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险与物流：清末民国时期大巴山南麓的商业活动述略

内容提要：清末民国时期的大巴山南麓，除垦殖土地、发展农业外，商业贸易 也很繁盛。文章选取秦巴山区的大巴山南麓作为地域范围，利用地方志、档案史  料、文集，以及田野调查所获民间文献，探明巴山南麓输出商品，以木料、药材、 山漆、木耳等山区土产为大宗；商人多为外地行商，本土坐商和货郎也不可或缺； 商业通道以渠江水系最为重要，汉江水系起辅助作用，陆路交通在串联市镇间也必 不可少；部分市镇的兴起，与商贸活动密切相关。

关键词：大巴山南麓；商贸活动；市镇经济；区域研究

引言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曾将区域研究的勃兴视为鉴别美国汉学界之“中国中心取向”的第二个特征。而在列举对中国历史进行区域研究的例证时，将20世纪50年代提出以“农村市场结构”与“宏观区域理论”理解中国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的人类学家施坚雅，作为重点介绍对象（[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8-188页）。施坚雅的区域理论，打破了中国传统史学自上而下的将“区域”视为“地方”的传统，开启了从区域认识中国的一条自下而上的路径，即“从个人理性的行为出发去建立一种关于中国大一统结构及其历史周期的解释”（刘志伟：《溪畔灯微：社会经济史研究杂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7页）。但这一开创性的理论视角，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批在今天被誉之为“华南学派”的学者们，试图从珠江三角洲入手，探讨一种认识中国的区域路径，施坚雅的理论才逐渐被中国学界所知。这些彼时年届而立的学人们，尽管后来数十年都主要以华南地区为研究区域，但在重写中国史”的目标下，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在理论上的创见，则使区域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而被学界熟之。近些年来，接续华南研究的江南地区和华北地区，也被视为区域研究的重镇，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历史上被视为苗蛮从聚的南岭山地，也正在被定义为一个独特的区域研究单位，吸引了一批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的跨学科探究。（近年来，中山大学一批从事历史地理学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创办的《南岭历史地理研究》,便发表了多篇在区域历史地理多学科综合研究关照下，就南岭山区的政区、族群、社会等问题展开研究的成果。）与之相应的是，作为施坚雅所划分的中国九大巨区中的长江上游、西北和长江中游三大区域中处于多个行政区划的交汇之地的秦巴山地，并未获主体地位（目前，有关秦巴山地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其中又以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团队以及武汉大学鲁西奇和张建民等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他们聚焦于明清秦巴山地的开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变迁等问题。此外，秦巴山地作为蜀道交通的重要组成，在严耕望、蓝勇、王子今、辛德勇、马强等的历史交通地理研究中，也多有发挥，其研究有待深人。）

本文选取秦巴山区的大巴山南麓作为地域范围，立足山地本身，从商品、商人、商道等角度对清代该区域的商贸活动进行初步研究，证实其商业活动的繁盛，并且认为这一区域性的商贸活动与全国性商业网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试图回应山区“封闭”“自足”的传统印象。

一、清末民国时期大巴山南麓的商品

清代大巴山南麓在行政区划上为保宁府、绥定府和夔州府地界，下辖广元县、昭化县、南江县、通江县、巴州、东乡县、城口厅、新宁县、大宁县、达县、渠县、太平厅等十余个州、县、厅。其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谷纵横，平地较少，原始森林遮天蔽日。被视为“老林”的大巴山，农业生产条件有限，但却蕴含着丰富的山区资源。这些资源一方面为山民提供了生活之资，另一方面也成为大巴山重要的对外贸易物资。各地商人为了盈利，不辞辛劳，穿行于巴山老林。他们收购木耳、桐油、生漆等山区特产销往山外，同时，将山区百姓日用品如棉花、布帛、盐巴、药品、糖行销山内，将山区与山外勾连起来。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说“山内木笋、纸、耳、香蕈、铁、沙金各厂，皆流寓客民所借资生者”,而更为详尽的记载则见于清代方志“物产”之“货属”类和民国方志中的“实业”或“商业”篇内。民国十一年《南江县志·实业》:

南江土产极多，故输出之土货亦多。由巴江输出者，以木料、药材为大宗，牛羊皮、猪毛、木耳、黄花次之，蓝靛销汉中，茶销甘肃，丝销成都。余如长池之布，高山之漆、蜡虫，低地之桐油，北路之云纹石、棹面龙纹石碑板，均行销邻境及下江一带。银耳近年始渐有出品，行销上海。

输入之品，以汉中之棉花，下河之糖纸为大宗，近年复畅销洋货、绸缎。

民国十三年《巴中县志·实业》:

输出之品：米、布、丝、棕、木料、姜、蔗、草帽、草纸、叶烟、牛、羊皮、猪毛，恩阳河之铁器、渔溪乡之药材。
输入之品：以成都之缎，阆中、南充之绸，重庆之药品，南部之盐，太平之茶，汉中之棉花，渠县之水糖、土碗为大宗。近年复畅销洋货。

民国二十年《宣汉县志·职业志·商业》:

清道、咸时，以麻为大宗，故江西麻帮、万寿宫麻市，今尤可考。次则黑耳，前河一带，多以此起家。同、光、宣及现今，则以鸦片为大宗，每次开帮，辄百数十担，或千余担。次则木料，复次若桐油、茶叶、棓子、白耳、牛羊皮、猪毛、小肠、白炭、生板、毛铁、出口丝，而药材尤多，至百数十种，木材渐杀，丝绝迹矣。

由此可见，山内物资除满足山民生活所需，更通过山区商贸网络北上陕甘、东出荆襄、南下蜀渝，其中除“洋烟”为戊午以后引入，其他均为山区固有资源，以竹木、木耳、茶叶、桐油、药材为大宗。

秦巴山区物资，首当竹木。早在明永乐年间，巴山所产楠木便作为皇木远供京师，通江县文胜与长胜两乡交界的石洞口曾于1987年发现一通记载明代采伐楠木的石刻铭文：

永乐四年八月十三日，钦奉圣旨，采办木□。本县原差总甲马廷史管领仓谷悍夫人等，前在白崖山场内采办堪中楠木十筏，致十二月，拖拽直抵肖口河，下运赴重庆府，接迎赴京交割。太岁次丙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记□。

有清一代，巴山虽无采伐皇木之政府行为，但其林木之富，在嘉庆以前，应无异议，它们不仅可以作为商品外运以供城市之需，还可作为原材料用于造纸。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猴柴厂砍伐之木，不须美材。……用船、用牛车，装运城市贩卖。穷民用青蜈数百，贩买猴块，劈作捆把贸易，亦日得数十文，借以糊口。

清代中期，秦巴山区以竹木造纸更为普遍，当时纸厂林立，所造之纸不仅供本地使用，甚至远销秦陇、荆襄等地，严如煜《纸厂咏》:

虽无茧绵坚，尚供管城使。驮负秦陇道，船运郧襄市

其他如木耳、菌类、药材、山漆等不胜枚举。以药材为例，民国二十一年《万源县志·食货门·农业》便记载：

县属高山，农民专务种药，如厚朴、杜仲、黄连、桔梗、党参、大黄、柴胡，及采野生各药品，贩至绥定及陕西兴安等处出售，亦农家副业大宗也。

而木耳则有黑、白两种，其中以白为贵，有“银耳”之称，今日仍为巴山特产。清代为防止盗卖各种资源而刊立禁碑的现象，在巴山等地十分常见，如陕南平利县牛王沟牛王庙光绪二十二年(1896)《牛王沟公议禁盗碑》:

我境土瘠民繁，五谷为养命之原，货财亦糊口之助。……
一禁：漆子、漆根，不得强打私挖，故违者，一经查获，轻则听罚，重则送官。
一禁：所栽、所下漆秧，倘有盗窃，一经拿获，即以盗贼论，送官重惩。
一禁：明捡枯薪，暗伐漆树、耳树，一经拿获，鸣公听罚。
一禁：枸树、枸叶，亦农家出产，不得强采，故违者，查获听罚。
一禁：桐子倘一家将捡，九家未打，不得混杂入扒，故违者，查获听罚。

此类禁碑还有岚皋县洋溪乡宣统元年(1909)《洋溪护漆戒碑》、汉阴县上七里乡民国十二年《上七里禁耳山碑》、汉阴县塔岭乡桃园村民国十九年《桃园村护耳山禁碑》数通。而在大巴山南麓，也较为普遍，仅张浩良在通江境内便搜录有《浴溪蚕茧梁禁碑》《板桥木耳厂碑》《大字坎禁碑》《涪阳娃娃岩耳山会碑》《韩曹二地重建木耳山会碑》等近十通。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商贸物资，其所有权纠纷已经引起地方社会的普遍关注。

除此之外，生猪以及猪鬃对大巴山区的居民而言，也是一种重要的物资。饲养生猪不仅可供食用，而且也用以交易。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八：

山中多包谷之家，取包谷煮酒，其糟喂猪，一户中喂猪十余口，卖之客贩，或赶赴市集，所得青蛱，以为山家盐、布，庆吊、终岁之用。猪至市集，盈千累万，船运至襄阳、汉口售之，亦山中大贸易，与平坝之烟草、姜黄、药材等同济日用。

此种现象也可证之方志，如乾隆四十年(1775)《太平县志·风俗》:

地多险峻，稻田不过十分之一，全赖锄挖。山坡遍种杂粮，以资衣食，但津河不通，粮食无从运销，惟以包谷饲猪，变易盐、茶、布匹。

在清代、民国时期的四川方志中，记载各地输出之商品，多有猪、猪毛、猪小肠等，这也说明对山民而言，猪的饲养较为普遍，是农户收入之重要组成。

二、清末民国时期大巴山南麓的商人

傅衣凌在研究明清时期的商业活动时，先后对浙江龙游商人和河南武安商人进行了考查，关注到内地山区因多种经营，经济产品需要出售，从而造就山区生产商品性的特点，这易于促进商品经济成长，产生地域性的商人集团。相对于浙江龙游和河南武安，秦巴山区的地域范围更广，商品种类更多，商业活动也十分繁盛，但这些商业活动是如何完成的，是否形成了地域性的商人集团，以下略做探讨。道光二十四年(1844)《城口厅志·风俗》:

外来就食者，亦颇多居老林者，以木料、木器为利。居民少逐末，百工匠艺，多别省、别邑之人，商贾亦多外来，以棉花、布帛、杂货于场市与四乡居民赶集交易，复贩卖药材、茶叶、香菰、木耳、椒蜜、猪牛等物往各省发卖。

如果说城口厅地理偏僻，居民质朴，不习商情，其商人多为外来之人，那么,得地利之便的水陆要冲渠县，其商贸活动则频繁可见。渠县为巴山南麓商业重镇，清末民国时期商帮林立，商会组织发达，民国二十一年《渠县志·实业志上》:

治城商帮有杂货帮、药帮、盐帮、木帮、折烟帮、船帮、山货帮、药材咀片帮、草纸帮、白纸帮、干菜糖食帮，各设同业公会属场，如李馥、临巴、鲜渡三处，均设商务分所。其经费有经纪所得，捐案费、征收公秤、票钱，年约三千余元。

尽管清代渠县等地商业呈繁盛之貌，但渠县商帮依然以客商为主，本地居民重农轻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较少。同治三年(1864)《渠县志·风俗》:

商贾渠地水通巴渝，陆通保顺，市廛鳞次，而居湫隘□尘，通商大贾，皆流寓者为之。百货麋集，盐铁、药材、绸布为最著,列肆居奇。惟茶房、酒肆，则土著也，亦可见其概矣。

土著居民在市镇开店经营，虽不乏其人，但主要从事茶房、酒肆等服务业。民国二十一年《渠县志·礼俗志(上)》再次强调这一现象，并试图寻找其缘由：

渠地西北多山，而东南多水，民安其居，乐事劝功，其秀良者，既不轻去乡里，故无富商大贾，而椎鲁少文者，习勤俭，尚朴素，亦势使然也。

与渠县毗邻的绥定府新宁县，不当水陆要冲，商贸活动依然以外地商人为主，他们占据县中要镇，开店列肆，其中湖广籍人占据半数，而当地人仅在乡场集市以自家所产布帛、菽粟互通有无。同治八年(1869)《新宁县志·风俗》:

凡富商大贾云集，必于水路通衢。邑属僻壤，不利舟车，其列肆贸贩者，半系楚籍。新民居积如绫锦、丝絮、瓷器、海物之属，皆致诸古飲,与邻封之开、万，亦惟近郭普安场始能如是。若乡场交易，自布帛、菽粟外，他物殊少。

由以上材料可见，活跃在大巴山区的商人多为外来客商，本土从事商贸活动的人较少。但大多材料并未言明外来客商之籍贯，也无法判定以经营范围而结盟的各商帮，是否还受地缘因素影响。民国二十一年《万源县志》却为此提供了信息，该志不仅详细记载了商品种类，而且记载了商品的销路与商贩来源。

表1 民国二十一年《万源县志·食货门·商业》所载商品与商人

上表显示，万源县的商人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以陕、甘、楚汉为代表的外省商人和以顺庆、保宁、绥定、万县等地的本省商人，也有县域范围内的本地商人。陕甘商人主要经销茶叶、蚕丝、竹木，以及锅罐、土碗等生活用品和钢铁、铁器等生产用品；楚汉商人多经销木耳、竹木以及洋烟；而本省商人则主要经营桐油、山漆、牛羊皮等。这些外来客商，不仅影响到巴山南麓的商业经济，而且对地方社会也有一定影响。以明清时期巴山南麓的移民活动为例，部分家族的迁入便始于商贸，道光二十四年《城口厅志·风俗》:

外来入籍者，谓之“客家”。附近州县及湖广、陕西、江右之民，始则贸易或佃耕，继则置业者居多。

笔者实地调查也发现类似记载，如南江县北极乡范家山村四组道光二十三年(1843)李柴子、李杨氏墓碑铭文：

上川贸易于保宁府南江县崇清乡大河口场，不数年，积有多，□买范家山田地数处。……公自嘉庆十八年，与嗣君上川贸易于场，置□

李柴子入蜀经商，后买田置地，世居于此。这种因贸易而定居巴山南麓的情况，在明代即已出现，如通江唱歌乡石板溪村靳家坝嘉靖元年(1522)靳学、靳赵氏墓碑铭文：

祖□□县量禄里人氏，于成化年间，到于通江县地方，买卖生礼。至正德十一年内，买到麻巴里何□祭□田□。

三百年后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靳氏子孙再次为入川始祖靳学立碑，其铭文“靳氏一宗乃通邑一大家，而溯其先，实始自学公。公原籍关西宝鸡县量禄里人氏”显示，当初卜居之地已更名为“靳家坝”。此类经商入川的例子，从明末清初，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后期的“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活动。靳学、李柴子算是幸运者，历史上还有大量外来客商，客死巴山，如清初通江李蕃《题中山狼传》中，便记载了一则秦人避乱蜀中的材料：

余年十二三时，丁蜀大乱。总兵某不能御，而力诛秦人。秦蜀唇齿邦也，且吾乡为商贩丛集之地，秦人客此甚多，冤死者无算。

至于本地商人，则往往充当各种外商的掮客，深入贸易之最末端。以生猪交易为例，便多先由小商贩到农家收购，再贩运至市集贩卖给大商贩，最终装船运往荆襄等地。那些直接与山民完成交易的小商贩，多为当地农民，仅在小范围内兼营生猪贩运，如嘉庆年间参加白莲教运动的高名贵，在被捕后的审讯中供称：

高名贵供：年四十一岁，祖籍湖北襄阳县人，搬在云阳县硐溪坝居住。……平日务农，并贩猪生理。

在居民分散的山区，这些流动的小商贩显得尤为重要。由此可知，巴山居民业商之人并不鲜见，只是少富商大贾，多小商小贩。至民国时期，此种情况有所变化，本地商人不再局限于一乡一土，民国二十年《宣汉县志·职业·商业》:

邑人居奇致富者，间或有之，挟资远行者，百不见一，盖重利轻别群，以此为大戒也。近日，风气大开，已渐更其安土重迁之习惯。沪、鄂、甘、陕，利之所在，无远弗届。

有清一代，居住在大巴山区交通要道之居民，多能突破本地、本乡、本城之界限，在区域性商贸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民国二十一年《万源县志·食货门·商业》:

万源水陆交通，俱感困难，商业微不足数。在昔承平时代，著名商场，如东路之固军坝，南路之罗文坝，西路之竹峪关，北路之大竹河，比较稍优，然多楚汉及巴、绥、渠、万客籍商号，属于土著仍少。

此则材料中的巴、绥、渠、万客籍商号，大多因地处水陆交通要冲，了解商情，往往得风气之先，从而致力于商业贸易，并发家致富，享誉乡里。以渠江上游之巴州为例，虽道光十三年(1837)《巴州志·风俗》言其“人安俭约，惟尚农桑”“其人大率，质朴而少文，刚劲而尚气，勤苦力作，尚无芬华靡丽之习”。但该志开篇“巴州全图”之文字表述，又言“其间分列市场六十余所，以资贸易”。检全志人物，业商之人也并不鲜见，详见下表：

表2 民国十三年《巴中县志·人物》所载商人

以旧时编纂方志之思想，能够以商人身份人志之人，不仅需在商业经营上十分成功，而且往往对地方公益也有所贡献，或者由商转儒，兄弟、子孙获得功名。表中所载正是如此。这也说明当时经商人数颇多，这在笔者实地调查所得的碑文中也有所体现，如巴中市三江镇道光三十年(1850)刘尧佐墓碑铭文：

阅公生平，经营三江，义利分明，交友以信，待人以诚，虽家资巨万，阡陌连云，而好善乐施，周恤邻里，咸以仁厚长者目之。

上述材料表明，这些商人致富之后，多买田置地，重视子孙教育，同时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

总而言之，清代大巴山南麓商贸繁荣，商人汇聚。其中既有陕甘、楚汉等外省客商，也有顺庆、保宁、绥定、万县等区域性客商，地方性的小商小贩也在交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无论籍贯何处，经营范围怎样，大巴山物资之进出均有赖于这些走南闯北、贸迁有无的商人，他们促使了巴山地区“物的流动”。

三、清末民国时期大巴山南麓的商道

大巴山虽地势险峻，山谷纵横，但作为川、陕二省分界之山脉，历来为南北交通必经之路，著名的金牛道、米仓道和荔枝道均为大巴山南北通道，而其山间小道更不胜枚举。就水路交通而言，大巴山南麓的西部以嘉陵江航道为主，而其东部则主要是渠江航道，其中巴河为其正源，流经巴中、平昌、通江等县市，到渠县三汇，接纳从其西北而来，流经万源、宣汉、达县等县市的州河，上游支流共计34条，总长37000千米。这些河流像血管一样，将大巴山区勾联为一体，在陆路交通不便的明清时期，是大巴山南麓物资流动最重要的通道。而沿河城镇得地利之便成货物集散之地，故地方志在记载山川、交通时，往往会言及航运。以巴河上游之巴中为例，民国十三年《巴中县志·坛庙》:

巴州，梁益奥区，川陕重镇。北通兴、汉，连云之岭万重；东达渠、渝，襟水之涂千里。

上述材料简要概括了巴州地理形势，虽言及水路可以东达渠、渝，但较为含糊。而道光十三年(1833)《巴州志·巴江水道原流图》卷首“巴江水道源流图”注则指出：

州水有三派，其自蟒潭河入者，北水，即古渝水也；自木门河入者，清水也；自通巴河入者，巴水也，三水会于江口镇，合而为巴江，众流皆附之，以达于渠河，源远流长，有自来矣。……江口而下，始有商船，春夏小艇可达于州城，秋冬水落，则至曾口而难上。

实际上，清代渠江商船有时也能直抵巴州城，巴州南边重镇恩阳镇便因航运而兴，如民国十三年《巴中县志·慈善》收录清代唐正恩《恩阳场义冢碑序》:

州西恩阳场，为商贾辐之区，闾阎鳞次，其聚而居者不下千有余家。

道光二十一年(1841)《巴州志·场镇》:

又二甲恩阳河，分老场、新场、回龙场，三场并列，对河鼎立，人烟稠密，州中场市，此为最巨。

正因其地当巴河上游水路要冲，商业发达，来往客商众多，因此成一商品集散之大镇，当地俗语“通江河，南江河，好耍不过恩阳河”,便是恩阳繁华的体现。而恩阳镇上之商品交易市场也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空间格局，这在一首恩阳民歌中有生动呈现：

义阳山红梅阁名传久远，文昌阁犹如那宝殿金銮。
回龙街有二十四家盐店，后街子猪牛肉挂在两边。
伞铺街满摆着干货雨伞，禹王宫卖的是棉线土烟。
半边街专门卖蔬菜海鲜，鸡神楼摆土布上万成千。
起凤桥卖的是鸡鸭鱼蛋，河坝里猪牛市经纪操盘。
上正街卖竹器锅盆碗盏，下正街纸货花色都齐全。
新市街卖绸缎官绅挑选，河坎街糖糕饼远销巴南。
桶市街水粪桶任你挑选，王爷庙米粮市贩子梭穿。
姜市街卖生姜四季不断，乌龟包鸽雉鸠野味美餐。
鱼市街售鱼鳖恩河特产，横街子柴和煤堆积如山。
黄桷树骡马市牛鸣羊咩，皂树街小百货样样齐全。

再以州河为例，当地方志也记载商贾与河流之关系，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重修东乡县志·舆地志》:

三河之水，亦称“三江”,俱发源太平，下达重庆，流通货物，商贾便之。

东乡后更名为“宣汉”,为前江、后江交汇之所，船能直达城下，而在东乡更北，地处万山丛中的万源县，虽水运不便，但县境内部分货物还是通过小舟南运出境，民国二十一年《万源县志·舆地门·河流》:

又十里，至大水荡，交东乡界。又百二十里，至普光寺，与中河合流。又九十里，至东乡，与前河合流，下达绥定、渠县三汇，与巴州大河合流，经广安、合州至重庆入大江。上运之货重，载至绥定，另用小舟提拨，可运至罗文坝止。更上，滩多水浅，不能通行，间有小舟运铁，节节短拨。近年有人倡议，由罗文坝、长坝开至白沙河，载运上下货物，出资试办，无效终止。
……中河一名“中江”,又名“千江”,河源出县东北城口白支山。……又五里至官渡交东乡界，西南流九十里至普光寺，与后河合流。此河小舟上至固军坝止。上运之货以盐及黄表纸为大宗，下运之货以花布、茶、铁为大宗。

大巴山中的情况应与万源类似。水运不便的还有南江县、通江县、太平厅、城口厅等县厅，这些县厅地处巴山腹地，位于渠江各支流之末梢，虽有河流将其与渠江主干道连通，但因河流湍急，潭险礁多，不利航运，物资流动只能以人力负载，如巴河上游之南江县，旧名“难江”,便因为“道狭而多石，舟楫不通，难江之名盖缘于此”。据道光七年《南江县志》载，道光年间县令胡炳曾“疑其源源不竭，何以不通舟楫，问之土人，则习与相忘久矣”,而该地“商贾之辐揍，行旅之往来，有无之贸迁，在任以肩背备矣”。胡炳虽致力疏通河道，但收效甚微，结果仅使“小舟可通巴州”。正因为水路不通，南来北往之货物，在巴山腹地之厅县，多靠人力负载。今天在川北方言中有“背老二”“背二哥”等词汇，便指以背运货物为生的人。这些人因长年负重奔行于山莽之中，为排遣寂寞，吼出的高亢、粗犷的山歌，也称之为“背二歌”,如流行于通江的《背二歌》:

背老二，挑老三，翘翘扁担拷高肩。
背老二，背得苦，全靠夜晌午。
背老二，是个怪，越背越轻快。

背二哥不仅将山间货物背负至沿河码头，也将外来货物背负至巴山南麓各乡场，同时，他们还是实现大巴山南北货物流通的关键。在大巴山南麓诸多厅县中，万源县和城口厅是少有河流直达汉江水系的厅县，万源县东北部之大竹河，向北流经陕南紫阳县，与汉江相汇，民国二十一年《万源县志·舆地门·河流》:

又三里，至沙嘴，白杨溪水入之(源出二州垭，流经火烧湾)。又五里，至木兰洞，交陕西紫阳界。又流经百八十里，至紫阳县入汉江，湖北花布由襄樊溯运至紫阳，另用小舟运至大竹河止。太平土产茶、铁、药材，亦由此下运焉。

陈明申《夔行纪程》:

自定远白庙塘上龙坡入川境……至大竹河，商贾聚集，为太平通水程之所。河自东而西可行船，山内所产药材、茶叶，由此顺流而下，至陕西紫阳任河口，计程三百六十里，合汉江，直达襄樊。

大竹河虽以小舟运载，但乃是商贾往来之要道。大竹河与县南汇入渠江水系的河流间，也需人力负载，故民国二十一年《万源县志·舆地门·河流》又补充道：

花布由湖北溯汉江至紫阳县，另用小舟运至大竹河，雇脚负至安家河，行销绥定、广安一带。

整体而言，大巴山南麓之水运以渠江为主，渠江也因此成为货物流通之最重要通道。沿线之场镇，在巴河以恩阳镇和江口镇为巨，在州河则以宣汉、达县为巨，尤其是达县，在川东北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曾先后为州、府所在地。清代中后期，湖北、重庆等地客商往来渐多，商业兴起，到民国二十四年，达县城区便有盐、糖、杂货、油、酒、粮食、药材、山货、土纸、煤、铁、青麻等商帮40余个,商业之繁盛，可见一斑。民国二十七年《达县志·礼俗门·风俗》:

县属境有河二：前为州河，上接宣、万，后为巴河，上通通、南，而皆汇于渠县三汇。至陆路则由县至万，可四日程。水路转运，亦云便矣。城中为商贾会萃之地，列廛圜匮，奚啻万家。旧日营商业者，除谷米粮食囤积贸易外，次则盐卤，次则糖酒，皆来自外县。而出口之货，则明月乡之表纸，翠屏乡之青麻，与各乡之桐油，较为大宗而已。近则洋货内侵，土药坐销，茧丝不及夫往日，煤铁不售于远道，商业日就凋敝。

而巴河与州河相汇之渠县三汇镇，一度有“小重庆”之称，民国二十一年《渠县志·实业志(上)》在记载“三汇商会”组成时，对其商帮有详细罗列：

三汇镇为川中商业巨埠之一，故三汇商会于光绪丁未成立，会员为青麻帮、干菜帮、酒帮、油帮、铁帮、匹头帮、药材帮、米粮帮、山货帮、木帮、水粮帮、色纸帮、棉花帮、炭帮、陈衣帮、大烟帮、船帮、色布帮、金银铜锡帮，凡十九帮所组织，以盐秤、油秤、糖秤、麻秤、谷米杂粮斗票等，捐为常年经费，约二千钏。属场成立分所者，有涌兴、土溪两处。

民国二十六年《渠县概况调查》:

三汇镇当州、巴、渠汇合之处，举凡通(江)、南(江)、巴(中)、宣(汉)、万(源)、达(县)之羊皮、木耳、川贝、药材、茶叶以及重庆合川运来之白糖、海带、干菜等，皆在此成交，市场繁盛。

可见，大巴山南麓之货物，顺巴河、州河总汇至三汇，后沿渠江而下，经合川而达重庆，再顺长江水系而东出夔门，到达荆襄，从而将区域性的商贸活动与全国性的商贸网络联系起来，实现物的流动、人的流动，以及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余论

人类学家施坚雅在研究川西平原的农村市场时，认为市场“无论是作为在村社中得不到的必要商品和劳务的来源，还是作为地方产品的出口，都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据此，他提出了“基层集镇”的概念，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了中国农村的市场体系。笔者认为，从平原地区推演出的这一理论，也适用于分析大巴山区的市场体系。处于该体系最末端的“基层集镇”正是场镇、市集，它们零星地分散在巴山中，一方面通过定期的交易与乡民建立起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又处于渠江流域商贸往来的终端。如嘉庆二十年(1815)《东乡县志·风俗》:

盐商、茶商，各颁引于一邑行销，列肆居贾者，惟大场始有。各场或以一、四、七日为期。至期，四乡各持货物，赴场贸易，谓之“赶场”。

光绪八年(1882)《太平县志·场市》:

太邑居民，类多零星，散处各场，相距远近不一。大者二三百户，小或十余家不等。趁墟之货，以油、盐、米、布为大宗。每至集期，攘往熙来，无不各得其愿以去。

与川西平原不同的是，大巴山区的基层市场与中间市场并不一定构成几何学上的六边形结构，民国二十一年《万源县志·营建门·乡镇》:

罗文坝，治南二百里，集期二、五、八，原属四保。又二十里，大水荡交宣汉界，商务较为繁盛，盐业为大宗，邻县多到此购还。
大竹河，治北一百四十里，集期二、五、八，原属十保。由陕运来棉花，及县属所产药材，多集中交易，商业较盛。

罗文坝、大竹河之所以能在万源境内成为中间市场，并不源于它与周边基层市场的关系，而是得益于其作为物资集散之所的地位。当然，基层市场之形成，应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有因地处商道而成市的，如恩阳兴隆场，当为巴州通往仪陇、南部、南充的咽喉要道，因过往客商较多，即有李姓兄弟在此经营日用杂货，接待过客食宿而逐渐形成的市集。恩阳渔溪寺位于巴州、苍溪、阆中三县之间，在清雍正年间建场，并形成了两场、两街的格局。也有因特殊原因而迁市的，如民国十三年《巴中县志·坛庙》收录清代唐芝荣《兰草渡文昌庙碑序》:

迩乃兰草渡场，嘉庆七年自东移西，新开斯市，十有余年，庙宇未建，焚献无所。有周、何、张、邓、王诸公等数十余人，家崇文教，户习诗书。值文治之光华，念尸祝之有地。乃集众建议，募化四乡及江中载货商人。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清代大巴山南麓的商贸活动并非是限于大巴山内部的区域性活动，它们一方面通过各类型商人与全国性的商业网络链接在一起，另一方面，又通过基层集市连接了乡民的日用生活。这种网络的形成，得益于水路交通。巴山南麓的商业通道，以渠江水系最为重要，汉江水系起辅助作用；陆路交通在串联市镇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市镇的兴起，应与商贸活动密切相关。

作者：李国太，黄尚军。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来自《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二十辑）P164-P176》