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在通江的戒烟工作

旧通江县地区烟毒为患甚烈。民国初，知事王殿章历行戒烟，“先事苦劝，继以戒药，限期，期过则吸种皆罚，枪毙豪强，几告肃清”[1]。

红四方面军到通江时，不到1000户人家的通江城，有烟馆200多家；不到200户人家的瓦室街道，有烟馆20多家。不少烟馆，又是赌棍、嫖客活动场所。集市买卖，均可以鸦片作媒介，还成为敬神的祭品。后来通过通过戒烟宣传、禁止种植、税收限制、关闭烟馆、制造戒烟药、设立休养所、开设工农烟馆等方式，基本禁止了通江的鸦片。

一、戒烟宣传

在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专门研究了戒烟问题，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戒烟宣传。宣传的中心，是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戒烟的意义和目的。宣传方式：一是由各级苏维埃政府颁发戒烟政策，以行政手段加强戒烟工作；二是大量錾刻宣传戒烟的石刻标语，让广大群众认识到“穷人吸上鸦片烟，面黄肌瘦，消磨斗争意志，哪能去打匪首刘湘”的道理，揭露“川棒老二、发财人种鸦片、吸鸦片，为的是他们来整款子”的罪恶目的；三是编写戒烟歌，在广大群众中教唱。

二、禁止种植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专门以布告的形式规定，在赤区范围内，“一律禁止种鸦片烟，吸烟得分期禁戒。唯年老气衰不能禁戒者，得于县区苏维埃许可之下种少数鸦片，但每乡不得超过10背谷子的田，经过一定时期后则完全禁种”。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减少了鸦片烟源，为彻底戒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连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在通南巴赤区内，鸦片烟种植是绝对禁止了的，我们去的地方，简直看不到一根烟苗。”[2]

三、税收限制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还从税收政策上对经营鸦片烟加以限制。

《川陕省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把片烟纳入特种税，税率标准很高。规定：“开设烟馆者，每月照三等征收：头等2元、2等元、3等5角。专门以贩卖鸦片为业，按每两抽百分之五。”为了发展苏区的经济，鼓励赤区群众运白耳、鸦片等物卖到白区，努力发展苏区经济，巩固红军的物质基础，还在苏区的出口税中规定：“茶叶、锅、煤炭、木耳、木料、鸦片烟等皆得免税。”

四、关闭烟馆

戒烟运动开展之后，各级苏维埃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关闭和没收了苏区的烟馆和烟灯。除了由川陕省戒烟总局为戒烟而特设的“工农烟馆”之外，其余的各家烟馆和烟灯，全部予以关闭和没收。

在关闭烟馆的同时，还无条件地没收土豪劣绅的鸦片烟和收购工农群众自己种植的鸦片烟。没收和收购的烟大部分被焚毁，通江烧的就有7000多斤。

五、制造戒烟药

川陕省戒烟总局特地聘请名中医研制戒烟药，帮助群众戒烟。戒烟药主要是用红花、介子、茯苓等中药加上少量鸭片，制成戒烟药丸。

戒烟药丸由省、县戒烟局直接下发和经销。戒烟药丸在街上公开出卖，其价格较便宜，每百钱四颗，两串的布币可买300颗。戒烟丸的效果很好，一般烟瘾的人服用一段时间，则可戒掉烟，因而被人们称为“神丸子”。

六、设立休养所

休养所又称戒烟所，主要是将烟瘾较大的人与外界隔离，进行强制性的戒烟。凡到体养所戒烟的人，均由各级苏维埃政府开介绍信，自带碗筷、被盖等日常生活用品，伙食由休养所供给。

休养所驻通江南门对岸壁山大庙，这里山绝壁如削，古木参天，殿堂辉煌，人迹罕至，环境清幽，是一个理想的戒烟之地。戒烟所一建立，前来戒烟者十分踊跃，经常有100多人在此戒烟。

1933年2月6日的第9期《川北穷人》报道：“连日来戒烟的将及百余人；两星期内已有50人完全戒掉，吸食了四年者即需一月，毫无痛苦。”

七、开设工农烟馆

戒烟总局还开办了一个工农烟馆。这是党和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因时制宜、因事制宜而采取的一项临时措施。主要是解决吸烟时间长，烟瘾特别大而一时难以戒掉的工农群众的具体问题。

当戒烟工作进一步深入时，工农烟馆亦随之撤销。

至于红军部队的戒烟，其措施是说服与强制并用，由各连政治指导员，控制着烟丸子，逐渐减少供应量，以期有烟瘾的新兵在限期内戒绝。张国和徐向前、陈昌浩等都亲自督导。[3]

关于川陕省戒烟总局的情况，当时的局长赵有义回忆说戒烟总局于1933年底开始筹建，地点在通江城钟鼓楼街下段，副局长俸继章，旺苍县庙儿垭人；笔书桂子乾；下设戒烟登记处、出售药丸处。我找人写了一个“川陕省戒烟总局”的横匾，于1934年2月1日开始办公。先是各部门负责人戒烟。壁山庙子里设有休息处，每10个戒烟者配备一名招待员，管理食宿和服药等事宜。戒烟者不准进城，开始有五六十个人在此戒烟，后来省苏出面，把2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县苏主席、革命法庭负责人、保卫局长等集中省苏登记，凡有吸烟嗜好的一律交戒烟总局，限期报到，由150多人达到200多人，凡彻底戒脱烟瘾者，才能办理手续回本单位报到。

参考文献：

• [1].吴世珍.《通江县志续修稿》
• [2].《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117页
• [3].据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