因家境贫寒而中途辍学，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一边在本地经营银耳。银耳上市，即收购为数不多的银耳再转卖（当地叫小秤杆子），以蝇头之利补充生活之不足，二十岁后前往绥定住下经营银耳。在家乡收购，运往绥定出售，赚得利润新盖瓦房九间，尔后购田地、耳山、房屋。

民国四年（1915年），玉恩壮着胆第一次走出家门，千里迢迢去上海经营银耳生意。偌大的上海市光怪陆离，环境陌生，他怎样打开生意局面呢？先决定设立商号，打响招牌，在艾多雅路开设“蜀丰银耳庄”，并日夜奔波，四处联络，了解行情。他不仅与本行，而且与外行，如宁波人邹子佳在上海开设的太参行（经营海参之类的珍品）等也密切来往，相互支持，生意逐渐兴隆。

五年后，由于通江收购的银耳掺假严重，价格迭降，造成了亏损。民国十年（1921年）只好将“蜀丰银耳庄”改设为“庆丰泰”商号（上海、重庆、绥定均为“庆丰泰”），并千方百计提高银耳质量，在绥定设立转运点，由其子母碧田、母润山负责收购、转运、加工（烘烤），将浆沙银耳发水淘净后再进行加工烘烤成清水货，增强了商品的信誉，生意大有好转，蒸蒸日上，远近闻名。由于商品的数量逐年增加，运往上海，从绥定只能以水路用轮船运输，装运时间长了，不时会造成部分银耳受潮霉烂。经过几年，生意大亏本，只好将原买的田地、房屋出卖，所获资金作为补充资本，并将商号并至上海南市爱尔格路园吉里，苦心经营，生意才好转，与日俱增。

民国十九年（1930年）玉恩将长子母碧田由绥定带到上海，增加经营力量，为了扩大资本，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与广安的夏本泉合股设立“四川太平银耳庄”，从南市迁至上海繁华的霞飞路129号（即今淮海中路129号），在重庆（丁银方）、贵阳、绥定（母润山）、通江、万源等地设点收购、转运、加工，资金一律信托汇兑，以申票（上海）、渝票（重庆）、府票（绥定）、巴条（巴中）汇取款项，或购买百货运回，加速了资金的周转，减少了人力和往返的时间，逐步扩大了资本。同时为了提高在上海商界的威望，团结在上海经商的四川广大商人，与夏本泉、李靖帆（四川平昌人）、李勋甫等共同发起建立“四川同乡会”，捐款筹措资金，四川商人一旦发生困难或灾祸，即以此资助，解除了旅沪四川商人的后顾之忧，同乡会的人在经营上有困难时，他立即四处介绍、联系，设法予以顺利出售商品。因此，母玉恩在四川赴沪商人中威望愈来愈高，都称他为“母老先生”或“母大哥”。

母玉恩不仅一生致力于银耳经商，摸出了一套生意经，而且为通江银耳在上海市场的推广和声誉的提高，以至打入国际市场作出了贡献。但因长期积劳成疾,在上海仁济医院多方治疗无效，民国三十年（1941年）四月二十八日即古历辛巳年四月初三日巳时去世，灵柩安放于上海中国殡仪馆，享年六十六岁。

母碧田

 母碧田 （1898—1961年）本名秀峰，字碧田，系玉恩长子，幼年攻读私塾，进步快，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十五岁，时逢辛亥革命成功，人心欢畅，但家中缺劳被迫弃学从农，随父在本地市场收购银耳。

民国四年（1915年）父亲去上海：经商后，在绥定设点收购。转运加工时，由他与其弟母润山负责此项工作，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去上海为止。虽是初出茅庐，却表现了他在经营上的深谋远虑和过人本领，在此期间，业务十分繁忙，但却有条不紊，不仅要管理各项账务，还要奔波于通江与绥定之间，去联系货源，组织收购，来往运输，在绥定并将其中浆沙货组织人力翻烤成为真正的清水货，还要把成批的银耳派人经重庆、万县、汉口等地以水路运往上海，由父亲经销后，再从上海汇款或购买“洋货”（即机制百货）运回重庆、绥定经销，扩大资本，这样不仅提高了银耳质量，增强了商品信誉，及时加快了资金周转速度，提高了经济效益，并且及时结清了各种账务，还及时帮助他人解除了困境，得到了人们的信赖，同行尊他为“母大哥”或“母大爷”。

一次陈河耳商邹知三生意贴本到绥定，在查旅馆号时，冒犯了警察，被拉去关在监内，并将所带银耳拿走。碧田得知邹遇难，即整装前去，据理力争，加之他威望较高，官府只得将邹放出，出狱后又把他带回住地，换上全身新装，留住数日，盛情款待，并资助路费返回家中。

当时银耳的运输是困难的，特别是数量较大时，由绥定运往上海只能以水路用轮船运输，路途时间长了，一部分银耳在船内受潮霉烂，银耳运往上海出售后，只能汇回少数现金或运回少量货物，对于赊欠不能如数付清，碧田建议父亲将所买田地、房产出卖变为现金以资补贴，改进包装（用铁皮桶装银耳后以锡焊），使生意越做越旺，一时在绥定、通江威名大震，远近闻名。

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党驻绥部队的刘营长也从事经商，为了打击同行，妄图从中敲诈，用现金将印有“庆丰泰”的欠条（当时母玉恩、母碧田的商号为“庆丰泰”，未付清款项的欠条都印有“庆丰泰”戳记）收买去。于年底突然前来索取，因现金已买成银耳运往上海，不能如数一次付清，立即派人将碧田拉去扣留，并扬言“拿钱取人，无钱领尸”。碧田一方面托人解保，一方面在三天内筹措足资金付给，脱险回家。

民国十九年（1930年），碧田随父到上海后，先协助父亲办理经营业务，扩大了资本。后由于父亲年迈力衰，体力不支，完全接替了父亲的业务，经办一切经营。为了扩大资本，集资经营，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与广安夏本泉等合股设立“四川太平银耳庄”，从南市迁至上海霞飞路129号。在重庆、贵阳、绥定、通江、万源等地也相继设立收购、转运、加工点，贵阳设“维记亚新银耳商店”，由其子母维兴经营，路线由广州经香港，由水路至上海，在绥定相继设点，由其弟母润山负责收购、转运、加工；在重庆由丁银方代办。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到处设关卡，盘查运销中国货，碧田主张抵制日货，不进日货。为了避开日本人的盘查，一是绕道运输（少量货物时），二是巧妙包装。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由上海运货往贵阳途中，在广州湾上船时，遇着日寇盘查，他机警地闯过了敌人的关卡。日寇的入侵给银耳经商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和阻挠。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国共开始内战，造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各种票券往往失效（也叫“黄了”），生意自行倒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碧田仍在上海经营小商（银耳由国家经营），至1961年元月，因病去世，安葬于上海，终年六十四岁。（据母维扬、任喧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