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覆舟之痛
同治六年(1867)，南江县赶场镇刘钜涛病逝后，次子刘汉发肩负起”归籍修谱”的遗命，携《经单薄》自南江启程，拟循长江水道返武昌金牛镇。船至宜昌上游，猝遇洪水陡涨，浪覆客舟，汉发与随行人员俱殁于江流，年仅四十三。噩耗传回，赶场溪刘氏一片哀恸，龙池子大庄园遂于光绪年间售予成善顶与杜氏，田宅亦次第易主，刘氏声势由是稍替。
二、灾变背后的时代图景
长江中上游在晚清尚无系统堤防，夏季暴雨易致陡涨陡落，木船抗浪能力极弱。
同治、光绪之交，四川湖广间”粮一盐一山货“贸易繁盛，商旅密集，但航运保险缺位，一次船难即可令中等家族倾家荡产。
刘氏铁厂、田产收益虽丰，却高度依赖家族核心人物的个人能力；汉发猝逝，导致资产处置、资金回笼断档，加速了庄园分拆。
三、文献与口述的交叉印证
《南江县志·光绪补遗》载：”同治七年，邑贡生刘汉发，返楚修谱，舟覆于宜昌，人书俱没。
成氏后裔成良玉1951年《田房买卖草册》手写本记：”光绪五年，购得龙池子庄园全所，原主刘姓，因宜昌覆舟之变故，急售。
刘氏家藏《漆林坝支谱》（民国二十八年重修）在“汉发”名下仅书”殁于江，无嗣”，显为避讳之语。
四、未竟的修谱与家族记忆
《经单薄》随船沉没，使南江一支与武昌祖居地断档近五十年，直至1911年刘汉鼎之子刘昭麟再赴金牛镇，武昌起义爆发，未重续宗谱。
宜昌覆舟成为家族叙事中的”转折点”一老一辈常以”宜昌水”“喻指不可预测的剧变，教育后人分散风险、重视教育而非田产
民国初年，刘氏后裔多转向商贸、教育，不再集中经营土地，其经济模式与地理分布的嬗变，可追溯至这次船难带来的心理震撼。
五、历史启示
传统家族企业的脆弱性：核心成员意外即可触发”多米诺”式衰败。
航运风险对移民家族资产结构的冲击：一次自然灾害足以抵消数十年积累。
修谱、祭祖等文化行为在清代具有”生命工程”意义，商旅途中更需风险分散与备份机制。
六、结语
宜昌覆舟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悲剧，也是晚清长江商旅风险、移民社会脆弱性的缩影。今天重访漆林坝、龙池子遗址，残存石狮与铁厂渣坑仍在，它们默默提醒后人：在时代洪流面前，财富与庄园或许转瞬即逝，唯有文化记忆与坚韧精神得以长存。
（图文来自抖音号“古董厨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