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根据录音资料整理而成的传说性革命回忆录。一九三二年红军入川，李正良同志首批参加革命。当时，他已是一个“成了家”的年轻人，不是“小鬼”；又读过书，识文告、传单，知事很多。他先后任过区苏主席，区委书记、县苏主席、县委书记，长征中还一度到二方面军工作。“踏遍青山人未老”，全国解放后又任南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正良同志阅历较宽，经验丰富，且记忆力强。尤其他多次进省委党校、中央党校学习，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都有。因此，我们在一九八一年冬，请他以土地革命为重点，就自已一生亲闻亲见、亲身经历的事，按时序作了一次讲述。
李正良同志的讲述，为我们展开了南江土地革命和土地革命前的广阔的历史画卷，为我们提供了部分未见闻的长征史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起根发芽
我的起根发芽的太祖叫李朝奉，是达县石桥河人。弟兄十个，他是老十，与老九李朝林为后娘所生。父母死后，前头八弟兄想多分田地，就把他两个捆在院坝里晒太阳，折磨死。中午，太祖瞅着那八弟兄都睡午觉去了，就展劲把索子扳脱，又找来镰刀割断捆在李朝林身上的索子，兄弟俩一起跑到了南江石板滩下面的下营坝。先是给苏家的做活路，后来挣了钱就做筏子生意，买了几股田地。先买白杨坪八十背谷子，活水田，这是我们的老屋。接看买母家坪二缘里，直把原来岳家湾的田地买完，改名李家湾。那时候分“红册”、“黑册”，黑册是插栈为业，粮（田赋）要少些；置田买地叫红册，要多些，吃亏些。
这些大概是清朝第三代皇帝手里。我看到第五代祖的墓碑上是道光皇帝十四年。从墓碑看，我们李家没有功名，“耕读传家”还是从最兴盛的第三代祖时期开始的。李家湾对面专门办了一堂私塾，那个地方就叫学堂坪。我的祖爷叫李文贵，在满清时做过南房，以后行医，人称“李二先生”，我爷爷李芳和，婆婆姓严，仁和场严家大姓的，原是梁家媳妇，老丙子丁丑年遭大年岁，那时没吃的发赈，她去领回积仓谷，用碓窝铲米，老人婆嫌米不熟，当即提起铁罐打来，头被打伤，告案改嫁到李家。爷爷手里都还开有机房织布、炮房做火炮、粉房打粉卖，大伯父、二伯父都在学堂坪念过书，还能教学。我父亲也念过书。后来李家败了，学堂也跨了。
家里的破败
我出生于一九〇三年（乙巳年九月初九）。鸦片战争后，农村经济破败，家里也破败了。
家里的破败，同父亲的为人还有关系。我父亲虽说是个农民，但他不爱做庄稼。喜欢做生意、背力。以他的才能，可以在地方上谋个公职，但他不干，甲长都不愿当。他说。一个人当那个受人管制，不自由。当背老二，开钱吃饭，自由。他性情豪爽，张氏朋友、王氏弟兄，逢恶不怕，逢善不欺，还爱打抱不平。帮人打官司把自己的田地都卖完，落得给城里傅泽龙当了佃户。后来连房子也卖了，庄稼也做不起了，就靠我母亲绩麻纺线过生活，因此我长到七、八岁时还遮不住丑。
日时难度，父亲拉了别人的钱，在仁和场外祖母处投亲靠友开纸厂。不久，祖母病了。父亲便撒开纸厂回家侍俸祖母。他看过二十四孝张孝割股救母，一天跪在神龛下，焚香秉烛，磨好剃头刀子，用咀把手臂咬一个口子，再用剃头刀子割下一块肉来，给祖母熬汤。说阎王见是孝子，就可以救住。那时农村里讲啥科学哟，尽讲迷信，祖母病了七十几天终于死去。父亲送祖母上了山，这才下仁和又去办纸厂。自己本来就不会，临回来时又没作好安排，再去时纸厂里咬的料子都干起壳了，坏了，丢了相当现在一千元钱。这下屋里更加倒霉了，过年的时候，是幺婶家里借给的一升米，更不兴说吃肉了。初二，父亲打早就离开了家，到杨德忠开的一个烟子厂下力去了。
（本文由岳崇涛、潘广炎1981年录音采访，崔洪礼、刘昌惠、岳崇涛、潘广炎抄录，潘广炎整理。本站又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轻微的修改，主要是某些“土话”很多年轻人听不懂了）
闹辛亥革命
在我家庭迅速破产的时候，社会也正极度动荡不安。辛亥革命爆发，我七。八岁了。
头年某天，母亲在井边淘菜，对我唤声叹气地说：“现在咋块哟，世道很乱。你又未长成人，你父亲又不管家，人家说’贼子’要来了！”二年三月里，今石板一大队开始大闹了。我们这地方的“贼子”有郑鹿鸣、郑佐周，在郑家沟园宝山起事造反。九月初一，那天没太阳，四山雾暗沉沉，各山寨子上都在打锣鼓。一点钟内要打四次锣，就那么密。人们边打边：“郑鹿鸣起事了呀！把他妈杀来祭了旗，起了马了！”一天就听喊：“上察呀，上寨呀，贼子来了呀！”母亲引我上了今石板九大队大园山寨子，山里头一天把石头打得叽喳叽喳的，砌寨。只见大园山寨上石匠修寨子、修洞子。谣言很多，道人说：：“大劫到来，牛角上不能藏，牛肚子不能藏，要到牛毛巴里才能藏。”“牛角”指寨子。“牛肚”指洞子，“牛毛”指丛林、树林。整得我们没主意，在山里藏到腊月间才出来，说三十天晚上一家人死在一堆没来头。
正月初八、九里，县政府来“剿匪”，郑鹿鸣被他们“团上”（团练队一地方武装）捉住。在大河“丢灰”（坠水），共有八人（另有资料称难者为六人）。郑鹿鸣是个在成都念书的人，回来时带了几张“同志会”的证明书。听说招一百人当连长，招三百人当营长，招多少人当多大官。郑鹿鸣大概招了一百多人。在园宝山训练。我幺叔在里头当教师。训练分“洋操”和“汉操＂两种，汉操是打拳。我幺叔教打拳。把郑鹿鸣丢了灰，父亲同幺叔也就回来了。先是隔房的幺婵看到，即给我祖母说：“二伯娘、二伯娘，四哥回来了！”。
那时一家人正愁。这听说乱世之中他们回来了，都很高兴。祖母就带我们出去接幺叔首先说了一句：“回都回来了，就是挨了一刀啊！”我祖母又怄倒了。父亲才又说。啥子挨了一刀啊，南江城里那政变时就兴割辫子，抓到就割，乱得很啊，满清政府也没得啥主张。说闹什么革命啊，穿的衣服不跟满清一样，听说有个陈统领，是八庙的人，他哥叫陈万德，带了一两千人，在巴中，要回来了，叫他哥哥把新店子一带的大树，柏树、松树号了，他回来要在青宝观修都督府。
我们大河那边虽然把郑鹿鸣丢了灰，但事情还没有平息下去。正月二十九里，栽洋芋了，河里上来了两杆大旗，一个人都够栳啊！一面有垫席大，黄旗黑边子、黑字，前面还有两只号，一只号两个人抬，一个人吹。号筒一抽出来，一节节的，七、八尺到一丈长，不转弯，直的，吹起来嘟嘟的响，有的兵穿一个领架架，前后一个白，下面穿的红裤子，头上戴尖尖帽子，有的穿马褂，帽子前面是园凿凿，有个尾巴、翎子。武器很杂，梭标、春秋刀、大刀、羊角叉，还有毛瑟枪。那时不兴甲长、保长，兴乡约、团头。行政组织是县以下乡。南江县三个乡，崇清乡、吴雅乡、长池乡。乡设乡约，大乡约，小乡约，场镇上也是乡约。下就是团头，管六十到一百户人。团下就是十家排，排首。石板乡约傅登银、赵良成，团头（“镇安团”）赵德斌，见兵一来就弄米、肉，办饭，蒸了两子饭，人来人往把菜园子都踩平了。吃了一阵就喊归队集合，一声喊后就从大柏林飞云地走去了。从此后再没有见过这种兵，有说这些兵是来办厘金的，有说是下来查榨的，我们这里有油榨。
随后谣言又传，说羊子要来，洋人要来，十几天过去，河里果真又过队伍，戴的熨斗帽子。又过了一个时期，我们嫁在巴州马家的一个姐姐就回来了，说：巴州杀得好惨，阴沟里都是血水，河里都红了一半。杀的陈统领（陈凯，字膺底麒，派名熙国，时为四川起义三大统领之一，在其遇难后，民国中央政府陆军部曾通电吊唁。）的人，在巴州害怕得很，所以才跑回来的。这是第三年正月间的事，后来谣言消失了，“十家排”保持了好几年。乡里开会还是喊“会团”，乡约也还有人喊。
（本文由岳崇涛、潘广炎1981年录音采访，崔洪礼、刘昌惠、岳崇涛、潘广炎抄录，潘广炎整理。本站又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轻微的修改，主要是某些“土话”很多年轻人听不懂了)
从学娃子到放牛娃
这个“辛亥革命”过去，农村仍然如旧，我家里也依旧是父亲卖苦力，母亲纺线赚钱买米，我就在山里“松光子”（松树滴油的地方），晚上给母亲燃起多纺线。生活已经够苦的了，父亲却提出：“不管讨口叫话，还是要让娃儿念个书。”我被送到教学先生的面前。
我念书没有挨过打，老先生七十几了，说我念得。学校里要给老先生弄柴。那也是大压小，多念了几年的，有钱的、有给先生喝的，就不弄柴。我人穷，又才念，就得弄柴。二月上学，念迄九月，我念了《百家姓》、《三字经》，还有“四书”的《述儿》。“学儿述儿，钩子打得象兔儿。”我没有挨打。第二年无钱念不起，第三年又去念，好不容易才把学钱学米凑齐，强勉读了一年，再也念不起书了，从此当了放羊娃，那大约是十、十一岁的时候。
开始，父母争硬气，好多人来“请”，不答应。后来我们做了涂华成的三、四背谷子，这才帮了涂华成放了半年牛。十月，天气短，又下雨，喊我去割草。我出去在田岩割的笔筒草，没捎肩。涂就骂我：“够你吃还是够牛吃！”我就不干了，他用赶场背给摄了半背碎米子，打发了我回家。
回到家里，我也争硬气，发狠做活路。那时兴点鸦片烟、打树疙篼（砍树后留在土里的树根），我很快打了一屋角的干疙篼。翻过年，涂华成那个蔡老婆婆看见了很惊奇，想背我干疙篼给老太爷煎药。说：““你给我去放牛呀！”不说“还是给我去放牛”，如果这样，那就是说原来开除了我，那我就不得去了。正月二十儿里去上工，记得身上穿着一件烂棉袄。天一热了，那虱子就成絮絮。这次一连干了三年，从放牛娃变成小伙计，因为有气力了，能担水、担粪、铲田盖、务园子、做茶饭了。可是过去念的书，大部分也就还给先生了。我想把“四书”、“五经”念完，想看涂华成看过的报纸。可是涂华成不准我摸他看过的报。为这事，我不再给涂家干活了，回家另谋生路，把父亲读过的古书翻出来看。
学做生意·闯荡乱世
我父亲同张润生有交情。张润生与罗光福同汉中刘大家子、刘二家子搞得好，便总成我去学做生意。刘二家子本事大，到我们屋里住过几天，当时涂其武见了也想做生意，决定同刘二家子合伙，字号名字叫“双合”。可是不久，田颂尧的稽查下来把涂华成扣押到了大河口。赵良成告了涂华成在石板当保正贪污，要在当天交出一千二百元（银元），否则就要枪毙，涂华成当了几股地方，仓库都卖完才了却了这场事。这样，刘二家子也不接纳合伙做生意了！涂家没钱作本了嘛！我于是转到“玉成斋”当学徒学做墨。
做墨不景气，又回来给涂吉儒二老爷帮工，十八、九岁时第一次进到南江城。因为涂吉儒是“视学”，城里修了个劝学所，涂吉儒要去视学。当时的视学还有袁吉成们，严确成在高小当校长。城里人的穿着这时改变了，戴的博士帽穿的长袍套马褂。二十岁上第二次进城，是背力到城，爹喊我们去看看报，阅览室设在县政府头门。正到午时，钟鼓响了，是升堂。我就到大堂看热闹。大堂设现在县府礼堂那地方，四周敞的，没有墙，两旁挂的是钟鼓云盘、金官、夜佛、朝天、印门。老爷升堂，又敲钟、又击鼓，衙役唔唔吼道，满天星样的中门就在这时打开，走出来的老爷头戴瓜皮帽子，身穿长袍马褂、案上摆的是朱盒笔。民国十一、二年还守旧到这种程度。只是县大老爷改为“知事”。石板摊有布告：南江县知事陈文。但是有顶戴的人还是喊他老父台。一般百姓也还是喊“大老爷”。民国十五、六年，军阀要营造自己的王朝，巴中拆两城墙，南边修新式街，我去做工，所见也是这样的。那时南江到巴中还没有电话，交通就是邮差。人跑，两天一跑，一去一来跑四天。
比起来，军事上改得快些，红褂褂过后就是熨斗帽子。第二年来了滇黔军，云南贵州的，不戴帽子，包一条大丝帕、青布帕子，挽一个结，看起来寡威武。民国七年来靖国军，团长姓啥呢？被石青阳赶走，河边烧了从水码头巷子到同善社一节街。武器多数还是毛瑟枪、锡弹头。民国十七，八年，刘承厚的队伍上来援陕。口谚字说的：“刘存厚，不要脸，背起毛瑟去援陕。”去占汉中，说汉中原是四川的。当时，汉中那边就先进一些，赵寿山已经出世了。跑到汉中打了洋行、天主堂。天主堂有洋枪洋炮，加上陕军就把他赶了出来，在油房街、周家坪、青石关一带往回跑。
刘存厚的部队不叫话，过我们这河里见到婆娘的血裤子都拿。刘部转来前就潮通江的棒老二来了，把团练紧，山上敲绑，这山那山应，有钱的人就跑。王家三弟兄人称大老爷、二老爷、幺老爷，二老爷是举人，还立了一个武魁碑，有恃无恐没跑。王道昌（大老爷）、王炳烈（二老爷）只放出侦探到兴马坎。可是侦探回来还未吃完饭。太阳刚落下去，一百多人的“棒老二”，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来了，一家伙就把二老爷捉了起来，抄了家。赵兴昌是团总，杨明清、刘文吉等就“会团”，四、五十人佬起土枪、土大炮堵口子。我那时都扛得起一个“过山鸟”（土大炮）了。现在石板二大队沟里陈家大院子那边又是一个团，我们就堵沟这边。天刚亮，“棒老二”就过来了，洋号吹得嘟嘟的，一满田，我们咋个挡得住啊！岩上放一炮，又跑，往山上爬。王家有势力，见团练不行就找石青阳的部队来打。石青阳的部队也是爱钱的。王家花了四百多块现洋（银元”，说的是：认填河，不填沟。石青阳去二百多人只打了几炮。把王家弟兄三个救了出来。以后不久，又过了一股土匪。连抢带拉夫。那时遍地都是土匪哟！
石青阳的部队在南江住得久些。李挽南（李挽澜，后在抗战中牺牲）在后一些，我幺叔就是参加的那个部队。李过了就是潘文华。潘过后邓锡候，邓过后田颂尧。田在巴中二十年才当师长；先是旅长，后来当军长。不久红军就来了。总之军队改变得快些。虽然还是军阀。
短工生涯
民国十三、四年，各地开始开展“民族工业”。开头是发展栽甘蔗、办糖厂，南江河里碾盘坝、岳家坝、关门子沟里、官禄口、华溪口、石板滩、两河口阳光坝、元潭坝等地都开过糖厂。大河口发展栽桑，开丝厂，李晓谷办的。在这之前，先是提倡修马路、道路，我十六、七岁（一九二〇年左右）就去修过马路。父亲也赶这浪潮，同张润生搞烟子厂。张润生吹得很凶，要传我的技术，于是我又进了烟子厂。这大约是一九二五年，记得只学了一年多，就遭丙寅大天干，四处喊没饭吃，厂就倒闭了。这时，曾在烟子厂当过“老伙计”（小小资本家）的张内元的父亲，想出去投亲靠友混饭吃，可是他自已己没钱办“礼情”，又想玩个排场，好让人看得起他。便打起了我的主意。
一天，把我喊着：李正良，我带你出去，到哪里，哪里去做生意，同哪个哪个合。叫我把老鹰茶尖尖弄成毛尖茶。整它几麻布口袋，用这个去送情、挡手。我照办了一背篮子，替他背上走了一天，到了土门子冉隆兴家里。冉隆兴的老太婆是张的姐姐，很精战，家里一个儿子、一个媳妇，生活寡好过。张抓了二斤茶叶叫送情，一天就坐在那里吃呀活啊！我不做活路怎么行？就给人家挑粪点包谷，清早起来先担水，不放勤苦些就不行罗。包谷点完，几天饭也吃得饱、吃得好。
张老汉乐悠悠，不晓得该好久走了。我咋呆得住？就问老太婆还有啥活路做，老太婆说：“庄稼活一年都有做的，这包谷点上了，我们自己有法做。”看那样子人家不愿留。我就说：“他（指张老汉）耍，我不能耍。要去找活路做。”
我继续往下走。看到胡豆田里有一个老汉。就走上前说：“老大叔，你家有活路做没有？”这老汉心很慈。说：“有！”就把我收下了。老汉叫罗登弟，五十几岁的样子。老伴只三十几，生了个娃儿，全家三人，叫我做啥我就做啥。十多天过去，老汉喊我去帮他姐姐做，说他姐姐害烂病。麦子倒在田里没人割。第二天，赶早就往他姐姐那里走，走了几河湾才走到。罗家姐姐是个寡妇，四十多岁了，屋里有几个娃儿、女子。她说。“我屋里有人做活路。”我说：“我是罗登弟喊来的！”她说：“我活路做完了，你还是到他屋里去。”也不给我煮饭吃。就下了逐客令。我只好往回走，一想罗家那婆娘也恼火。便决定另到别处。
我走到一个口，看到一座草房，田里麦子没人割，秧田里秧子一碗的。走拢一看，院坝里死了一条狗，堂屋里停着一口丧。又走到对门子，看到一个人在耕田，便上前问请不请活路，回答是：“长工我不请，活路忙请个人做临活路可以。”我答应，就给他做临活路。这屋里是个甲长，叫何麻子。我做了几天后，见我做起活路很得行，叫我做“月活”。我这才向何甲长借了点钱到赤溪场去扯了几尺布，找人缝了条子。
我身上穿的裤子已经烂得没法再穿，他家有个大姑娘，做“月活”呆的日子长，进出多不方便嘛！“月活”做满，又到下面地主岳仲义屋里做活路。那屋里有个童养媳，姓杨，长得很干净。有几天，上午都一、二十个人在一起扯草，下午却支起这个童养媳和我一路上山去割草。我想，自己是个做活路的，割草就割草嘛！没料到就这样割了几下午草，他那娃儿就和别个开亲了。收拾得好唐璜啊，尽是绸绸缎缎去落拜。我准备去抬“扛担”才不要我去。第二天，那个女子（童养媳）来给我说：“你不晓得哟，我父母也穷啊，从前借了他的钱，就把我许给他（岳仲）家里给他儿子开亲，现在又到别处开亲了！我说““那怕啥哟，他总要给你找个着落的，你二天还是长房啊！”嘴上这么一说，心头突然想起家来了。出来大半年了，母亲在家里怎么样了？我立刻向老板说，要走，回去看家。老板先挽留我一阵，后来同意我回家去看一下又来。啥东西也没给我。
当时身上除了新缝的那条裤子好点，衣服已经很烂。我干脆不穿，打精巴子，走到石板滩河里，又把裤子脱下来洗得干干净净，晒干穿上才回家。人心里想家，三步并着了两步，才走上田坎，就看屋里有没有人出活。再看田里尽长些洋蒿，心就发凉了。
哎！一进门，就看我爹倒在床上害寒，正奔寒，没法起床；再看我妹衣不蔽体，二兄弟七、八罗还是精勾子；正捶麦子穗穗来吃。问娘，她四月初三就死了；娘过世第三天，三兄弟也死了！爹给我说：“你过去（指岳仲义家）把那些工钱收回来。你娘死，装的木头是赊的朱猴子的白木，隔房哥哥李正堂、李正义带携抬出去的、地仙看的三年才能安葬，在底下湾里，下去看一看嘛！”我这个人眼泪水是寡贵重的，这时也哭了。
我看屋里的粮食，他们先把好的打来吃了，那些麦草还没有清，我又清了五十多斤麦子出来。捂过的麦子很不好吃，但是只有这吃的！接着就到岳家地主去要工钱，心想总要给我几个。一去，岳家地主才不要我走，说：“小伙子，我家里有田地，有房子，你将来要写田地写给你，把你弟妹搬过来，我屋子空的有，过来吧！”这时我才晓得他的贪心，想把他的童养媳给我，要我去给他当抱儿子。我说：我欠得有，你把活路钱先给我，回去和父亲商量一下。”他又说：“这地方的田地好，你回去同你爹商量吧！”
我回到家里同参商量，爹说：“死也死在老地方！”挣的工钱东使西使就使光了。朱猴子（也算得一个地主）看到我就催他的十四吊木头钱。爹说：“十四吊是实的，但他当时拾得我一筒料，是个天平，作价七吊，相抵后只欠七吊。”就七吊钱也没有呀！朱猴子放话，若不给就请个讨口子来要，逼得不得了。接看又支起他老婆子来说：“你现在哪里去找钱罗，来给我做活啊！”只有这条路了！六月上工，说的二吊五百钱一月。做到快过年了，要我去耕谷板田，一天只吃两顿饭，又吃得晏，我提说把饭煮早点，才有气力耕。朱猴子说：“嗨，你晓得喊肚子饿了？今年才收几颗粮，你去看你家里那些崽娃儿吃的啥子？”我心里火直往上冒：好，你在锅里挨，我在坡挨！
又做了十几天，朱猴子越来越房害了，不单刻扣吃，嘴还喳，说我耕的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天下毛毛雨，耕到天快黑时还不喊吃饭，饿得我没法就回去看，火炉上吊的铁罐，水还是冷家伙，他俩口子正躺在床上烧大烟。我提起铁罐说：“肚子呱呱叫，屋里火还没有烧，一天饭都不煮，要你这个铁罐干啥？”说完就往火炉上一笃，顶罐破了，火也淋熄了。朱猴子爬起来骂，我就往外跑，回了家。
朱猴子去找保长周德安。周德安说：“你请人怎么亏待人家的吃嘛，李正良这个人性情不好，损坏你的铁罐，脾气太为暴躁，是应该批评他的。”没有说要我赔的话。朱猴子钻得很，都讨嫌他，周保正顺着话帮我说：“做活路的人首先是图吃，因为饭吃饱了才有法干活。现在你不要，他不做，算帐就完事了。”一算帐，我的工钱超过他的木头钱，他就不认那筒天平料，抬料的人就站出来证明。保长判：各算各名，你走你的阳光道，他过他的独木桥。
从此以后就当“背二哥”，同父亲背烟子过汉中。我一背背一百一十斤，每回要经过十天半月才拢得到汉中城。二弟和妹妹在家看门，邻居刘家比较好过，经常叫我妹妹去帮忙，经佑莱园子，干完取一点米粮回来过活。这样干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晓得原来是孙文，现在是蒋介石上台七、八年了。
同翠莲子结婚
这年正月初几的起了一河大水，是历史上的一件奇事。先是打白雨，后下成小雨，我就上晒楼看藤子，晚上九点就下瓢泼大雨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田地都冲完。大竹园住的唐家，房子不见了，竹子也不见了，光板板，河就是一条大红槽，两岸柏树冲趴下去了，沿河场镇兴马坎、大河、神潭、两河口，都被水打了。张润生对我说：“我把王家的山买了（今下两公社店子平上面老林头），你去给我割松油。”张没有多少钱，同他老丈、妹夫子合办，主要是他小舅子夏晋山出钱、经管，我实际是帮夏家干活。一年才给十五吊钱，除饭食外管缝两件衣裳、一条裤子。我爹不做零活，有货就上汉中。这时我原先同表妹结下的亲事发生了纠纷，舅舅嫌外侄穷，要退亲。
舅舅也是庄稼汉出身，但有点横。在汇滩河里晃了几年，拐回个姓任的婆娘，把自己的命妻休了，不要了。姓任的带了个“三娃子”过来，打扮得象少爷，我那个小勇子穿个烂棉沃，脚都冻烂。这样，舅娘把他和我的表妹翠莲，一起接回了娘家。外婆死了做道场，鉴于过去的规矩，才决定都领回去吊孝、祭奠一趟。这消息由四婶带了回来，她与严家认有亲，同时对我舅舅嫌我人穷一事很抱不平，四叔也是有能力的人，便对我说：“你二舅这样坏的心，你有啥办法呢？”我说：“我没有办法，看他许到哪里，哪里去接人就是罗！”四叔说：“没志气！你也去吊孝，其他的等你爹回来，我们商量去告他（二舅）。”我说：“我没有钱咋个去吊孝啊？”他说：“我拿钱去买‘金银衫”一对‘童男童女’和纸，你只出个力背就是了。”
因四叔头一门是我的二姨娘，所以又让他刚过门的儿媳妇与我同路去吊孝。丧德啊，我一身烂缕，只好又到幺娘家去借李正坤的长服、鞋袜。天下雨，过高桥街上都是一溜多远，等走拢都黑定了，外婆的道场都转“十王”了，接下去“十王转十殿”，我们就先参灵。二舅舅、二舅娘出来四礼四揖的陪，完了就同四婶们走了。我在那里没人理我，本来我那个表弟（小舅子）、还有他那个“皮儿子”都可以陪我这个客嘛，可是没人理。没人理也不着急，四叔有交待：过白事，第二早上就酬客了，远亲就走了，只有至亲才留下来，我们这次是留（客）也不走，不留（客）也不走。我住了一天，会了严玉堂（大舅，不亲）、严兆南（也是我的一个舅舅），他们给我出主意。严兆南是个秀才，说：“一个姑娘许两处，这叫啥话！莱籽命？肥一把，瘦处一把！你再穷也不能干。你那个舅舅不讲理，回来称王称霸，你们要拿出话来说。”严玉堂也说。““你们要拿出话来说，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还有个六外爷，是地主，呷舌子，他也赞成。可是我二舅不改坏心，说：“横顺说几个钱，把亲退了。”我说：“我姓李，在严家是个外儿，头上有五十根头发姓李，五十根头发姓严，过去有钱和严家是亲戚，看得起，多年来是桌儿上桌儿下。现在……”不等我说完，我四叔就说：“这两个娃儿的亲事，是我大姐定的，许的亲，现在退婚也不难，把当年‘落拜”的八吊钱、外爷借的二十六吊钱，这有纸约在我李家，今天拿不出来，用田地作抵也要算清！”最后商定，给现钱四吊，再打三十吊钱的欠条，由四叔作证，把婚就退了。
晚上，睡到半夜里，二舅娘来叫醒我：“李正良、李正良，你起来，大女子叫你去，给你说几句话，她说生也见你一面，死也见你一面，你就去一趟吧！”“哎呀，严家的房子也大，狗也喂得多，我怕惊动了，给翠莲子造孽，就紧跟在二舅娘背后轻脚轻手的走。我还是十一岁时同翠莲子在一起要过，订亲之后再没见过面了。这时的规矩还是很大的，只能隔窗相见。她在歇房里，见我去了就立了起来，我看她穿件市兰布衫子，脸寡白，好大一转毛辫子啊！她说：“你把这一包东西拿去，将来如果事情成了，仍然在一块，是我的；如果不在一块，这东西你作留念。爹把我许给马家，要生的没有，死的有。”说完就把用一方抽筋帕子包着的小包往窗外递，那木窗子眼眼小，递不出来，又把包帕里的东西一个个取出来往外递。都是些银质的手镯、耳环等装饰品。我说：“你死了我也不变心…．”我哭起来了，也说不下去了。二天吃过早饭，我就走了。走到对门山，看到大舅娘背多大几个白布包，翠莲子手提一个小白布包走在后面。我一直看着他们走园峰寺翻过山那边。
转到腊月初二，正筹办安葬去世三年的母亲，地仙看定她老人家的葬期是腊月初十。父亲不在家，只有我主事。已借三斤酒、十斤肉，米没有借到，我上山齐捆子柴，准备背到街上卖了换米。下午四点多钟时，我老丈母就来了，喊我回去。回去才是喜事到了，舅娘说。“你二舅嫌你穷，我们严家，她本人不嫌你穷。你就赶快准备接人。恐怕有人抢（亲），不准别的人知道。”这样,我和翠莲在腊月初五成为事实，结为夫妇了。旁边的人有的为我高兴，有的为我担心。赵义山说：“李正良，我看你接的严旦，脚尖鞋小的，不晓得能不能做啥哟！”我也对翠莲说：“我无钱，穷，靠我供你吃、供你活、当小姐不行啊！“她说。“我在严家山做的人家的田地，挖荒地，送你那些东西就是挖荒地积下的。”腊月二十几里铲灰（积肥），我背一背，她背一背；挖洋芋地也是那话。我挖到哪里，她挖到哪里。以后，我俩做了五背谷子的田，二斗五升租子的地，一年年松火起来。
参加红军
1932年冬，红军一入川，我就参加红军了。这年南江县发生再一件大事就是“大请愿”，闹款，抗捐。田颁尧的“经济建设”就是种烟（鸦片烟），他的经济命脉也是“烟”，收烟款，当时南江70%的土地都是种的烟，我佃五、六背田种，要缴六、七快（银元）的烟款。银价上涨，开始一个银元折1.8吊铜钱，后涨到3.2吊，最后涨到10吊，就是要一千个铜元！可是人人种烟，又不值价，一两烟才卖0.5-0.7元，“炮商”（贩子）还中间剥削，常常压价。还有，由于普种大烟，吃的人也多，开始抽耍耍（偏房），后头抽“正房”，卖田卖地卖房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田地荒芜，社会瘫痪。栽秧时机都过了，一些良田良地还长着手臂粗的芦苇。
这年正月初一早晨，我还睡在铺里，田丁张成烈就把我从铺里抓起来要款。我头年只差五角的尾数，他这要收我七角，说两角钱是跑路费、辛苦钱，我实在气不过，把他一拳打倒在冬水田里，我也就跑了。跑烟子厂，给姨父魏大良的烟子厂做工。后来，南江田氏军政府逼款越来越凶，出了“杀人可想，欠款难逃”的布告。农民点起了反抗的怒火，进城“大请愿”，大河区就来了好几千人，全县有四万多人参加，我也来了，那瓦厂坪、梯子湾都是人。冬月，吃水红籽的时候，长池最激烈，农民张老幺为代表，共五个人找姚焱县长谈判，被姚扣押，激起了群众公愤，轰上大堂，撵得县长翻北门城墙，又被激怒的群众追上，打断了他一只手臂。
冬月二十三，任伟章的部队又在长池坝打死国民党南江县指导委员会指导员胡文炜，这家伙向田氏军政府写报告，说南江不是缴不起款，是刁顽的农民抗款不交。打死胡文炜，事情闹大了，反动政府开始抓人，凡闹过款的大小头目都抓进监关起，关了七、八百人！那时候差不多一天一个消息，有点象辛亥革命那年子样，一会儿说田颂尧要对通南巴挂剿牌罗！一会儿说通江那边来了一大股土匪、广棒老二，人枪都顶好，啥子部队都抵不住罗！一会儿说来的是共产党、红军哪！又说红军有邪法，当官的吃饭都要喝神水罗！越说越凶。我心想，既然事到今天，这个社会要扒遍，反正军款又这么重，过不了好年，索性我不管，等来了看看再说。
这样嘲了二十多天，冬月二十几了，下了场大雪，我们帮工的就决定去找厂老板（当时称“老伙计”）魏大良，解决过年的事。下了山，正好迎面来了二十几个红军，走着整齐的队伍，带头的拿了一张报纸，从杨家沟到演禅寺。魏大良很滑头，化装成一个穷苦老百姓，带了他的一帮人，手执“穷人欢迎红军”的三角小旗。这时被厂里开除了的工人杨光坤便向红军报了，红军立刻把魏大良抓了起来，押往他家里。杨光坤对魏大良仇恨得很，在这不久以前，他曾半夜放火烧了厂房，我救火还丢了新棉袄，这天身上穿的还是三姨给的件衣服和一个皮领架，裤子就烂稀稀的了。我同堂兄李正伦、李正品、李正孝等都住厂，年青胆子大，跟到了魏家，给红军又是装烟，又是倒茶。红军很讲礼地说：“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听不很懂，只是笑着点头。接着就抄了魏大良的家，衣物、鸦片、金钱、肉、米等，装了两大丝背，要魏大良、魏庭春背上。我们怕弄去背行李，就东一个西一个走了。
第二天，红军把魏大良、魏庭春、赵书益等堤起押了回来。因魏大良承认有三支枪，红军押着他到后山山洞去取。赵家壕几家财东的东西都藏在山洞里的，还有老婆婆、两个大女子也藏在山洞里。红军去拉了一匹马，抄了七、八背东西。我们怕叫去背东西，没敢到跟前去，只在对面山巅巅上的大石头边打远跳。红军叫魏大良找人送东西，还有赵家壕的，共十几个人。第三天，三姨对我说：““你三姨父这次去凶多吉少，你去给我探个信。”我晓得当探子捉住要杀头，没有去。第四天，红军又来了，打天井
屋基魏家那几爷子的家，我想也去整点过年财喜，一去，那人多得很，都在抢衣服。红军说：“除了我们需要的，你们要啥就拿嘛！”我走进歇房，看到一个大红柜子，还装有多半柜子米，就倒了大半丝背米背到烟子厂。这时烟子厂已经没有人了，我那些堂兄弟也走了，看来魏大良的烟子厂是办不成了，便又掏了几块魏家埋在厂里的腊肉，和米背起往家里走。走到大爷庙，上头又来了一伙子打家的游击队，我躲在煸里，错过后紧走慢走把三十里赶完，总算落了屋，才放了心。
红军是陕西镇巴、竹峪关洪口过来的，先到通江的西河口，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两百一，从陕西汉水翻山到上两河口是二百一十里路，上七十，下七十，中间平起七十，这座山叫大天池寺。两河口上面到汉中的军坝，还有座小天池寺。腊月十几里，红军就从通江来到鸡龙垭、范家山！巴蕉溪、吴家沟、孙家山、观光山，没有到石板摊、观音寺、郑家沟一带来，有一天，听说有个蒋排长到了观音寺讲话，要成立苏维埃。会开完又回孙家山去了。我们母、宋二坪的穷人就相约到孙家山去请红军。一去，正碰上红
军搭台子开大会。那时，老百姓看到穿织贡呢大笔的就认为是当大官儿的，其实那装束都是没收地主豪绅家里的衣物改制的。会上给我们发了传单，我们那时不知道啥子叫“传单”，都说成“公事”。那上面说的是一个犯错误的人，过去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叫张伯堂，河南郑州人氏，在什么地方打土豪不归公，奸污妇女，准备叛变逃脱，现在逮捕了，要法办。
看完传单，就听红军讲：来开会的不要走，开完会吃过饭再回去。我们肚子也饿了，就等着开会。台子上用红纸写着会议程序，第一宣布开会，第二推选主席团等十几条。看完程序才晓得今个儿是孙家山成立乡苏维埃，所以那么隆重。乡苏委员选了十来个，都是穷人，巾巾吊吊的。下面有些人说：“哪些人都能办事？！”有的说：“红军就是要那号人！”果真，会开完就到孙家老房子去吃饭。用大黄桶作甄子蒸的干饭，装在大锅盖里的，有碗的拿碗，没碗的用竹盒子，啥都没有的我在包篮子（衣）里吃。饭吃完，天已黑了，我想起赵廷锐有个大女子放在孙奎家里，于是便到孙家去找歇处。孙奎是个外面跑的人，他找了张报纸给我们念，报上说哪里有一支人，枪多少。说的是贺龙。就决定第一天关报名当红军。
同我一起报名的有岳文海、刘任林、郑光之等，他们当时就编到连队去了，唯我没有，红军给我取了打土豪的便衣穿上，叫我回去做宣传工作。第三天，红军到观音寺开会，成立乡苏维埃，我又去参加了，接着下石板滩成立乡苏维埃。石板滩选的岳蒿山的主席，我被选为文化委员会主席，周清明的游击队长，吴西陆屋里老雷的内务委员。红军中来了两个年轻娃儿，政策懂得多，嘴巴最会说，教我们咋块讲话，说些啥子。记得内容大概是：打土豪分田地，周济穷人，穷人要踊跃参加红军，因为要保护果实就
得要有红军。直接参加红军可以，参加游击队、少先队也可以，扩大一个连可以，一个营也可以。我照着教的在石板滩戏台子上讲话、宣传。那两个红军认为我胆子大，敢于揭发本地的豪绅地主，于是又带我到神潭溪去打土豪、分田地。打了曹家、陈家地主，又上到仁和打魏家、官家地主，转过来又打岳伯禄和徐明金的家，先后在仁和场、演禅寺成立乡苏维埃。我实际成了红军73师政治部地方工作队的一个成员了。这时候，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说大河口乡苏维埃被推翻了。四婶跑来给我说：““李正良，不要干了，蒋介石来的队伍多得很，还有“臭炮”，打在山上树都要死！大河口的苏维埃都推翻了，还打死了一些红军。”我当时说：“你老人家快回去，我们都是穷人，不要信那些。”四婶说：“都在说啊！”我说：“他们都在说，你就不要说！”
(本文由岳崇涛、潘广炎1981年录音采访，崔洪礼、刘昌惠、岳崇涛、潘广炎抄录，潘广炎整理。本站又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轻微的修改，主要是某些“土话”很多年轻人听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