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兴起及深入（三）

2003年夏，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湖北省三峡工程移民局联合在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大坝施工区召开了“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这是从1992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后，文物考古部门对三峡工程坝区、库区开展文物保护工作10多年来的阶段性成果的学术研究汇报会。通过10多年的考古发掘，“三峡地区原始文化的面貌已经得到了廓清，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已经搭就并得到了系统地深化，诸多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得以填补，巴文化的千古之谜正在不断地被揭开……峡江历史文化的脉络已经更加清晰和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代表有100余人，会后从参选论文中挑选了38篇学术论文，结集出版了《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这些论文涉及文物保护工作的总结和回顾，也包括新石器时期至唐宋以后时期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文物遗迹的个案分析以及巴文化的探讨和综合研究。在涉及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28篇论文中，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文章共16篇，文章确认，这些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存与我们前面说到过的一样，皆是古代巴文化遗存。

2004年10月，中国先秦史学会和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在重庆市北碚西南师范大学召开了“巴蜀文化暨三峡考古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规模较大，与会代表多达100余人。此次会议部分论文质量颇高，新观点迭出，会后会务组的专家们讨论后选出25篇论文编辑出版了论文集《巴蜀文化暨三峡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黎小龙主编，西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因此次会议主题明确，故参会文章皆围绕巴文化、巴蜀文化的若干问题来进行讨论，如李学勤撰写的《包山楚简郙即巴国说》，张广志撰写的《巴国社会性质问题》，张正明撰写的《巴人起源地综考》，曹定云撰写的《从巴文化“虎”崇拜看周初“虎方”》，魏嵩山撰写的《春秋战国时期巴、楚对三峡地区的争夺与关隘的设置》，谭继和撰写的《三峡与巴蜀文化》，林向撰写的《四川盆地巴文化的探索》，段渝撰写的《论战国末秦汉之际巴蜀文化转型的机制》，杨华撰写的《三峡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冶铁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兼论楚国对巴国地区冶铁业的影响》等。以上学术论文的作者中有些是我国历史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有些是巴文化、巴蜀文化研究方面颇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同时，这些论文的选题也都较为新颖，内容也较为丰富，解决了不少巴文化的疑难问题。该论文集的出版，引起了相关巴文化、巴蜀文化研究者们的密切关注。

2010年6月，由中国先秦史学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巴文化研究会等单位共同发起，在重庆召开了“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参会代表多达150余人。这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一次以长江和三峡地区为主题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议，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00余篇。可以说，此次会议掀起了长江和三峡地区先秦史乃至中国先秦史研究的新高潮，体现了先秦史和三峡文化研究的前沿水平。会议结束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抽调专人历时三个月完成了本次研讨会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论文集刊出论文111篇（印张：52.75，字数：1490千），超过了历届先秦史学会出版的论文集的印张和字数。在这些论文中，直接和间接开展对巴文化、巴蜀文化研究的占半数以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智荣的《巴文化与巴蜀文化》，陈剑的《巴蜀文化源流浅说》，邓晓的《对巴人传说中盐水女神悲剧的史学思考》，杨华的《巴人起源于清江说的考古研究》，李世平的《论巴文化在长江上游古文化中的地位》，陈新的《长江三峡巴文化探微》，杜勇的《说甲骨文中的巴方》，彭邦本的《巴蜀地区农业起源初探》，朱凤成的《浅议巴蜀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一系列关于巴文化研究的新成果的问世，大大开阔了巴蜀文化研究的视野。

2009年底，文物部门全面完成了三峡工程规划确定的考古发掘任务，出土了各类文物标本24.78万件，其中湖北库区11.5万件（含珍贵文物标本2.2万件）。2010年11月，“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暨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会议讨论的主题即是关于三峡工程库区文物的保护、发掘和研究。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参会代表共150余人，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博考古单位及一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大会收到论文60余篇，除18篇为其他省区考古学论文以外，其余的40余篇全部都是关于长江三峡地区文物保护和考古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涉及文物保护方面的论文有徐光冀的《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王凤竹的《三峡湖北库区的主要考古收获》，乔梁的《三峡考古的回顾与启示》。这些三峡考古研究方面的论文又多以先秦时期的为主，如与会代表余西云、赵宾福、孟华平、笡浩波、孙智彬、白九江、江章华、刘志岩、王仁湘、院文清、黄尚明、周国平、周密、罗运兵、杨华、胡雅丽等所撰写的论文，都是以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为议题的，郭立新、张昌平、黄凤春、王然、潘碧华、黄伟、杨波、刘兴林等的论文则皆是以三峡地区商、西周、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为议题的，张静华、余静、杨金东、马雨林、田桂萍、于秋伟、邓辉、佟珊、杭侃、霍东峰、吴小平、方刚、肖贵田、彭云等专家学者撰写的论文都是以三峡地区秦汉至唐宋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为议题的。本论文集所有论文的内容涉及的时代以先秦时期为主，在有关先秦时期的论文中，又以讨论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者占多数。

湖北省武汉市“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结束后，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接着又在重庆市枇杷山召开了“第六届西部考古协作会暨‘早期中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以长江三峡库区为中心’学术研讨会”。会议极具规模，与会代表近200人。会议收到论文60余篇，其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关于三峡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方面的，西部及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零星。在三峡地区考古学文化论文中，又以涉及重庆库区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为主，其中涉及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论文有赵宾福的《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格局》，李大地的《渝东南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发现》，白九江的《重庆与中原北方地区新石器晚末期文化交流》，代玉彪的《再论老关庙下层文化的相对年代》等；涉及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论文有孙智彬的《论?井沟文化》，蒋刚的《荆南寺：夏商时期的中原与峡江地区》，李峰的《重庆忠县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初探》，杨华的《长江三峡地区夏商时期骨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等；涉及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论文有刘兴林的《重庆巫山大昌盆地战国秦汉文化的初步认识》，盛定国的《万州大坪墓地早期遗存文化因素分析》，周勇的《巴蜀地区柳叶剑的考古学再观察》，方刚的《涪陵小田溪墓群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黄伟的《赵家湾战国墓出土器物初考》，杨群的《秦巴文化关系的考古学新证据——重庆万州梁上墓群M8战国秦人秦墓浅析》等。此外还有秦至宋元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论文22篇，余者为西部其他地区和重庆地区涉及文物保护方面的论文。与前述湖北武汉市“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与会代表们的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及时代相比，重庆市研讨会秦至宋元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论文要多于前者。至此，湖北、重庆研讨会论文集在涉及整个三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方面，从时代到内容，都进行了互补。

除上述有关巴文化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及渝鄂两地召开的巴文化、巴蜀文化、三峡考古学文化研讨会的资料信息外，重庆、湖北的几家行政事业单位、民间社团还创办了几种有关巴文化研究的内部交流杂志，如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巴文化研究会1994年创办的《巴文化研究通讯》及《通讯》于1997年停办后取而代之的1999年正式改版刊物《重庆历史与文化》，每年定期出版两期，使过去《通讯》的不定期、随意性走向了正规化，到2011年底，《重庆历史与文化》总出刊至第26期。该刊物由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主管，重庆市博物馆学会、重庆巴文化研究会主办，刊物的文章内容多以重庆区域历史文化为主，兼及周边地区，凡此时空范围的历史、文化、文物、考古、人物、事件、民族、民俗、古建等，都在其研究报道的范围内，其中尤其重点突出重庆地区的古代历史及田野考古和文物研究与鉴赏等。而重庆区域的历史文化亦即古代巴国文化，因而，对重庆古代历史、田野考古和文物的研究与鉴赏即是对古代巴文化的研究与鉴赏。与此同时，湖北亦有几家单位和民间社团组织创办了类似的杂志，如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1997年创办的《土家学刊》（季刊，现改名《土家族研究》，现已出刊总第49期）；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文化研究会、恩施职业技术学院2005年创刊的《巴文化》（季刊，现已出刊总第26期）；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文物局、博物馆2009年创刊的《文博之友》（半年刊，现已出刊总第5期）；湖北省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湖北三峡日报传媒集团、湖北省宜昌市文化局联合于1996年创刊的《三峡文化研究》（2000年改名为《三峡文化》，双月刊，现已出刊总第69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说以上渝鄂两地创办的这几种杂志皆为内部交流刊物，但其影响亦不容低估。这几种杂志主要是刊登巴文化、土家族文化、三峡考古发现、地方特色文化等方面内容的研究文章的，它们都可以为从事巴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提供多方面的交流信息。

四、巴文化研究活动的总结

巴文化历史悠久，经过几千年的承袭、演化、发展、延伸、传播，才形成了今天的巴渝文化、巴楚文化、三峡文化、清江文化、武陵文化、渝东南文化、乌江文化、巴土文化等，这些文化是大三峡文化发展的根，是现代湖北、重庆文化发展的历史基础，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文化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共经历了80个春秋，通过本文对巴文化研究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归纳和总结。

（一）“巴文化”概念提出的前前后后

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辈史学研究者就开始了对巴蜀历史的探讨，他们讨论的重点是巴国、蜀国立国的时代、疆域、秦灭巴蜀的年代等内容。30年代对巴蜀历史研究取得的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至20世纪40年代，一批史学先贤在先前巴蜀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及30年代在成都地区陆续出土的商周时期古文化遗物的引导下，这批史学先贤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虽然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当时有些操之过急，以至支持者、反对者间而有之，但巴蜀文化的研究活动毕竟开展起来并且掀起了一轮新的高潮，只是在当时的巴蜀历史讨论内容中，蜀文化的讨论居多，而巴文化的研究因限于考古发现材料，研究者涉足很少。20世纪5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巴人地域里（四川盆地的东边巴县冬笋坝和北边广元昭化宝轮院）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古墓群，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铜器、陶器被清理出来，历史学、考古学专家们根据这些出土遗物并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分析认为这些战国时期的墓葬应与巴人有关。无疑，这一观点的提出在20世纪50年代的初期是具有一定挑战性的，这是因为，此前提出的“巴蜀文化”概念尚且没有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此时又提出“巴文化”概念，这就意味着需以承认先前史学者提出的“巴蜀文化”概念为前提并将巴蜀文化中的巴文化单独划分出来。不过事实证明，这一挑战性概念的提出以及巴文化的独立划分，为后来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后从民族学角度研究，更具有影响的学术观点是，生活在湘、鄂、渝、黔地区的现代土家族居民，其由来即是古代的巴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巴文化遗物的大量出土，巴蜀文化研究者以地下出土实物为证据，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及民族学研究成果，巴文化的概念逐渐被愈来愈多的学者所接受。

（二）早期巴文化的认可

在20世纪50年代里，东周时期的巴文化及当今土家族是古代巴人后裔的认识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尽管开始时不少巴蜀文化研究者还犹豫不决，不怎么响应，但随着该课题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还是慢慢认可了这种提法，但从当年出版的一些有关巴蜀文化研究的专著和论文的命题及内容来看，不少研究者仍以“巴蜀文化”的称谓笼统谓之，甚至直至21世纪初，这种观念依然存在，如80年代以来顾颉刚的《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徐中舒的《论巴蜀文化》、蒙文通的《巴蜀古史论述》、邓少琴的《巴蜀史迹探索》等，即是如此。真正以巴文化、巴人命题的讨论，依然少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以至70年代，一般称谓的巴蜀文化（尤其是巴文化）实际所指已经是晚期巴文化，现在在承认巴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再来认识“早期巴文化”，将面临一个新的挑战。这是因为，所谓“晚期巴文化”的时代多为东周时期，先前的西周、商、夏时期文化几乎没有人提及，即使偶尔有学者论及，也多是借助文献史籍的记载去做一些推测罢了。20世纪70年代末，考古人员在鄂西地区的秭归、宜昌、宜都、当阳等地，发掘出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出土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物，这才引起了考古学界研究者的密切关注，于是，考古学依据这些出土的地下实物材料，经与成都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文化遗存的比较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考证后，认为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物应该是夏商时期的“早期巴文化遗存”。当然，“早期巴文化遗存”概念的提出在当时也让许多学者存疑，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文化遗存可能是蜀文化遗存。不过在经过八九十年代三峡地区、清江流域更多的考古发现的证明后，人们发现三峡地区夏商时期文化遗存中的不少器物事实上都是从三峡地区先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直接发展而来的，有的器物的来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本地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有鉴于此，“早期巴文化”的概念才逐渐被学术界所承认。

（三）三峡地区考古发现对巴文化研究活动的推动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初，在四川省广汉县真武宫曾两次出土了一些石器、玉器和陶器（片）。前一次是当地农民发现后挖掘的，后一次则是考古发掘。分析以上出土遗物的时代，中外学者大都认为为原始社会商周时期的遗物，而且认为，这些遗物与古蜀历史有一定的联系，这也是首次从考古发现材料来研究古蜀国的历史。不仅如此，20世纪30-40年代，在成都地区还陆续出土过一些青铜器，经研究认定，这些青铜器的时代为商周时期，结合广汉蜀文化遗存中出土的玉器、石器、陶器等遗物来进行综合分析，有学者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而这一概念的提出同样是从地下出土遗物的分析研究中获取的新认识。20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在川东和川北又正式发掘了几处战国时期的墓葬，经考古学研究发现，这些战国墓葬的出土遗物与古代巴人有一定的联系，于是结合巴、巴人、巴国、巴族遗物等概念，考古学研究者们提出了“巴文化”的概念。50-60年代，文物考古部门开展了对三峡地区的文物调查工作，在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几处重要遗址进行了试掘，调查和试掘所得标本既有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也有商周时期的遗物即青铜文化时期的遗物，这些遗物的发现证明三峡地区应该有商周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只是五六十年代时还不能认清其文化性质。而后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相关文物资料证明，这些商周时期的文化遗物正是考古界探索中的“巴文化遗存”。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三峡地区大规模的文物保护和抢救发掘工作全面展开，大量夏商周时期的巴人遗物被发掘出来，考古学研究者依据这些遗物的时代和地域文化特色认为其为早期巴文化并提出了“早期巴文化遗存”的概念，这一概念现已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巴文化、晚期巴文化或者早期巴文化，每一个新概念的提出都与考古新发现密切相关，考古学界的认识是随着考古新发现而不断深化的，我们的巴文化研究工作也是随着考古发现的脚步而不断向前迈进的。

（四）巴文化学术研究活动的高峰期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一大批巴文化研究专著及数十本有关巴文化（包括土家族）研究的论文集和一些地方期刊等纷纷面世，在一些权威性学术杂志及一批国家级、省级和海外发行的杂志上，有大量巴文化学术研究论文发表。而有关巴文化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从90年代初期开始也越来越多，这些研讨会有国际性的、全国性的、省级的、地方的还有各高校举办的，规模越来越大，档次愈来愈高。我国一些知名专家学者也陆续参与到巴文化研究的活动中来。我们可以从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分别在四川、重庆、湖北多次主办的巴蜀文化、巴文化、三峡考古文化研讨会的情况看到北京的相关部门和各地方组织对巴及巴蜀文化研究的重视。而恰在这个时期，为配合三峡大坝工程建设，全国约三分之二省、市、区的文物考古单位、高等院校、相关科研单位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和科研人员云集三峡地区，抢救发掘了1000余处（包括三峡地区其他一些支流）古文化遗址、古墓群，并在21世纪初召开了四次大规模的三峡考古文化研讨会，出版了60余部有关三峡地区考古遗址、墓葬、古建筑等的大型报告集和研究著作。如此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正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成为巴文化学术研究活动高峰期的根本原因。

（五）巴文化研究组织的建立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些专家学者对巴文化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的，彼此间的相互联系很少，相关的学术会议也很少，除1986年、1988年分别在四川省广汉三星堆、湖北省恩施自治州举办过相关会议外，其他可列为此类研讨会的几乎没有。而就会议讨论的内容来看，广汉的巴蜀文化会议实际上多数与会学者讨论的是四川地区的蜀文化和三星堆遗址及祭祀坑遗址的考古文化问题；恩施会议虽然有几篇论文与巴文化有关，但其基调却是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考察会，与会论文大多数都是关于整个湖北省的考古发现和楚文化研究课题的。在这一时期里，湘、鄂、豫、皖四省楚文化研究会尤其是湖北省楚文化研究学会的一些学人也曾呼吁应该像研究楚文化那样来研究巴文化，这对于巴文化而言，是值得欣慰的。巴蜀文化提出的时间是比较早的，但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相应的学术组织建设严重滞后，这一现状一直延续到1993年，在巴文化研究专家学者的多方奔走呼吁下，终于在1993年秋季成立了“重庆巴文化研究会”，并首次在西南师范大学举办了真正意义上的巴文化研究会（当时称巴渝文化研究会）。时光荏苒，重庆巴文化研究会一晃就快迎来它的20岁生日了。而后的2002年8月，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又成立了“恩施州巴文化研究会”。除此之外，在重庆、湖北的一些高等院校里也陆续建立了研究中心、研究院、研究所等，如西南大学建立了“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重庆师范大学建立了“三峡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院”，长江师范学院建立了“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三峡学院建立了“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湖北民族学院建立了“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三峡大学建立了“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文化部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武陵地区研究中心”“土家族研究中心”。另外还有“重庆市历史地理学会”“重庆市历史学会”“重庆市博物馆学会”“湖北省三峡文化研究会”等。这些学术组织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陆续建立的，其学术活动和所出版的书籍、刊物等，或直接或间接都涉及巴文化研究。

（六）多学科研究取得的成果

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开展最先是和蜀文化联系在一起来进行的，随着研究活动的深入开展，研究人员认识事物的水平不断提高。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随着川东及鄂西地下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出现，巴文化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而此前，对巴文化的研究甚至有关巴文化的称谓，一直都是比较含糊、比较笼统的。虽然巴人的历史较蜀人的历史更为悠远，且古今学人中也有不少人知道先有巴而后有蜀，三峡考古发现中也早有迹象证明巴地的文化遗存要早于成都地区的古蜀文化，但限于地下考古材料的缺乏，研究者还主要只能依赖于文献史籍中的记载来研究数千年前古代巴人的历史，这也是巴史研究在前一时期无法获得新的认识和突破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巴蜀文化研究学者和巴文化研究学者在考古新发现的支持下，像对我国其他省区的民族文化研究一样，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即从历史文献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语言学、民俗学、古文字学、体质人类学、建筑学等学科对巴文化进行了综合研究和探索，使巴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历史文献学告诉我们，巴人的渊源可直接追溯到远古时期；民族学研究告诉我们，当今生活在湘、鄂、黔、渝的土家族居民是巴人的后裔；三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告诉我们，历史上这一地区的自身文化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始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文化遗存被考古学研究者确认为巴文化遗存；宗教学研究告诉我们，古代巴人是多图腾崇拜的民族，尤其崇拜多种动物，包括崇“蛇”、崇“鱼”、崇“鸟”、崇“虎”等，这些图腾崇拜都可以在考古发现和民族文化中找到证据；语言学从土家族语言中告诉我们，巴之本义为坝，巴坝同音，巴人又称“比兹”，巴还可呼为“鱼”等；民俗学告诉我们，巴人世代多以船为生，故死后有用船作棺下葬者，巴人发式“椎髻”亦由其有“弜头虎子”之称而来，巴人死后的葬姿可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的葬式上找到渊源；古文字学研究告诉我们，甲骨文中的“巴”字就是蛇的形态，这说明巴族与蛇（虫）关系密切；体质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如今的土家族居民，其基因成分与该地区青铜时代巴人的基因成分有着承袭关系，属于“南亚人种体质因素”，因而土家族人应该是古代巴人的后裔。总之，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巴文化研究的内容愈来愈鲜明，愈来愈丰富多彩。

（杨华：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