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县苏的建立与平分土地
正月初七上午八点钟的样子，红军进入南江县城，打开了监狱，有部分参加了红军，如徐昌富，陕西宁强人，原是任伟章部的，长赤抗捐打死胡老八有他。他是任伟章派出来，同田氏军政府谈判的代表，这样被抓的。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时，他当司务长，后选为财委会主席。
临时革命委员会在红军入城后就成立了，主席杨方仁，水洞人。73 师政治部派了二十多人，搞了十来天，协助临时革命委员会筹备建立南江县苏维埃的工作。临时革命委员会有一颗印，下通知，出布告，是有一定的权力的。那时各区各乡组织不健全，有的地方有苏维诶，有的地方还没苏维埃，军队也是这样，有的地方政治部的人去了，有的地方还没有去。所以，南江县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选的，是临时革命委员会下通知，由各区乡派来的。
代表大会很热闹。从红军到南江城，一天都是锣鼓、火炮子、拾猪的没有断过。但是代表大会期间更热闹，一个乡抬一条，有的还拾两条，共拾了一百条猪；火炮子都是用背篼背起放，锣鼓就更不消说了。
会议地点在城隍庙，共开了七天，头两天预备，后五天是正式会。预备会包括审查代表资格，编讨论小组等。正式会的第一天作改治形势报告，是 73 师政治部主任黄超作的。听了报告后，就在讲座会上反复讨论。领导上就看发言的积极性，正确性，看你对红军的认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中物色建党的对象，选择各委员会委员、主席的候选人。因此讲座会上讲话的人次多少，天天晚上都要由大会筹备处、秘书处登记。大会上的报告是印出来的，会上讨论的认识，也是印出来的。供大家再讨论、再认识。
苏维埃委员的产生，是用无记名投栗选举。有四百多个代表参加选举。投栗中有这样一个倾向：你是那个区的人，那个区投你票的人就多些。比如我是大河区的，大河区投我的票的人就多些；：岳庄斗他是八庙垭来的，八庙垭投他票的人最多了。先是选委员，最后选主席，象我们这些都是在大会上投栗。选举结果是：
县苏主席岳庄斗，八庙人，
土地:严德怀，新店塔子湾人，
劳工:李世春
内务:谢芳源，官禄口人，
文化:李正良
事务处:徐昌富
秘书长:吴宗寿，八庙箭杆岭人，
军事指挥长:胡秋耀，部队派来的人兼
保卫局长姓范，革命法庭主席记不起了。
正月十五日开始，20(22) 日结束。
县苏代表大会期间，就发展了一批党员。红军一来，到处都写的斗大一个个的字“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中华苏维埃”是后来从布告上看到的：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张国焘、项英。后来中央军委出布告，号召全国人民起来粉碎第五次围剿，在上面就见到朱德的名字了。南江宣传口号也有毛泽东、朱德的名字，只是那时没有“领袖”这名词，也没喊过万岁的口号。就“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只有这两个万岁。同时，开县苏代表大会前，在政治部里杨益斌、胡朗德同志也就给我谈过几次，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会上政治部主任黄超也给我谈过，讲共产党的政纲、宗旨是什么。讲十大政纲要背熟，只要你能执行这个政纲就行，隔一两天就来人考察，你记住没有，你的意见怎样。我们那阵听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为贫雇农翻身的，是为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而斗争的，都愿意参加。我因为是贫雇农，入党批的半年转正，结果没有半年就转正了，正月入党，四月就转正了，转正的地点就在范家山。我入党宣誓是集体宣誓，转正也是集体转正的。
入党宣誓的地点是在黄主任住的屋子里，黄主任住在老文教局房子里，就是现在县政府伙食团那里。当时只有那房子好一些（后来宣誓在老财政科转拐拐那间房子里），有岳庄斗、严德怀、李世春等几个，站得整整齐齐的。我记得宣誓时是按这个说：1、我本人真心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2、承认党的纲领；3、缴纳党费；4、遵守党的纪律，5、保守党的机密，6、死不叛党，头可断，血可流，党的纪律不能丢。宣誓以前就讲过，党费不在多少，是个党性问题。宣誓结就束给你写个组织介绍信，某某同志啥时入的党，什么时候转正。那时有临时县委，部队派的人当书记。县委机关设在川刷团老工商联那里头。
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由县苏主席岳庄斗主持会议，讨论工作，各委员会分工就绪后，我、李世春、严德怀、夏怀应，还有一个女的，共七人，再加军队里的三、四个人。总共十来个人，组成了政治部和县苏维埃的工作组，下到农村里去分田地。我先在现在石板公社八大队麻石寨施家坝分了两天，又调到官禄口、元山坪一带分。第一次收紧阵地以前，南江县八庙垭、雁山掾、高家岭、大黑滩、长线子，这些地方都是分了田的。
打土豪跟成立苏维埃一起干，只要到了那个地方一调查，有土豪就打；苏维埃成立了就派人把他管起来。分田地同扩红一起干，分田地的时间，群众更加积极参军了。开始是红军干，苏维埃成立了老红军就不管了。我们下去到哪里，也是把当地的苏维埃加强始起来，把苏维埃的职权给他提高由他们干。我们下去只是以某委员的名义在这里指导分地，办事还是当地苏维埃和群众。群众都参加分，既是平分土地，大家都要求议嘛，不是哪个一个人分。哪块土地分给那个，大家都没意见了，签子背上的，当下把界牌子一插，就准事了。然后就照牌子登记，登记之后就发土地证。
平分土地之前，要统计哟，也是有计划的哟。那时土地广啊，象八庙垭、雁山缘这些地方，每个人足够有五贝谷子，也只准分五背。还要留红军公田，给参加红军的除，除在那里，你当了红军回来就分红军公田。我们二十几天就干这些事情，后来收紧阵地到官禄口也干这事，到了通江的平溪坝又去帮人家搞。
（本文由岳崇涛、潘广炎1981年录音采访，崔洪礼、刘昌惠、岳崇涛、潘广炎抄录，潘广炎整理。本站又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轻微的修改，主要是某些“土话”很多年轻人听不懂了）
第一次收紧阵地
我们出去工作二十二天之后，南江就开始收紧阵地了。四月初几里退出南江。我记得胡豆正开花，莱籽开始收花了。当时也有好多人动摇，说红军后退，打不过了，要跑了。老百姓、干部工作人员中都有这种说法。我那时的思想，认为红军这么多人，现在又扩进这么多新红军，怕啥子，跑哪去！组织上也不断的给我们做工作，同志们，不要怕，打仗是有策略的，不是说一鼓劲儿就把敌人消灭了的。敌人还有那么大的力量，急火是不能成功的。要经过多次较量、多种方法，才能彻底消灭敌人。有些问题同志们看不清楚，但是总的不要害怕。
首一步收到梓桐官后面的几个垭，烂泥沟、土地垭、鸟稍垭、甑子垭、鹿角垭，一直连到新店子底下的大小寨。我们在关门子、瓦旋子，敌人就站在对门山上，听得到炮响。但我们收紧一处，大体上要停一个礼拜到十天，大的战线上还停得更长，起码十天半个月。当时县苏维埃政府、73 师师部，还有 11 师师部，收紧到大河口那边去，到太平山、官禄口一线去时，我们就动员群众往官田坝、范家山那边运粮食，我们也自由老（运的意思）口袋。但部队总不动，不时打几炮，走得很逍遥，我便问一起工作的老同志，他们说，这就是诱敌深入，等进来了才好关门打狗。讲过了，又叫我莫跟别人说，这个说不得哟！
后一个时期，敌人准备进攻，我们就退得更远一些，退到平溪坝，县苏维埃和 73、师政治部就驻在平溪的梓桐庙，过去是个小场。我们的任务：运粮、动员担架、扩军。一个人背一个挎包，背点干米子，这里跑那里跑。干米子是把米煮成硬饭一样。捞起来干起，有油就炸一下，没油就算了，走到哪里饿了就吃，顾不上烧啥开水。
一天，我们回到县苏维埃，政治部通知我们说，派两个代表到总政治部开会。政治部写了介绍信，由我和夏怀应去。走了一天还没到，在山上一个招待处歇了一晚上。我们把介绍信拿给招待处的同志看了看，吃饭、住宿都不拿钱。次日继续往总政治部赶，路上碰着柳林溪的苏维埃主席和几个干部，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说南江。他们说，南江很远哪！要我们把南江的详细情况介绍一下，问红军转来没有？我们说，不知道。
我们又翻了一座高山，就是两河口，山上有老百姓开的火皮子地。那天当场，我们进店买饭吃，兴使苏维埃印的布票子，一串、两串、三串的。这是根据汉中那边过去字号兴使布贴子来搞的。我们用这买了饭吃，老板问：这使得长久不长久？我说：管它长久不长久，使一天算一天。
晌午就到了总政治部，叫我们直接去会傅钟。原先我们不认得，看面容大概有四十来岁，很客气、朴素。他问我们是南江的吗？我说是。他说，你们翻山越岭，走辛苦了吧？我说，不辛苦。又问我们，带介绍信没有？我们说有。再问，还带得别的介绍信没有？我们没说。他就叫我们去区苏维埃休息，等明天晌午几个县都来齐了，就召集你们开会，还有部队里面的一些干部参加。只没有说有部队里的啥干部参加。
第二天上午，看参加开会的有些团级干部，我们 32 团的政委、73 师的政委在，长赤县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黄明广也来了。开会时，总政治部主任傅钟说：我们召集同志们开会，你们翻山越岭走了好多路啊，过去你们可能没吃过这样的苦啊！大家都说：过去是穷苦人，经常肩挑背磨的。他说：今天召集这个会议很重要，我们要掀起一个红五月运动。红五月就是要狠狠地打胜仗，大量地消灭一批敌人，扩大我们的苏区，扩大我们的红军。今天地方的、军队的都来了，军队与地方汇合、联系起来，紧紧地团结在各军队政治部，统一行动，才能打个大胜仗。这以前，我们天天都在退却，大家都有意见，现在就来个反攻，同志们会完了就回去做动员工作，给部队动员担架运输，动员干粮。
会开完大概到十一点钟了，立刻组成工作队，由各政治部领导走。73 师政治部的同志把我们带到苏维埃，叫大家把干粮盘缠准备好，说今天晚上可没有晚饭吃，今晚上要工作，赶明天群众吃早饭的时候回来，参加纪念“五.一”天那晚上，我们到了铁溪乡，连乡苏维埃的干部，共二十几个人，分别下村动员家家户户炒包谷花儿，绑担架，没有竹子，就砍树杆子绑多包谷花儿炒好用篾丝背篼装。第二天早上起来集合，光铁溪乡就炒了三石包谷籽的包谷花，绑了七十几付担架。接着就把群众组织起来，打起红旗，送到两河口河坝里去。
我们去的时候，就有别的乡先去了。群众一下把河坝站完了，组织会场的人说”你们把河坝全部腾出来，站到山坡上去听得着。那时讲话没有扩音机，只有个土喇叭。大概到十一点钟，那个部队呀，走东边来了，走西边来了，走河坝上来了，也有走北边来的，特别是走南边来的最多。东南边就是靠洪口、万源、通江，阵地收紧得方园只有四百平方里了。政治部也没吃的，我们去的那天招待我们吃的鲜木竹笋和腊肉。我只是开会这天才见到红军的大队伍，重型武器，迫击炮、重机枪、水机关，三个人扛枪，一个人提水壶灌水。两河口大哟，横顺相当于南江城麻柳湾到大桥的河那岸抵拢汽修厂的样子。陈昌浩在台子上讲了话，只有他讲话不用土喇叭。那天 12 点过就开始走，走到下午五点钟，队伍都还没走完，还是跑步啊！
部队走的时候，给红军发了干粮，一个撮两碗包谷花、炒黄豆。那时新战士就多了，他们高兴得跳起多高。直到晚上十一点钟，还在喳啦喳啦的走，运粮的、抬担架的，一个担架三个人，硬是人山人海呀！五三、五四，捷报就来了，看那个俘虏兵啊。帽子倒转戴起，每个人背五杆枪，背了好多枪哟；就四川造“新式枪”，看起好，打不得，我们四川不喜欢背它。总政治部在街头讲演说：我们部队五月三号晚上，消灭了田颂尧主力王铭章一个师，刘汉雄残部被围困在大小骡马，正激战中；又过了三、四天，就动员我们这些后方机关、赶快随军队回到你们本地方去，敌人已经跑过你们本地了，我们都队正穷追，已经越过旺苍坝。那时我们多么高兴哟！
当县苏维埃主席
大反攻后，苏区扩大到嘉陵江边，增加了旺苍、广元、长赤、苍溪、嘉陵、平昌、德胜、清江、恩阳这几县，还有仪陇、营山一部分。我们回来在农历五月分就正式开展下面的工作，恢复苏维埃，有些没建立的就建立，没健全的就健全。又分田地。象大河、高桥、官禄这一带分了田地的，红军走了，又给地主剥削，还转去的有多少，这事在查田查阶级中要查的。这之后就是搞生产，我是文化委员会主席，带起一帮人到关门子、太平山帮助农民耙田栽秧子。
到了七月，正式建立县委，县委书记叫张新文、兴马坎人，县苏主席还是岳庄斗，他们几个讨论，叫我搞几天经济工作，到巴中给经济公社买布。回来后，县委决定我去八庙垭当区苏主席，接着便到省委党校学习，学习政治经济学，两个月后回来又叫我当八庙区委书记。这个时期，全苏区都号召大生产，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土纺土织，四丈八一匹，织出的布交红军经理处和地方经济公社收购。还收购染料。那染料就是山里乌梅子皮皮，老青杠树皮加谷草灰。这年生产很好，红军也更加扩大，73 师扩充为 31 军，当然里头有任伟章的一千多人这个底底。还扩充了四军、九军、三十军，一共四个军，号称十八万人了。
在我去省委党校学习期间，南江县于八月间召开了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更换的人很少，吴宗寿选为县苏维埃主席，岳庄斗当了县委书记。十一月肃反，岳庄斗曾经当过挨门甲的甲长，弄到了巴中，走时他估计凶多吉少，流着眼泪托咐我，好好看照一下他的家庭。以后报纸上登载的有对反革命分子岳庄斗“绝对的永远开除出党”，我一看就知道他被张国焘杀了。
十二月份，敌人又开始进攻了。这时我还在八庙垭当区委书记，住陈家祠堂。我把房子培修得很漂亮，修得有讲台，屋内小房间也是隔起来的。可能是腊月了，93 师政治部主任对我说，把房子腾出来做医院，师部和区委到杨家梁上住杨树红那屋里。这时，县上通知我把区上的独立营和游击队带回县，那共有二、三百人。回到县里才知道是叫我到南江独立团去当政委，这时已是杨广道的县委书记，组织部长靳世伯，是他给我谈的话。我说，军事上我不懂，能当个政委？他说，没来头的，政委是做政治思想工作。
我还没有到独立团上任，就又召开南江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县苏主席吴宗寿在生活作风上出了问题，要改选他。这次的代表是由下面选举的，以乡为单位选，记得是一千人里面选一个，少数地方五百人也可以选一个。只限选贫农、雇农。我大河区选我为代表，这样在大会选举主席时，大河代表一个不漏的投我的票，八庙的代表也尽投我的票，这样我便被选为南江县第三届县苏维埃主席。
这以后就更忙了，主要是查田查阶级，扩大红军，集中粮食，动员担架运输，把全县的力量动员起来，共产党员起带头作用。那时候我们年轻，有力，有胆子，一天就鼓起劲干哟！31 军政治部、军部住在南门口大房子和王爷庙里的，91 师政治部也住在这考棚里。一天不是这个政治部打电话叫去商量问题，就是那个政治部打电话叫去谈个什么事情，镇反、逮捕人、处分人，都要县主席去，签个字，才能处理。那阵礼节还讲究得很，我到 31 军政治部去，门上架两挺轻机枪，两个哨兵放哨，进出都给我们敬礼。我时刻保持农民的本色，没有在哪里装个大，或者在老百姓面前跃武扬威的。认得到的人来了都要倒个茶，请坐到起。所以人家都说“南江县主席小意得很。”记得有这么回事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第二次收紧阵地，走到文庙后头，我下了马，给驮上了两袋子面，我在后面吆上。走到甑子垭，广元的主席姓甘，气大得很，他说，“你是那里的马夫？”我说；“我是南江县的马夫嘛”！他又问“你驮的啥？”我说：“你看嘛，驮的粮食。”他想把我的马拉去他使。正在这时，我的传令兵跟上来了，说：“主席，走啊！“广元那主席一听，才知道我是县主席，整得怪不好意思，我是心痛粮食，驮一颗是一颗。
这个期时，有两件事我是忘不了的，一是打盖天堂，二个是停我的职。
打盖天党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我在八庙垭当区委书记，回家探亲之时，家里人告诉我，听说吴家坝“盖天党”起来了，要我提高警惕。县指挥部也给我来了信，叫我在八庙垭组织一批地方武装力量去打，说胡指挥长（年轻娃儿）从后山下来与我们接头。那时我们人年轻，一听这消息，心里就暴燥如雷：这还了得，量它站不住脚，坚决把它消灭！我马上写了个条条连夜送往八庙，通知区苏主席李长培，赤卫军营长安子模、游击队长刘正新、少先队长姓冯，叫他们在收到信的第二天，就带了二百人（游击队 50 多，少先队 30 多，其他是赤卫军) 到石板来。他们硬是按时赶到。我说，立即行动，再走十五里才吃午饭，去占石板公社三大队梁对门的八音庙，那地方过去满清时就出强盗、“咕噜子”，封紧那山口子很重要。
我们拢时，我兄弟李正新也带一、二百人来了。他当时当大河少共书记，十六、七岁，寡勇敢，百姓给大家煮饭吃，我就上梁观察敌情：敌人活动在演禅寺，杨家沟没去，同时演禅寺的人也在往回走。我说：盖天党没啥了不起，还是怕人！现在不管大河的也罢、八庙的也罢、屈家山的也罢，所有队伍通通听我的指挥。没吃饭的赶快造饭，下午歇气时通通集合前进到燃有烟火的那一片山。
盖天党七百多人，尽是老百姓，主要是演禅寺这一带的群众，大人小孩欺骗去了。我特别规定了军纪，糟踏沿途粮食、小菜的，要受严重军纪处分。我们赶到演禅寺，敌人已过了河，没有人了。又宣布：”现在的目的地是今晚到白果园，找胡指挥长。”原约定他从中河插下来，叫派人接他。那万山老林，派哪个去呢？我决定自己去，李正品、李正孝跟我去，都是自己屋里的弟兄兵。走山里上去，黑得很，走到大梁上出现端端一条路，就有人问：“谁？”我答；“我！”又问：“你是那里的？”我答：“听声音嘛！”问的人急忙说：“你是李正良同志？！”幸好没走错路，与胡指挥长在这里接上了头。
胡指挥长也带了一、二百人，有赶场的、贵民的、城关的。四路集合起来一千把人。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布置：晚上八、九点钟，分区域行动，大河、八庙的占观音岩。侦察员说那里没得敌人，跑了。我们浩浩荡荡开去，上头迄老林，底下迄河，占了一大片。大后山是敌人，我们第二天从后山转过去与敌人对恃起来，靠高桥、仁河那条河由长赤县、巴中县的担任警戒。第三天天亮，他们就集中人搞棚子，借老百姓的席子搭棚子，遍地都是棚子啊！看着“盖天党”被包围了，那些大人细娃、婆娘娃儿哭得不得了，我们也不好整。第四天，盖天党却来攻我们的地方。我们砍树札了木城鹿寨，他们点起火烧，口喊“打不进，杀不进”。有人告诉我，把枪跨个尿骚（就是把枪从胯下放过去），就能打得进了。我说：“那不是的，瞄准咋打不进？”我们集中起来，有四十条枪，撬了两个石头下去就打死了他两个，底下那条警戒线也打伤了他一个，这只半个钟头的功夫，“神”也退了，人也跑了。第五天，下了几颗雨，天还没亮，盖天党又发起神了，来了二十四个，口喊“打不进，杀不进”，向我们猛扑，我二兄弟一矛子杀去，把裤子戳烂，没伤着肉。二兄弟说，真的有神么？提起枪就打。神也没得了，又都往回跑了。
又过了四、五天，91 师 271 团来了，驻在那几家大财主的大房子里，指挥部设太极石脚底，指挥员姓潘，设假计：一早吹号，集合部队往回拉，实际没往回拉，人尽藏在树旮旯、岩脚里。“盖天党”认为平安无事了，只是神头化水，其余睡觉。九点钟，我们安的土大炮一点，轰的一声，那烟子遮天蔽日，部队乘着这股烟子作淹护，登上了盖天党的老巢铜铃山，把它的总司令何北平、旅长魏大良、魏大金、张仕平，都捉住了。还在山里搜出来一百多人。共计二、三百人。
战斗解决了，鸦片烟、银元、衣服等东西搜的不少。各区的、外县的，一起开会清点。是群众的，给群众拿去，衣服啦、棉絮啦、被盖啦，等等。宣传安定民心，讲：你们闹了多年的“红灯教”，那次不是失败？盖天党也一样成不了器，不要再信迷信。县苏主席吴宗寿和我们这些区委书记、区苏主席，一直把群众安置好了才走。群众打起锣鼓。放起火炮子欢迎。
停职申查
我这个人在经济上没啥，我当时不爱财，认为财是祸源。你看现在的地主豪绅，有的掉了头，有的倾家荡产，为的啥？还不是为了家里的财嘛！我始终抱着这一条：公家的财产丝毫不贪的。那时候也不发个工资，发个钱，一天只吃三顿饭，也没有特殊照顾，吃饭都是大锅饭，跟同志们一块儿吃，那时有个极端主义，不准哪个吃私伙食，不准哪个煮小灶饮食，哪个煮小灶查到了就捉，没得哪个敢。可是大概才当主席不到一两月，突然就停止了我的工作。保卫局审查了我二十几天，又才恢复了我的工作，我也才在这时弄清原因：
省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会有一个付主席，姓罗，戴个眼镜，骑个马马，到南江又下到八庙垭。接着我也去八庙垭办移交手续。本来内务是管现在的民政，那时就错误理解为管事务，当库房保管员。八庙垭区苏内务是一个姓岳的妇女，没收地主的东西都交她管。那天省苏粮食委员会姓罗的付主席，就把这个妇女关在屋里选没收来的好衣服、皮袄，弄来背起走。我一去就碰着了，说：你在这里做啥子，这是机要的地方嘛！内务开腔：“这是省苏罗主席。”我说：我认得。她说，他要提几件衣服。我说：罗主席，你提衣服干啥？他说，提回去给省苏维埃政府新剧团用。我说：“这好大事情，衣服给，要好多都给，只要有。但是不能给到私人手头，你回去在省苏维埃经济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办个手续。转到南江财经委员会，要多少我们都给。”这下把他坑住了。他说：我提了回去办。他转过去就发了信，记了我的可恶了。他骑上马马走，我送他。他说：“李主席，你工作很不错啊，你就是这样干啊！”
他走到大河口，正遇上我的一个仇敌告状。我的这个仇敌是个阶级敌人，家里是些恶霸，不是我李正良一个给杀了的。他大儿子陈登其，出去当盖天党，在（仁和场）那里擒住杀了的。我杀他是有道理的。那是第一次收缩阵地中，我们还没走完，他们就开会，活动一帮子人，去抄我的家，捉我的父亲，捉我的女人。那阵我家里没得啥，我二兄弟（李正新）也是参加革命的（大河少共书记），女人（石板乡脱产妇女代表），父亲（是党员）在地方搞工作（在经济公社卖盐，经济公社设铺垭庙）。他们去捉，还定了价：捉到李正良是一百块，捉到李春先（我父亲）是八十个铜元，捉到严文翠六十块。没有捉老二。
当时，红军在观音寺转家寨，灰军在母家坪棕梁上、窑梁上，中间有一个空隙，我家在母家坪李家弯，正处于空隙地带。那天，他们在观音井开会活动了一把子人，田家陈家，也有李家个别孬行头，先写了一个状子送给田颂尧部队的一个王营长，接着便去我屋里抄家捉人。走到离我家二里地的梁上，在河那边住的熊兆福老汉儿看到了，就说：“你几爷子搞不得哟，红军来了你看嘛！”这样，他们又停了一下。熊老汉趁机避开走小路给我家里放了信。父亲和我女人得信后连夜跑到了大河口，那时红军还在太平山，区苏主席是杨孝全，我把父亲和我女人领到 11 师政治部，李先念同志那阵也住在这里。政治部给我了五个人，穿上长袍，内插手枪，由我领路去逮反动。本来是想去逮田会平、田东生、田阳生几个老家伙的；可是陈家的二娃儿该死了，他缠到我不丢，想把我拉到白军那边去领赏。他说要报仇。我说我们没啥仇，我在 **塝（录音不清）撞着你老汉的，装的个穷人，要说报仇的话，我就抓住杀了。他不听，老把我跟上，问同路的那几个是哪里的。我说是我亲戚，姚家坝我女人娘屋的。我问大表叔（东生）二表叔（会平）在哪里？他说：“在棕梁上，你去吗？”我就卖关子，说：“现在红军晓得咋样噢，时局不稳定，我想找个人保我。”他说引我去，我说等把这几个客送走了再去。我从婶娘家出来，他一直跟上，婶娘还说：“陈平娃（庭华）你转来！”他还是不听，我想把他甩开，素性就坐在田吹上歇气，再想办法。可是政治部的同志就有些忍不住了，就问我，我赶紧使了个眼色，他们是鄂豫皖来的，口音被陈庭华听了出来，纵身从田坎上往下跳，政治部的几个便蹦下去撵。快下沟了，陈庭华崭新的裤腰带齐斩斩蹦断，这还是他婆娘在娘家专门做的花布裤带。陈庭华下沟把脚干拌断了，可是红军打了几枪，也没有打中。
就这么回事，陈家记了仇，到第二年，老汉还一天去“讨口”，遇到人就告我。这听说省里有个罗主席在大河口，便又去告状，说我过去是大河口的区队长，还有两把手枪没缴。其实大河口的区队长是有名的李春年，那个不晓得呢？这个罗主席不调查一下，第二天跑回省苏就给丁武选讲了，丁武选当时是保卫局局长，他马上给三十一军政治部打了电话，要把我逮捕了。电话是林（英安）主任接的，这又是个好人，当即回答说：“这个干部当县主席，是我们在南江将近驻了一年才选的，他的情况我们调查过，是苦力背老二出身，他父亲也是家庭贫寒，都没有啥子。”后来省委书记袁克服又派总保卫局下来调查，冤案才算澄清，二月分又才恢复我的工作。
第二次收紧阵地
恢复我的工作不久，大概是三月初（《川事纪要》载：二次退出南江时间为四月九日），南江开始第二次收紧阵地，先是通通退到山上。有了第一次收紧阵地的经验，做事也有点魄力了，一切都不慌不乱。
向南江猛扑的人李家钰和邓锡侯部，以邓锡侯的人为主。这些军队就不象田颂尧的了，不烧大烟，打得，有个弱点是骄傲。他们来不走大路，从五郎庙到大河坝、坪河这面抄过来。这时我们的军队要薄弱些，31 军 91 师 273 团和我们县里的独立团，以陕南游击队（八十多人，由一个姓赵的人领导）守在坪河。头一晚上讲，敌人到了五郎庙（今五权），二天就又报敌人已经占了官房垭、桥坝一带。31 军军长王树声立即打电话给 93 师，从八庙垭上来支援，要求务必于次日五点钟前赶到。我们苏维埃的任务是动员群众事先煮好早饭。可是部队到达已经是七点钟了，敌人已进到甘溪来了。
驻在现今日杂生产资料门市部大庙的 276 团才赶紧上去，在东台梁后头（就是手管科后头) 和板凳垭梁上同敌人接上了火。群众即从麻柳湾过河，干部从水码头过河。我这时才把两杆旗摘下来，叫传令兵装在背篼里，上面用谷子掩住，化装从水码头桥上过河。
那时我们县苏住冯晋彪同志家属院那里，上面不准住过去的衙门，说这样才有利于接近群众。这地方对看手管科那梁上，31 军政治部主任林英安在亲自指挥，挂了彩，被敌人抓住了，幸亏他的警卫员个子大，奋力把他从敌人手里抢了过来，背起往后撤，走水码头过河。我当时心里想，这跑得脱就跑，跑不脱也不投降。入党说了的：永不叛党。我两个传令兵十六、七岁，都是团员，精灵。刚出城门，先一步入城的敌人就问：“背的啥？”两个小家伙不惊不诧的说：“我们是乡里的，没得吃的，背了点谷子。”边说边走下了河。
我们是最后一批了，过河就折桥，走沙溪坝斜起上山，到了官禄口。但是，梓桐宫这岸山上，还是扎了好多红军，过了半个多月才撤退。我们在官禄口照常工作，查阶级，肃反。我送独立团到大树垭编入正规红军，我也要求到部队上去打仗。师政委说：不行啊，这不能由我来批准，想打仗，你自己扩军就是了。你们扩，我们也扩。这时菜籽收花结角角了。
以后又由官田坝到了平溪，那是六月分了，天气热了，山上树叶绿了，我们编了一下子，看有多少人，给县委请示，把人带出去一方面打游击，一方面打粮食。那时粮食困难，县委很赞成我这样做，说：好啊，你主动出去搞艰苦工作，去集中粮食，很好嘛！
编起来大概有八十多人，都是妇女娃娃，老的老小的小，没法打游击，就先到朱家坝河里背粮食，没有桥，现到山岩上砍树搭桥，背的背、搞的搞，第一站运到长屋间，第二站运到楼子庙，第三站运到平溪。接着又到贵民去集中粮食。这时南江贵民关这一带敌人还没占，区苏还在，主席姓肖，和他取得了联系。那去来的军队也多得很罗，我除了检查运粮情况，还要到区苏联系工作。那天，部队经理处主任兰荣秀说：“主席，你们打粮我也去！”共十几个人，从贵民关咸丰桥出去，唱得象蛮蜂样，也没派个侦察在前头看有没有啥子，那晓得我们头天在那里打粮，敌人第二天就进攻那个地方！我们赓即往回跑，跑到街上，岳家老婆婆说：前面晓得来了些灰军儿样。果真，进山几十个，口里喊“捉活的”。敌人两个旅翻山过去到了沙坝，枪也打，人也喊。我们从河里跳过去往山上爬，半山有个庙子，驻着通江的义×营（录音不清) 守警戒，他也打我们，把我帽子都打落，直到敌人这边松了，才爬上山弄饭吃。后来我们又到汇滩集中粮，过临江寺集中粮食。
临江寺后头的大山叫莱籽市，青松林里的菜子、青杠麦，要六月才收。那天我们几个同志上去，只见满山都是麦子，老百姓一个都没有。那麦子收起来也不好收，有多少麦子就有多少草，他不兴薅草！我看麦子还是好，不收可惜了，就带了几十个人上山去收麦子，由武装放哨。晚上，反革命来，我们把麦子已经收完了。这就到七月里了。
31 军政治部派人来接收了麦子，我也就接到省委通知，调任红江县委书记，并且赶到洪口开会。
这次会是军委召开的，各军政治部、各县县委和县苏都去得有人，与我同路的有 3 上军改治部主任、红江县委书记张国华、县主席姓杨、组织部长李永海。省委书记周纯金那个人好得很，他外头屋里有一张地图，我就看那上面有没有石板滩。他问：“你看哪里？”我说：“我看我那个地方。”接着又问：“你想家没有？”我说：“想家，想家又咋办罗！”他说：“想家就不忘家嘛，要不了好久，我们就可以反攻过去了。”31 军政治部主任说：“主席，你就不回去了，到我们政治部来！”我说：“这个由组织决定。省委如果决定叫我来，我就来嘛，我早就想打仗了。”会上，张国焘给我们作报告，主要精神也是要大举反攻，要作好精神准备。说到具体问题就是军队和地方如何搞好关系。比如军队里的一些人，认为四川新干部新战士是“季红籽”（新毛团、本地人) 不懂个啥！四川新干部、新战士又看不起这一部分人，认为你说我是“季红籽”，我内外还有几个人，倘若离了这些“季红籽”我啥都没得法！张国焘讲要搞好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他的话不啥好懂，开始讲的什么是共产党啦，红军是怎样产生的啦，讲了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同敌人作斗争啦，批评我们没有好好向他们学习。张国焘讲话态度很温柔，一句句的话又挺硬。讲要严肃党纪、军纪，不对就按军法制裁、按党纪制裁。
他讲了后，接着有些人在会上对军队有些人作了批评，对地方也作了些批评。会议开了三天，那时简单，再大的会也不兴办个啥子席，会一过就走了。
捷报也就跟着来了：我军在黑包梁、灰包梁战斗中活捉了刘湘的师长张帮本，我们心里凉生生的。消灭他一师人，张帮本一捉，刘湘就蔫了劲了。刘湘再一个主力师就是王方舟，王方舟也打得招架不住，邓锡侯的部队拖起往后就跑。我们的部队就追呀，接住几天几夜地追呀！追到黄木垭一仗，就消灭了邓锡候和李家钰各一个旅。这就是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了。黄木垭山上的仗打得凶，柏树上都挂的是人，枪呀、子弹呀丢得遍地都是。所以黄木垭后来出了匪，地方势力、土匪、豪绅地主把枪拣去藏着，用来反对我们。
第二次离职受审
我当红江县委书记后，总是想打仗，一天就往独立营跑，哪里有反动派就去打。打铜包山、打石峰台、打麂子洞，我都亲自去。就是这才死了不久的王家山嘛，就是死前要求搞几个节目、举行葬礼的那个王家山，他原来是 30 军一个师部的，犯了错误，张国焘把他整得惨，弄到红江县军区指挥部守电话。当然我们还是尊重他的，注意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的。他向省军区指挥部反映我不好好抓后方的思想工作，光去打仗。省军区指挥部就批评我：“那个仗要打，不打没法，但是你是搞地方政治工作的，不是打仗的。”这个批评本来也是正确的，可是这和田家、陈家第二次告我的状牵扯起来，我就冤枉了。
田家、陈家二次是派的罗开元、徐盛斌来告的。罗开元是田惠光的抱儿子，徐盛斌的妹妹是田惠光的媳妇子，就这样一个亲戚关系，把案子这里告那里告。他俩来到新场坝，当时县委驻在这里的，我到财委会开会转来，看到了罗开元，胡子留得这么长，我说：“你叫罗开元嘛！”他说，是，徐盛斌嘛我们本地人，叫我一声表叔。我说：“你们过来做啥子呢？走嘛走嘛，到我那里去休息一下子嘛！”我还给他们整的酒吃。他们说想整点盐。那时盐贵重得很，一两盐就是几块钱啦。我才不晓得他们吃过酒，就跑到省委去、跑到总保卫局去告我。当时省委在毛浴镇。保卫局长丁武选给省委书记周纯全说：“我要把红江县委书记逮捕回来。”周纯全问：“啥子事？”丁武选说：“妈的，他当过区队长的，给老子还有两支枪还没缴出来，放在家里的，这还了得吗？是个大敌人！“周纯全说：“哎，先别着急嘛，事情总要经过调查嘛，如今的反革命巫告陷害我们干部的也不少，这事要去调查。这个人跑不了的，有家有窟的那都不说，我看这个人是比较忠诚的，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死，县苏、县委的工作他都主持过。”周书记强调要调查清楚后才能作处理，我在这调查过程当中就被凉起了。
过几天，来了一个人，考察我家在哪里住，家里几口人，多大年龄，简单记录了一下就走了。但是这些人还是负责任的，又到了我家乡调查，走到观音井，就挡住了我二姑查问，她说：“他（指我）哟！书都没有念过，我父亲、全家人都没得钱，十一岁就背力上汉中，以后就背力为生，红军来就去参加红军，你不信又去调查。”哎呀，喜得他们没有遇着田家那几爷子，调查过我二姑就走了。但是，我的工作已经交给县委组织部长了（这人解放后在重庆市工作)，被弄到省委离职审查了。当然通知上是写的到省委开会。
我进通江城，首先到通江县委去了一趟，县委书记叫何绪荣，何绪荣提出要和我换手枪，这使我起了疑心，这家伙怎么要换我的手枪呢？这时川东道委已经成立，在通江县委吃了响午饭出来，我就到道委去看一下，我们是归道委直接管的，可以从那里看个形势。道委书记何富成，正开组织部长会，他要我参加会，接着对我不指名地批评。说：有些人是假家伙，没抓主要工作，就去帮助打匪，杀地主是应该的，可是把好人也杀了。”那里有这种事的，但我却不是个“假家伙”，心头只是想，管他的哟，省委通知的就回省委吧！
省委那些收发我一个都认不得了，换的新的了，我先到周纯全同志那里。周纯全说：“正良同志你回来了？你回来就好好休息哇！”接着司务长就领我住到田领尧在巴中修的那新房子里，有一个穿长袍戴瓜皮帽的人也住在那里，他一天就看地图，学呀，一般不啥出来。我的一个任务，是天天晚上把司务处的事务员召集起来，给他们读报。那个穿长袍的有时也同我摆几句龙门阵，讲苏联有个生活标准，一个人吃多少牛肉、多少猪肉、多少糖。讲我们革命要好好向苏联学习，将来我们也要达到这个标准。我就这样离职到省委审查了半个月时间。这回全靠了周纯全这个好人！
到黄木剿匪
一天，周纯全突然找我谈话，他说：“正良同志，明天我要出发，你也要随我到镇子坝。我走得早，你要跟上，走时带两匹马。”周书记果真走得早，我赶拢镇子坝时，他已开会讲话，讲的肃反问题。吃过夜饭，就找我去开会，人不多，只三个人。周书记说：你们到黄木垭，由正良同志负责，任军区指挥部剿匪大队长。你们还有啥要求没得？团结就是力量。
这正处于反敌三次围剿的准备阶段。敌人这次围剿叫川陕会剿。他围剿，我们要冲破围剿，我们的部队北边去了不多人，探听消息，有利就出去，不要让敌人把我包起来。我们这边过去的有 31 军、4 军、33 军一部分。33 军军长王维舟，副军长罗南辉，政委杨克明。过那边去先把汉中包围了，城古、洋县、褒城，敌人从西安来是条大马路，我们阻了鸡头关。南边的队伍继续增援到阴平关、沔县一带。所以好多部队过黄木垭往昭化、广元走，白日黑夜未停，还尽是跑步。我们先经长赤到木门，那木门也是涌起往上跑，走不通，又回来。这都腊月三十了，捷报来了，说是我军初二、初三攻下了宁强继续西进。那时那么大的军事行动，我们也摸不到情况，只听说到龙门山，龙门山在哪里也不知道。
我们从镇子坝出发，晚上歇和平场招待处，报告说和平场回来了个反革命，是陈占魁匪部一个连的副官，连副官算个啥嘛，当晚我们配合游击队就把人抓了，缴了一支驳壳枪，游击队不大高兴，我们就给他们解释，我们需要枪，以便把人送到木门区委。送到长赤县委。今天想来，我那次去肃反还是带着罪的，想嘛，叫我去肃反，枪没给一支，人就这两个啊！
人交到木门，吃了早饭就往黄木垭赶。天上下雨，又穿大柏林，暗得很。朱仕焕同志说。“老李也，走这沟里上去要注意，那里面有时也发生反革命。”我说：
“那怕啥
子，干肃反的还怕反革命？走！”爬上去到了黄木垭，坝子里又溜得不得了，很费了点神才到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姓权，听说我们来帮助他们剿匪肃反，高兴得很，连忙问：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说：“总指挥部的。”他说：“那好，需要啥？住好长？”
我说：“住得久，我们还要扩大队伍啊！”他立刻给我们安顿好住处，我们进一步了解匪情，提出工作计划。
首先是加强武装力量的训练，把赤卫军、游击队、少先队精干的调来训练。有八十几个人，在训练的同时物色侦察人员，消息灵了、准了、才好搞呀！我们注意了做好宣传工作、说服工作，真正是老百姓拣的枪来藏着的也没啥事，鼓动他们拿枪来换盐，一枝新式步枪称八两盐。那时我们川北根据地的盐呀，贵重，到处开盐井，就是熬不出来，熬出的也是硝盐，这样子，老百姓交了些枪，捉反动又搜了些枪，总共弄了二、三十条枪，交给地方武装训练。跟我同路的那个姓姜的当教官，有本事，基本训练呀。实弹射击呀，弄得很有点成绩，更多的人看热了，也来参加了，后来发展到了二百多人。
在训练和发展地方武装这段时间，也把敌情摸清楚了，主要是杜家坝的杜雁秋。其次是高坡场来了一支人。杜雁秋下面有个队长叫李彦明，他一不是军人，二不是政工人员，是个跑江湖的，二里二气的，家里穷得背时，生活靠外边张罗。他自己拣了些枪，杜雁秋又给了他些枪，整了十几个人，就给杜雁秋当队长。我们决定对这个人采取和平争取，通过权主席与他谈判，劝他。开始他毛里毛糙不依教，我们还是耐心的劝，答应要盐给盐，要大烟给大烟，终于争取了过来，把枪交了。他说：“我要枪干啥子，只要婆娘娃儿有饭吃就对了。”我们信任他，他更加讲义气，主动帮我们出去劝说，提供哪些该缴、哪些该打的情况。他说，石家垭那个地方，有个给石家上门的矮子藏得有二十几条枪，藏在大田底下山洞里的，白天做活路，晚上拿出来，弄了二十几个人遭害百姓。
我们便派了李良云去做工作，做了多少工作他不缴枪。这就只有打了，用武力去解决了。一个晚上，侦察员报告：“矮子一伙人今晚喝雄鸡血酒，准备同我们打仗。”我问是不是把情况弄清楚了？侦察员说。保证准确。我想既然你能保证，这倒是个好机会。我们深夜三点钟出发，谁个也没察觉，就把矮子的房子包围了，他几爷子还没有睡呢！一声令“打”，虽说没得机枪，那枪声密得也有点象机关枪啊！矮子一伙就开门往外跑，结果一出门就被一枪把腿杆打断了，没法跑了。随后在岩洞里起了二十三条枪，还有一挺轻机枪。我对他说：“你这个人不知死活。不受人拾举，你一个远方人喃，何必给这个地方卖命呢？你腿打得这个样子怎么办？好好，这样子，我们写个信，把你送到木门去治疗！”
这样一整，差不多小的，有几条枪的，有一两条枪的，都拿来交了，领了些盐回去。但是杜雁秋就不这么欺头了，他是团总、区长那样一类的家伙，这就有点费事了咧！
那天，他们也该背时。我们队伍往杜家坝开，驻在杜家坝村苏维埃喝茶，哨兵发现下面沟里有两个人，鬼鬼祟祟的，就一吼，那两个家伙赓即往回跑，我们的部队就去撵，这一撵就撵出来十几个，一直往那一条沟里头跑下去。这沟叫“硝洞沟”，那十几个人钻进了硝洞子。我们的赤卫队很勇敢，也往洞里追，这就吃亏了。他们先进去，在暗处，我们追进去的不好打；我们后进去，在明处，他们则好打，在这里我们牺牲一个人，还有一个负伤，我说：好，先不打了，守住，去找村主席、村代表给我们送柴草来。坝子里少柴，尽背来些谷草，把洞口封住就点起火烧：山顶上呢，就发动群众砍柴、砍青杠，也架起火烧。烧了三天三夜，把石头都烧红、烧炸了。头两天，还听到里面打枪，第三天早上里面传出微弱的喊话声，说愿意缴枪，只要给他们留个全尸就行，这一下就把邓彦清一帮子人整垮了，陈彦清也给捉住了。我们的队伍也壮起来了。
经过两月战斗，高坡场过来的那一支人也收完了。一天，我们侦察员（是土地委员，都叫他“石土地”，是共产党员) 来报告。还有个叫翟建昌的有 50 条枪，是拣的，藏着，准备把这些枪送到国民党去领赏、发财。这个人会武艺、熟汉操，就是武艺稍高的人也近不到他的身。于是我们剿匪大队先把他女婿抓来，审问枪藏在哪里。他女婿也不知道。翟建昌着急了，托石土地来说情，答应要多少钱他就办多少钱，把他女婿取转去。我们说，一个钱不要，只要五十条枪。他说，要枪就没有。左说右说都说不进油盐，我便给石土地另作了布置：你明天拂晓时就到他家里去，他在屋里呢，你就大声说“带钱啦，吃了早饭把你女婿取回来！”我们部队先在松林包藏着，随后采取行动。
石土地照我们的计划去麻痹他，趁他俩个说话不备之机，我们从后门子轻脚妙手地走了进去，老子一手把他的毛根儿（辫子）捉住，一手把驳壳枪顶到他背心上，我不信你的武艺打得过我的洋炮，后头七、八人就把他绑了，用青杠棒闯啊，枪统统起出来了，在他房子当门冬水田旁岩大松树底下的干岩壳里，长的短的、冲锋枪、疙蛋龙，还有国民党土兵披的雨衣。油布的，那几年还没有塑料布，尽是油布，一卷一卷的，统统缴了。
这时，91 师、93 师的部队也来了，权主席说，金皇寺那一支人还多咧，要求我们去剿了。这支人是翟家的，可能是罗炳友同志房后那坝里头。那坝子当中有一个石山寨子，叫熨斗寨，这个地方我们打吃了力。正规部队去打了几回，去的人多了他跑了多去的人少了，又不好打。后头采取 91 师 213 团驻到熨斗寨上去，不让翟永阶、吴成演、赛光凯、翟东长这几股人合拢，然后一个一个的剿。翟永阶屋里是高楼房，周围又是冬水田，很不好攻，213 团配合我们去打，农村吃早饭前就开始射击。那家伙还猖狂，说：“要缴枪，在枪巅巅上来拿。”冬水田边全是我们的人，我们用垫席接起烧他的楼房，烧到晒楼上他还是不投降，一家伙扑到冬水田里，我们人多，就把他打死在冬水田里。剩下的，就软硬兼施，又打又瓦解。
翟东长是有名的翟幺老爷，有一、二百人。这个人一辈子没染什么公事，也不爱与哪个起纠纷。他弄一、二百人主要保他自已的安全，但是敌人打仗常常利用他的人枪。
91 师、93 的部队都去打过，没有解决了，我从有个主席叫翟炳昌（以后到了延安）那里听到个口风，他说：“唉，幺老爷呀，也不该呀，他现在讲归降又不敢归降，要再撑下去，又要码多大个胆子啊！”我说：“翟主席，翟家这么大族人，门大户不小，你看翟么老爷的房子修得多好，何必和红军作对呢？你说他过去在这里没伤害过人，是个善良人，我也是个善良人，我看到你们翟家这类情况都愁住了，你是不是想个办法找他，我们和谈，和平解决哟！”翟炳昌说：“大队长，话只能说到这里，这话只是我俩个在这里说的，你是本地人，是不敢干这些事的。”
又过了几天，我又对他说：“你找找他嘛，在哪里？”他说：“在莱子沟。”我说：“多做些工作，劝他回来算了，把房子烧了可借了，把人杀了也划不着。”翟炳昌说：“大队长，真的？”我说：“我给你打个硬卦，你若能把他劝回来和平解决，我保证将军来保证将军去。”这时我的用名叫李秀山，我说：“如果我说话反口，我李秀山现在过你的眼睛嘛！”这个，我们大队党的委员会上讨论过，我说：大家可以放心，我拿党性、生命来保证，目的还是想把匪消灭了，这只是方法、手段、策略的不同。大队党委我是书记，这么一讲，大家也没有多大意见。说：“不这样，那不晓得他啥时才下山呢！”这样作，我也同 213 团的团政委说过，他们也赞成。接着，翟炳昌来回话，翟幺老爷提出了一个条件，说：“要信我翟东长，我两个要打亲家。”我说：“可以，欢迎。”随后翟东长给我送来了礼品，五十两大烟，还有鸡子、鸡蛋等等。我把大烟交了公，给他两个娃一个打了一对“百家锁”、项圈。同时喊把娃儿引起来见我，没过几天，事办成了，那时也不兴办席，简单地弄几个莱吃饭完事（弄得象样了，部队就要干涉，说吃私饮食)。我说：好，你（翟东长）的人，你暂时带着，编个独立团，你当团长，我们帮助你，后来“整组”，把这个独立团编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