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与陈昌浩暗订密约

本文来自张国焘卫队长回忆录，由罗学蓬整理。

我在前面巳经说过，四川军阀一个个心怀鬼胎，虽然迫于蒋介石的压力不得不暂停“撕内皮”，转而将枪口一致对准红军，但私下里仍以保存自己的力量为第一要务。甚而巴心不得红军能将自己过去以至于将来的对手一举消灭或是削弱。

尤其是杨森，正处于他当上20军军长以来最穷困最潦倒的时候。1928年底，他在下川东战役中为刘湘大败，率残部龟缩于川北广安、渠县、岳池、营山、蓬安、顺庆5县。他把军部设在广安城里，决心把桑梓之地当作自己的根据地，韬光养晦，再图发展。没想偏偏就在这时候，红军从后面杀来了，而前面又有宿敌刘湘等军阀虎视眈眈。蒋介石要他发兵配合田颂尧打红军，他不敢抗命不遵。可自己躲在渠县、广安一带喘息了两年，刚刚恢复了一点儿元气，不想再把老本儿拿去孤注一掷，便使出花拳绣腿，只派第5混成旅旅长夏炯带领本部人马稍稍北进虚应故事。部队到了江口（今平昌县），与红军稍一接触交火，就立即退到巴河南岸固守，与红军隔河相望。

杨森这一次犹如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仗打胜了，好处全落到了田颂尧脑壳上，连口残汤剩水也没他的分。打败了，伤筋动骨的则是自己。他的20军弟兄粮饷无着，靠东挪西凑和友军接济过日子，军官不论大小，每人每月一律只发两块大洋。杨森当时经济上窘迫，巳经到了这种地步。处在夹缝中的杨森自不愿为蒋介石拼光了自己的家当，遂命令夏炯掘壕据守，千万不要主动去招惹红军。

这时候，夏炯手下有一个姓刁的团长，过去当“绿林好汉”时与川东游击军的总指挥王维舟等人来往紧密，并暗中加入了共产党。他看出杨森对围剿红军并不积极，知道杨森有难言之隐，就向杨森的心腹爱将夏炯大胆进言，表示自己与川北红军头目有些私交，如今两军对垒，既不和，也不打，双方徒然消耗实力，反正双方本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不如以彼此利益为重，大家坐下来直接会谈一次，最理想的是各自放弃小利，联合起来，一致对敌，争取大利；退一步，也可以寻求划定边界、互不侵犯的条件，各自谋取自身的发展。

夏炯知道此议正合杨森的心思，即将刁团长的建议报了上去。

对一心想当“四川王”的杨森来说，最大的敌人当然不是红军而是刘湘、田颂尧等军阀。他认为如果川北红军确实有联合互保或划界自保的诚意，倒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道。经过慎重考虑，杨森责成让夏炯去经办此事。杨森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他自己不出面，即便一旦事情暴露，可以推说不知道，一切都是“手底下人”办的。只要能保住他自身，部下即便得到处分，仍可以设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他对夏炯手下那位与王维舟私交甚笃的刁团长不放心。因此，只能让他干些牵线搭桥的事，而代表他去和红军谈判的，则挑选了成都讲武堂毕业生、此时正在夏炯手下当团长的李麟昭。

通过刁团长的往来拉线，双方终于决定进行一次正式的会谈，地点选在巴中县东南方向的得胜山（今属平昌县得胜镇）。该地既不是红军的势力范围，也不是杨森的防区，这样以示公平。

这头一次，双方都是“单骑赴会”。

代表红军的是陈昌浩，青衣小帽，一身收山货的外地客商打扮。杨森这边，则是李麟昭，他是当地人打扮，脑袋上缠着厚厚的白布，穿一身靛青土布长衫，看上去像个土老肥。

红军代表的气焰却令杨森十分的气恼，杨森让李麟昭带去的意见是：双方在平等的前提下成立联军，目标是共同对付刘湘的21军。但是联军只是行动上的联合，除了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分头作战之外，两军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

陈昌浩带来的张国焘的意见却是：要求杨森取消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建制和番号，完全脱离蒋介石的控制，改编为红军，一切行动都要服从红4方面军的命令。而且陈昌浩咄咄逼人，明确强调杨森既然要向红军靠拢，就要彻底抛弃蒋介石，不能做骑墙的两面派。不然，所谓“联军”，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日后杨森如果有了反复，不但红军无法控制，也会影响红军的声誉。

双方反复商讨，由于基点相去太远，无法达成协议，李麟昭只好在“回去向军长汇报后，再决定行止”的借口下，客气告辞。谈判无结果而终。李麟昭回到广安，向杨森汇报了谈判经过，杨森冷笑一声：“也不屙泡尿照照自己长得像个啥样子，投靠你张国焘，我还不如投靠蒋介石呢！”从此，与红军谈判，成立联军的事儿，杨森就再也不提了。

这是1933年上半年的事情。

几个月后，张国焘见杨森对联合反刘一事持冷淡态度，也意识到自己“要价”太高了，于是主动“落价”，通过刁团长这条渠道，提出第二次商讨的建议。杨森觉察到红军这一次有比较大的让步，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就责成夏炯亲自出面与红军谈判，并给予比较大的自决权以“便宜行事”。

夏炯建议谈判地点就在他的旅部岳池县公园内，经过刁团长的往返联络，红军方面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