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国，男，1917 年出生于巴中市恩阳区恩阳镇的贫苦家庭。1933 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节节胜利，恩阳掀起扩红热潮，年仅十六岁的董元国毅然投身革命，加入红军游击队，后编入红 12 师 34 团。1936 年，红军西渡黄河开启西路军西征作战。因机敏果敢、忠诚可靠，董元国被选入总部教导队，担任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警卫员，自此跟随红九军征战河西走廊。1985 年南江县人民政府印发南府发（85）055 号文件，正式确认董元国西路军老红军身份
本文分为战斗在古浪、激战西洞堡、甘峻铺突围、抚彝脱险、向祁连山转移、在祁连山打游击6个部分。
战斗在古浪
一九三六年十月，西路军队伍开到了古浪。战斗前，副总指挥王树声带上我们去察看地形。在西门，副总指挥发现山上有敌人在筑工事，叫我把望远镜拿给他看，看后对我说：“小董，打他几个，给敌人看看。”我从一位战士手里拿过一支步枪，瞄准就打，只听副总指挥说：“好，打倒了。”
副总指挥估计说：“看来敌人有三个团。”回来后，副总指挥立即进行了战斗部署。当时，我八十团在南山。战斗开始不久，三支队的阵地突然失守，孙玉清军长带的部队也被截断，增援部队又进不来。副总指挥根据战斗的发展形势及时果断地发出号令，他说：“同志们，坚决地打呀！要发扬不怕牺牲，与敌人血战到底的精神。”然后，副总指挥又亲自带领手枪队死守一座砖门。这是古浪城仅有的制高点。这时，凉州又窜过来了一部分敌人，西面山上又扑下来了一股，天上是飞机，一部分敌人已经进了城，将汽油泼在城门和楼脚上，然后点燃，战势对我军十分不利，副总指挥叫传令兵下令，把机关精干的同志调到前沿部队去协助工作。我被分到了一连。从拂晓接火到下午七点左右才结束战斗。敌人被打垮了，我军却被截成了四块。当时七十五团团部住在总部旁边，与九军孙玉清部失去联系，八十团在河对面山上，七十三团三营在北面山上，总部另在一处。敌人已经破坏了城内的电线，号兵也被打死，联络不上，最后用旗语兵联络，这才知道各处还有自己人。
战斗结束清点部队，伤亡很大。红九军二十七师、二十五师在这一仗中大削锐气。这时总部决定敌人撤退，我们也撤退。在副总指挥的率领下，我们向凉州撤退。
在凉州，副总指挥与孙玉清军长在一起谈到古浪战斗时说：“古浪战斗，我们轻视了敌人。阵地几个隘口的火力弱了，不及以前的战斗。”
激战西洞堡
稍稍休整，部队又从凉州出发，这一走到了永昌。这时三十军和九军各是一路。九军一边行军一边整顿，把经理处、医务所、政治处的一些多余人员，整编到下属战斗部队。总部当时住在水泉子。
一天吃过早饭，副总指挥下令，叫我们也要去基层。我们下去的当天，在二十里铺与敌人整整激战了一天。这一仗我们吃了亏。战斗结束后，副总指不顾疲劳，立即召集了连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总结了这次战斗失败的教训。副总指挥说：“在四川，我们打的是山地战，少数能战胜多数，这次我们之所以吃亏，就因为我们不习惯平原作战。我看要发挥山地作战的长处，要依山靠水作战。还有，就是要学会打骑兵。”徐向前总指挥也同意了这个作战方案。
那阵是白天打仗，晚上行军的多。每到一处，首先是在墙上挖枪洞。永昌失败，部队又继续向前行，就到了西洞堡。这时，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三十军的二六五团留给了副总指挥使用，当时因九军力量太弱了。在西洞堡的庄子里，副总指挥又召开了班以上干部的会议。会议上，副总指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强调了搞好回汉关系，希望得到人民的支持，号召全军在西洞堡要打出个好的样子来。会上许多干部战士表示，一定要在今后的战斗中打出漂亮仗，灭灭敌人的威风，长长我们的志气。会后，部队根据副总指挥先前的意见，派人把老百姓的犁、铧等铁器收买起来，开始打大刀，准备用来对付骑兵。
在西洞堡住了近三天。第四天傍晚，副总指挥带着我们又去前沿阵地察看。察看后他说：“敌人今夜可能要包围、攻击我们。”接着他指挥部队按预先确定好的方案埋伏下来。
果然，夜间敌人出动了。敌人一来，先用大炮朝庄子里打。我和一些身强力壮、有战斗经验的战士，埋伏在庄子外。炮轰后，在机枪的掩护下，敌人开始进攻。这时，我军用部分兵力去抗击，以牵制敌人，引敌人入我军埋伏圈。敌人以为我军兵力不足，胜不过他们，钻进了我军埋伏圈，我军向敌人发起了攻击。战斗中我军每人手臂上带上一个白布袖套，以便在激战中分清敌我。这一仗大刀发挥了砍马脚杆的作用。敌人被打得焦头烂额，死伤无数。我们胜利了。为了欢庆这次战斗的胜利，部队还专门作了一首“西洞堡的战斗胜利了，指战员个个都欢笑…….”的歌曲。因为这是我们过了黄河后取得大胜利的一次战斗。
甘峻铺突围
西洞堡一仗后，部队休息了一天。这时三十军已绕过了甘州，八八师、七师和总部都到了抚彝（今甘肃临泽县），九军也正向抚彝转移。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在董振堂军长的率领下，已抵达了抚彝前面的高台，接近了新疆。这时，“五马”集结主力于高台，包围了五军团。战斗中军长董振堂光荣牺牲。消息传来，副总指挥十分悲痛，好久没说出一句话来。九军到了抚彝后，总部直属部队和电台却都还在甘峻铺。一天晚上，我们准备离开甘峻铺，向抚彝转移。出发前，副总指挥向参谋长下令，叫各团、各连把爱叫唤的马，走路有响声的东西全部丢弃，到指定的地点集合。部队正在准备，被敌人发觉。各路敌人打起照明弹，开始向我军进攻。部队只好又返甘峻铺。
敌人四面八方向我们扑来，手榴弹已将指挥部驻地炸毁。副总指挥抓起一支自动步枪参加了战斗。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副总指挥沉着机智地带领手枪队冲出了包围圈，没有冲出去的部队在庄子内跟敌人展开了巷战。接近拂晓，敌人的火力稍弱了点，我们七十余人组织起来突围，冲出了包围圈，到了抚彝。当时总部设在抚彝的城门口，我找到副总指挥，向他作了简单的突围汇报。副总指挥听了点了点头，然后给我们安排了饭菜。
（董元国 口述 董成鹏 董江华 整理）
抚彝脱险
在抚彝，部队住了近半月。敌我双方都十分疲劳，战斗暂时平息。那阵，我军弹药已十分紧张，副总指挥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下令叫部队派出力量到各村庄，收买老百姓的一些铁器和能作武器的东西。就连老百姓用来碾粮食用的石滚也被收买来。铁器用来造手榴弹。副总指挥又亲自指挥我们在城墙上放好石碾和手榴弹，又准备了一些打饼子用的橇子，烧起火来当探照灯。战斗前，副总指挥又深入连队进行战前动员，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高台战斗一结束，“五马”又调转马头向抚彝扑来了。战斗异常激烈，副总指挥和一些领导同志都亲临前线指挥。由于我军力量薄弱，弹药不足，敌人靠近了城墙。这时，我们就用预先准备好的手榴弹炸、用石碾砸。手榴弹和石碾、石头用完了，敌人在城墙上搭起梯子，准备上来，副总指挥又指挥大家用手推梯子。由于敌众我寡，又无弹药补给，尽管大家拼死抵抗，最后还是丢了抚彝城。敌人进了城，我总部在城楼上下不来，敌人开始集结力量向这边缩小包围圈，情况十分紧急。这时副总指挥果断地说：“解下绑腿，吊下去，突围。”我们将绑腿解下，连接起来，拴在城楼的一根抬梁上，将副总指挥和其他几位领导吊了下去。
首长退后，敌人冲到了跟前，我们才纵身跳下城墙，因为再吊已来不及了。由于城墙很高，我的双手颈骨折断了。冲出包围圈，找到总部，副总指挥见我的双手受伤，忙叫看护兵给我包扎。抚彝脱险后，部队开始向靠祁连山脉的倪家营子转移，这时正值一九三七年的春节期间。
向祁连山转移
部队退到倪家营子，敌人没有大的进攻，在这里我们又驻了近一个月。过了年，副总指挥对参谋说：“看来子弹无望，我们必须要有所准备。”正月十几里，部队开始继续转移，方向是祁连山。我们刚进梨园口，又被敌人八面包围。这一仗，我军几乎全部牺牲。九军军政委陈海松战斗中被敌人的机枪炸子打断了腿杆。为了不让敌人俘去，不连累同志们，陈政委叫副总指挥干脆把他打死在一个沙塘里。这谁能忍心呢？副总指挥双眼含着泪花安慰了一番，然后把掩护、照料陈政委的任务交给了他的警卫员，这才离开。
这一走，我们到了黑河。这时，徐总指挥在前面带着三十军的一部分人马已进了山。从黑河上山再进沟，便到了一个叫洛经的喇嘛寺。在这里，徐总指挥、副总指挥、孙玉清军长会师了，副总指挥叫妇女独立团后退一步，等后面的九军，其他部队暂时就地休息。首长们在一起召开了会议，会议结束后，开始在部队收集子弹。听陈连长说，要选五百精兵，打通国际线，接通苏联。
一天晚上，十点左右，徐总指挥与副总指挥下令，叫我们把所有的轻重机枪卸了，甩进结了凌冰的河里，把电机、发报机、枪托用来烤火。我问陈连长为啥这么做，他叫我没问，这个时候紧跟部队就行了。
当夜，徐总指挥从左翼下河，陈昌浩从中路下河，副总指挥带领我们从右翼下河。部队分散行动了。副总指挥的任务，是带我们进山打游击，牵制敌人，不让追赶那五百人马。
在祁连山打游击
进山后，生活越来越艰苦，个别人吃不了这份苦开小差跑了，骑兵连只剩三十几匹马了。副总指挥知道这个情况后，对我们说：“同志们，他们不革命，我们要革命！”
一天，副总指挥又派陈连长去找失散的人马，结果陈去了也没回来。副总指挥估计可能有什么意外的事要发生，带领我们立即离开了原来的地方，向祁连山腹地转移。
这时，跟随副总指挥的只有通讯连的三十多人了。山里没有人户，到了深夜我们才敢用火烧牛肉吃。虽时值初春，而祁连山还是大雪封山，赶路渴了，就吃几口雪。完成牵制任务后，我们的行动目标是去宁夏与新四军汇合。转战在这气候恶劣的大山里，生活十分艰苦，为了保存革命实力，让几十个同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副指挥常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讲他参加革命，在湖北打了哪些仗，如何艰苦，开导、教育我们。他还经常说：“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四方面军有人流落在这大山里，会派人来接我们的。”鼓励我们要鼓起勇气，坚持战斗。有副总指挥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有了主心骨，个个心里踏实多了。
就这样，我们在山里坚持战斗了近三个月时间，仅有的牛肉也快吃完了。一天，孙玉清军长向副总指挥请示，要出去打粮，并带了五六个人。傍晚出去，说是天亮前回来，等到早晨七点左右还不见人回来，这时副总指挥意识到孙军长可能出了事，于是我们又马上转移。晚上我们将两头仅有的小牛杀了煮着吃，没盐，副总指挥办法真多，带我们把石岩上的石花刮下来，用雪一拌，再用火一煮，用那种水再来煮牛肉就成了。
一天，我们继续往山里转移，听说到了少数民族地界了。刚上山，大家在山梁上一边放马，一边休息。这天正好是我值日，我将副总指挥的那一点点东西打成捆驮在马背上，突然，副总指挥发现山梁的另一头上来了几个人，叫我们问一问是不是自己人，这一问，敌人发现我们是红军，便一边吼“打呀，是共匪呀”，一边朝我们冲来。我们三十几个人一齐上马，副总指挥对大家沉着地说：“同志们打呀！狠狠地打！”
我们一边迎战，一边转移。当天，我骑的是匹骡子，不如马快，敌人追上我，抽马向我砍来，我见势不对，滑下骡背，从一雪道上滚下去，躲进了一个小岩壳，才逃脱敌人的追捕。从此，我就脱离了副总指挥和同志们，开始了流落生活。
（董元国 口述 董成鹏 董江华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