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记录了特殊年代中南江知青的集体记忆。文章详细讲述了1960年代1000多名重庆知青响应号召，来到大巴山腹地的南江县，特别是在大坝林场等地艰苦奋斗的历史片段，还原了那个时代青年的命运沉浮与大巴山深处的往事。
作者：一蓑客 来自：https://qingshan9588.blogchina.com/2995214.html
一
四川省南江县地处大巴山腹地、米仓山下，自古偏僻穷苦，曾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
1963年，100多名重庆知青来到南江县大坝国营林场当林业工人。1964、1965两年，先后又有1000多名重庆知青来到南江，被安置在全县几十个社办林（牧）场里。这些知青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在嘉陵江和长江边长大，多是弄潮好手，胆大敢为。他们的另一特点就是百分之七十的家庭都有红疤黑迹，简单地说，他们就是从理论上“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狗崽子”。
1966年WENGE开始。因为有来自城市的消息渠道，他们比当地人更早更多地了解到WENGE的动态和发展。在伟大领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下，这些梦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狗崽子”们也开始“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了。
1967年1月，年终结算刚刚结束，知青们手上多少有了几元钱。长赤区各林场的100多名知青在贺盛才、李世金、向荣（女）等人的策划下，经过一段时间的串联准备，同时行动，高举红旗，背上行装，涌进区公所，要求派车送知青回重庆，去清算重庆知青安置办公室在安置工作中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亮出了“重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渝ZAOFAN团”的旗帜。
可是，无论围攻、绝食、批斗，区公所根本不敢、也无能力答应知青的要求。在区上闹了两天毫无结果，ZAOFAN团决定：移师县城，扩大影响，迫使县上的走资派就范。
全团男女知青背上行装，清晨出发，忍饥挨饿，步行近100里，于晚上抵达县城。
县城里已经有少数知青在开始参与当地群众组织的ZAOFAN活动，长赤知青的到来给原本就够热闹的县城又增加了一个新看点。但知青要求回城的口号实在与当时形势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无论知青怎样声嘶力竭，还是和者盖寡。几个头头一商量：人多好种田，要想成事，必须人多。于是决定派出大批人员到全县各林场“煽革命之风、点ZAOFAN之火”，动员知青约期集聚县城，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半个月后，果然有三四百知青云集县城。经过商议，成立了“重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ZAOFAN联合指挥部”。指挥部成员有李嘉陵、贺盛才、朱必成、李青学等。
知青开始同县委和县安办进行较量，但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达不到派车回重庆的目的。
2月17日，中央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处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联、请愿、上访的通知》，要求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联、请愿、上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应立即返回本单位，所设联络站一律撤消。
回城的泡影破灭，知青组织出现了混乱和分裂。指挥部召开了全体知青大会，讨论南江知青该何去何从？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了多数知青的决议：坚持上山下乡的大方向，坚持就地闹革命。这个决议也成了以后南江知青的行动纲领。
会上还做出决定：大部分知青返回林场抓革命、促生产；组织一批人对全县有代表性的林场进行调查，整理成详实的材料，对社办场今后的整改提出可行的方案，然后派代表上北京，向中央汇报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2月下旬，由贺盛才、张世荃、孙万沛、傅家伟、杨必龙五人组成南江知青上访团，携带着整理好的资料和知青们的希望，出发去了北京。
3月12日，南江开始“镇反”，当地群众组织“东方ZAOFAN团”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知青坚决站在“东方ZAOFAN团”一边，遭致镇压。朱精华、李嘉陵、李仲梅、朱必成、李青学、游来龙、高兴才等十余名知青被捕。知青组织全部被解散。许多知青被迫离开南江，回重庆避难。
二
4月，被捕知青释放出狱，一些人回了重庆，一些留在了县城。刚好，知青上访团从北京返回南江，与留在县城的知青汇合在一起，又召集在县城逗留和县城附近林场的知青，重新恢复了组织。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组织改名为“南江县重庆革命青年ZAOFAN团”，简称“革青团”。总部成员有李嘉陵、贺盛才、李青学、周光旋等。后陆续成立了：沙河分团，负责人陈开明；城关分团，负责人孙万沛；大河分团，负责人李可成；下两分团，负责人皮青民；杨坝分团，负责人陈安福。
以解决平反为名，革青团住进了县委招待所，占领了大礼堂，使自己有了立足之地，同时也控制了进出县城的咽喉要道。
县武装部和县公检法由于参与了镇反，受到了ZAOFAN派的猛烈冲击，县武装部长胡二栋被打成重伤。几经考虑之后，革青团说服了东风ZAOFAN团，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决定：放弃曾被镇反的前嫌，解放胡二栋，支持武装部。
这样，革青团在县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招待所、大礼堂，有了同盟军——东风ZAOFAN团，有了强大的后盾——县武装部，逐渐开始成为南江县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文攻”暂不细论，大批判文章、大辩论、文艺演出，都是知青的强项，足以傲视南江。“武卫”更是知青的拿手好戏，但凡有冲突，百十个男知青上衣一脱，光着臂膀就往前冲，单是那不要命的气势就令对手以退得快为赢，“精巴子”的名声因此而传遍南江。
对立派见势不对，决定先发制人，突然哄抢了县武装部的武器库。知青得知消息，冲破对立派的层层封锁线，迎着刺刀和枪口，闯进武装部，抢得了部分枪支弹药，由此维持了南江两派之间的力量平衡，避免了更大的冲突。中央军委“九·五”命令下达后，两派交出抢来的武器，斗争方式似乎又回到原点。
9月底，大批返城知青被遣送回农村。李仲梅、艾大尉带领由南江知青组成的“西师八·三一飞虎兵团”回到南江。飞虎兵团人虽不多，但经过重庆六七月份大规模武斗的锻炼，战斗力较强。
为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南江县的三个知青组织（革青团、飞虎兵团和以朱精华为首的新农部队）联合起来，成立了“南江知识青年联合ZAOFAN司令部”，简称“知青造司”，主要负责人有李嘉陵、贺盛才、李仲梅和朱精华。大坝国营林场的知青也在县城成立了“大坝工人ZAOFAN团”，负责人曾庆虎，与知青造司一起行动。
当时，以东风ZAOFAN团和知青造司为首的“捍卫红十条派”在县城和各区占有优势；以联络站、粉逆会为首的“反红派”在乡村略占优势。两派力量基本平衡，所以除偶尔有些小摩擦外，南江没有出现大的武斗事件。
平静永远是暂时的，平衡终将被打破。
三
1968年2 月，革青团负责人贺盛才在沙河分团负责人陈开明的陪同下，返回天池林场取衣物，在路上被反红派认出。因为近来相对平静，两人毫无戒备。
半夜时分，100多名被鼓动起来的民兵和农民包围了林场，大喊抓人。贺盛才和陈开明猝不及防，只得翻上屋顶，用瓦片迎战。相持一段时间后，两人跳下房顶，打算趁夜幕逃跑。贺盛才不慎崴了脚，陈开明坚持不先逃走，结果两人被对方抓住，五花大绑，棍棒齐下。后在林场场长冯学良和留场知青徐光华等人的救护下，才留得一条性命。
两个血淋淋的重伤员被送回县城。知青们愤怒了，决定夜袭天池，讨还血债。在李嘉陵和张世荃的带领下，40多个知青分批集中到红四林场，带着棍棒和自制的炸药瓶，准备给“刽子手”们来个人仰马翻。
就在准备出击的当天上午，知青们刚吃完早饭，就发现林场后面的山林聚集了大批的山民。原来，有两个知青清早出去“打土豪”，抢走了一个地主家的一捆腊猪油。地主是本地的大姓，辈分又高，他一哭喊，立即召来了不少同姓，加上派性的煽动、干部的参与，组织起三个大队的近五百民兵和山民，十多支火药枪，将林场三面包围，准备把知青赶进唯一的一条死路。
情况紧急，有人建议死守待援，有人主张立即突围。红四林场离公社十余里，离长赤区三十多里，要冲出五百多农民的层层包围谈何容易？固守又能守多久？连个送信的人都没有，何来外援？最后有人提出与山民谈判，一则探探虚实，二则拖延时间做突围准备。胡润田、覃小弟自愿当代表，空手走进山林。
不久传来消息，谈判的效果不错：知青方面同意归还抢来的东西，并向社员们表示歉意，保证以后不再追究报复；农民方面同意撤出包围，让知青安全离开林场。双方人员还互敬香烟，握手言欢。
林场的知青松了一口气，欢呼雀跃，以为危险已过。谁知，山林里突然传来激烈的打斗声，紧接着，胡润田和覃小弟踉跄着从山林里窜出来，一个颈部流血、一个手腕流血。原来，有人趁他俩不备，突然下手了，两人拼死反抗才逃了出来。
知青们愤怒了，决定分散突围。大家起誓：不管有多少牺牲，只要有一个人突围出去，就一定要为今天的兄弟姐妹们讨还血债！
此时大雪纷飞，北风呼啸，天地肃杀。知青们相互握手拥抱，做最后的告别。
张世荃一马当先，带领十几个男知青向后山的山林扑去，七八个女知青紧随其后。另一路七八个男知青掩护五六个女知青从大路往外冲。
山民的组织者原来计划的是把知青全部赶往大路，然后居高临下一路追杀。他们万万没想到，已经失去先机、遭受重创的知青不退反进，率先向山林发起攻击，一时间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首先迎接知青的是十几支火药枪，枪口对准往上冲的知青移动。知青们好像视而不见，毫不畏惧地呐喊着继续上冲。枪口刚对准左边的知青，右边的知青冲上来了；枪口转向右边，左边的知青又扑上来了；枪口左右移动了几次，知青已经冲到了跟前。不知是因为大雪打湿了击发火药还是不敢开抢，总之，知青冲进了山林，也没听见枪响。听见的是漫山遍野的惊呼声：“快跑，知青上来了！”的确，跑在最后的一个山民很快就倒在知青的棍棒下。
但是，山民们毕竟人多势众，很快又聚集起来，向知青撤走的方向紧追不舍。十里山坡上，大雪纷飞中，出现了一幅奇异的场景：前面是山民在逃，后面是知青在跑，再后面又是紧追不舍的山民。包围圈时而拉开、时而缩小，喊打喊杀声群山回响，就是不见短兵相接。
也许是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山林那边去了，从大路撤退的知青是前不见埋伏、后不见追兵，跑步似地走完十里山路，顺利到达公社所在地，占领了去区上的必经之路。他们赶快打电话向县城求援，但电话已经被人破坏。
在一片水田地带，山民们终于把冲出山林的知青包围住了，开始了激烈的短兵相接。铺满大雪的田坎又湿又滑，仅容一人通过。山民人虽多，但因为四周都是己方的人，不敢使用火药枪，只能呐喊，只能和知青在田坎上单打独斗。结果山民胜少败多，不时有人被知青打下冬水田。
组织者见事不济，指挥部分山民脱鞋挽裤，跳下冬水田，上下夹击知青。战局顿时大变，知青招架不住，纷纷后撤，还不时有人被逼下冬水田。知青高文志动作稍慢，被山民打中头部，倒进水田。几个山民还想继续加以棍棒，一个女知青奋不顾身跳下去，伏在高文志身上，山民们的棍棒没有再落下。
情况万分紧急，只有拼命了。知青们拿出自制炸药瓶，点燃导火索，本想向人群中扔去，最后还是放在了田坎上。连连响起的爆炸声震慑住了山民。几个知青又露出捆在腰间的炸药瓶，一手拿着点燃的香烟，一手拿着导火索，面不改色地向山民们走去。道路自然让开了，知青们背着自己的伤员走出了包围圈。
山民的组织者还不罢休，指挥山民继续跟上去，还想寻求新的机会。
但机会再也没有了。守在路口的知青赶来接应自己的战友，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也赶来了。原来，早有同派的山民打电话告知了县城，县武装部长胡二栋闻讯大惊，亲自带队登车，赶到长赤救援。
此役革青团先后有贺盛才、陈开明、胡润田、覃小弟、李嘉陵、张世荃、高文志、肖藤兰（女）等知青受伤，山民也有多人受伤，是WENGE期间南江最激烈、规模最大的武斗之一。
反红派从这两次意外的“胜利”中似乎嗅出了点什么：要战胜知青原来如此简单。于是开始了新的行动。
2月26日，革青团的几个知青去县安办要生活补贴，与人委机关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反红派出动暗中调集的转业军人200余人，包围了县人委，想消灭困在大楼里的知青。
这次却打错了算盘。闻讯赶来救援的六七十个知青将200多专业武斗人员反包围，内外夹攻，打了个落花流水，报了长赤的一箭之仇。
反红派黔驴技穷，困兽犹斗，调集了千余人马藏在南江中学，准备故伎重演，先下手抢夺武装部的枪支弹药，置南江红十条派于死地。
2月28日，知青得知反红派要抢枪的消息。前车之鉴不远，岂能重蹈覆辙？当晚就下手，里应外合，取走了武装部近一个团的武器装备。反红派得知消息，知道大势已去，无心再斗，当夜全部撤离县城，南江县成了红十条派的天下。
知青造司派人进驻县委，接管了报社和广播站，发行了自己的小报《航向》，实质上掌管了南江的大权。
此后，全副武装起来的南江知青不满足于南江这块狭小的空间，加之川北各县的红十条派纷纷向南江求援，于是他们转战于通江、巴中、旺苍、平昌、广元、达县等地，甚至翻过大巴山，进入了陕西汉中。
6月，在支援巴中恩阳区的战斗中，知青造司负责人李嘉陵中弹负伤。
四
1968年7月，折腾了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开始降温，进入了分享“革命成果”阶段，各级革委会如雨后春笋，纷纷伸出头来。四川省革委会的筹建也列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按规定，全省将选派出上千名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和军队代表去北京办学习班，在中央WENGE领导小组的指导下，进行筹建四川省革委会的工作。
南江县的文化大革命由于知青组织的强势参与，形势出现一边倒，对立派全部退出县城，南江县成了川北地区相对稳定的一个县，具备了成立县革委会的条件，也获得了选派群众组织代表去北京的资格。
南江县虽小，但两派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加起来有上百个，二十几个赴京代表名额怎么分配都照顾不过来。好在最后是由县武装部说了算，谁闹也没有用。
可是，有关“知青造司”的代表却让武装部犯了难。两年多来，武装部和“知青造司”之间形同战友，相互支持，共度难关。然而，政治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共患难不等于可以同分享。现在的武装部已经是大权在握稳操胜券，知青组织却成了失去药效的膏药，揭去只是早迟的事。但是，公开翻脸似乎还不是时候。因为这时知青手里还有几百条枪，其战斗力在南江无人可敌，如果真把他们惹恼了，南江的局面就难以收拾了。
南江也不缺摇鹅毛扇的角色。很快，武装部打出了第一张牌：“我们肯定支持你们知青派出代表，可是中央明文规定，知青不能单独成立组织，就算把你们报上去也通不过啊！”
知青们早有准备：“我们组织的名称是‘南江革命青年ZAOFAN团’，‘飞虎兵团’，‘新农部队’，组织里的农民比知青还多，哪里是什么知青组织？”轻而易举地化去了第一招。
“你们不是还叫‘知青造司’吗？不如干脆换上一个别的名称，完全不沾知青的边，省得麻烦。”第二张牌出手了。
“不行！我们的代表就得代表知青，代表‘知青造司’。”事关根本，没有半点协商的余地。
“那好吧，名单我们报上去，批不批就要看上面的了。”武装部祭出杀手锏。
事情就这样僵住了，知青们每次去打听消息，得到的答复都是上面还没批下来。
代表团的其他名单都已确定，出发的日期也越来越近，知青代表的名单还是一个问号。知青们急了，武装部也急了。
同派的群众组织悄悄给知青们透露消息：代表团明天就要出发了，知青代表的事以后再说。
事情太明白不过了：知青已经被抛弃，代表团一走，就再不会有“以后”了。
知青被激怒了：冲锋陷阵有我们，流血拼命有我们，分享胜利成果就没我们的戏唱了？鸟尽弓藏，卸磨杀驴，没这么容易！吃不成大家都吃不成！
于是，县城咽喉——板凳垭的公路上堆满了连二石，垭口上架起了重机枪，南江与外界的联系被关闭。
于是，与知青同派的当地群众组织发出不同的声音：“没有知青组织的参加，达成的什么协议都没用，我们也不去了！”
这意味着，南江知青不但与县武装部翻了脸，还直接挑战军分区和省革筹，可谓胆大包天！
幸运的是，他们赌赢了。两天后，县武装部通知知青组织：军分区和省革筹同意南江知青选派代表上北京。于是，贺盛才成为WENGE中全川（全国不清楚）唯一的知青组织代表，去了北京。
五
李嘉陵住院，贺盛才去了北京，知青造司的领导力量被削弱。留守的负责人朱精华头脑发热，不听劝阻，擅自带领新农部队去县中队抢枪，知青郎启禄、吴友伟被打死。急昏了头的朱精华又煽动南江其他同派组织，近200名武装人员将县中队围得水泄不通。这次行动伤害了县武装部和知青之间的良好关系，也成为南江知青由盛而衰的标志。
1968年初冬，县革委成立了，知青组织手中的枪上交了，然后按要求宣布自行解散。这时，曾经风光一时的南江知青感到了切肤的寒意：县城呆不下去了，社办林场基本上都砸烂了，重庆又是回不去的，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无家可归”。更让知青们担心的是：他们一旦分散，等待他们的将是无情的“秋后算账”。
他们不甘心就这样低头认输，决定和命运再赌上一把！
南江县杨坝区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块平坦的土地叫中坝，它脚踏三县，周围是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仅有一条多年失修的简易公路与外界相通。坝内小溪穿流，有良田熟土，宛如世外桃源。
这里原是一个大型的劳改农场，在押人员最多时达500人，六十年代初撤销，留下了大批的住房和生活设施。如果把知青们集中到中坝，利用现有的设施和条件，办个可以容纳四五百人的知青公社，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既可以避免被分散，又可以坚持上山下乡的大方向，何乐而不为？而且，只要大雪一封山，中坝就成了谁都奈何不了的独立王国，想报复知青连门都没有！等到明年春暖花开，知青公社已经成了事实，还怕谁？
说干就干。知青分兵两路，一路上中坝去摸清情况，做好迎接大部队到来的准备；一路回到各个林场，将粮食和生产工具运往中坝。
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除了总部少数成员，其他知青只知道限期到县城集中，保密工作算是做到了极致。
但是，知青头头们还是太天真了：这样大的动作岂有不漏风之理？单是各个林场的干部和老场员，他们会眼睁睁地看着林场的粮食和财产被拉走吗？虽然知青们也给他们留下了应该有的一份。知青们前脚刚走，电话就打到了县革委。
下两区知青白代红，利用自己副场长的职权和过去树立起来的威信，将林场近二万斤谷子装上了汽车，把十几头牲畜赶到了半路，却被县革委派出的军队包围了。白代红被拘留，参与行动的知青被审查。其他如大河、沙河等林场的知青，遭遇也大同小异。
已经在中坝做接应准备的知青见事不对，悄悄地撤回县城。
总之，知青们没能搬走一粒粮食，中坝知青公社也成了永远的梦想。但是，南江知青对他们的这次行动至今不悔：我们已经尽力了，失败不是因为我们无能。
六
在南江老知青的记忆里，1968年的冬季格外的静寂寒冷。夜幕刚一降临，群山就静寂无声了，县城也悄无声息地闭上了眼睛。就连最热闹的地方——知青们聚集的县委招待所，也变得出奇的安静。
是的，有什么可值得兴奋的呢？知青公社夭折的阴影还没有消去，县革委又下传了社办场全部解散、知青全部分散下户的文件。劳动的艰苦已经无所谓，分散的后果却有些不寒而栗。南江知青能够在县城坚持两年而不败，靠的就是团结的力量。如果一一分散，以后会有好果子吃吗？睡吧，睡吧，也许明天就是分手的时刻。
整座米仓山就这样沉睡下去，沉睡下去。
不知什么时候，一个起夜的知青突然大喊：“遭了，县城失火了！”推开窗户，火光冲天而起，把对面的山崖都映成了红色。
火光就是命令，火光就是冲锋号！等不及谁来组织和指挥，知青们冲出了招待所。公路上的脚步声由少变多，由凌乱变整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雄壮的口号声一扫几小时前的萎靡和悲伤，一往无前的勇气重新回到了他们身上。
火场是地处南门桥的发电厂，厂里放有几大桶柴油，所以火势异常凶猛。
全城一片黑暗，南江县没有专业消防队，也没有专用的消防器材，加之派性原因，围观的人不少，参加救火的人却不多。驻扎在县城的县中队刚换防来南江不久，情况不熟悉，恐有意外，坚守营房以备不测。百十个知青成了救火的主力军。
他们无意做英雄，无奈血液里渗透了英雄主义的基因；他们没奢望有壮举，但是壮举偏偏缠上了他们。
发电厂虽然是独立厂房，但距离最近的民房只有几米。民房大都是木架木板结构，一旦着火，房子挨房子，毁城的危险就在顷刻之间！
果不其然，“轰”的一声，厂房坍塌了，困在里面的火龙窜了出来，发出骇人的呼啸，摇头晃脑，一口咬住桥头的两间民房，吓得旁观的人群轰然后退。
知青们冲上去了，迎着熊熊火光冲上了！他们手中没有任何救火工具，就爬上房顶，赤手空拳地与火龙展开搏斗。他们用脚蹬开瓦片，用手撬起一块块搁板，隔断火路，阻止大火继续蔓延。
柴油桶被烧裂了，火光冲起数十丈高，映红了天空。一串串“火飞蛾”在火光里飞腾，亮晶晶的，很快又融入黑暗，像死神的长袍，在夜空中飞舞。
火势趁着风势横扫过来，房顶上躲闪不及的知青，眉毛、头发被火燎到，发出一股焦毛臭，胸口一阵阵发紧，连呼吸都困难。脚下全是火焰，稍一不慎，掉下房去，就“唯有牺牲多壮志”了！
又一桶柴油烧裂了，火焰再次冲天而起！火爆声、房屋坍塌声、惊呼声响成一片，南江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不能后退！决不能后退！”知青们大喊。
是的，他们不能后退，因为他们的身后就是南江城。城里没有他们的一砖一瓦，但整个南江城是他们的！生死已经置之度外，扑灭大火，保住南江，是他们唯一的信念。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生死搏斗，火源终于被切断，火龙在吞噬了两间民房后没有了去路，只得低下无力的头。南江城保住了！
凄厉的军号声在夜空中响起，这是南江知青的最后一次集结号。百十个满脸烟尘、浑身湿透的男女知青排成整齐的队伍，在南江民众的目送中，消失在夜幕里。
南江知青组织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完成了他们的谢幕，从此退出南江县的政治舞台。
七
WENGE期间，全国知青被边缘化，毫无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还时常遭受迫害和毒打。唯独四川省南江县的知青，在那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中扬眉吐气地“风光”了两年多，确属中国知青史上的一段传奇。
但是，南江知青也为这两年多的“风光”付出了惨痛代价。据不完全统计，WENGE期间，南江知青被枪毙1人（朱精华，属新农部队），抢枪被打死2人（郎启禄、吴友伟，属新农部队），自己炸死自己1人（刘真，属飞虎兵团），在平昌县武斗死1人（张国富，属新农部队），在汉中县武斗死1人（属正直区的），淹死1人（在石矿林场），摔死1人（在沙河区），救火牺牲1人（颜业春，在大坝林场），自杀1人（曾庆虎，属大坝林场），分散插队落户后被杀5人（万启超、吴行成、肖润泽等）、重伤10余人，运动后期进“学习班”5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