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视野下的古巴州（巴中）

至同治初年，城壕内垃圾填塞，城壕边新盖民房比比皆是，违法建设杂乱无章，几无隙地。时贼匪窜扰州境，知州雷尔卿办理城防，发动军民清理城壕，谕令毁折搬移房屋，退还城壕基址，并督率军民挑凿，克日完竣。清理后的城壕宽二丈二尺、深一丈八尺五。又将周围壕沟、地面经官弓（旧时制尺，五尺为弓，三百六十弓为一里，二百四十方弓为一亩，一弓合一点六尺，即用国家制尺量定城壕基址）量定丈尺，丈量数据刻在石碑上，将石碑竖在城垣显眼处，提醒居民周知。

光绪三十一年（1905），知州武乃愚力推栽桑养蚕，居民沿壕栽桑，蔚然成林，城墙、城壕被桑树遮蔽，州城俨然一座“隐都”。

民国二年（1913），“巴州”改名“巴中县”。县城面积与梁、魏巴州“琵琶城”略等。清嘉庆年间所筑城垣，除民国七年（1918）九月五日因暴雨崩垮二十余丈外，其余大都依旧，大段城壕再次被垃圾、泥土填塞。一九五二年，巴中县政府拆去桂花井至大东门一带城垣，填平城壕，新建穿斗结构民房四十七套，建筑面积一千八百余平方米。一九五七年，达（县）巴（中）公路经过城内，又拆掉小东门城垣；后又拆掉南城门及城垣，建设六百余米长的新市街。之后，随着县城街道拓展、房屋增建，城市框架拉大，余下城垣、城门、城壕陆续拆填，彻底消失。

城楼、城门是城市标志性建筑之一，是城市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城垣，城内居民就置身于一个封闭空间，避免遭受外界侵扰从而保护了群体的人身安全，同时也方便了官府的封闭式管理。城门作为沟通内外空间和防御节点，在城市交通中不可或缺。城门和与之相通的街道，将大街小巷分为整齐划一的棋盘式格局，构成相互连通的路网，连通了城的内部空间。城门与城垣除了对外部起防御作用外，城门还具有政治、礼仪等功能。在州、县级政区，迎来送往上级官员（有的地方专门在城外建“接官亭”，迎来送往视察的上级官员），官府张贴文告安民告示、处决人犯（把人头高挂城头）等重要礼仪、政治、行刑活动，民间商业信息发布、寻人寻物信息传播等宣传事宜，往往也在城门进行。城门的地位仅次于官廨大堂，成为一个地方政治、礼仪的亚中心。

嘉庆十三年（1808）后，州城城门在乾隆年间四门的基础上，新增一个小东门。这样，州城的东门就有大、小东门，加上南门、西门、北门，州城城门实际为五个。

大东门，因门上城楼名“新泰楼”，别名“新泰门”，城门位于桓侯庙后侧，门外通永安桥。

小东门，因门上城楼名“毓秀楼”，别名“毓秀门”，城门位于原巴中县巴州镇民主街尽头，门外斜行即今巴州大桥。

南门，因门上城楼名“文焕楼”，别名“文焕门”，城门位于原巴中县食品公司侧，城门外通金榜桥（传说唐状元张曙倡建，位于城南状元溪上，是城内通往南龛的必经之路；系单拱石桥，长一点四丈、宽一点一丈、高一点三丈，两边有石栏杆，上雕刻石狮）。

西门，因门上城楼名“庆成楼”，别名“庆成门”，城门位于今巴州剧院，门外通西街（今草坝街）至柳津桥。

北门，因门上城楼名“奠瓯楼”，别名“奠瓯门”，城门位于东岳庙街口，门外通原巴中县委党校，下临巴河。

州城居民嫌五城门名字阳春白雪，一直以来都习惯于按城门的实际方位称呼每个城门，每个城门文雅的别名便逐渐被人们遗弃甚至忘记。

如果说结实的城墙、突出的马面（城墙的矩形墩台）、壮观的城楼能直接给人心理上带来依靠与保障的安全感，那么城中的官廨、寺庙及其他公共建筑、民舍则是办公和礼佛及其娱乐与生活的载体。居民在此栖身，朝夕与共，安居乐业，生老病死，一座城市，便是古老的人间。

可是，这样的城市今天看不见了，人工构物的尺度压过了居民可见的地表起伏。只有在老城区的土星街，那些翻动不大的地面还依稀记得州城的样貌。

对于城市，建筑和风景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城中建筑，首先得从州署说起，因为它是地方政权的象征。

南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四《巴州碑记》记载，唐会昌四年（844）巴州刺史裴祎作《修廨宇记》《巴南新置屋宇、什物石记》，《（道光）巴州志》卷二《建置志上•公署》载二文“今佚”。该志卷十《杂纪志》又引《舆地碑记目》“唐守巴州裴祎《修廨宇记》《巴南新置屋宇、什物石记》，俱会昌四年甲子岁立”，并再次记载“在郡厅，今佚”，故《（道光）巴州志•艺文志》不载二文。今人黄俊杰、钟小红纂辑《唐代厅壁记汇编》卷八收裴祎《巴州刺史厅壁记》（《唐代厅壁记汇编》，凤凰出版社，2020年7月）。关于裴祎，《（道光）巴州志》卷五《职官志•文职》只说他是“会昌中刺史”，生平不详。

裴祎《修廨宇记》《巴南新置屋宇、什物石记》，是最早记载唐代巴州创建州署的文献。州署建于唐会昌四年，位于州城东北。唐以前州署无考，宋元时期州署亦无考。综合《（嘉靖）保宁府志》卷之三《建置纪上•公署》等文献可知，明洪武年间（1368—1398）重建州署，正德九年（1514）再建，州署中为正堂，堂之北有后堂，其左有幕厅，右有库。其南之左右，有六房，有仪门。仪门之右有监狱，有谯楼，外有申明、旌善亭，有知州第。后有同知、吏目宅，左右有吏舍。崇祯末毁于张献忠乱。清康熙二年（1663）重修，嘉庆二年（1797）又毁于白莲教乱，嘉庆十一年（1806）、十三年（1808）修头门、仪门及增修其他附属建筑。

击瓯楼、鼓角楼（钟鼓楼）、春风楼、太乙楼、紫极宫、天王堂、城隍庙、文庙、严公庙、社稷坛、神祇坛、先农坛、厉坛等这些唐宋建筑，实在是这座城市记忆的核心部分。在建筑的高低之分中，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个立体的巴州古城。

击瓯楼无疑是州城最著名的地标。《蜀中名胜记》卷之二十五《川北道•保宁府二•巴州》：“又有击瓯楼。唐人张祎诗‘驻旌元帅遗风在，击缶高人遗兴酣。水转巴文清溜急，山连蒙岫翠光涵’。宋人冯介诗‘坐上击瓯清似玉’者，此也。《碑目》云：‘击瓯楼，唐中和四年，尚书右丞相户部张祎记赋，在楼下。’按《击瓯楼赋》，实张曙作也……宋皇佑初，知军事马预作记以为厅壁，有唐御史裴祎会昌四年《记》，宋庶子创建东楼，此其事也。”

《（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引《舆地纪胜》，说击瓯楼在州治绿净亭东。又记载：“唐张曙有《击瓯楼赋》。诸父祎，从僖宗入蜀，故曙避难于此。”并引《蜀中名胜记》《舆地碑记目》“在城南。唐中和四年，尚书右丞相张祎记”句〔查今版《蜀中名胜记》，无（击瓯楼）“在城南”句〕，又载：“今无考。按：曙《赋序》云‘登郡南楼，下瞰巴江’，似即羊士谔所开辟之‘南馆林塘’中楼也。”

“击瓯楼”即唐元和年间（806—819）巴州刺史羊士谔笔下“南塘林馆”中的建筑之一，原址在今巴州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大东内街桂花井一带。击瓯，古代的一种乐器演奏，以盛水不等的瓷瓯十二只，用箸敲击作调，为击缶之变。唐大中初年郭道源、唐咸通年间吴玭皆以击瓯著名。击瓯楼以唐中和四年（884）流寓巴州的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张曙所作《击瓯楼赋并序》而闻名。羊士谔约在唐宪宗元和五年（810）至九年（814）期间任巴州刺史。此时，州城名胜“南塘林馆”内就有此建筑。到唐僖宗中和四年张曙作《击瓯楼赋并序》，已时隔七十年。在南龛，有一副宋绍兴庚申“颁春”摩崖石刻，记载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腊月中旬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巴州及附郭化成县官吏裴渊、郑忠甫、张元方、杨杲、王泌唐、张学“颁春”后，宴会于击瓯楼，酒足饭饱后骑马畅游南龛一事。石刻中有“绍兴庚申季冬中浣日，颁春列府燕僚属于击瓯楼。是日也，天晴风暖，物舒人畅，春色顿开。酒阑，相拉作探春之行”的记载。“颁春”，也作“班春”（亦称“鞭春”“打春”），即颁布春令——由地方官主持、民众参与的春耕活动。至宋绍兴十年，又时隔二百五十六年。作为木质结构的击瓯楼还在州城存在，说明从唐至宋，官府一直在修缮、维护此楼。这期间，击瓯楼屡毁屡建。到了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眉州（今眉山）人冯伯规任巴州通判，作《击瓯楼夜饮》诗，距绍兴十年又时隔五十余年，击瓯楼还在。它毁于何时，失考。

鼓角楼、春风楼、太乙楼也是州城地标。

《（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鼓角楼”条：“唐宋旧建也，历代重修。嘉庆初，焚毁。今南街犹名鼓楼街。”

《蜀中名胜记》卷之二十五《川北道•保宁府二•巴州》：“治内有春风楼。秦坦《记》云：‘奇峰森列，跃入青汉，高下眩转，隔阂风雨。’”《（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引此并记载“相传宋秦坦《记》中语也。今遗迹无考。州人云，康熙初，知州魏步南于署后建高楼，倚城而起，耸翠凌霄，下瞰巴江，萦回如带，或即其址。嘉庆初，教匪蹂躏，遂被焚毁。自修城后，旧基荡然无存矣。”“修城”事，即嘉庆十三年（1808）知州李天培将原州署西南一带缩进五分之一，东北仍依原州署旧址划定建设面积重建城垣。

太乙楼，《（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太乙楼”条引《（嘉庆）四川通志》“在州南十里，元时建”。

有文献明确记载的还有唐代建筑紫极宫、天王堂。

《蜀中名胜记》卷之二十五《川北道•保宁府二•巴州》引《碑目》：“州内有紫极宫、天王堂，俱唐大中元年军事判官、进士萧珦《记》。”唐宪宗元和五年任巴州刺史的羊士谔有《上元日，紫极宫门观州民燃灯张乐》诗。

“南馆林塘”是唐代巴州城著名名胜，说它是一个公园亦可。《（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南馆林塘”条：“在州治南。唐刺史羊士谔集（即诗文集——引者注）有《南馆林塘》《南塘腊候》《林馆避暑》《南池晨望》《南池荷花》《池上构小山咏怀》诸诗，皆此地作也。久已荒废，今惟东南城隅、桓侯庙后十余亩地，地势洼下，为众水所归，中有小池，或即当日之南池也。”

“南馆林塘”是羊士谔于唐元和五年（810）至九年（814）任巴州刺史期间所建，其遗址大致在州城大东街桓侯庙后至桂花井街一带。

到了宋代，“贤乐堂”的名声压过“南馆林塘”，并取而代之——州城居民休闲娱乐到此处者络绎不绝。“南馆林塘”大概此时已完全荒废，只留下一个文绉绉的名字。

《（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贤乐堂”条：“宋宣和六年，宗忠简公泽判巴州时建，有《记》。在治廨之北。今遗址无考。”

贤乐堂遗址在今巴州区政府与原巴州区委招待所之间。宣和六年（1124）未修此建筑前，这里是巴州通判办公处北面，也就是临巴河不远的数亩荒地。从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至宋徽宗宣和六年，五十多年中走马灯似的更换了二十多个通判。这些通判在任时，都未整治这块荒地。其中，有心整治的，“足迹及之，往往掩鼻蹙额，唾之而去”（引文见宗泽《贤乐堂记》，下同）。其他通判就视而不见，从未留心此事。宣和六年春，宗泽任巴州通判。一日散步来到这块荒地中，四面观望，反复察看，忽然有了感悟，认为“天下佳处，尝藏于众人不识之地”，觉得是专门等他来改造此地，才能显示它的好处来。“于是，斩荆棘，锄蓬茅，易败坏，泄汙潦，因高而基之，就下而凿之。首构一堂，独擅群胜”。在堂东侧，深挖土石，建了一个大方池，周围植竹，因一时没有想好妥当的名字，暂时命名“竹溪”；在流往方池的水边建一阁，取名“思逸”。在堂西侧，凿了一个曲池，种上桃树，枝叶覆盖了池中假山，取名“桃溪”；跨溪为小桥，命名“访隐”。堂居池、亭、桥之间，翠竹、桃花、流水、游鱼、假山等众美并见，便取《孟子•梁惠王》“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句意，给堂题名“贤乐”，意思是有道德的人才能享受这样的快乐，无道德的人即使有这样的快乐也在内心体验不到。昔日的荒污之地摇身一变、脱胎换骨成一个公园。“时序之良，景物之美”的季节，州城居民扶老携幼前来游玩。

据《（嘉靖）保宁府志》卷之四《建置纪下•街坊》记载，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前，巴州城有六街，分别名州正街、东正街、西正街、大十字街、小十字街、儒学街；有三巷，分别名水门巷、新街巷、土井巷；有三十二坊，分别名迎恩坊、澄清坊、肃政坊、宣化坊、宜民坊、金榜坊、钟贤坊、字江坊、毓秀坊、忠义坊、地官坊、双桂坊、丹桂坊、登云坊、五桂坊、三桂坊、登瀛坊、经魁坊、跃龙门坊、登进士坊、朝阳坊、进士坊、秋官坊、黄门坊、丛桂坊、腾芳坊、飞腾坊、翀霄坊、世科坊、登云步武进士坊、鹏程万里坊、鸿胪坊。

沧海桑田，陵谷变迁。到了清代，除了州署与民舍，奎星阁、望江楼（西城门外）、武庙、东岳庙、火神庙、川主庙、药王庙、文昌庙、五显庙、龙神庙、三合庙，禹王宫、万寿宫、三元宫、天后宫、龙母宫、昭忠祠、节孝祠、卢公祠等成为州城内外建筑的主体。

《（道光）巴州志》卷二《建置志上•祠庙》“奎星阁”条：“在宕梁书院内。康熙中，知州沈五杲建；乾隆中，知州齐光祚重建。嘉庆初，毁于兵燹，（嘉庆）十八年，署州事顾尧峰复修。”嘉庆二十年（1815）七月中旬，署理巴州知州顾尧峰作《重修书院、奎星阁碑志》。碑志写道：“癸酉〔即嘉庆十八年（1813）——引者注〕余摄篆斯土，谆谆惩劝，民知礼让，俗渐效庞。爰依书院旧址，广造屋宇，俾资讲习。又重修奎星阁，嵯峨岌嶪，以壮观瞻。”

望江楼，在西城门外。《（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引《巴州志稿》（巴州举人谢一鸣撰，写本，计四册，系嘉庆年间为省志局重修《四川通志》提供的巴州历史、地理素材）“在城西严公祠后，创始无考，今圮，基址犹存。嘉庆初，毁于兵燹，州人尚见之”。《（民国）巴中县志》第四编《志余上•古迹》记载望江楼“光绪中重修”。据直隶天津县举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光绪三年（1877）连任巴州知州的金凤洲《重作严公庙望江楼碑记》记载，望江楼重修于光绪元年（1875）春。

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建筑规模，州城规制最大的建筑当属文庙。除正殿外，其附属建筑还有庑门、戟门、棂星门、万仞宫墙及照壁、泮池、圜桥等。清代，州城还新增了儒学署、吏目署、监狱、常平仓、明伦堂、宕梁书院等建筑及绿营武官办公的游击署、守备署、千总署等军事衙门。

值得一提的还有州城各类牌坊，它们零散地分布于城内外，成为人工构物的奇特景观。

牌坊，又名“牌楼”，系纪念性、示范性砖石结构门洞式建筑。多建于陵墓、宗祠、庙宇、衙署或园林前及街道、路口，其功能除了宣扬礼教、表彰功德外，还有组织空间、点缀景观的作用。园林、街道、路口的装饰性牌坊无需申报，地方可自行修建。但如果是表彰地方忠、孝、节、义之人或考取功名的人物，就得由地方官府申报，皇帝恩准后方可建造树立。据蔡一星先生介绍，清末，州城内外牌坊林立，堪称一景。除关帝庙、轩辕宫、龙母宫、禹王宫、文庙等八处高大的牌坊外，还有翰林牌坊（位于今巴中中学内），举人牌坊（位于狮子街），张李氏节孝牌坊（位于今老城街心花园新华文轩书店处，清嘉庆二十四年旌表），杨唐氏节孝牌坊（位于西城门外草坝街，建于宣统元年，俗呼“新牌坊”），“节孝寿”三合一牌坊（位于南城门，光绪二十四年立），刘敬氏节孝牌坊（位于桂花井一侧），刘廖氏节孝牌坊（位于北城门外），加上其他牌坊，州城内外牌坊近二十座。

彼时，州城内外五方杂处，人神混居。在神灵庇佑下，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相依为命，建筑与自然相辅相成。

居高临下，俯视城与江

或许可以说，城市——城垣内集会、买卖的场所只是粗放的人工概念，它并不能比拟于造物的胸襟。人在大地上所刻画的街巷、道路的线条，至多，只是这雄浑躯体上的文身而已。唐宋以来，文人仕宦俯瞰巴州城时，除了见到棋盘般的城市网格，当然也包括蜷伏于城垣边曲折的巴河。在河与城的南北边界及东西延缓台地边沿是“八山”乃至相互牵连、不可分割的更多山峦或峰丛。之所以说“八山”，本身是指地理距离的远近，毕竟其他山峦和峰丛离州城稍稍远了。在巴州，登高赋诗成了一任任官员的传统，也属于一代代当地文人的传统。南宋时期，巴州某知州在南龛老君洞石壁题《水调歌头•南龛摩崖》，词的上阕有“登高行乐同来，只说古巴州”句。说“古巴州”的什么？当然是历史与风景。登高者必须借“高度”寄寓，“八山”是理想的去处。登临山顶，文人仕宦才意识到有两种不同的州城：眼前的和想象中的。登临的意义远不如登临本身更美妙。弹丸般的州城匍匐在脚下，头顶的青天倒像是触手可及，迫近日边之际、目力所及之处，造物看上去像是模型，原本具体的世界虚幻了。就这样，虚实相间的州城充满了未知的神秘。

宋人冯伯规站在南龛的赋诗楼俯视州城，见到的是“井邑各参差，峰峦共回环”。（《登赋诗楼》）他的目光只聚焦于州城，视界未免狭隘。《（道光）巴州志》卷三《建置志下•古迹》记载赋诗楼“宋建，见老君洞冯公摩岩诗（即冯伯规《登赋诗楼》——引者注），遗址不知所在。遗老云，遗址在南龛云屏石《严武奏表》石刻背后。姑且存疑，姑妄听之。”

同样在南龛，宋人赵公硕除了关注州城外，还关注置身所在的环境：“云间飞阁倚峥嵘，烟外寒江坠镜清。绝巘高头惟古木，断岩直下只孤城。”（《积雨初霁，乘兴邀王和叟、赵久成二监郡游南山，饮于云间阁，因成一诗，醉书于石壁》）“云间”“飞阁”系唐宋时期南龛二建筑。赵公硕的目光是跳跃的，由山上转移至州城，然后游弋于巴河，眼界大开，想象的空间亦随之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