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王三春

土匪王三春在巴中、通江,乃至陕南一代赫赫有名,本名王汝仁,字炳林,乳名仁娃子。1884年生于四川平昌江口镇长垭一户农民家中。父亲早亡。母亲杨氏,人称“八老婆”,是个跛子。6岁入学,拾柴代烛,读书通霄,记忆力很强。父亲死后,无力再读,便跟着母亲种地操持家务。王三春从小性情倔强好胜,缺乏父爱,母亲身残又管教无方加之时代的黑暗造成了他的性格,乃至最后的人生道路。

1904年,王三春20岁时成了家,妻杨氏系农家妇女,老实本分。王三春此时还无他想,仅仅是为吃饱饭而筹谋。但当时世道,弱肉强食,虎狼当道,哪里有他们这样的孤儿寡母生存的余地。不久,因争田地和山林树木与族长王宗林斗殴。王宗林能文能武,口蜜腹剑,为一族之长,又恶霸一方,敲诈勒索,霸田霸产,无人敢说半个不字,王三春偏不吃这一套,挺起胸膛,公开与王宗林骂嘴打架、提刀动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官府控告!”王三春说:“在这个世道,与其求官,不如求我自己下个狠心。”事过不久,他和蓑衣匠王汝友一起走了。走之前他把王宗林的一间茅草房放火烧了,边烧边鼓起一双铜铃大的红眼睛,说道:“这是放火,老子十年后回来还要杀人呢!”说逃到南郑县,在回军坝唐家垭山中当长工,一周姓农民招他为门婿。当地一陈姓土豪霸占了他的妻子,王伺机报仇。一次,王三春途经两河口山中夺得一只步枪,只身夜劫牟家坝商会银钱,返回巴中清江渡,邀集穷苦百姓,招纳散兵游勇、流氓地痞,打富除恶,专与土豪劣绅和地方官员作对。

王三春上巴山,一路赌钱吃烟,交朋结友,聚集了不少伙计,于是商量决定弄枪造反,当草头王。他是怎样拿起枪来的呢?人们说:他是靠青杠棒起的家。巴山森林密布,能产木耳的青杠树棒,遍布群山,到处都是。他和王汝友等数十个伙计们,为了获得枪枝,经常埋伏在密林中观察行人,以便相机行事。有一天忽遇土匪罗玉成的几个兄弟迎面走来,王三春等看清以后,每个人拿根青杠棒,乘其不备,一拥而上,把几个歪戴帽、倒挂枪的零散土匪打倒在地,然后劫枪而走,但几支枪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他们东奔西走,又得知土兴场的民团有枪50多支,于是采取深夜“以大火炮为枪”的疑兵之计,在这个小村在的两头接连放了几颗大火炮之后,王三春站在街头,几声口哨一吹,然后大声吼道:“兄弟们,不要先动武,我先去与团总交涉交涉再说。”这话本是说给团总听的。团总原先以为自己势力强大,没防一听火炮声,惊恐万分,一听说有人来“交涉”,真是求之不得,立即出面,愿意和平解决,以全部交枪,图保全生命。于是王三春获得50多支枪,武装了50多个人。

民国10年(1921)8月,王三春由四川入镇巴县,在南区绑票。民国13年(1924),被南区区长王应钦缴械,送县城关押,不久越狱逃跑。14年,王三春到镇巴县渔渡坝抓王应钦未获,抢走区署仅有的三支步枪。

民国15年(1926),王三春组建“镇槐军”,自称家长,镇槐军总部称“吉祥部”。王的大老婆邓芝芳,善使双枪,统率一个营。另外三个营由田乐德、华得来、陈相如率领。王每到一地,各营互为犄角驻扎。王的另一个老婆叫周桂芳,是1926年下半年从新溪黄家岭学堂抢来的学生,有文化,主管王的文书。

镇槐军打着“劫富济贫”旗号,出没川陕边境,打劫行商富户,绑票勒索赎金,裹胁贫穷百姓入伙,队伍很快扩展到2000多人,活动于镇巴、南郑和四川南江一带。民国20年~22年(1931~1933)间,王三春盘踞镇巴县,封官委职,设立税局征税,设立铜元局造铜元,又印造布币发行。王部最多时达5000人。

1914年起,王三春就在大小通江河及大巴山一带山区,坐青山,把坳口,掌红吃黑,坐地拉肥。但这时他还主张“打富济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抢富不抢贫,抢远不抢近”。他常说:“饿死的老虎不吃子”、“兔子不吃窝边草”。

王三春在大巴山流落几年,发现通江小河的朱、陈二坝盛产银耳,遂想把通江银耳全部吞噬口中,数次与巴中军阀郑启和争利,但终因力量单薄不得不转移到陕西镇巴一带。1929年,王三春来到陕西镇巴渔渡坝,抢了镇巴南区区长王应钦的几十支枪。至此,他已有200多支枪,五、六百人,并和势力相当的土匪陈德三互相勾结一气。

1929年,四川军阀刘存厚垂涎陕南,派其部下廖雨辰到镇巴争抢防地。王三春见廖势力强大,主动让开。1930年,廖雨辰被冯玉祥、王志远等部队打垮后,已接受陕军招安的土匪陈德三回到镇巴驻守。不久,王三春聚集千余人马,将陈赶走,从此他就坐镇镇巴,收罗旧部,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设税局统一税收,自收自支不上交;设铜元局、制币厂,实行财政独立;并设立军械处,修造枪支弹药。据老年人回忆,王三春印的票子是布质石印的,印得很好。他造的铜元比一般铜元小,边上印有“陕西省镇巴县”等字样,中间有园圈,里面有个五角星,当时流通很广。

王三春稳定镇巴后,一面招兵买马,一面认真操练,大有蓄积力量,坐地称王之势。

民国17年(1928)秋,盘踞汉中八年的军阀吴新田败逃,西北军冯玉祥部王志远旅接管汉中各县城防,兵少力弱。王三春窜扰陕南各县,民团也乘机为匪。王三春窜到牟家坝,暗哨放到大河坎一带,夜间渡过汉江到南关过街楼一带绑票,猖狂一时。民国29年(1930)杨虎城十七路军十七师十一旅赵寿山部接管汉中城防,派两个连和直属炮兵部队往南郑县法慈院(今法镇)进剿,王三春据险顽抗,双方伤亡惨重。赵寿山亦不敢大举进剿,王三春也自觉难敌。民国20年(1931)夏,赵寿山部派人招抚王三春,委以“陕西汉中区边防游击司令”,但王三春依然潜伏山林,在陕甘川鄂边区劫掠民财,四处为害。。《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4月19日三版报道:“镇巴王三春前用计诱扑之匪首罗玉成,被赵寿山司令以罗匪恶贯满盈,民众切齿为由,派员提押来汉,日后可将明正典型”。赵寿山时任38军旅长兼西乡警备司令。不久,王三春即接受38军招安,并被委任为川陕边游击司令,驻防镇巴。此时,王三春势力发展到鼎盛时期,有四个团的编制,5000余人。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也派出陈仁三以参谋身份深入该部,发展党的组织。

王三春接受陕军收编之时,正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夕。1933年9月下旬,红军与王三春相遇于黑虎山等地,王不敢交战退走。10月,红军向东推进,迅速拿下宣汉、达县等城市。刘存厚的三路司令廖雨辰深感大势已去,于10月17日逃出万源县境,使万源县城成为空城。王三春闻讯,于18日从平乐、延厂等地出发,一夜之间进兵万源,意图据为已有。红军闻讯,21日派兵入城,发动群众,发布安民告示。王三春见势,未敢轻举妄动,一夜之间,又急奔大竹河。当时红军主力已经东进,对付刘湘、王陵基的六路围攻,没有对王采取行动。王在大竹河稍事停留,即派人到城口逼走刘存厚委任的邓占荣知事兼司令。10月31日将人马辎重全部移驻城口和大竹河等地,并极力避免与红军作战。红军亦未穷追猛击。以此彼此相安无事,先后将近半年。

王三春素以奸掠烧杀著称,据老年人回忆,有以下事实:

有一天,王三春有警卫连长王普益打的旗子忽然倒了,按土匪规矩,倒旗就要杀人。于是王三春命令部下,在村里抓来一个老乡杀了,然后才把旗子升起来。

又有一次,王三春与王普益一起饮酒取乐,王三春说“有猜拳饮酒,吃菜饮酒,你见过杀人饮酒么?”王普益说:“没见过”。王三春说:“我叫你见见。”于是命令左右杀一个人,然后哈哈大笑地饮酒。

有一年,王三春把宁强县陈百万的女儿抓着了,要陈百万办500条枪,3000银元,1500套军服来赎取女儿。等陈百万办齐来取人时,陈的女儿已被埋在官山很久了。

还有一次,抓着了刘财东的女儿,要她陪睡。一月之后,刘女开玩笑说:“你们这些‘棒老二’硬是不讲理哟!”王听到这话,一刀将刘杀了。

王三春为人暴躁苛刻,刚愎好杀。1932年农历三月十八日,王豢养的一只八哥被猫吃掉,王大怒,令部属荷枪实弹,搜捕镇巴城内外所有家猫,逐一剖腹取证,惩治猫主。同时鸣枪晓喻:凡家藏一猫者,全家抵罪。于猫如此,于人可知。

他坐镇镇巴时,对于其他土匪是毫不容情的。他想出了一个“医治”土匪的刑罚,叫“坐椿”。就是把一根端正的小树腰折后,把树脏削得尖尖的,然后把土匪剥光衣服,把尖脏对准肛门,用力插进人的五脏六腑,人们当时无不害怕此种非刑。

王三春住城口时,共有四个团。一团团长苟伯当,二团团长王和清,三团团长辜伦章,四团团长邓芝芳。邓芳芝是他第三房妻子,很能作战,会使双枪。二团团长王和清当时经常带兵在外打仗,疲惫不堪。有天晚上回家入睡后,突遇炊事员把煤油桶打倒在地而且着了火。王的妻子惊醒,三次叫王和清起床逃跑,但王沉睡不起,反而大发脾气说:“再来打扰,我枪毙你。”是时火已封门,王的妻子痛哭不已,不忍独自一个逃走,转身又倒卧床上,搂抱着王和清,同时让火烧死。苟伯当团的战斗力很强,军队的纪律也较好。他在城口时,常给老百姓打招呼:“你们的姑娘、大姐少出来为好,我们的部队有些人不讲理,出了事情不好办。”他驻高头坝的一个连长,因为强奸民女被告发了,苟伯当下令在城口河坝枪决了那个连长。苟伯当与陈仁三相处很好,据王三春女儿王金兰回忆说:“王三春在城口,成都刘湘通知他去领枪枝弹药,他派了600人到成都,由苟团长带队。苟在返回途中和红军联络上了,然后给王三春写信,劝他与红军合作。后因暴露机密,被刘湘知道了,就派兵打王三春。王三春只得从城口退到湖北,转而又到陕西。”

1933年冬,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对红四方面军所在的川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  1934年1月22日,刘湘、王陵基委任陈厚坤为四川“剿总”、“城万游击司令”;委任王三春为第一纵队长,意欲笼络人心。2月1日,陈厚坤调王三春部同行,由城口经万源东部固军坝方向,向万源县城进攻。5月4日,陈、王等配合万源地方反动民团和神团曾一度攻下万源县城,向望星观、关坝方向推进,骚扰红军后方。红军出于通江方面战事紧急,以调虎离山计,摆出越巫溪、过万县与贺龙部会合的架势。7月中旬,王三春、王会文等为了保全城口,迂迥返回,与红33军激战于冉家坝。正激战中,王三春背后忽然开来刘湘部范华聪旅和佟、杨二团,正好把王三春夹在红军与范军中间。此时王三春发觉刘湘借刀杀人,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的实力,以收“渔人之利”。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从各方面获得情报,立即指示红33军政治部作王三春的工作,争取王三春不战不和,就地驻守持中立态度。红33军政治部得令,派政工人员魏传统与王三春代表进行密谈,后来达成协议,彼此互通有无,红军给王三春菜油、草帽等物;王三春送来了一些驳壳枪和子弹。此后一般时间,红军在城口方面战事基本停止,未发生过大的战斗,但王三春等匪性难改,不愿投向革命营垒中来,终于被国民党消灭了。

王三春和红军的关系,很快被刘湘知道了。1934年10月下旬,刘湘在“六路围攻”遭到惨败后,就下令川陕军团围剿王三春部。11月10日,王从城口向陕西方向撤退,到大界岭又被陕军击败。12月11日撤回城口,又向巫溪前进。在此期间,王三春以3000之众,在巫溪与刘湘军队和民团激战20余日。1934年12月17日《新蜀报》以“王三春在巫溪与军团激战”为题报道:王三春到巫溪后,与刘焕章、齐明德、方海全等土匪合股。驻万刘湘部队于9日到达,进行分剿。

1934年12月31日《新蜀报》又以“巫溪匪肃清,刘焕章投降,王三春残部溃退陕鄂”为题报道:目前汤家坝股匪刘焕章、王三春等遭痛剿后,刘有人枪千余,听候招编,王部七八百人,分散行动,现又窜鄂陕境内,溃不成军。此时王三春的主力团长苟伯当,接受了刘湘收编,脱离了王的部队。

王三春逃到湖北竹溪县向坝场被打败后,将两个女儿寄养在竹溪一个姓范的保长家里,又收罗残部,带领妻妾向陕南转移。1935年3月20日《新蜀报》报道:王三春匪部退三元坝。此时犹有700余人,400条枪。19日已抵长田坝。

三元坝和长田坝等地,均在陕西镇巴南部,王回老巢,四处进行活动,又养成羽翼。  1936年3月,他返回镇巴攻打县城。时镇巴县城有保安队,人枪各四五百,由杨均率领。县长马志昆命令群众守城,并宣誓:“决心与城共存亡”。王三春人仅1000,枪约300。但他虚张声势,号称3000人马,给城里人写信道:“你们把马志昆、周瑜生二人之妻和黄一甲母子捉住,开城则放,否则攻城杀人”。这个信本来是虚张声势的,王三春写了信找人送去,随即打算退兵。那知马志昂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接到王三春的信,生怕别人暗算,带起两个中队人马悄悄走了。王三春正要退兵,但又发现马志昂逃跑了,于是马上折身转回,拼命攻城。将城攻下后,怒气大发,一把火把县城烧个净光。蒋介石得此消息后,急派19路军李纪南部将王赶走。王在川陕边境,人地两熟,时东时西。

1937年春节,王派部下数十人伪装乞丐,在靠近镇巴的四川万源县城侦察情况。1月12日,数百名匪徒从四面八方拥进县城,抢走枪枝100多支。王三春重回镇巴后,奸掠烧杀,故态复萌,人民群众恨之入骨。王见失去民心,不得已率残部东下安康。到安康后,国民党命令已经接受收编的苟伯当团从四川去招编王的队伍,王仍坚持“受调不受编”的原则,不愿投降。可是此时,其小老婆周云秀与其指挥官田希贞早已勾搭很深,极想摆脱王。苟团来不久,周、田即带数百人投苟。王三春势孤力弱,被迫渡过汉江,到宁陕、佛坪及秦岭山地进行活动。不久即遭国民党一个师的围攻。1939年,王三春因部队粮食困难,不得不化整为零,进行分散活动。他本人和其妻邓芝芳一起,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王三春无奈终于率众下山,官军于年底在户县铁索桥北太平峪,捕获王三春及其妻邓芝芳,1939年12月下旬户县坐马车到西安住预一师留守处。至此,动员近万人,为时一年整,终于将这个窜扰抗日后方,蹂躏陕南人民的巨匪擒获了。

巨匪的就范下山,轰动了西安的军政界。省保安司令徐经济和司令部的高级幕僚,纷纷到留守处会见王三春,并有消息说蒋介石要召见他。师长谢辅三已准备了护送去重庆的人员。蒋鼎文的意见:将这人留下,万一将来战局演变,在秦岭山区发动游击战时,这个人是有用处的。但听说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不同意,他认为王三春扰乱后方,破坏抗日,使陕南多少人家破人亡,田地荒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因为于是国民党的元老,有些地方蒋还得迁就他。就这样,王三春被押送到西华门保安司令部的看守所,押了一月多,最后被枪毙了。也有这样的说法,1939年12月31日,蒋介石下令将王三春在西安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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